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約前339—前278），名平，戰國時期的楚國詩人、政治家，“楚辭”的創立者。他是中國古代第一位最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離騷》、《九歌》、《天問》等詩篇，開創了楚辭新體，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積極浪漫主義的藝術傳統。
屈原出身於楚國貴族，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屈原從小就非常聰明，讀書很多又十分勤奮，以至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能過目不忘，口才也很好。更重要的是，他十分關心天下大事，有理想，有遠見。
屈原年輕時，家道已蕭條冷落，和楚王的親屬關係也已經比較疏遠。但他畢竟跟楚王同姓，加上才華橫溢，又有良好的口才，因而有條件在楚王左右侍奉。後來，屈原由文學侍臣擢升為左徒，從而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
屈原熟悉曆史，明察現狀，深知擁有著悠久而燦爛的文化、廣袤而富饒的土地的楚國有統一天下的條件，並早已立下了幫助楚懷王實現統一的宏願。為了實現理想，他向楚懷王提出，外交上楚國必須聯齊抗秦，采取“合縱”政策，即首先與齊國結軍事聯盟，然後再與趙、魏、燕、韓四國聯合起來，共同抗擊強秦。楚懷王覺得屈原的分析很有道理，便采納了這一建議，結果使楚國的地位迅速提高。楚懷王很高興，對屈原更為信任和器重，便對屈原委以重任，讓他在內政方麵進行改革。
屈原年輕得誌，平步青雲。他躊躇滿誌，自信有楚懷王的支持，定能繼承祖業，確立法製，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使楚國蒸蒸日上，富強起來。他一心為內政改革而日夜操勞，但他沒想到一場災難即將降臨到他頭上。他不知道，他的才幹、他治國理民的卓越成績，雖受楚懷王的信任，卻也引起了懷王周圍的腐敗貴戚和寵臣的嫉妒；同時他製定貫徹的憲令，雖有利於強國富民，卻限製了那些腐敗貴族的特權，觸犯了他們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不滿和仇恨。楚國有權有勢的王族、貴戚、幸臣中嫉妒、仇恨屈原的人形成了反對屈原的包圍圈，他們勾朋結黨，暗中密謀，處處找茬陷害屈原。有一次，懷王命屈原秘密草擬法令，稿子尚未寫完，一個上官大夫想奪過來看，遭到屈原拒絕。這位懷恨在心的上官大夫跑到懷王麵前搬弄是非，誣告屈原不守機密，說外麵所有的人都知道此事正在議論紛紛呢!還說屈原自誇功勞，說離了他屈原，法令是沒人能提出來的。楚懷王聽信讒言，從此開始厭惡、疏遠屈原。
公元前304年，秦以割讓600裏土地為誘餌，誘惑楚國與齊國斷絕關係。當秦後來指著地圖賴賬，說當初講的是6裏而不是600裏時，楚懷王得知上當，一怒之下發兵攻秦，由於齊國不願支援楚國，楚國連吃敗仗，楚王這才後悔放棄屈原的“合縱”政策，便重新起用屈原，並恢複與齊國的外交關係。秦國滅楚之心一直不死，雖不敢公然發動侵略戰爭，暗中卻經常用賄賂手段拉攏楚懷王的寵姬鄭袖和寵臣子蘭，楚懷王終於在他們的慫恿下，娶秦國美女，建立姻親關係。此時，屈原極力反對，卻遭懷王的免職。秦國進一步邀請楚懷王去秦國會盟，屈原看透了秦國的欺詐陰謀，對楚懷王極力勸阻，懷王不但不聽，反而把屈原流放到漢北。
慘遭流放的屈原，滿懷憂國憂民的愁緒，來到漢北邊境處。屈原一麵與當地鄉村百姓們一起耕田種地，一麵研究當地的民間歌謠，他常常觸景生情，感慨萬千，心中的波濤巨浪終於凝成了千古絕唱《離騷》。《離騷》全詩373句，近2500字，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抒情長詩。在《離騷》中，屈原哀歎人民的多災多難，哀歎自己的生不逢時，反複傾訴他對楚國命運的關懷，表達了要求革新政治與腐朽貴族集團勢力鬥爭到底的強烈意誌。詩中運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話傳說和豐富的想像，形成絢爛的文采和宏偉的結構，表現出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這對後世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秦楚會盟隻是秦國設下的圈套。楚懷王一到秦國，秦王便斷了他的後路，並把他軟禁起來，逼他割讓國土，楚懷王再也無法返回楚國，終於因憂憤致病去世。懷王的兒子楚襄王繼位後，屈原也從流放中被召回。由於楚懷王入秦是子蘭慫恿去的，屈原也為此議論了子蘭的這個錯誤，這也引起了子蘭對屈原的仇恨。子蘭唆使上官大夫等人在楚襄王麵前說屈原的壞話，楚襄王聽信了群臣的讒言。於是，屈原再次遭遇流放。
麵對楚國的內憂外患，慘遭流放的屈原內心非常焦慮。江南一帶許多地方是無邊無際的草原林莽，人跡稀少，屈原一路走著艱難而曲折的道路，過著貧病交加的生活。三年過去了，楚襄王沒有絲毫結束屈原流放生活的意思，屈原異常心煩意亂，他常去瞻仰先王宗廟和公卿詞堂，觀察廟堂的牆壁上畫著天地山川、神靈怪物和古代賢聖人物的像。他感慨萬分，浮想聯翩，有一連串的疑問湧上心頭，揮之不去。於是，他一麵自問，一麵把它寫在牆上，構思出了氣勢磅礴、構思奇特的長詩——《天問》。這首長詩從宇宙的發生、天體的構造、地理的變化，一直問到神話傳說和曆史事件的本末由來，一下子提出了170多個問題，表達了他憤世嫉俗、悲愴滿腔的思想感情和對許多傳統觀念的懷疑。
長年顛沛流離的流放生活，加上戰爭的動蕩局勢，已經把屈原折磨得容顏憔悴、形體消瘦。他披頭散發地來到汩羅江邊，在荒涼的葦草間漫無目的地邊走邊吟唱著悲歌。一位漁夫認出他來，吃驚地問道：“你不是三閭大夫嗎？為什麼落到這步田地？”屈原悲歎道：“世人皆濁，唯我獨清；世人皆醉，唯我獨醒。正因如此，我被放逐了!你說好笑不好笑？”屈原說完放聲狂笑，可是那笑卻比哭還令人心酸。漁夫似乎了解他的心境，想安慰開導他，便說：“既然世上的人都那麼混濁，你何不也把水裏的汙泥攪動攪動，讓它清濁不分呢？既然大家都喝醉了，你何妨飲些薄酒，讓自己半醒半醉？為什麼要表現得那麼高超，而使自己招致流放呢？”但是善良固執的屈原，怎會同意這種做法，他認為這不是保護自己，而是同流合汙呀!他說：“你可知道，剛洗好頭發的人，在戴帽子之前，是不是要先撣去帽上的塵埃？剛洗好澡的人，是不是要換一套沒有汙垢的幹淨衣服呢？可見人都不願把幹淨的身體弄髒。我寧可跳入江流，葬身魚腹，也不願把我清白的人格讓世俗汙染。”
屈原此時已明白：楚國朝政腐敗，難以抗秦保國，也不可能再召自己重返朝政為國效力了。於是，他作了一篇曲折感人的《懷沙》之後，於公元前278年農曆五月初五抱石沉入汩羅江自殺。
屈原雖然含冤沉江了，但他不倦求索真理的執著精神、不折不撓同黑暗勢力抗爭的無畏勇氣，以及眷戀故國、生死與共的偉大誌節，從此輝映了江天，照耀了千古，永留在苦難中奮然前行的誌士仁人心上。
據說當時屈原投江後，楚人十分震驚，紛紛駕舟打撈，並將米飯團投入江中，喂飽魚鱉，免得噬食屈原。屈原未被打撈上來，楚人一直放心不下，他們不願相信屈原死了，便說他入水神遊。因此每年到農曆五月初五這一天人們便駕舟逐浪，懷念屈原，久而久之，這一天便演變為全民族紀念屈原的“端午節”。
司馬遷：中國正史之祖
司馬遷（前145—前87），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一說山西河津）人，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
司馬遷生於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後，任太史令達30年之久。司馬談博學，精通天文、易學和黃老之學。司馬遷10歲起誦讀古文，並接受其父的啟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對他後來治學道路有深刻的影響。後隨父去長安，同當時著名經學大師孔安國、董仲舒學習《古文尚書》和《春秋》。19歲為補博士子弟。20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遊曆生活。
司馬遷的足跡遍及祖國大地，他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跡；到過姑蘇，眺望範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並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嚐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壯遊使司馬遷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奠定了他以後著書立說的厚實基礎。回到長安後，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重視，命他為郎中，讓他帶著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達今天昆明一帶大西南地區。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憂憤而死。臨終前他對司馬遷說：“我死以後，你必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願。今大漢興盛，海內一統，上有明主賢君，下有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曆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20餘人改革曆法。經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複計算、選擇，終於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曆，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曆”。“太初曆”改以正月為一歲之首（秦曆以十月為一歲之始），一月的日數為29.53天，一歲一年的日數是365.25天，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也是中國曆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後，他秉父遺誌著手準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然而司馬遷卻為李陵鳴不平。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的話，決定將他治罪，於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以腐刑（宮刑）代替。