“我敢大膽地說，這個草案不過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國主義設想的要求而已。”
影佐看了這個文件，“不禁為之黯然失色”，他斷言興亞院的方案是“一曲挽歌，甚至在汪政府成立之前，就標誌著和平運動的失敗”。清水書記官等人認為：如果以此文件為基礎與汪精衛談判，就會使人懷疑日本的信義，對日本極為不利。即使汪接受，對“和平運動”也不見得奏效。他們甚至建議影佐把它退回去，“要求重新考慮”。但影佐勸他們說：
“對於興亞院的決定事項，我也感到不高興，然而一經奉命以此進行談判，正確的辦法就是忠實執行。”
11月1日，影佐寫信給汪精衛，並附上談判條件。汪精為大為不滿，親筆回複影佐：
“蓋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有相當差異，頗以為憾。……希望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議東亞問題。”
汪精衛抱著對日本的幻想，希望能通過談判取得日方讓步。
在談判桌上，汪精衛首先表示：讀了日方提出的草案，既感驚訝，又感安心，安心的是日本的要求不可能比這更多了，驚訝的是所涉範圍非常之大，堅持今後的討論應該以重光堂會談、近衛聲明以及汪精衛訪日時的約言為基礎，超乎三者以外的，難以接受。談判是在討價還價中進行的。從11月1日至12日，共開了七次會議，對日方的草案提出了一個修改案，但仍有17個重要問題作為懸案而留了下來。參加這次談判的陶希聖事後憤怒地說，日方提出的條件，所包含的領域，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包括的事物，下至礦業，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大陸上則由東南以至於西北，這一切的一切，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製。此後，日方雖在一些枝節問題上作了“讓步”，但對實質問題卻寸步不讓。最終，12月30日汪精衛在密約上簽了字。
為防止這一密約的賣國行徑在全國激起義憤，日汪雙方規定，這一密約“永不公開”。可是不到一個月，高宗武、陶希聖乘汪精衛等去青島開會，叛逃香港，將這個見不得人的密約，暴露在世人麵前。
高宗武，原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他是汪精衛通敵的第一個牽線人，也是“和平運動”的所謂八個“首義”分子之一。但汪逃到河內後，高繼續與蔣政府保持聯係，因此失信於日方，也失寵於汪精衛。6月間，當高隨汪赴日時，日本方麵甚至想乘機將高扣留，因汪不同意而作罷。後來汪在組閣時，沒有滿足高想當外交部長的願望，使高宗武心生異念。
陶希聖也是汪派的老牌漢奸，本想充任油水大的工商部長，不承想汪精衛將這一肥缺送給梅思平做人情，陶隻撈了個宣傳部長。在宣傳部裏，副部長林柏生又是公館派的骨幹，哪裏把陶希聖放在眼裏。同時陶與周佛海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因此，每逢兩人相遇，高、陶總是牢騷滿腹，每每產生離意。
軍統特務將此兩人情形向重慶作了彙報，於是，宋美齡親自出馬，“規勸”高宗武妻子，要她說服高宗武離開汪精衛。蔣介石也托人給高宗武帶去他的親筆信，稱之為“浙中健者”，以同鄉之誼進行拉攏。於是，高、陶“去誌遂決”。他們臨逃之前，偷偷拍攝了日汪密約原文，在軍統特務的協助下，於1940年1月逃至香港。1月21日，香港《大公報》刊載了密約全文。之後，陶希聖回重慶，經陳布雷舉薦，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幕僚，1943年蔣介石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就出於陶之手。而高宗武則拿了大筆美金到美國做起了寓公。
關於高宗武出逃的事件，李士群本人深感內疚，他認為這是他的失職。
事前，李士群的手下注意到了高、陶的不滿情緒，發現他們倆雖住在虹口，但每天晚上都到租界裏去策劃什麼事，直到深夜才回來。他們總是在租界的入口處下車，在那裏謝絕了日本憲兵的護送，步行進入租界。汪氏漢奸集團時常有人對他們的這種奇怪的行動議論紛紛，但又不能無緣無故對汪派的領袖人物的自由加以限製。到了最後，李士群還是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到晴氣住所，說：
“高先生他們打算潛逃去香港，現在不采取行動，將不堪設想。”
晴氣對此半信半疑，最令他頭痛的是，搞不好會沾一身腥，於是他除了要李士群再去搜集證據，而一點辦法也想不出。李士群卻十分有把握地說：
“高先生正在作回重慶的準備，好像還準備把汪派的秘密作為其回重慶的獻禮。假如我們稍稍給他點厲害嚐嚐，他馬上就會坦白。我們不妨神鬼不知地先把他綁架來。如果他招了，就悄悄把他幹掉，你就佯裝一無所知。”
晴氣對李士群說，汪精衛本人也察覺了高的可疑行徑，但汪對影佐少將講：“高先生是老同誌，對他雖有些不尋常的傳說，但還不至於背叛，希望不要過分聲張。”
既然汪已打了保票，影佐和晴氣也無可奈何。因此，晴氣沒有附和李士群的意見，但李士群卻似乎下定決心要調查到底。
一天，高宗武突然跑到晴氣家中，來告李士群的狀：
“最近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盯我的梢，‘76號’實在太不像話了。”
晴氣見事有不密，被人識破，心裏對李士群的行動有氣，便無可奈何地說：
“對於你這個前輩還不至於出失禮的事來吧。為防止萬一，我馬上調查一下。可是，我聽說你不帶士兵獨自一人走路，現在租界裏晚上還有危險，請你多加小心啊！”
自此，李士群的行動更加小心而詭秘了。“76號”的黑手開始從遠處包圍高宗武等人，隨著包圍圈的逐步縮小，蒙在鼓裏的日本衛兵日益緊張起來。他似乎感到敵人的刺客迫近了，決心以生命來保護高宗武。他向高宗武提出護送他去租界的要求遭到拒絕後，便每天晚上等候在租界入口處迎接高宗武。
李士群原本打算在高宗武等人在虹口乘上汽車時連人帶車一起弄到人群稀少的閘北進行秘密審訊。因此，“76號”的特務就充當了駕駛員。隻要命令一下達，高宗武乘坐的汽車就會不駛向租界而改道朝閘北方向駛去。但是，這個衛兵的忠於職守，使這項計劃破產。不久，這個衛兵由於勞累過度和緊張而精神失常，當他被送到醫院時，還繼續不斷地叫喊：
“高先生，危險啊！當心那個駕駛員。”
由於衛兵的神經錯亂，“76號”不敢再像從前那樣緊盯著高宗武，因而放鬆了監視工作。高宗武和陶希聖自從去醫院探視了那個可憐的士兵後，就不再到租界那邊去了，使李士群等無計可施。
李士群由於在防止高宗武等人出逃問題上遭到了失敗，他向汪精衛表示了深切的歉意。其實，這也是汪精衛本人的過失，是他忽視了高宗武等人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