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後郭布羅·婉容，與世隔絕及離群索居的宮廷內景，社會動蕩帶給她的心靈衝擊，生活變故帶給她的巨大的震動，以及後來一係列不盡人意、失去人身自由的流亡生活給她造成的巨大精神創傷，使她的一生極富變化和戲劇性，同時也使她的人性開始了異化，她陷入了深層的內心痛苦和重圍中無法自拔，直至離世。婉容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而這個悲劇又是無法避免的，是萬惡的封建王朝和日本侵略者將她推向了曆史的深淵，她是曆史的犧牲品。
愛新覺羅·溥儀的第二位妻子是“淑妃”額爾德特·文繡，額爾德特·文繡（公元1909—公元1953）又名蕙心,自號愛蓮，幼時、與愛新覺羅·溥儀離婚後自名“傅玉芳”。滿族鑲黃旗人。祖父錫珍曆官至吏部尚書，權傾朝野。至父輩，家道中衰。1909年文繡生於北平方家胡同錫珍府邸。父親去世後，母親蔣氏攜三女居花市，過平民生活。8歲時，文秀就讀於花市私立敦本小學，聰穎好學，頗諳事理。1922年，文繡以照片入選皇妃，早婉容一日迎娶入宮，以便大婚時跪迎皇後。初期，與愛新覺羅·溥儀感情尚好。1924年，被逐出宮之際，文繡袖藏利剪，自盡殉清，未果。文繡反對愛新覺羅·溥儀投靠日本人、以圖複辟大業，加之後、妃爭寵，與愛新覺羅·溥儀感情疏離、齟齬不斷。1931年8月，文繡伺機脫出天津靜園，登報公開表示與愛新覺羅·溥儀離婚，“妃革命”一時間成為天字號新聞；10月，文繡正式宣告與愛新覺羅·溥儀離婚。1932年，文繡任教於北平私立四存中小學，後因不堪忍受騷擾辭職，過隱居生活。“七七事變”後，文繡堅辭拒絕日偽的威逼利誘，大節不虧。抗戰勝利後，文繡生活艱辛，以糊紙盒、上街叫賣為生；後於華北日報社做校對工作。1947年夏，文繡與國民黨少校軍官劉振東結婚。一年後，因時局動蕩，劉振東退役，靠租平板車生活。解放後，因有立功表現，劉振東被解除管製，成為一名環衛工人。1953年, 文繡因病去世,年僅44歲。
愛新覺羅·溥儀的第三位妻子“祥貴人”他他拉氏，後改姓譚，名玉齡，與愛新覺羅·溥儀在長春結婚。譚玉齡於1942年去世。
看過有關書籍、影視的朋友都應該對她有印象吧？對了，就是那個年紀很輕、很有朝氣的女學生，後來早早被吉岡安直中將害死的那個。
譚玉齡嫁給愛新覺羅·溥儀那年隻有17歲，正在北京的中學堂念書。譚玉齡是在婉容精神失常以後愛新覺羅·溥儀娶的妻子。按祖製規定，清朝皇帝的妻妾分為皇後、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等八級。譚玉齡被“冊封”為“祥貴人”，是皇帝的第六等妻子。
愛新覺羅·溥儀很喜歡攝影，有人曾根據宮中散落的照片進行統計。據說數千張照片中，皇後婉容露臉的隻有8張，而譚玉齡的卻有33張之多，可見愛新覺羅·溥儀愛情之所在。愛新覺羅·溥儀確實很喜歡譚玉齡，直到這位皇帝成為公民後，還將譚玉齡的照片貼身攜帶。譚玉齡1.6米左右的個頭，體態苗條，在那五官端正的凸形臉上，隻見長長睫毛下，有雙不大不小的眼睛忽閃忽閃的，頭發是用火剪子燙出的大卷，雙耳都戴著玉墜，穿一身蘋果綠顏色的絲絨旗袍，這一些更顯出她裸露在外的麵部以及手臂皮膚的白嫩與細膩。從楊景竹的回憶錄中還可以看出，譚玉齡是一個心地善良、性格溫柔的女子，不擺皇妃架子，禮貌待客，對下人十分和氣。愛新覺羅·溥儀有時受了日本主人的氣後，回到寢宮心情煩悶而又暴躁，往往無緣無故地對譚玉齡大發脾氣，有一次甚至把“祥貴人”身上穿的旗袍撕得粉碎。對此，譚玉齡不僅能夠忍耐，而且還寬慰丈夫，使他心平氣和下來。
愛新覺羅·溥儀沒有想到，過了7年如漆似膠的日子後，24歲的譚玉齡卻一命嗚呼。關於譚玉齡的死，至今還是個謎。
當時，譚玉齡（初封“祥貴人”，死後封“明賢貴妃”），身患膀胱炎，吉岡進入內廷“輯熙樓”的譚玉齡的寢室內診治。不料，譚玉齡經注射藥物後不到天明即行死去。人們都說譚玉齡之死是吉岡所下的毒手。