不幸的遭遇，使司馬遷精神受到極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殺，但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韓非等在逆境中發憤有為鼓勵自己，終於以驚人的意誌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司馬遷受腐刑出獄後，漢武帝任他做中書令，替皇帝管理文書。他對皇宮的觀察更深刻了，這使他能在《史記》中尖銳而深刻地揭露封建統治者的黑暗和醜惡。他無論嚴冬酷暑，終日閱讀和整理史料，細心地研究每個曆史事件，每個地點、年代都認真考察，從不馬虎；每一段話，每一個字都再三考慮，反複推敲、修改。征和二年（前91年），司馬遷終於完成了《史記》這部巨著。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等五個部分，130篇，約52.6萬多字。全書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7）上下3000年間的曆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史記》既是曆史的“實錄”，同時也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它的藝術性首先表現在運用真實的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馬遷竭力做到將曆史、人物和主題統一起來，這樣既寫活了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還非常善於把人物置於尖銳的矛盾衝突中，通過人物的言行來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畫。
《史記》的敘事簡明生動，尤其是富有戲劇性場景的描寫，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司馬遷極少用排比鋪張的駢文，而形成了自己樸素簡練、通俗流暢，既疏緩從容、莊諧有致，又富於變化的語言風格。《史記》的語言曆來被奉為“古文”的最高成就。
司馬遷的《史記》在中國史學和文學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它既開創了中國紀傳體史學，也開創了中國的傳記文學。魯迅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李白：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仙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西北）人，盛唐最傑出的詩人，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繼屈原之後又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素有“詩仙”之稱。賀知章譽其為“天上謫仙人”，後人又稱其為“李謫仙”。
李白先祖於隋末戰亂逃至碎葉（今吉爾吉斯共和國托克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於此。李白少年時代的學習範圍很廣泛，除儒家經典、古代文史名著外，還瀏覽諸子百家之書，並“好劍術”。他相信道教，有超脫塵俗的思想，同時又有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他青少年時期在蜀地所寫詩歌，留存很少，但已顯示出突出的才華。李白約在二十五六歲時出蜀東遊，在此後10年內，漫遊了長江、黃河中下遊的許多地方，開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長安，爭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歸。
李白一直在尋找著憑借自己卓越的才華直接進入朝廷的機會，經道士吳筠與玉真公主的推薦，唐玄宗下詔征李白入京。在京城，李白與賀知章惺惺相惜，李白的清雅脫俗讓賀知章歎道：“此天上謫仙人也！”李白很快便譽滿京城。
唐玄宗在金殿召見了李白，並步行而出迎接李白，讓李白坐在七寶床上，親手為李白調羹。翰林學士的官職既無官品又無實權，僅僅是隨時侍命聽候皇帝召喚去草擬詔告或寫詩論文，用現今的話來說就是個禦用文人，隻能做一些詔告或歌功頌德的官樣文字而已。展翅的大鵬關進了鳥籠，整天在院中畫地為牢，這跟李白放蕩不羈的性格是不相符的，他耐著性子忍受著。這段政治生涯中，雖然為朝廷草寫詔書文告，還不時地解答唐玄宗的國政詢問，更多的卻是陪帝王嬪妃宴飲歡娛。他看不起司馬相如是個俳優之臣，而自己也做了俳優之臣。個性上的壓抑，讓他借酒澆愁，在酒後盡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任性而行。他大聲歌吟：“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但得酒中趣，不作富貴求。”
李白豪放不羈的個性決定了他不可能在朝中待太久。他的才華讓人敬佩的同時，也讓人妒忌，李白偏偏不會韜光養晦，他已經狂放到讓人難以容忍的地步了，他流連於酒肆，高呼“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次唐玄宗詔宣李白撰述召令，癲狂大醉的李白讓玄宗寵愛的高力士為自己脫靴，讓貴妃調羹、楊國忠磨墨。權臣小人們在玄宗和貴妃麵前大進讒言，唐玄宗也漸漸疏遠了李白。不被重用的李白更加狂放起來。政治的失意源於他狂逸的性格，同時又推進了他放蕩不羈的性格，他對朝政與現實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從長安帶走了“酒仙”的雅號和“謫仙人”的美稱，也帶走了更加狂逸的性格。
天寶三年（744），李白在洛陽與杜甫認識，結成好友，次年分手後未再會麵。
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爆發，李白正在宣城（今屬安徽）、廬山一帶隱居。次年臘月他懷著消滅叛亂、恢複國家統一的誌願應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觸怒肅宗被殺後，李白也因此獲罪，被係潯陽（今江西九江）獄，不久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途中遇赦得歸，時已59歲。晚年，李白流落在江南一帶。61歲時，李白聽到太尉李光弼率大軍出鎮臨淮，討伐安史叛軍，還北上準備從軍殺敵，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從叔當塗（今屬安徽）縣令李陽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留給後世人900多首詩篇。這些熠熠生輝的詩作，表現了他一生的心路曆程，是盛唐社會現實和精神生活麵貌的藝術寫照。李白一生懷有遠大的抱負，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現實發生了尖銳的矛盾，胸中淤積了難以言狀的痛苦和憤懣。他以淋漓揮灑、心花怒放的詩筆，無拘無束地舒展開想象的翅膀，寫出了精神上的種種曆險和追求，讓苦悶、鬱悒的心靈在詩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李白的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這也是他的詩歌最鮮明的藝術特色。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李白調動了一切浪漫主義手法，使詩歌的內容和形式達到了完美的統一。李白的詩自我表現的主觀抒情色彩十分濃烈，感情的表達具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裏的氣勢。李白詩中常將想象、誇張、比喻、擬人等手法綜合運用，從而造成神奇異采、瑰麗動人的意境，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義詩作給人以豪邁奔放、飄逸若仙的韻致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詩歌對後代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中唐的韓愈、孟郊、李賀，宋代的蘇軾、陸遊、辛棄疾，明清的高啟、楊慎、龔自珍等著名詩人，都受到李白詩歌的巨大影響。
杜甫：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聖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人，世稱杜工部、杜拾遺，盛唐時期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和李白齊名，世稱“李杜”。
杜甫出生在一個“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親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他7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20歲起，杜甫開始了遊曆各地，先後遊曆吳、越（今江浙一帶）和齊、趙（今山東北部、河北南部），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以後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遊梁、宋（今開封、商丘）。後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後又遇於東魯，再次分別，就沒有機會再見麵了。10年壯遊期間，杜甫飽覽了祖國的名山大川，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開闊了他的視野和心胸，使他的早期詩歌也帶有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唐玄宗天寶五年（746），35歲的杜甫來到長安，第二年他參加了由唐玄宗下詔的應試，由於奸臣李林甫從中作梗，全體應試者無一人錄取。他從此進取無門，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這也使他看到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天寶十四年（755），杜甫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一職，負責看管兵甲倉庫。同年，安史之亂爆發，此時杜甫正在奉先（陝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屬安頓在富縣羌村（陝西境內），隻身投奔在靈武（甘肅省）即位的肅宗。途中被叛軍所俘，押到淪陷後的長安，這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叛軍殺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難。直到至德二年（757），他才冒險逃到肅宗臨時駐地鳳翔（陝西省鳳翔縣），授官左拾遺。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他屢遭貶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聞目睹的社會現實，為他創作《春望》、《哀江頭》、《北征》和“三吏三別”等提供了素材，並使他的詩達到了現實主義高峰。
