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約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編撰的《春秋》開私人修史先例，他的學說成為中國2000多年封建文化正統思想的本源。在中國，2000多年來因孔子的思想影響深遠，他被人們尊為“聖人”。
大約公元前551年，孔子誕生在魯國陬邑（現在山東曲阜）。魯國東南有一座昌平山，山下即古昌平鄉，昌平鄉東有一座不太高的小山，名叫尼丘山。父母認為他是尼丘山賜予他們的，便給他起名為丘，字仲尼。孔子3歲時，72歲的父親不幸去世了，孀居的母親隻好與年幼的孔子相依為命，在貧困中度日。
當時的魯國都城曲阜是魯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典籍豐富，名師眾多。因此，孔子自幼就生活在曲阜的傳統文化氛圍中，接觸到保存得比較完整的周王朝的典章文獻、禮儀製度。孔子的母親為了讓自己的兒子將來能夠光宗耀祖，繼承先聖商湯的業績，長大後成為有出息的人，教他學習周王朝的《詩》、《書》《禮》、《樂》。因此，他在父亡母寡、家道中落的情況下，仍然發憤學習周禮。
小時候的孔子是個聽話又好靜的孩子。當他一個人遊戲的時候，常愛擺設“三寶”，學祭神的動作。“這孩子與眾不同，竟然能做敬神的遊戲，真難得。”他的母親看著幼小的孔子做遊戲，常這麼想著。盡管他們吃穿都不如別人，母親還是常給孔子講孔家曆代祖先的輝煌故事。不知不覺中，孔子幼小的心靈中產生了“我要努力，不辱沒祖先的榮譽”的信念。
孔子的母親因終日操勞變得體弱多病。每次母親病倒，孔子都盡心地服侍左右。當母親病情嚴重時，他便衣不解帶地陪伴在她左右。母親有時看他太辛苦了，便勸他去睡一會兒，可是他一直不肯，並說：“我睡不睡沒關係，您的身體要緊!”母親常為他的孝順懂事掉下辛酸而幸福的眼淚。
13歲的孔子開始上學，教師都是由村落中的長老擔任，當然，他們隻是將《詩》、《書》、《禮》、《樂》簡單地介紹一番。一開始，孔子所學的主要是敬神祭祀的禮節、對待長輩的禮貌和一些修身做人的道理。孔子剛開始隻是默默地聽老師講解，從不發問，後來，他常提出一連串的問題，每一個疑問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他的老師和母親經常被他問得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孔子後來自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也就是說他從15歲開始對學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孔子好學不倦，博學多識，主張“學而優則仕”。他盼望有朝一日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可仕途的大門卻遲遲沒向他打開。孔子認為人應該“三十而立”，於是，他30歲時辦起了私學，招收了很多學生，據說前後大概有三千多人。孔子招收學生不分貴賤，貴族子弟、平民子弟，甚至魯國以外的青年都慕名而來。孔子培養學生有一套獨特的方法，他善於循循善誘，教學成效顯著，弟子中精通六藝的得意門生就有72人之多。
孔子在教育上是成功的，但在仕途上卻屢屢碰壁，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華。孔子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他渴望得到一位賢明君主的重用，出仕從政，以實現自己的“仁政德治”，做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救民於水火之中”。
50歲時，孔子終於有機會升任魯國的司寇。孔子做得很出色，除了取得外交勝利，打擊了割據勢力，其他方麵的政績也為人稱道：商人不敢胡亂漲價，社會秩序大有改善。但鄰國齊國擔心魯國強大起來對己不利，就設法從內部進行破壞。齊國君知道魯定公是好色且喜歡犬馬之樂的人，便投其所好，給他送來美女、華麗馬車。魯定公果然陷於其中，難以自拔，不再理會朝政，自然也不再找孔子商議政事了。孔子感到自己已經不能繼續施展政治抱負，於是，帶領弟子們離開了魯國。
公元前497年，孔子開始了為期14年的周遊列國的漫長旅程。他盼望著從中尋到一塊能實現自己抱負的樂土，可當時各國諸侯爭戰不休，縱使他有滿腔的學問和治國主張，也沒有人對此感興趣，用他自己的話說，猶如喪家之犬，受到驅逐。他周遊各國，曆盡磨難，最終未被重用。最後，孔子隻得返回家鄉，這時，他已經68歲了。
孔子為自己的政治抱負無法施展而傷心失望。最後，他決定為後世留點有價值的東西，也希望借此警告天下的亂臣賊子，能使天下恢複先王之道，於是他決意編寫《春秋》。