愛新覺羅·溥儀的第四位妻子“福貴人”李玉琴，1943年與愛新覺羅·溥儀在長春結婚，1957年離異。李玉琴於2001年病逝。
1943年2月，正在新京（長春）南嶺女子國民優級學校上學的15歲漢族姑娘李玉琴，被末代皇帝、時任偽滿洲國皇帝的愛新覺羅·溥儀“朱筆”一圈，便成了他的老婆。
當時，愛新覺羅·溥儀最怕日本人讓他娶日本老婆，因而，自己決定要從滿洲人中選。派人四下去找，好看的便拍照片。1928年生於長春市鄉下的李玉琴說：我並不是什麼書香門第、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愛新覺羅·溥儀卻在幾百張照片中，竟點到我頭上了。
後來，李玉琴進了偽滿洲國皇宮。再後來，李玉琴被愛新覺羅·溥儀冊封為福貴人，成了愛新覺羅·溥儀的第四位“老婆”。這個平民出身的漢族姑娘，是惟一個無貴族血統、卻又糊裏糊塗地成了“皇娘“的人。
愛新覺羅·溥儀的第五位妻子李淑賢，1924年生，於1962年“五一”同愛新覺羅·溥儀結婚，屬平民婚姻。李淑賢於1997年病死。
介紹完了愛新覺羅·溥儀的5位妻子後，回頭再說說婉容後期遭遇。
1932年3月，婉容經旅順輾轉抵達長春，成為偽滿洲國“執政夫人”，言行均受到日本人嚴密監視和限製；期間曾秘密與國民黨代表顧維鈞聯絡，擬逃離長春未果。
幾十年後出版的《顧維鈞回憶錄》一書記述了這個真實的故事：“我們在大連停留了一夜，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個隨從人員過去在北京當過警察，是我的四個衛士之一。由於一九二五年的炸彈事件，他留了下來給我保鏢。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認識很多人。當我在大連一家旅館裏吃午飯時，他進來說，一個從長春來的滿洲國內務府的代表要見我，有機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猶豫，因為他說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隨從說，他在北京認識這個人，可以見見他。他告訴我，此人化妝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許他當過古董商）。 我出去走到門廊裏，我們停在轉角處。此人告訴我，他是皇後（長春宣統皇帝的妻子）派來的。他說因為知道我去滿洲，她要我幫助她從長春逃走。他說她覺得生活很悲慘，因為她在宮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圍（那裏沒有中國侍女），她在那裏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幫他逃走。我為這故事所感動，但是我告訴他，我的處境不能替她做什麼事。因為我在滿洲是中國顧問的身份，沒有任何有效方法來幫助她。雖然如此，我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幹了些什麼，這個故事可以證實日本的意圖。”
1934年6月，婉容成為偽滿洲國“康德帝後”，後因“穢聞”被打入“冷宮”，身體和精神處於崩潰邊緣，嗜毒成癮。
婉容轉移到吉林市不久，國民黨軍隊就占領了長春，並向吉林市逼近。在這種形勢下，於1946年5月23日夜，她又被抬著送上火車，一直轉移到延吉市，被安置在延吉監獄（舊址在現延吉藝術劇場）。當6月10日再次決定她同愛新覺羅·浩、溥儉等六人一起轉往牡丹江，再送佳木斯時，因為她已病入膏肓，難以承受旅途顛簸，而未能成行。隻好將愛新覺羅·浩等五人送往佳木斯，並很快允許他們自由行動各奔他鄉了。