乾元二年（759），杜甫拋官棄職，舉家西行，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年後，杜甫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兩年後，杜甫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曆五年（770），杜甫病死在湘江的一隻小船中。在最後漂泊西南的11年間，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八首》、《歲晏行》等多首詩。
杜甫一生中所經曆的時代，是唐朝最為動蕩不安的時期，戰亂不斷，人民流離失所，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一個曆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鬱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杜甫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傅，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複依傍”的新題樂府，對後來的“新樂府運動”產生了積極影響。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一生寫詩1400多首，詩藝精湛，被後世尊稱為“詩聖”。
柳宗元：為民代言的散文大家
柳宗元（773一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又稱柳河東，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的父輩已經定居在長安（今陝西西安），有田宅和大量的藏書。他的父親柳鎮，官曾至侍禦史，為官正直並且疾惡如仇。因此，少年時他曾隨父親走南闖北，去過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柳宗元不隻是從父親那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文學素養很高的母親盧氏也給了他很好的教育。他4歲就能讀古賦14篇，13歲時因為寫《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而早有“奇名”。但他早年為文，主要是為考進士作準備，故“以辭為工”，以“務采色，誇聲音”為能；又曾自稱“始仆之誌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可見他是胸懷大誌的。
柳宗元中舉之後，經過三次考試，於貞元十四年（798），26歲的他才被任命為集賢殿書院正字，三年後提為藍田縣尉，貞元十九年（803）又提為監察禦史裏行。這一職位隸屬糾察機關禦史台，“裏行”是見習的意思。盡管這個官職品位不高，僅僅是“正八品下”，但按當時的吏製，才華橫溢的柳宗元隻要順其自然，“隨其流而揚其波”，混上當個郎官，再入主宰相什麼的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此間他卻以昂揚的熱情、淩厲風發的氣概，為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負，投身到了王叔文的改革當中，這就是我國曆史上有名的“永貞革新”。這次改革，柳宗元絕對是一個骨幹力量，他與其他幾位改革領袖一起，大刀闊斧地改革朝政，打擊擁兵自重、驕橫不法的強藩，壓製幹政弄權、蠹國害民的宦官，舉賢任能，減免賦稅，清除朝廷積弊，解除民間疾苦。一時間，舉國“人情大悅”，“百姓相聚歡呼大喜”。這樣的改革，當然要遭到保守派的群起而攻之。由於改革派的輕躁好進、急於事功，以及內部的宗派習氣，也由於保守派力量的強大，僅半年時間，“永貞革新”便歸於失敗，33歲的柳宗元在短暫的得誌之後，迎來了後半生的流貶和失意。貶謫永、柳二州，雖然在政治上失意，卻使柳宗元在文學上獲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學問業者，擴大了他在文壇上的影響。
永貞元年（805）冬，柳宗元到達永州貶所。在永州九年，有機會深入了解人民疾苦、遊覽本州山水名勝，寫下不少詩文名篇。《永州八記》、《三戒》、《段太尉逸事狀》、《貞符》、《非國語》、《天說》、《天對》、《捕蛇者說》等均為此時所作。元和十年（815）春，柳宗元奉召至京師，三月又外出為柳州（今屬廣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雖稍升，而地更僻遠。他在這裏興利除弊，修整州容，發展生產，興辦學校，釋放奴婢，政績卓著。
柳宗元的文學主張與他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關係。柳宗元認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實質都是自然物質——“元氣”。在原始的渾飩狀態中，唯有“元氣”在自然運動發展，由此派生出了陰陽二氣和天，陰、陽、天三者的結合點，是受“元氣”所支配的觀點。“元氣”緩慢地吹動，形成炎熱及寒冷的天氣，冷熱交錯起到促進萬物生長、變化和發展的作用。同時，柳宗元認為，國家起源於社會鬥爭。他論證了郡縣製代替分封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否定了關於君主根據天意創立分封製的說法，動搖了分封製的理論基礎。他堅持認為州縣製度決不能被廢除，因為正是這一製度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柳宗元以後不再有人懷疑郡縣製的優越性，這便是柳宗元《封建論》的重要作用。
柳宗元在散文方麵成就很高，在詩歌上也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詩大多是貶官永州、柳州時所作。他的詩歌和散文反映了社會生活多方麵的內容。柳宗元詩歌中，山水詩的成就最高，後人把他與陶淵明相提並論，主要是以他的山水詩為參照。如《秋曉行南穀經荒村》，表現出超越宦海浮沉、仕途得失的豁達自適；《漁翁》一詩表現了漁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江雪》一詩描寫寒江獨釣的超然，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超脫的人格風貌。這些山水詩情致委婉深沉，流露出被貶漂泊的憂憤，同時顯示出詩人清逸高潔的性格。
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病歿。當地人民哀悼他，在羅池地方建廟紀念。現在柳州市柳侯公園內，還有柳宗元衣冠墓。柳宗元盡管仕途坎坷，但無論是在位寵臣，還是在遭貶謫，他都能將個人榮辱置之度外，浮沉不忘報國情，每到一處，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革弊興利，憂國憂民。這種忠於職守，濟世利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官德，是值得後人永遠稱道的。
柳宗元所處的大唐時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十幾個世紀，曆史潮水衝遠了多少落日、多少旗鼓、多少風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但是盡管這樣，各個曆史朝代都會以其獨特的方式，為後人留下寶貴的精神和物質財富。柳宗元作為封建社會的官員和文人，他為文不說空話，為官不說假話，為政務求實績，至今仍不失為寶貴的精神財富，特別是重溫他的為官之道，對今天每個有良知的官員將會是一種深深的啟悟。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散文繼司馬遷《史記》之後的一個新發展。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文有韓愈、柳宗元，猶如詩家之中有李白、杜甫，他們齊名並稱，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熠熠閃光的名字。柳宗元與韓愈一起倡導唐代古文運動，在反對駢文、提倡古文方麵傾注了大量心血。他較為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指出：“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凡此種種，構成古文運動理論的精華。
歐陽修：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吉安）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一生以文章冠天下。
歐陽修幼年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艱辛地撫育他讀書。仁宗天聖八年（1030），他考中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景佑元年（1034），他應召試學士院，被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景佑三年（1036），範仲淹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
康定元年（1040），歐陽修被召回京，任館閣校勘，後知諫院。慶曆三年（1043），範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慶曆五年（1045），範仲淹、韓琦、富弼三人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
至和元年（1054），歐陽修奉詔入京。嘉佑二年（1057），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他的主張對北宋文風的轉變很有影響。