孔子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文化教育事業並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大力提倡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認為“仁”即愛人，還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論點。孔子以為做到“仁”就能很好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社會也會安定。他說“克己複禮為仁”、“剛毅木訥，近仁”，意思是真正做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必須剛強、果敢、樸實、謹慎才行；要使天下歸仁，就更不容易，首先要厚道，要有敏感的同情心。所以，他主張治國要減稅、寬刑，主張以德服人。孔子說，一個人要做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才真正是個仁厚之人。這些話看似容易，要實現它，才知道這其實是至高至難的境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嚴於律己、寬以待人。
孔子重視“禮”，反對統治者濫施刑罰、草菅人命，以殺戮來威懾人民。他強調教化的作用，主張用禮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達到統治的目的。他特別讚美周禮。齊景公曾問孔子：“如何才能治理好國家呢？”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說，無論是君主、臣子、還是父親、兒子，各人有各人的職守與本分。
孔子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總結積累了許多有益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比如他提倡“有教無類”；注重“因材施教”；主張“溫故而知新”，“多聞闕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等等一係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他對保存古代文獻也作出了巨大貢獻：《春秋》的編撰，開創了私人修史的先例，這在中國曆史上具有創造性貢獻。孔子辦教育，成六藝，在中國古代是空前絕後的偉業。孔子對中國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所作的卓越貢獻，奠定了他的“萬世師表”的“文聖”地位。
老子：道家學派的始祖
老子（約前580—前500）生活在春秋時期，原名李耳，字伯陽，又稱老聃，河南周口鹿邑人，我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是道家學派創始人。
相傳老子的母親因食下杏子懷了九九八十一年的身孕，從腋下產出老子。他一生下來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稱為老子。老子曾在周國都洛邑任藏室史（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穀關（今河南靈寶）點化函穀關總兵伊喜，一路西行至盩厔（今陝西省周至縣），觀此處依山傍水（終南山田峪河）、峰巒起伏，遂在此駐足，並結草為樓修行說經，寫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經》（又稱《道德真經》，或《老子》、《老子五千文》）沿傳至今。老子曾寫經文的地方，現稱樓觀台，內存曆代文人騷客墨跡碑石300餘座，史稱道教發源地。老子羽化後葬於距此8公裏的西樓觀，現存老子墓。老子博學多才，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到洛邑向老子問禮。在道教中，老子是太上老君的第十八個化身。
關於老子的姓名，曆來說法不一。《莊子》稱他為老聃，書中的內篇《德充符》，外篇《天地》、《天運》、《田子方》、《知北遊》等都把老子視為前輩，這是戰國中晚期道家學派筆下的老子。秦漢之際成書的《禮記》，其中的《曾子問》篇也把老子視為與孔子同時代的知禮守禮的長者。《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大體上把老子描寫為道家，其中摻入老萊子和太史儋兩個名字。