引文中談及的個別細節或許不夠準確，但婉容這個表現了民族感的行動卻是肯定存在的。特赦後的愛新覺羅·溥儀曾經說過，婉容做這件事時瞞了他，但過後還是告訴他了。潤麒也說過，顧維鈞限於當時的條件，拒絕對他姐姐提供幫助，對婉容來說這是“致命的打擊”。李玉琴則從另外的渠道得悉這件事的內情：1984年夏天，我國新聞界老前輩顧執中先生及夫人，在長春南湖賓館會見她時也曾談及此事，顧老說：“婉容確實派人私訪了調查團中的國民黨代表顧維鈞，要求幫助她逃離日本人的統治圈。”
婉容沒有因此氣餒，還想逃出這人間地獄。從策略出發,她希望把日本當作過渡之橋，並在一年以後找到了機會。那是1933年8、9月間，偽滿立法院趙欣伯的妻子赴日，婉容便托她幫忙東渡，結果又沒能成功。
作為女人，婉容承擔得太多了：醜惡的現實、病態的心理，再加上一個不健康的丈夫!
婉容是與愛新覺羅·溥儀共同生活時間最長的女性，因此也是痛苦最深的女人。跟婉容同時入宮的文繡早已看穿了這活的地獄，並在愛新覺羅·溥儀離開天津之前就和他們分道揚鑣。
在愛新覺羅·溥儀、婉容與文繡三人之間，如果說還有某種共同的東西，那就是政治上對清朝帝國的追求。然而對這個問題，婉容與文繡在認識上也有很大差距，當婉容還在洋人身上寄托著希望的時候，文繡卻已看出：投靠洋人，特別是投靠日本人無異於叛國。於是，她倆分道揚鑣，各自選擇了應走的路。
至於談到愛新覺羅·溥儀、婉容和文繡的夫妻生活，應該說從來就沒有一個共同的基礎，麵對一個不合格的丈夫，正如愛新覺羅·溥儀後來分析婉容的思想時所指出的，婉容畢竟與文繡不同，文繡的思想裏，有一個比封建的身份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裏更看重“皇後”的身份，她寧願作個掛名的妻子，也不願意輕易丟掉“皇後”的身份。其實，即使婉容真想離婚，在她的親友、她的師傅中間，當年也很難找到敢於站出來公開支持她的人。
然而，婉容又畢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啊!婉容是處在這樣一種非常奇特的心理狀態之下；一方麵是正當的願望和需求；一方麵又丟不開皇後的尊號，不敢理直氣壯地建立合理的生活。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丟下一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紅軍入東北?同年8月9日,日本人通知愛新覺羅·溥儀準備遷都通化?8月11日,愛新覺羅·溥儀?婉容等人,在長春車站登上駛往通化的火車;8月13日,一行人逃到了通化大栗子礦業所;8月15日,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6日,愛新覺羅·溥儀宣讀了《退位詔書》?一個維持了13年零5個月的偽滿洲國終於土崩瓦解了,象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的皇後也當到了盡頭?同日下午,吉岡讓愛新覺羅·溥儀挑選少數人去通化機場，準備經沈陽飛日本。愛新覺羅·溥儀帶走了溥傑、潤麟等人。臨行時，愛新覺羅·溥儀換上便裝，對哭泣著的婉容皇後和李貴人說：“大家齊心協力，爭取去日本再見罷。”說完，揮淚上車。
1945年8月18日，愛新覺羅·溥儀一行的飛機剛降落在沈陽機場，就作了持衝鋒槍的蘇聯紅軍的俘虜。接著被押往蘇聯，先後收容在赤塔，伯力等地，開始了他的新生活。
愛新覺羅·溥儀一行走後，大栗子的偽大臣們紛紛逃散了，衛兵也逃散了。大栗子溝的男人已寥寥無幾。在大栗子住到11月末，婉容一行人租車回到臨江縣城，租一旅店住下。
1946年春節前夕，解放軍派了一輛汽車收容他們。於是由嚴桐江帶領，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上了汽車。婉容連件棉衣也沒有，凍個半死。汽車到通化後，婉容一行暫住市公安局宿舍中。1946年4月，解放軍準備進駐長春，收容婉容等同行。
1946年4月14日，長春解放。婉容一行住進解放軍招待所，原“厚德福”飯店。這時，李玉琴，嚴桐江、徐恩允等僅剩的幾個人都允許回家了。唯獨婉容有家難回，她在長春的胞兄潤良閉戶關門，不肯收留病弱的胞妹。溥傑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無處去。