嘉佑五年（1060），歐陽修擔任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以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等職。英宗年間，因被蔣之奇等誣謗，他多次辭職，但是都未允準。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變法持反對意見，對青苗法曾表異議，且未執行。熙寧四年（1071），他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去朝廷職務，隱居於潁州。神宗熙寧五年（1072），歐陽修病逝於家中，諡文忠。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麵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他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範促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製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及後代都有很大的影響。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裏，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並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愈文集，出仕後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要使“文”有光輝，“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糾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做是“道”的具體內容，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並非“有德者必有言”。他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讚同。
後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歐陽修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的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影響也最大。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在散文理論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歐陽修一生寫了500餘篇散文，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各體兼備。他的散文大都內容充實，氣勢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藝術風格。敘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簡括有法；議論紆徐有致，卻富有內在的邏輯力量。章法結構既能曲折變化而又十分嚴密。《朋黨論》、《新五代史?伶官傳序》、《與高司諫書》、《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瀧岡阡表》等，都是曆代傳誦的佳作。
歐陽修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以散文為最高。他的散文，不論是諷世刺政、悼亡憶舊，還是登臨遊覽之作，無不充分體現出他那種從容寬厚、真率自然的藝術個性，於深入淺出的行文中敘事說理，精練流暢、娓娓動聽；抒情寫景，引人入勝，寓奇於平，給當時的文壇吹送了一股清閑的空氣。他的許多政論作品，宣揚一種“明道”、“致用”的主張，緊密聯係當時政治鬥爭，指摘時弊，思想尖銳，語言明快，表現了一種匡時救世的抱負。
他的悼亡憶舊的散文，悼念亡友，追懷往事，情深意摯，極為動人；他的遊記散文，徐徐寫來，委婉曲折，言辭優美，風格清新。他還寫了不少抒情、敘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搖曳多姿。蘇軾評其文說：“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但歐陽修雖素慕韓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並不是亦步亦趨簡單地沿襲前人的文風。
歐陽修還開了宋代筆記文創作的先聲，其《歸田錄》、《筆說》、《試筆》等都很有名。
在詩歌創作上，歐陽修也卓有成就。他的詩風格通俗流暢，情景相生，意味雋永。在內容上，他的詩有一部分反映了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例如，在《答楊子靜祈雨長句》中，描寫了“軍國賦斂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虛空”的社會現實；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飲官酒誠可樂”，而百姓“釜無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現象。另外一些詩多是抒發詩人的生活感受，如《畫眉鳥》“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抒發了詩人對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在詩論上，歐陽修時有新見，後人將他的詩論集錄成書，稱為《六一詩話》。郭紹虞說：“詩話之稱，固始於歐陽修，即詩話之體，亦可謂創自歐陽氏矣。”歐陽修的詩論，改變了以前的論詩作品或重在品評，或重在格例，或重在作法，而是兼收並蓄，細加抽繹。
他在評論詩的時候，雖然不廢雕琢，但主張歸於自然。他特別稱許梅堯臣“意新語工”之說，為宋詩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歐陽修在宋初的詞壇上也占一席重要的位置。他的詞格調較高，技巧嫻熟，不乏藝術珍品，內容大都與“花間”相近，寫的多是男女愛戀、離情別緒一類的題材。例如為人們所稱道的《踏莎行》，末尾兩句“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從思婦眼中寫征人，情意深遠，含蓄蘊藉，給人以新穎別致的感覺。又如《朝中措》開頭兩句：“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由於作者對事物體察入微，看似隨意寫出，卻是無限傳神，沒有爐火純青的功夫，是不能達到這種藝術境界的。歐陽修還打破了賦體嚴格的格律形式，寫了一些文賦，他著名的《秋聲賦》是與蘇軾的《赤壁賦》媲美並行的賦中精品，文學價值很高，是千載傳誦的作品。
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除文學外，經學有獨到見解，金石學有開辟之功，史學成就尤偉。他的獨生子歐陽發等曾作了一個統計，歐陽修所著將近20種，僅《四庫全書》收錄或存目就有13種。以現行《歐陽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文忠集》150卷，附錄5卷為較全。
歐陽修一生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蘇軾這樣評價他：“天下翕然師尊之。”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們的散文創作有過很大的影響。
其中，蘇軾最出色地繼承和發展了他所開創的一代文風。北宋以及南宋後很多文人學者都很稱讚他的散文的平易風格。他的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蘇軾：豪放派詞人的宗師
蘇軾（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人稱其為“蘇東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詞人、詩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詞人代表。與其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
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裏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奮讀書的精神和文學素養對蘇軾影響很大，他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為他日後的文學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石。嘉祐元年（1056），21歲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其隻得第二。嘉祐六年（1061），蘇軾應中製科考試，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蘇軾入朝為官之時，正是王安石開始變法之時。蘇軾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上書反對，他的見解不容於朝廷。於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後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期間蘇軾又因作詩“訕謗朝政”，被人構陷入獄。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
宋神宗駕崩後，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後聽政，以王安石為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於是年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拚命壓製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再次到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築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此後他幾經起落，再貶至惠州、瓊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從此隨緣自適，過著讀書作畫的晚年生活。元符三年（1101）徽宗大赦，蘇軾複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享年66歲。