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解釋說，“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可見老子和老萊子是兩人。至於太史儋，司馬遷說，自老子死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見秦獻公雲雲。清代到近代學者汪中、梁啟超等把老子世係同太史儋聯係起來研究，認為老子就是太史儋，戰國時人，是《道德經》的作者。也有學者認為可能“老”是老子的姓或氏，其名為聃，故稱老聃。他們提出，《莊子?天下》曾綜述關於老聃的學說，《呂氏春秋?不二》也稱“老聃貴柔”，名字與思想一致，故老聃就是老子。但是《道德經》書中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與傳說中孔子問禮於老聃有矛盾。《道德經》中有些詞句不可能出現在春秋時期，如“萬乘之主”，當時並沒有萬乘的大國，也不見於戰國以前的著作；另有一些文字也存在類似情況。所以，《道德經》一書是否為老聃所作也有疑問。當今學術界不少人認為老子其人可能生活於春秋末年，《道德經》一書卻是戰國時期的作品。但探討老子哲學，隻能以《道德經》一書為依據。
《道德經》成書於戰國前期，有人認為它基本上是春秋時期老聃思想的記述，然後經過後人的加工和補充。關於《道德經》一書的作者，學術界爭論較大。韓非認為是老聃，司馬遷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後來很少有人從後說。還有人認為李耳與老聃並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學術界一般認為老子就是老聃。近人高亨考證，老聃亦即《左傳》中的老陽子，可備一說。從漢初崇尚黃老以來，曆代對《道德經》一書的研究和注釋之多，僅次於儒家的《論語》，其注本就有六七百種。
關於《道德經》的性質，有人說是“兵書”，也有人說是講“南麵之術”，即政治統治理論的書。這正表明該書是一部哲學著作，能被應用於各個方麵。《道德經》一書中最高的哲學範疇是“道”。“道”本來是具體的道路，但在老子後，已成為表示客觀規律和人們處事原則的哲學概念。當時思想家們主要關心的問題是弄清自然界和社會的規律性，廣泛談論“天道”、“人道”、“治國之道”、“用兵之道”等等。《道德經》的巨大功績就是把這些具體領域中的“道”概括為普遍的、不帶具體規定的“道”，並且對“道”的性質和內容作了多方麵的闡釋。
長沙馬王堆帛書《道德經》甲本（部分）老子說，道無形無象，看不見摸不著，是和具體物根本不同的東西。他認為，具體物是有對立的，有美就有醜，有善就有惡，“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而道是無對立的，它“混而為一”。萬物都有生有滅，“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因而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他反對人們爭勝鬥強，有所追求。他還認為具體的事物都要向其反麵轉化，“正複為奇”，“善複為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隻有得道才能使人長生久視。得道的人要像無知的嬰兒那樣減少欲望的追求，“不言”、“無為”，這樣不僅能保全自己，使大家免於鬥爭，也能把天下治理好。但是人們被具體事物所迷惑由來已久，不知“物壯則老”，這是不合乎道的。不合乎道就會很快滅亡，所以人們應像水那樣，甘心處於柔弱、卑下的地位，無所追求，也不和人爭執。漢初的統治者采取“與民生息”的政策，曾一度把老子的“無為”思想作為信條；魏晉時期政治混亂，戰爭頻繁，玄學家們感到人生無常，也從《道德經》中尋找安慰。《道德經》對後世也影響深遠，以它為主，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和儒家對立的道家學派。
《道德經》的傳本頗多，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現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順序為《道篇》在前，《德篇》在後。1973年馬王堆漢墓發現帛書本，則是《德篇》在前，與《韓非子》所引文句順序一致。《史記》稱道家為“道德家”，並有“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記載，似乎司馬遷所見《老子》傳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該書當時就有兩種順序不同的傳本。