不久，因國民黨要奪長春，解放軍將婉容幾人從長春運到吉林市，關進公安局拘留所。
沒過多少日子，國民黨飛機轟炸吉林。解放軍將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車，經敦化，於1946年5月末到了延吉，關進了民主政府主管的延吉法院監獄。1945年末，延吉就回到人民手中，雖然很亂，但民主政府基本能控製局麵。民主政府和解放軍將婉容關進監獄，既不是因為她是皇後，也不因為她是政治犯，而是她無家可歸，放不掉，不得不在極度困難的戰爭條件下帶她到處轉移。
延吉監獄很大，一棟房子約有40個監獄。哪一間都滿員。解放軍將她們送進女監，混凝土造的倉庫。婉容的住處是一張二層床，她被放在下床。她有時從床上滾落到水泥地上，一動不動，門口的飯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在多年的壓抑和鴉片的麻醉中已精神錯亂，神誌不清，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1946年6月初，傳說國民黨要向延吉打來，解放軍決定經圖門向牡丹江轉移一批犯人。解放軍為婉容準備了馬車，到小倉庫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難以承受旅途顛簸，在路上容易折磨死，所以，臨時改變了主意，將她留下由獄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與婉容分離，愛新覺羅的家族中隻剩下婉容留在延吉。
1946年6月20日上午5時許，郭布羅·婉容淒涼地在延吉市與世長辭，時年40歲。死亡地點：延吉市監獄小倉庫（今藝術劇場一帶）；死亡原因：精神分裂症引起諸病枯竭而死；死亡環境：身旁無一親人，孤單而去。
早飯後，獄方巡監見婉容已僵死，就為她照遺體像，登記，然後由張排長等6人用一門板抬走，擇一平坦處挖坑埋葬。屍體瘦而輕。埋後有小墳頭。日久而被風吹平了。埋葬的時間為中午時分。無棺材，無花圈，無親屬相伴，更無追悼會，亦未立碑。其墳位置在藝術劇場以南、帽兒山山坡以北的山坡下。\\\"
關於婉容的死地，在愛新覺羅家族中和社會上有許多傳聞
一、愛新覺羅·溥儀的說法：
愛新覺羅·溥儀前後兩次談到婉容的死地：第一次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我的前半生》初稿時。他寫道：“‘八·一五’以後，她（按：指婉容）雖然也和東北人民一樣，得到真正的身心解放，無奈病勢已深，終於病死在哈爾濱，而了結了她那極其不幸的一生。”婉容一生沒到過哈爾濱，也不可能死在哈爾濱；第二次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時。該書修正了上麵那段話，改定如下：“‘八·一五’後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已經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如果說這“吉林”二字含著一個省的範圍，倒也不錯，卻沒有指出具體的位置。倘僅指吉林市，無疑是錯了。
二、嵯峨浩的說法：
在《流浪王妃》一書中，嵯峨浩說他們離開延吉後，部隊又把婉容“送到了位於中朝邊境的圖們市”，“婉容皇後就在那裏，一個人孤獨寂寞地死了”。部隊既是因為怕路上顛簸而留下婉容，不讓她隨軍轉往佳木斯，當然也不會送她去圖們。再說延吉、圖門相距僅兩小時路程，沒有轉移意義。
三、李玉琴的說法：