蘇軾的詩、詞、賦、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罕見的全才，也是中國數千年曆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傑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名列“蘇、黃、米、蔡”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
蘇軾的文學觀點和歐陽修一脈相承，但更強調文學的獨創性、表現力和藝術價值。他認為作文應達到“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的藝術境界。蘇軾散文著述宏富，與韓愈、柳宗元和歐陽修三家並稱，文章風格平易流暢，豪放自如。
蘇詩現存約4000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蘇軾的詞現存3450多首，衝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蘇軾在我國詞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並立的豪放詞派，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衝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和南宋的辛棄疾行成詞壇的“蘇辛”豪放詞派。
蘇軾是我國文學史上一位傑出作家，他以豐富的文學實踐，把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推向前，使詩、文、詞各方麵的創作出現了高峰。其文學成就曾引起當代和後世學人的普遍重視。南宋的陸遊、辛棄疾，金代的元好問，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陳維崧、查慎行等都是明顯受到他影響的作家。
蘇軾還給後世人留下不少書劄、雜記、雜說、小賦。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瓏之作，大都夾敘夾議，揮筆輕盈自如，抒發了他坦誠的胸懷，也表達了他對人生、對文藝的見解和喜愛之情，成就大大超過他的政治論文。形象地闡明對文藝問題見解的散文，實際上是理性思維和形象思維相交融的文論佳篇，論述精辟，才氣橫溢，如《傳神記》和《書吳道子畫後》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稱道的例子。像“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這一見解，雖是就繪畫而言，但其精神對其他藝術門類也可以相通。
陸遊：南宋傑出的愛國詩人
陸遊（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南宋著名的愛國詩人。
陸遊幼年的時候，正是北宋滅亡的年代。金兵在江南搶殺擄掠，陸遊從小就飽嚐了國難當頭、任人宰割的痛苦。同時他也看到、聽到了許多江南軍民勇敢抗擊金兵的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幼小的心靈裏，漸漸滋長了對祖國、對民族的深厚感情。
少年時代的陸遊，由於學習勤奮，能寫一手出色的文章。29歲那年，他參加兩浙地區的考試，名列榜首。當時恰巧奸相秦檜的孫子秦塤也參加了這次考試。秦檜在考試前就曾暗示考官，一定要讓秦塤得第一名。恰巧主考官為人非常正直，他早就對秦檜平日裏專橫跋扈、仗勢欺人的做法非常不滿。所以，在錄取時主考官根本就沒搭理秦檜事先說過的話，毅然將陸遊列了第一位。這件事使秦檜十分惱火。第二年，陸遊到京城臨安參加考試。這一次的主考官發現了陸遊的文才，又想讓他名列前茅。秦檜得知這件事，更是生氣，蠻橫無理地命令主考官取消了陸遊考試的資格，並揚言還要追究兩浙地區考試官的責任。打那以後，秦檜對陸遊懷恨在心，不讓他參加朝廷工作，直到秦檜死去，他才到臨安擔任樞密院的編修官。
陸遊熱情支持北伐，可是擔任統帥的張浚缺少指揮的才能。張浚手下的兩名主將又相互猜忌，發生摩擦。宋軍出兵沒有多久，就在符離（今安徽宿縣北）打了一個敗仗，宋軍全線潰退。北伐失敗，一貫主張求和的大臣在宋孝宗麵前對張浚大肆攻擊，還說張浚用兵原是陸遊慫恿出來的。後來，張浚被排擠出朝廷，陸遊也罷官回山陰老家去了。宋孝宗在金兵的威脅下，抗金決心也就動搖起來。第二年又跟金朝訂立了屈辱的和約，打那以後，再也不敢提北伐的事。
差不多過了10年，負責川陝一帶軍事的將領王炎聽到陸遊的名聲，把他請到漢中去做他的幕僚。漢中接近抗金的前線，陸遊認為到那裏去也許有機會參加抗金戰鬥，為收複失地出一份力量，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任命。到了那裏，他曾經騎馬到大散關邊，觀察金人占領的地區。在王炎衙門裏，他常常親眼看見金軍占領區的老百姓，冒著危險給宋軍送來軍事情報。這些情景使他對抗金前途充滿了希望。經過詳細考察之後，他向王炎提出一個計劃，他認為恢複中原一定要先收複長安，要王炎在漢中積蓄軍糧、訓練隊伍，作好一切準備，隨時可以進攻。但是，當時臨安的南宋朝廷並沒有北伐的打算，川陝一帶的將領大多驕橫腐敗，王炎對他們也沒有辦法，更談不上按照陸遊的意見出兵。陸遊滿懷希望又落空了。
不久，王炎被調走，陸遊也被調到成都，在安撫使範成大部下當參議官。範成大是他的老朋友，雖說是上下級關係，卻並不講究一般的官場禮節。陸遊的抗金誌願得不到實現，心裏氣悶，就常常喝酒寫詩來抒發自己的愛國感情。但是，一般官場上的人看不慣他，說他不講禮法，思想頹放。陸遊聽了，索性給自己起了個別號，叫“放翁”。後來人們就稱他陸放翁。這樣一過又是二三十年，南宋王朝又換了兩個皇帝——宋光宗趙惇和宋寧宗趙擴，南宋王朝始終沒有決心收複失地。陸遊長期過著閑居的生活，他把滿腔愛國熱情寄托在他的詩歌創作上。開禧二年（1206），韓侂胄擔任宰相，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北伐。這使陸遊十分興奮。但是韓侂胄的北伐並沒有充分準備，加上朝廷內部矛盾重重，使最後一次北伐又失敗了。宋寧宗和一批投降派大臣殺害了韓侂胄，把他的頭顱獻給金朝，訂立了屈辱的和約。
陸遊一生遭受了巨大的波折，不但仕途坎坷，而且愛情生活也很不幸。他20歲時和表妹唐婉結為伴侶，兩人從小青梅竹馬，婚後相敬如賓。然而，唐婉的才華橫溢與陸遊的親密感情，引起了陸母的不滿，加之唐婉又不孕，以至最後發展到強迫陸遊和唐婉離婚。陸遊和唐婉的感情很深，不願分離，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母親懇求，都遭到了母親的責罵。在封建禮教的壓製下，雖種種哀告，終歸走到了“執手相看淚眼”的地步，一對感情深厚的夫妻硬被拆散。陸遊再娶王氏，唐婉也改嫁他人，後來唐婉在鬱悶愁怨中去世。這件事使陸遊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擊，他一生中寫了不少詩追懷唐婉和這一段不幸的婚姻。
陸遊一生力主北伐，雖然屢受主和派排擠打擊，但是他的愛國之情至死不渝。他渴望收複失地、統一祖國的強烈願望不能實現，便用詩歌來表達他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民族的憂慮。他與尤袤、楊萬裏、範成大並稱“南宋四大詩人”，一生辛勤創作，一共留下了9000多首詩，在我國曆代詩人中，他的創作是最豐富的。嘉定三年（1210），這位86歲的愛國詩人病重，臨終的時候，他還念念不忘恢複中原。他把兒孫們叫到床邊，念了他最後一首感人肺腑的《示兒》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首詩堪稱是最能表現陸遊創作精神的代表作。
羅貫中：章回演義小說第一人
羅貫中（1330—約1400），名本，字貫中，山東東平羅莊村人，祖籍山西太原府。元末明初著名小說家、戲曲家，是中國章回小說的鼻祖。
羅貫中元末明初生於山西太原祁。元代中期，由於滅宋戰爭的創傷逐漸平息，社會的經濟、文化重心也開始由北方轉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僅成為人口雲集、商業發達的繁華城市，也成為戲劇演出和“說話”藝術發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識分子、“書會材人”，如關漢卿、鄭光祖等人，都先後搬遷到了杭州一帶。身為小說兼雜劇作家的羅貫中，也受到這一社會潮流的影響，成為南遷作家中的一個。大約在至正五年到六年（1345—1355）間，羅貫中來到了杭州。許多說話藝人在這裏說書，一些雜劇作家，也在這裏活動。羅貫中與誌同道合者為友。加上他對民間文學又極其喜愛，到了這裏，自然不願離開遠去。
大約在至正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360—1363）間，羅貫中來到了起事稱霸的張士誠那裏做客。不久，羅貫中離開了張士誠，又回到了杭州。《三國誌通俗演義》的寫作，當在此以後。這時，羅貫中已是50多歲的人了，對曆史、對人生都有了比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備了創作《三國誌通俗演義》的條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羅貫中已寫了12卷，之後卷數的寫作，是洪武四年（1371）以後的事了。
在羅貫中寫作《三國誌通俗演義》期間，施耐庵從蘇州遷移到興化，並在洪武三年逝世。為了紀念他的師友施耐庵，羅貫中在完成《三國誌通俗演義》之後，決定加工、增補施氏的《水滸傳》。《水滸傳》成書於洪武四年至十年（1377）之間。在加工、增補《水滸傳》的同時，羅貫中繼續創作曆史演義係列作品。羅貫中在創作完了這些作品以後，已是60多歲的老人了。他為了出版這些作品，於洪武十三年（1380）左右從杭州來到了福建，因為當時福建的建陽是出版業的中心之一。但是，羅貫中的這一目的未能實現。羅貫中活了70歲，在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裏盧陵逝世。
元末明初，我國的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尤其是章回體小說步入日臻完善的階段。中國的第一部流傳最廣、影響最深、成就最高、氣魄最大的章回體古典小說《三國演義》，即《三國誌通俗演義》，就是通過生活在這一曆史時期的傑出小說大家羅貫中的椽筆誕生並風行於世的。他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建樹了不可磨滅的偉大功績。同時，為世界文學的寶庫也增添了燦爛的光彩。