老子的思想主張是“無為”，其內容主要見於《道德經》這本書。他的哲學思想和由他創立的道家學派，不但對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對我國2000多年來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道德經》含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老子哲學與古希臘哲學一起構成了人類哲學的兩個源頭，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學思想而被尊為“中國哲學之父”。老子的思想被莊子所傳承，並與儒家和後來的佛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內核。道教出現後，老子被尊為“太上老君”；從《列仙傳》開始，老子就被尊為“神仙”。《道德經》一書在國際上影響也相當深遠，其國外版本有1000多種，是被翻譯語言種類最多的中國書籍。
莊子：返璞歸真的道學逍遙王
莊子（約前369—前286），名周，戰國時期宋國人。他崇拜自然、蔑視權威、追求個體的精神自由；他的文章想象豐富、氣勢恢宏、機智辛辣，是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的瑰寶，他是戰國中期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莊子生於戰國時期宋國蒙地(今河南商丘順河清涼寺)，曾在蒙地做過漆園小吏，但不知是因他不善管理而被罷免，還是他不願做官，他很快就不做了。為了維持生計，他以打草鞋為業，經常過著入不敷出的日子，有時不得不靠借貸度日。但是，貧困的生活並沒有使他頹廢，相反，他自尋其樂，以追求身心的解脫。
莊子為人清高孤傲，對人世間的功名利祿非常淡泊。他忘情山水之間，逍遙遨遊，怡情樂性。在肉體上逃避現實，免受動亂的殘害；在精神上則以一種積極主動的姿態，超凡脫俗，翱翔於幻想的精神世界之中。莊子每每從他的遨遊山水中感悟人生。
莊子學識淵博，對當時各派學術都有研究，他尤其深入地探索了宇宙本源和萬物產生的問題。他認為，世間萬物皆出於“道”，“道”能生化萬物，它無時無刻不在運動和變化，並有著自己的運動規律。“道”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能自動產生並且永不會毀滅的東西。他認為“道”不但無形，還“無為”。他還認為，天道自然，主張人也應該順應自然，否則就會違逆萬物的本性。
莊子的妻子去世的時候，惠施前去吊唁，看到莊子坐在地上邊敲瓦盆邊唱歌，就說：“你的妻子跟你過了一輩子，為你生兒育女辛苦一生，現在她死了，你不哭就夠可以了，還唱歌，這恐怕太過分了。”莊子說：“並非如此。當她剛死的時候，我怎能不哀傷呢？可是後來一想，她起初本來是沒有生命的；不僅沒有生命，而且也沒有形體，沒有氣息。在若有若無之間，變而成氣，氣變而成形，形變而成生命，現在又變而為死。這樣的生來死往的變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運行一樣。當她靜靜地安息在天地之間的時候，而我卻還哭哭啼啼，我以為這樣做是不通達生命的道理啊！所以才不哭了。”
這些故事都反映了莊子的世界觀，即視人的生死為自然規律，生不足樂，死不足悲；蔑視權貴，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莊子生活的時代，各諸侯國為了兼並對方互相混戰不休，戰爭的規模和激烈程度都超過以往的時代，因此莊子的超脫厭世思想也更趨極端。他甚至認為人獸雜處的時代是至德之世。
《逍遙遊》、《齊物論》是莊子留給後人的哲學巨著和文學傑作，是珍貴的古代文獻。
莊子用奇妙的寓言和生動的詞語描述自己的思想。《逍遙遊》中有一則寓言講：北海有條大魚，名鯤，個子大得不知有幾千裏，它一變而成鳥叫鵬，鵬的背不知有幾千裏長。鵬奮起飛翔，翅膀像從天上垂下來的雲彩。鵬趁著海水震蕩飛往南海，激起三千裏海浪，掀起旋風，盤旋而上，飛到九萬裏高空。小雀們聽說後嘲笑大鵬說：“它何必飛那麼遠呢？我向上飛還不過幾丈高就落下來，在蓬草香蒿中翱翔，已經是飛的頂點，還要飛哪裏去呢？”小雀不理解大鵬而嘲笑它。莊子認為，不論是大鵬雄飛萬裏，還是小雀騰躍蓬蒿之間，隻是大小差別，其實它們都要受到時空的限製。隻有想不受時空局限而任意遨遊的人才能進入“無所待”的絕對自由境界——逍遙遊。
莊子塑造了一個最典型最美好的人物。他描述道：在藐姑山上住著一位女子，她的皮膚像冰雪一般潔白，豐姿像處女一般秀美，不吃五穀，隻吸風飲露，平日乘著雲氣，駕著飛龍，在四海之外遨遊。她的精神凝聚專一，能使萬物免受病害。她同萬物融為一體，洪水漲到天一樣高也淹不著她，大旱時山石都烤焦了，她也不感覺熱。這就是莊子所追求的絕對自由境界。人們平時的是非之爭、唇槍舌劍，在莊子看來都是勞心骨而無謂的。