李玉琴在其回憶錄中詳述了她跟婉容分手的過程，然後就婉容的去處談了一段傳聞。她寫道：“部隊撤出長春時，這位可憐的中國末代皇後，隻好跟著部隊走了。那時蔣介石發動內戰，部隊正為解放全中國而南征北戰，帶著她極不方便，加上她當時又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部隊到延吉時隻好把她留在那裏，以後聽說她死在敦化了。”
現已查明：上述三種說法都是缺乏根據的傳聞，而且都錯了。
據一位健在的目擊者說，婉容死在延吉。這位目擊者名叫郭長發，他在1985年11月間因病住院，並與黑龍江省林口縣一位幹部樸亨道成為病友。他們談到《末代皇後和皇妃》這本書，郭長發說書中所載關於婉容的死地有誤，於是談起自己作為目擊者的經曆。其時郭長發老人74歲，是解放軍首次進占長春時第一個衝入偽皇宮的戰士，他所在的部隊當時被稱作“鐵道部隊”，押送、看管偽滿被俘人員即是該部隊承擔的一項任務，據說日本人送給愛新覺羅·溥儀的那把戰刀就是郭長發從長春一直背到延吉的。
1986年3月20日，樸亨道同誌寫信給《末代皇後和皇後》一書作者，反映了郭長發老人關於婉容死地提供的新證據。信中寫道：“據他（按：指郭長發）說：婉容當時確實死於延吉江北大獄。因為她當時正像書中所說的‘病重’，加之當時生活條件、醫療條件極差，最後死於獄中。死後也是他們（郭等）用舊炕席卷著扔在北山上的。因為是皇後，不同凡人，他對當時的情節、年月日都記得非常清楚。”
嗣後，陳自新、於天震、於天雲三位同誌又對婉容的死亡地點和時間作了考察。他們“翻閱了一些或許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原始資料，並走訪了一些當時接觸過這方麵情況的老同誌，包括參與為婉容遺體拍照的同誌”，從而獲得了確切可靠的證據。據此，他們對婉容撤出長春直到病亡（1946年5月3日至6月20日）的過程及其背景，作了如下綜述：
婉容由長春轉移到吉林市時，曾被臨時留置在吉林市公安局看守所，當時她身患重病，神誌有時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全靠隨從人員服侍。為了維持婉容的生命，每天都需要供應她適量的鴉片。至於婉容所以被轉移到吉林市，這並不是因為她是皇後，更沒有把她當作一個政治犯。隻是因為她在長春的親屬，不肯將她領回去撫養，致使民主政府不得不在由於戰爭所造成的極度困難的條件下，帶著她轉移。
婉容轉移到吉林市不久，國民黨軍隊就占領了長春，並向吉林市逼近。在這種形勢下，於1946年5月23日夜，婉又被抬著送上火車，一直轉移到延吉市，被安置在延吉監獄（舊址在現延吉藝術劇場）。當6月10日再次決定婉容同愛新覺羅·浩、溥儉等六人一起轉往牡丹江，再送佳木斯時，因為婉容已病入膏肓，難以承受旅途顛簸，而未能成行。隻好將愛新覺羅·浩等五人送往佳木斯，並很快允許他們自由行動各奔他鄉了。
在愛新覺羅·浩走後的第10天即1946年6月20日，這個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位皇後終於與世長辭了。死後葬於延吉市南山。在一份保存下來的原始登記表上清楚地記載著婉容的準確死亡時間：“於6月20日午前5時亡去”。
陳自新等三人考察的結果與郭長發老人提供的證據大體相符，至此已能對婉容死地作出結論：她確實死於現已改建為延吉藝術劇場的延吉監獄，當時稱之為“江北大獄”。
至於葬地，郭長發說是“用舊炕席卷著扔在北山上”，而陳自新等三人說是“葬於延吉市南山”。在當時環境下隻能簡單處理後事，拍攝遺容和屍體存檔，然後找個合適的山溝掩埋，不留墳頭。關於“北山”和“南山”的說法不同，恐怕是因為郭長發按當年居處的方位講話所致。他們都說葬在山上了，正式稱謂應是“延吉市南山”。
三年以後，在伯力收容所過囚居生活的愛新覺羅·溥儀，從嵯峨浩（即愛新覺羅·語）給溥傑的家信中獲悉婉容的死訊，他似乎無動於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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