《三國演義》這部古典文學名著，描述了從東漢中平元年（18）的黃巾起義，到西晉武帝司馬炎太康元年（280）統一中國的將近一個世紀中魏、蜀、吳三國間的政治和軍事鬥爭曆史。他依據陳壽《三國誌》提供的曆史線索和曆史人物，博采裴鬆之對《三國誌》補缺、備異、懲妄、論辯所保存的大量寶貴史料，吸取了西晉至元1000多年來民間傳說的豐富營養，並在此基礎上結合自己參加元末農民起義軍的生活經曆，發揮個人的卓絕藝術才能，縱橫捭闔，巧妙駕馭，形象生動地描述了近100年中浩瀚繁富的曆史事件，完成了這部75萬字的古典名著。
在這部名著中，貫中寄托了自己個人的愛憎情感，客觀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集團之間政治的、軍事的、公開的、隱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鬥爭，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封建統治階級爭名奪利、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明火暗刀的策略伎倆和陰謀詭計。有意或無意地揭示了農民無法生活、鋌而走險、紛紛起義的真實曆史背景和原因。
《三國演義》充分顯示了羅貫中在人物的刻畫方麵有著驚人的技巧。全書四百多個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劉備、孫權這些群雄之首，還是諸葛亮、關羽、張飛、趙子龍、黃忠、魯肅、周瑜、黃蓋、郭嘉、許攸、張遼、陸遜，以及王允、董卓、呂布這些巨謀勇將、忠奸之臣，都具有鮮明的生動的個人特性。尤其是對張飛、諸葛亮和曹操等人的形象塑造，真可謂出神人化，呼之欲出。
羅貫中對戰爭的描繪是極其成功的，這一點充分證實他確實參加過元末農民起義的戰爭活動。所以能夠把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戰場，瞬息變化的戰鬥形勢，描述得那樣千變萬化、各具特色，顯示出戰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然而，正是由於羅貫中有參加戰爭的經曆，再加上他超人的藝術技巧，以及創作時的苦心孤詣、慘淡經營，才在他的筆下出現了描述戰爭戰役，重點突出，錯落有致，疏密相間，虛實照應；鋪排戰爭場麵，大肆揮灑，波瀾起伏，風馳電掣，氣勢磅礴；渲染戰場氣氛，隨意勾勒，生動逼真，有聲有色。
羅貫中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有特殊貢獻的作家。他所寫的小說很多，都是以亂世為題材，中國曆史上隻有七個分裂的時代，羅貫中就寫了其中三個，除《三國演義》外，相傳還有《隋唐誌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和《三逐平妖傳》等著作，也曾參與了《水滸傳》的編纂、創作。他亦能詞曲，所作的雜劇，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龍虎風雲會》、《忠正孝子連環諫》、《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種，後二種已佚。羅貫中經曆了元末的社會大動亂，目睹現實的紛爭，對人民苦難深重的生活處境比較了解，對他們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認識。他從事小說創作的動機，一方麵無過於泄憤一時，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改變當時話本藝術中存在的弊端，為民眾、為說話藝人提供一個好的、方便的說話底本。他從社會的、文學的需要出發，對幾種在民間影響較大的話本小說素材，進行了搜集、整理、充實等紮實的新創工作。羅貫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國演義》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小說從話本階段向長篇章回體過渡的完成，揭開了我國小說發展曆史嶄新的一頁。
羅貫中是我國元末明初的一位傑出的古典小說家，是他把章回體小說這一文學式樣推向成熟的階段。後來的很多學者和作家曾給予他極高的評價，把他同司馬遷、關漢卿相提並論。他的偉大的文學創作成就，成為中國文學、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貴財富。他所創作的《三國誌通俗演義》，不僅在國內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且被翻譯成十多個國家的文字風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在國外，他的《三國演義》被稱之為“一部真正具有豐富人民性的傑作”，而《大英百科全書》則稱他為“第一位知名的藝術大師”。
施耐庵：英雄傳奇小說的開創者
施耐庵（1296—1370），元末明初的文學家。博古通今，才氣橫溢，舉凡群經諸子、詞章詩歌、天文、地理、醫卜、星象等一切技術無不精通。35歲曾中進士，後棄官歸裏，閉門著述，與拜他為師的羅貫中一起研究《三國演義》、《三遂平妖傳》的創作，搜集、整理關於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終寫成“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
蘇州城閶門外，懷胥橋北施家巷有一戶施姓人家，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後裔。這一支傳到施耐庵的父親已是十四世。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施家添了一個男丁。一位老秀才給嬰兒起了個名字，叫彥端，意思是這孩子長大了，定是位行為端正的才子。這個繈褓中的彥端，就是後來寫出千古名著《水滸》的施耐庵。
施耐庵7歲時，家裏貧窮，無法上學。但他天資聰明，刻苦好學，經常借書看，遇到不懂的就向當地比較有學問的人請教，有時還到學府去旁聽。就這樣，他讀了《大學》、《論語》、《詩》、《禮》等許多書。13歲時，已能在大庭廣眾之下，對答如流，下筆琳琅。
施耐庵13歲那年，父親把他送到私塾讀書。私塾先生是個武舉出身的老人，壯年時因打抱不平，誤傷了一個蒙古人，才隱姓埋名，到此地教書。
一天早上，施耐庵到後院內聽見風聲，卻不見樹葉飄動，他對著門縫朝院內望去，原來是先生在練功。先生手舞鋼鞭，風聲“呼呼”，人影難分。
先生練完鞭後，又打起拳來，隻見他揮掌向一塊大石劈去，“哢嚓”一聲，掌到石裂，施耐庵驚呆了。先生練完功後見到他，問他為什麼呆在這兒，施耐庵見瞞不過去，隻好直說：“學生看先生練功入了迷，站在這兒發呆。”並求先生教他武功。
先生不肯教他，施耐庵並未灰心，從此他每天早起偷看先生練功，白天學習，晚上就模仿著練，這樣堅持了三年，竟也練出了名堂。
有一年清明節，先生放學生一天假，讓他們到郊外春遊。施耐庵和同學正在趕路，忽聽到“救命”的喊聲，原來是個惡少在強搶民女，好多來勸阻的人都被惡少打傷了。施耐庵見了，怒火中燒，他趕忙上前喝道：“光天化日強搶良家女子，天理難容，快放了她！”那惡少見是個書生，不放在眼裏，舉起一塊石碑，朝施耐庵猛砸過來。可施耐庵並不慌亂，閃身跳出圈外，同時揮掌朝石碑劈去，隻聽“咣當”一聲，石碑被劈成兩半。那惡少大吃一驚，見勢不好，嚇得抱頭鼠竄。施耐庵剛要追，被先生叫住。
施耐庵連忙跑來，跪在先生麵前說：“學生出來惹事了，望先生恕罪。”可先生並沒有責備他，還稱讚道：“我因幾個敗家的徒弟而冷了心，本不想再收徒，今見你如此見義勇為，我就收下你這個徒弟吧。”從此，施耐庵在老先生精心培養下，不僅能寫一手好文章，還練成了一身好武藝。
元文宗至順二年（1331）春，年已36歲的施耐庵上京應試。天從人願，秋闈一舉告捷。不久，朝廷派施耐庵到錢塘擔任縣尹。但是，隻當了兩年縣尹，由於不願昧心事權貴，施耐庵便憤然辭官而去。
施耐庵從錢塘棄官回來，在蘇州城東南隅的施家橋開學授徒。四鄉八鄰，紛紛慕名前來投師。一天，一位商人領著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前來拜謁施耐庵。這個商人姓羅，是山西太原人，經常往來於蘇杭做生意，久聞施耐庵大名，這次專程把兒子羅貫中帶來投師求學。施耐庵見貫中生得眉清目秀，談吐溫雅，心中十分喜愛。
冬去春來，施耐庵痛感自己有誌救民，無處展才。有一天，他路過書鋪，看到不少手抄元人話本，其中有一本名叫《張叔夜擒賊》，是講梁山泊宋江等108人故事的。他不惜高價買了回來。打算以此為線索，把其他有關梁山泊故事的話本內容加以糅和，寫出一部《江湖豪客傳》。
施耐庵在施家橋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花在寫作和修改《江湖豪客傳》上，眼看全書即將寫完，他又覺得書名不夠含蓄，想換一個。羅貫中看出了老師的心思，就向他建議說：“老師，書名就叫《水滸傳》吧！”施耐庵覺得這個意見很好，說：“水滸，就是水邊，含有‘在野’的意思，還有典故，詩經上有‘古公稟公，朝來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是歌頌周代發祥史的。這書是寫起義英雄的，叫它‘水滸’，非常合適！”
施耐庵死後，羅貫中把施耐庵留下的書稿作了番整理後，即刻動身到全國的刻書中心——福建的建陽去，準備把《水滸傳》刻印出來。可是，這裏所有的書坊沒有一家敢承印。
過了150年，《水滸傳》才由坊間刻印出版。可惜的是，這個最早的《水滸傳》版本，幾經改朝換代，人世滄桑，隻剩下一個5回殘本。明萬曆十年（1582），有個化名“天都外臣”的人，根據民間抄本，自己寫了個序，重新刻印問世，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古本《水滸傳》。
施耐庵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小說家，他在小說《水滸傳》中塑造了108位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他們的故事在民間久久流傳，《水滸傳》也成為我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吳承恩：中國神魔小說的開山宗師
吳承恩（1501—1582），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人。中國明代傑出的小說家，是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的作者。