莊子認為天地萬物和人渾為一體，都是“道”派生出來的，本質是一樣的，於是就有了《齊物論》中莊周化蝶的寓言。一次，莊周做夢時，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翩翩起舞，感到很愜意，竟忘了自己是莊周。過了一會他醒了，驚疑不定，不知怎麼又變成莊周了。於是，他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莊周做夢或是蝴蝶做夢了。這則寓言其實意在說明莊周也罷，蝴蝶也罷，外形雖變，其實質“道”沒變。
莊子還說，天下沒有比鳥獸新生的羽毛尖端再大的東西了，而泰山是最小的，沒有比夭折的孩子更長壽的，而壽至800歲的彭祖則是短命鬼。這種說法恰恰與人們的常識相反。莊子認為，雖然事物千變萬化給人以萬物各異的感覺，如果能認識到事物本質都是“道”，萬事萬物就便齊同了。這就是他的齊物論。
莊子生活的年代，正值百家爭鳴的繁榮時期，與世無爭的莊子卻沒有置身事外。為了維護自己的學說，他也不怕勞累身心，不遺餘力地對以儒家為首的各家各派都進行了批評。他說：“古代的聖人品德真是太完備了。他們可以與神明比美，他們把天地當做準則，使天下得到和平與安寧，恩澤施及百姓！不僅通曉大經大法，而且也了解大經大法所包含的細枝末節。無論政務有多少頭緒，大的也罷，小的也罷，精的也罷，粗的也罷，道的運行無處不在。”
莊子快要離開人世的時候，他的學生想把他的喪事辦得排場一些。一向甘於淡泊，隻求與天地合為一體的莊子不同意這樣的安排。他幽默地對學生說：“我死以後，以天地作為棺木，以太陽和月亮作為連城之璧，以星星為珠璣，以天地萬物作為陪葬之品。難道我用這樣的葬具還不齊全嗎？為什麼還要增加我的喪葬費呢？”學生也被逗笑了，回答說：“我們擔心烏鴉和老鷹把老師吃掉了啊！”莊子說：“天葬被烏鴉和老鷹吃掉，土葬被螞蟻吃掉，你們把我從這個嘴裏奪來給那個，不也太偏袒著另一方了嗎？”
莊子當時已經接觸了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的問題，他把道家哲學思想用妙趣橫生的寓言來闡述，含義深刻且想象力驚人。比如他說過這樣一則寓言：任公子釣大魚，用巨大的魚具和50頭牛的肉作為釣餌，坐在會稽山頂，釣東海的魚。釣了一年，釣起大魚後，任公子將魚分給浙江以東至湖南嶷山的人吃，到最後人們都吃夠了魚的肉。這則寓言構思奇特，啟示人們隻有那些有遠大理想、才識過人而又不急於求成的人，才可大有作為。
莊子才華橫溢，行文汪洋恣肆，所用詞彙如萬斛珠泉隨地湧出。他創造的眾多詞彙豐富了祖國的語言寶庫，比如：“鵬程萬裏”“燕雀安知鴻鵠之誌”等，至今還常常為人們引用。
韓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人，韓王室諸公子之一，法家的創立者，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國古代一位卓越的思想家。
《史記》記載，韓非精於“刑名法術之學”，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因為口吃而不擅言語，但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歎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韓非子》一書中。
《韓非子》是韓非主要著作的輯錄，共有文章55篇，10餘萬字。裏麵的文章風格嚴峻峭刻，幹脆犀利，保存了豐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
韓非目睹戰國後期的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製、養非所用、用非所養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采納。韓非認為這是“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便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洋洋10萬餘言。韓非的書流傳到秦國，為秦王嬴政所賞識，秦王以派兵攻打韓國相威脅，迫使韓王讓韓非到秦國為其效力。韓非在秦國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賈在秦王麵前誣陷韓非，終因他是韓國宗室，未得秦王信任，被投入監獄，最後被逼自殺，終年47歲。有記載說，韓非屍體運回韓國，葬在故土。