吳承恩生於一個由學官淪落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貧。其曾祖父當過餘姚訓導，祖父做過仁和教諭，父子皆為學官，凡“六經諸子百家，莫不瀏覽”。吳承恩受家庭影響，自幼喜讀野言稗史、誌怪小說，凡坊間說部，皆廣為涉獵。大量的讀書，拓展了他的文思，因此，吳承恩少年時即以文才捷敏揚名於淮安一代。然而，吳承恩的父親終生並未顯達，是個極好讀書卻不善經營的“賣彩縷文轂”的店鋪小老板，“又好談時政，意有所不平，輒撫幾憤惋，意氣鬱鬱”。由於常遭官府如狼似虎胥吏的敲詐，故對社會現實頗多不滿，這無疑對其兒子吳承恩後來世界觀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響。
吳承恩雖有滿腹經綸卻無所施展，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40多歲的吳承恩才補了個貢生。由於其清廉耿介，獨傲自高，難以容於世俗，所以境遇拮據，貧困潦倒，因此常遭那些以衣冠取人的趨炎附勢之輩的冷眼。直到60多歲時，才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做了長興縣知縣。吳承恩置身官場，更加深刻地看到了官場的腐敗與社會的黑暗，因不肯隨波逐流，恥為五鬥米折腰，故未幾即拂袖而去，專意著述。科場的失意、生活的困頓，使吳承恩加深了對封建科舉製度、黑暗社會現實的認識，促使他運用誌怪小說的形式來表達內心的不滿和憤懣。他自言：“雖然吾書名為誌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
《西遊記》雖然是吳承恩晚年寫成的，但他卻為此作了畢生的準備。小時候，吳承恩經常跟從父親遍遊淮安近郊的古寺叢林，聽來許多優美神奇的神話故事。他從小就有好聽奇聞的習性，在讀私塾時，經常瞞著父親和老師，偷偷地閱讀“野言稗史”。隨著年齡的增大，這種愛好有增無減。30歲後，他搜求的奇聞已“貯滿胸中”了，並且有了創作的打算。50歲左右，他寫了《西遊記》的前十幾回，後來因故中斷了多年，直到晚年辭官離任回到故裏，他才得以最後完成《西遊記》的創作。
吳承恩傑出的長篇神魔小說《西遊記》以唐代玄奘和尚赴西天取經的經曆為藍本，在《大唐西域記》、《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作品的基礎上，經過整理、構思最終寫定。吳承恩曾寫過一本誌怪小說《禹鼎誌》。他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說，他的誌怪小說、神話小說，寫的雖是神仙鬼怪，其實著意的還是在於“人間”，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惡勢力，使讀者“悚然易慮”，並非無為而作，或搜奇獵異以資談笑。他創作《西遊記》目的也是如此。作品借助神話人物抒發了他對現實的不滿和改變現實的願望，折射出他渴望建立“君賢神明”的王道之國的政治理想。小說借助唐僧師徒在取經路上經曆的81難折射出人間現實社會的種種情況。小說想象大膽，構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獸三位一體的塑造方法，創造出孫悟空、豬八戒等不朽的藝術形象。全書組織嚴密，繁而不亂，語言活潑生動且夾雜方言俗語，富於生活氣息。主題上衝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豐富了作品的現實內容，具有民主傾向和時代特點。作品諷刺幽默，呈現出不同於以往取經故事的獨特風格。
在《西遊記》第45回中，寫到孫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雲、打雷、下雨時，特別命令雷公鄧天君說：“老鄧仔細替我看那貪贓枉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眾！”孫悟空最恨的是“貪贓枉法之官”，這與吳承恩在許多詩文中所表現的特別仇視貪官汙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遊記》的神話世界裏，處處有人間的影子：神聖的天宮表麵氣派不凡，至高無上的玉帝卻賢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間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嚴，官官相護，貪贓枉法，無辜的人有冤難伸，和地上的衙門並無兩樣；妖魔鬼怪殺人吃人，貪財好色，仗著魔力法術稱霸一方，無惡不作，簡直是人間惡霸、官僚的化身。《西遊記》還寫到了一些人間國度，那裏的統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賢，武也不良，國君也不是有道的”，這同樣是明朝廷君臣禍國殃民罪行的寫照。吳承恩塑造的孫悟空，嫉惡如仇，神通廣大，一切稱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失去了往日的威風，或一命嗚呼，或束手就擒，這都反映了吳承恩掃蕩社會醜惡現象和醜惡勢力的強烈願望，也是《西遊記》民主性精華之所在。
吳承恩的文學才能是多方麵的。除《西遊記》外，其作品尚有《射陽先生存稿》和《禹鼎誌》等，可惜多已失散，吳承恩老貧無子，晚年流寓南京，靠賣詩文糊口，潦倒而終。
《西遊記》的出現，開辟了神魔長篇章回小說的新門類，書中將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諷刺和嚴肅的批判巧妙結合特點直接影響著諷刺小說的發展。《西遊記》是古代長篇小說浪漫主義的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它也是浪漫主義的傑作。《美國大百科全書》認為它是“一部具有豐富內容和光輝思想的神話小說”，《法國大百科全書》說：“全書故事的描寫充滿幽默和風趣，給讀者以濃厚的興味。”從19世紀開始，《西遊記》被翻譯為日、英、法、德、俄、等十來種文字流行於世。
曹雪芹：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家
曹雪芹（1715—1764），名霑，字夢阮，雪芹是其號，又號芹圃、芹溪，祖籍遼陽，先世原是漢族，後為滿洲正白旗“包衣”。清代著名小說家，舉世公認的最偉大的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家之一，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紅樓夢》的作者。
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漢人，但在很久以前就加入滿洲旗籍，成了愛新覺羅氏的皇家“包衣”（家奴），隨清人入關後，逐漸晉升為皇家親信的官吏。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的妻子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登基後，曹璽任江寧織造（專做供應皇家的事物），直至病故。康熙又命其子曹寅（曹雪芹的祖父）任蘇州織造，後又繼任江寧織造。曹寅幼時做過康熙的伴讀，既是康熙的臣仆，又是朋友，深得康熙的信任。康熙六次南巡，曾四次以曹家為行宮，曹家此時發展至鼎盛時期。曹氏不僅為“鍾鳴鼎食之家”，同時還是“詩書管纓之族”。所以曹家的先世不僅與清王朝的政治經濟都有較密切的關係，而且又有著文學方麵很深的家學淵源。這些都給曹雪芹以深刻的影響和熏陶，使他具有了對生活多方麵的認識和藝術才華，為他創作《紅樓夢》提供了條件。
清代乾隆四年（1739）八月十五，江蘇句容縣令葉仲秋適慶五十大壽，不料城北民宅著火，熊焰蔓延已殃及三家。盡管街坊百姓奮力搶救，但一時壓不住火勢，於是有人趕緊上衙門稟告縣太爺。誰知這位平時聚斂貪狠、魚肉人民的“父母官”卻不予理睬，仍在酒宴上與豪紳富商舉杯痛飲。家仆見來舉報者訴苦央求，遂又向葉仲秋傳報三次，葉仲秋大為光火，下令家仆趕走舉報者，以免這“禍星”衝掉了他的喜氣。恰在這時，生性耿直而好抱不平的曹雪芹遊曆此地，目睹毀焚之火情，又聞縣令漠不關心之事，刹間怒上眉頭，義憤填膺，欲直麵譴責這不顧百姓生死的昏庸貪官。然而一想，自己素與縣令無交往，怎能相見呢？略一沉思，他便有計了，即叫隨從取出筆墨，寫了副對聯作為“賀禮”，連同“拜帖”一並送往衙門府第。葉仲秋接到家仆呈上的“拜帖”，拆開一看，打心眼裏高興，趕緊請之入上席。曹雪芹進門後，縣太爺為了炫耀自己與當朝財賦要職“江寧織造”之公子的交誼，喜出望外地親手把對聯展開，讓前來祝壽的客人們觀賞。沒想到，當大家看了“賀禮”後不覺麵麵相覷，葉仲秋莫名其妙，待定睛一瞧，才恍然大悟，隻見聯雲：
火魔駕風，橫行霸道，四野難容老葉；
焰妖遇酒，助桀為虐，萬民皆怨仲秋。
此聯明白如話，意與境合，雙關生趣，不僅沒有祝頌之辭，且以上聯嵌其姓，下聯嵌其名的手法，將那位搜括民脂而不為民辦事的縣令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鞭撻。葉老爺頓時感到當眾丟了醜，直氣得臉像豬肝，渾身打冷顫，卻又奈何不得“江寧織造”之公子，隻好揮手示意大家前去救火。
在雍正初年封建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中，曹雪芹之父也牽連進去，被革職下獄，抄沒家產，家道從此敗落。後來舉家北返，在北京過著貧困的生活。從錦衣玉食的顯貴到“舉家食粥”的貧民，曹雪芹感受頗多，對社會上的黑暗和罪惡有全麵而深刻的認識。在此基礎上，他“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創作了不朽的現實主義巨著《紅樓夢》。曹雪芹生前基本定稿的《紅樓夢》隻有前80回，原名為《石頭記》，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間流傳。現在通行的《紅樓夢》120回本中後40回通常認為是高鶚續補、加工而成。
《紅樓夢》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及賈寶玉與薛寶釵的婚姻悲劇為主線，通過一個貴族大家庭的興衰變化，剖析了造成悲劇的深刻的社會根源；同時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奢靡、醜惡，展示出封建社會必然走向崩潰的曆史命運。
《紅樓夢》一開始，就把讀者帶進五光十色的榮國府。這是一個由一群主子和數百奴仆所組成的貴族大家庭。這些貴族家庭成員每天想的就是如何享樂。就在這個貴族家庭中，曹雪芹塑造出賈寶玉、林黛玉兩位具有光彩的男女主人公，以及眾多的少女形象。
男主人公賈寶玉是貫穿全書始終的人物。根據考證，這一形象中，有作者的親身體驗。賈寶玉生長在貴族之家，家族對他寄予厚望，但是他不愛讀書，憎恨封建傳統思想，厭惡束縛他的家庭，充滿叛逆精神。由於他生活在一群美麗、單純的侍女中間，而對生活在下層的女性飽含同情。
少女林黛玉是曹雪芹著意刻畫的女性。這個寄居在榮國府中的弱女子，有著極強的自尊心，她才華橫溢而又多愁善感。她與賈寶玉兩小無猜，後來成為生死相戀的情人，但最終他們的愛情被封建勢力所扼殺。
曹雪芹可謂是塑造人物的高手，在《紅樓夢》中，共出現450多個人物，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表現現實生活方麵，《紅樓夢》有著百科全書式的博大精深，它的敘述、描寫就像生活本身一樣自然逼真、豐富深厚。《紅樓夢》對當時貴族家庭的飲食起居等生活細節描繪精細，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在烹調、醫藥、琴棋書畫、建築、戲曲等多方麵的才華。
《紅樓夢》問世以後，人們爭相閱讀它、談論它，有些青年讀者甚至為書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感動得流淚。但是《紅樓夢》也引起封建官僚和封建衛道者的猛烈攻擊，把它列為禁書。但無論怎麼禁止，《紅樓夢》仍然在群眾中流傳，深受人們的喜愛，成為家喻戶曉的一部文學名著。
乾隆二十八年（1763），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於過度的憂傷和悲痛中，臥床不起。到了這一年的除夕，即1764年2月12日，一代文毫終於因貧病無醫而逝世，享年40歲。
曹雪芹所創作的《紅樓夢》，內容豐富，思想深刻，藝術精湛，在繼承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了巨大的創造和發展，成為我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的一座高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紅樓夢》給後代作家提供了豐富的藝術經驗，後世人們對《紅樓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並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紅學”。
魯迅：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革命的主將。
魯迅生於浙江紹興一個趨於敗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幼年的魯迅是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中度過的，他常在私塾裏讀《三字經》、《百家姓》。魯迅大約12歲時進入三味書屋讀書，熟讀了“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他在課餘還閱讀了《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傳統白話小說。這一期間他積累了濃厚的國文功底，為他以後的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魯迅13歲那年，他祖父在一樁科場案中惹下大禍，被捕入獄，他們全家也因此受到了牽連，家境的衰落使他為避禍而逃到鄉下。少年的魯迅常來往於藥鋪與當鋪之間，緊接著的災難便是多病父親的病故，從此全家人過上了一種淒涼、貧苦的生活。
1898年，魯迅18歲時考入了洋務派開辦的江南水師學堂。在這裏，他初次接受西學。1902年，魯迅被選派留學日本。在東京期間，他接觸到許多海外反清救國人士，受他們的影響，魯迅決心將一生奉獻給人民的解放事業。1904年9月，帶著將中國從愚昧落後狀態拯救出來的抱負，他來到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改變了他的初衷。在一次課間放映的時事幻燈片裏，魯迅看到日俄戰爭中許多中國人圍觀一個被日軍捉來殺頭示眾的同胞。他痛感醫學並非緊要事，於是棄醫從文，希望用自己的作品喚醒國人麻木的覺醒。
1909年，魯迅因生活窘困回國謀職，在杭州紹興教學。辛亥革命後，魯迅先後在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官場生活使魯迅感到難以忍受的寂寞，辛亥革命的失敗更使他感到悲憤。這時，《新青年》雜誌向他約稿，於是《狂人日記》發表了。這是一篇向封建主義的禮教和仁義道德開戰的檄文，他借狂人之口控訴了封建製度和禮教對人的摧殘。“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剝開了“仁義道德”的真麵目，這就是“易子而食”、“割股療親”、“食肉寢皮”等殘酷的罪行。
1926年7月到1927年9月，魯迅相繼到廈門和廣州應聘教書。在此期間，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廣州、珠江兩地也在喋血。在血腥的氛圍中，為了新的戰鬥，魯迅認真地回顧了自己的生活和戰鬥的曆程，終於揚棄了多年來思想的武器——“進化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觀點，在戰鬥實踐中，自覺地站到無產階級陣營中來。為了新的戰鬥，魯迅決定前往上海。
1930年3月2日，由魯迅、郭沫若、茅盾、錢杏邨、蔣光慈、鬱達夫、柔石等50多位作家發起，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魯迅成為“左聯”重要領導人之一。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發表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說，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指出了中國文藝革命的方向，對進步作家提出了正確的要求。後來“左聯”在思想鬥爭和培養文學新人方麵做出了成績，這與魯迅的辛勤工作是分不開的。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之下，東北三省先後淪亡了，1932年又發動“一?二八”事變。魯迅與茅盾、胡愈之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反對蔣介石政府對日妥協，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1933年，魯迅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社會活動，此外，他還以多種形式發表抨擊時政的雜文。他的文章迂回於刀槍劍戟之中，極具諷刺性，讓反動當局見了他的文章毛骨悚然。
1934年到1935年，中國文化界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下，蔣介石及其反動文人推行複古尊孔運動，同時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東三省”鼓吹建立“王道樂土”。魯迅一方麵日益關注社會形勢的發展，一方麵著文揭露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專製，表示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抗議。他還翻譯引進蘇俄進步作家的文學作品，讓人們了解進步的革命思想，使國內的革命陣營更加強大。
1933年後，魯迅的健康狀況逐漸壞了起來，他卻因此投入更加緊張的工作。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那顆熱烈戰鬥的心停止了跳動，放下他未完成的工作與世長辭了。魯迅的遺體葬於虹橋萬國公墓，上海上萬名民眾自發舉行公祭、送葬。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麵旗幟，上麵寫著“民族魂”三個字。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主席親自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
魯迅一生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曆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作品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
魯迅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他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他說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擁有做人的原則。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魯迅的小說不僅是小說，也是詩，它以平凡的社會生活為題材，整體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小說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不少的散文和散文詩，它們是魯迅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
最能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但隻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才顯示出了它的巨大力量，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鬥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致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呐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讚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魯迅的雜文自由、大膽地表現了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路徑，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
魯迅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紮奮鬥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堅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培育新生力量。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現代新文化革命的主將，是我國思想和文學史上一麵燦爛的旗幟、一座不朽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