韓非雖死，但他的思想卻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實施。韓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諸家的一些觀點，以法治思想為中心。他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係，被稱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韓非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韓非子?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係。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麵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麵，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重罰”。
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製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韓非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作保證。“勢”，即權勢、政權。他讚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的論點。
韓非用進化的曆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曆史。他把人類曆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韓非的進化曆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曆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韓非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係起來，這在當時是極其難得的。韓非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係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寡的關係，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韓非反對天命思想，主張天道自然。他認為“道”是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萬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鬥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內之物，恃之以成。”韓非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這個哲學概念，並論述了它與“道”的關係。他認為，“道者萬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理”在韓非看來，就是事物的特殊規律，人們辦事應該尊重客觀規律。
韓非的認識論繼承了先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他提出的反對“前識”和“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所謂“前識”，就是先驗論。韓非主張“虛以靜後”，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而非妄加揣測。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講的矛與盾的故事，對人們分析問題表達思想至今仍有著深刻的啟發作用。
韓非是一個君權至上論者，他提倡尊君，主張君主集權、專製。他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他認為君權集中的指導思想是法家思想，要求定法家於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擊法家以外的其他學派，特別是當時影響最大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張嚴格統治言論與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傳和私人講學，隻準學習國家頒布的法令，隻準以官吏為師，即所謂“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在他看來，封建統治者不需要什麼諸子爭鳴，隻需要人民成為“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的順民。韓非的這種君主專製和文化專製思想，是戰國末年各國間走向統一、各國內部趨向君權集中的反映。
韓非積極倡導的專製主義理論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的曆史發展階段的需要，為秦的統一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製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思想指導作用，對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玄奘：西天取經的佛經翻譯家
玄奘（602—664），俗姓陳，名褘，河南洛陽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市南境）人。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師，佛教唯識宗創始人，他是中國著名古典小說《西遊記》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是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之一。
玄奘生長於隋唐時代。他的父親陳惠，平時潛心學問，一生不做官，很為當時人所景仰。玄奘法師是他的第四個兒子。玄奘自幼聰明絕頂，悟性特高，深得父親的鍾愛，八九歲就開始攻讀古代的經典。
中國在南北朝時代佛教大為流行，當時，出家做和尚的人很多，玄奘的二哥陳素，法名長捷，就是在東都洛陽淨土寺出家。當時洛陽有四個道場，其中有不少佛學名家。玄奘的二哥對玄奘的學業極為關切，常約他到道場學習佛經。
隋煬帝大業十年，朝廷決定要度27個和尚，特舉行公開考試。那時玄奘才十多歲，又因讀經時間太短，沒有被錄取。他惆悵徘徊在公門旁邊，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鄭善果看見，鄭善果問他為什麼要出家，他說：“我要遠紹如來、近光遺法。”鄭善果聽到他要繼承釋迦的事業，弘揚世尊的遺教，又驚佩他的浩壯誌氣，就破例把他錄取了，並向同僚表示：“我這次要度這個孩子成和尚，是因為想到誦業易成，風骨難得。我看他很有成佛的風骨，將來必能成為佛門偉大的人才。”就這樣，玄奘在淨土寺出家了。
玄奘在淨土寺跟嚴法師學《攝大乘唯識論》（綜合大乘要義的典型著作），興趣極為濃厚。由於他一聽就懂，再看一遍就全部記得，很使大家驚奇，於是就請他擔任複述。這時他雖然還是一個小孩子，可是已經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四年後，玄奘同哥哥離開洛陽到四川。玄奘是個求知欲極強的人，他精通佛教經典，在四川已不能滿足他的求知欲，因而又想東歸訪求高人，不料哥哥堅決攔阻，不肯放行。不得已，玄奘隻好私自和商人結伴乘船東下，路過荊州天皇寺，講學半年；再向北走到相州（湯陰縣），向休法師質疑問難；到趙州，跟深法師學《成實論》（佛教小乘“經部”的要典）；入長安大覺寺，跟嶽法師學《俱舍論》（小乘“一切有部”的要典）。這些佛教經典的學習，玄奘不但耳聽一遍就能完全懂得其中旨趣，目過一次就能記在心，並且還能深入鑽研，領會到大家所見不到的道理。當時長安有常、辯兩大德，號為佛學權威，聲馳海外，從學如雲，都對玄奘特加稱賞，讚為佛門“千裏駒”。
玄奘法師在國內遍向佛學名家學習，已精通了不少重要的經典。但他覺得這些人各擅宗派，義旨有殊，考驗經典，亦不盡同。使他意識到過去的翻譯，詞不達意處一定很多。他認為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要解決這些疑問、求得正確理解，不到印度研究，便難達到目的。
這年秋天，陝甘一帶發生霜災，災民四出逃荒，玄奘就乘機夾在災民群裏向西出發，決定由現在的甘肅，經新疆至印度求學。他由秦州（天水縣）過蘭州，到了中外通商要地的涼州（武威縣）。在這裏，玄奘曾接受邀請，講經月餘，西域各國的商人來聽講的很多。商人歸國後多向國王稱讚，所以玄奘法師的西行求法，在西域早已到處流傳了。
玄奘法師進入北印度後，到處觀禮聖跡、學習經典，曾在迦濕彌羅國，跟七十餘歲的著名的法稱法師學《俱會論》、《正理論》（都是小乘重要著作）及《因明》（印度的邏輯學）、《聲明》（印度的文字文典學）。迦濕彌羅國延續著重視學術的傳統，有96萬字的佛教經典論文刻在赤銅上保存下來，玄奘法師為學這些經論，在那裏停留了兩年。
中印度是釋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佛教學術最盛，玄奘法師在這裏前後遊曆了三十餘國，停留時間也最長。
中印度的恒河兩岸，有個摩揭提國，原為古代佛教的著名地方，是釋迦牟尼佛成道的所在。還有彌勒、迦葉波等許多菩薩的遺跡。摩揭提國有個那爛陀寺，是全印度最大的寺院，也是全印度最高的學府。寺內有許多精通各項學術的學者，常駐一萬左右的人。該寺主持戒賢法師年已一百餘歲，他的道德學問為眾景仰，大家不呼其名，稱他為“正法藏”。寺內學者聽說玄奘法師求法而來，極為感動，當即派人迎入，引見戒賢法師。
那爛陀寺內講座每天有百餘所，學習風氣濃厚。國王為了表示欽重，撥出百餘城邑負擔供養，學人得以無憂衣食，安心向學。玄奘法師先到南部遊學了一個時期，然後回寺，聽戒賢法師談《瑜伽論》三遍、《正理論》一遍、《顯揚》及《對法》（即《俱舍論》）各一遍。並隨時提出對其他經典的疑問，請為解釋。同時他也學習婆羅門書及印度各派學說。玄奘法師在此鑽研了五年，最後都能洞達詞意。
但是，玄奘法師並不以此為止，五年以後，他又向南行，繼續四處尋師。他在伊爛等國，從但他揭多和羼底僧訶二大德學《毗婆沙》、《順正理》等論一年。又在南薩羅國跟一個婆羅門讀《集量論》（印度因明大師陳那的代表作）月餘。在馱那羯磔迦國，跟蘇部底、蘇利耶學《小乘大眾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遊曆了南印度許多國家後，玄奘才重回那爛陀寺。當他參見戒賢法師後，又聽說寺西有個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羅的，學問很好，乃又從學兩月，谘詢所疑。然後特赴杖林山勝軍居士處，學《唯識決擇論》、《成無畏論》、《莊嚴經論》以及問瑜伽、因明等疑問二年，才再度回到那爛陀寺。
玄奘法師久遊思歸，寺內諸大德苦留不許，經向戒賢法師說明歸國譯經、宏揚佛學的誌願後，得到戒賢法師允許。
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法師經過長途跋涉，回到長安。從他出發到歸來，已整整十八年了。帶回來的東西計有：如來肉舍利（就是佛骨）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二，一高三尺三寸，一高三寸；檀佛像四，各高二三寸不等；銀佛像一，高四尺；佛教經典，共計520夾657部。由20匹馬馱來。這時，唐太宗李世民將要用兵遼東，他趕到洛陽相見，太宗親自出迎，賜坐暢談，殷勤慰勞，並一再勸他還俗做官，他都堅決地拒絕，表示決心從事翻譯事業。
玄奘法師西行目的本在搞通佛教教義。回來後，除奉命口述，由辯機筆錄了一部《大唐西域記》（本書已成研究古代西域及印度唯一重要著作），詳細敘述西域和印度各國的政治、社會、風土、人情等。玄奘擺脫了一切俗務，專心於翻譯事業。他先後住在長安弘福寺和大慈恩寺從事翻譯工作。唐朝為提倡這件大事，曾命各地舉薦通達經典的人，做他的助手。當時被薦譯經的大德有沙門靈澗、道深、道因等12人；長於文辭的大德有沙門道宣、慧立等9人；長於字學的大德有沙門玄應；精通梵語梵文的大德有沙門玄謨。此外還有擔任抄寫事務等，共計50餘人。後來唐太宗又派於誌寧、許敬宗、薛元超等潤色譯文，範義碩、郭瑜、高若思等幫助翻譯，由玄奘法師主持這一規模宏大的翻譯機構。
玄奘法師先後用了19年時間（645~664）致力於翻譯工作，直到去世前不久才停止，共譯出菩薩藏經及《瑜伽師地論》等經典75部，計1330卷。
玄奘法師精通梵文和中文，此項工作創造了他翻譯事業上空前偉大的成就。在他以前，中國對於佛經的翻譯最初是“口授”，後來是“筆授”不附原文，或懂得原文而譯得不成熟，自玄奘法師翻譯佛經始，才是中國佛經翻譯事業真正的開始。
玄奘法師的翻譯態度極為謹嚴，當翻譯《大般若經》時，梵文有20萬頌，文字過於冗長，同事屢請刪略，他本有接受之意，後因想到像鳩摩羅什法師那樣的除繁去重，總不妥帖，還是一字不遺地把它譯出來了。當時正流行晦澀難懂的駢文體，玄奘法師卻毅然采用了樸素的通俗文體，因此，他的翻譯不僅真實傳達了佛教的內容，同時也影響到唐代文體的改革。
玄奘法師不僅把佛經譯成中文，據說還曾把中國老子的著作部分譯成了梵文。所以，玄奘法師不僅是古代中國最優秀的翻譯家，更是古代中國第一個把中文著作介紹到外國去的文學家。
唐高宗麟德元年，玄奘法師圓寂於長安的西明寺，享年69歲。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因勞苦過甚，身體已十分衰弱，但他不肯休息，仍然努力譯經，終致積勞不起。
玄奘法師的一生，恭謹好學，專心學術，不驕不諂，行藏合時，深受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崇敬。
玄奘不僅是我國佛教學界負有崇高聲望的大家，而且是中國古代最優秀的翻譯家，是中國曆史上最富於冒險的且勇於克服困難的、在溝通中印文化上最有貢獻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