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本人居心叵測把愛新覺羅·溥儀架到長春，將一個鹽倉，改成愛新覺羅·溥儀的皇宮。這個鹽倉改建而成的皇宮，即今偽滿皇宮的緝熙樓和勤民樓兩部分，勤民樓相當於紫禁城的太和殿，其二樓的勤民殿，仍放著愛新覺羅·溥儀的龍椅。在這裏，愛新覺羅·溥儀先當了兩年的偽滿洲國執政。
之後，愛新覺羅·溥儀又三度登基為皇帝，年號康德，當年與日本簽訂的日滿議定書，以及康德皇帝的登基大典，都在這裏舉行。隻是康德皇帝不中不西的玉座和紫禁城的紫檀木龍椅差得太多，他帶著日本侵略者的味道。愛新覺羅·溥儀就坐在這裏，成了日本人操控的傀儡。
愛新覺羅·溥儀充當偽滿洲國皇帝時的宮殿位於長春市的東北角，是現在長春最有名的旅遊景點。這裏的一切都經過了日本人精心的安排。整個偽皇宮為日本關東軍設計建造，以日本和西洋建築風格為主。加入了些許中國傳統風格，也是為了掩蓋他們的侵略本質而作的寥寥草筆。在宮殿裏隨處可見的偽滿洲國的“國徽”，是由代表東北的高粱花、代表日本的菊花、代表偽滿的蘭花組成的“蘭花禦紋徽”。在這座宮殿裏，勤民殿相當於當年紫禁城裏的金鑾殿，是愛新覺羅·溥儀當年處理政務、辦公的地方。當偽滿皇帝的初期，愛新覺羅·溥儀還算勤政，可後來當他發現自己批辦的奏折、文件不僅是日本人擬好的，更有很多是已經決定了的事情時，他的熱情陡然下降。從那以後，愛新覺羅·溥儀基本上不進這個書房了。李茂傑在《東北十四年淪陷史》中說：“所謂‘滿洲國是王道樂土’根本就是日本人製造出來的謊言。愛新覺羅·溥儀則在謊言中自欺欺人地繼續著他的皇帝夢。愛新覺羅·溥儀登基用過的大殿，那局促的空間正是愛新覺羅·溥儀有如籠中鳥一般生活的寫照。”
緝熙樓是偽滿洲國的內廷，愛新覺羅·溥儀就住在西側的二樓，一樓後來住進愛新覺羅·溥儀的第三個太太，也就是祥貴人譚玉齡，東側兩層樓是皇後婉容的寢宮，婉容因為和愛新覺羅·溥儀長年過著有名無實的夫妻生活，在心情苦悶的情況下，不但染上抽大煙的惡習，後來竟與愛新覺羅·溥儀隨侍私通。在奸情曝光以後，這裏也成了婉容的冷宮，不但不能出房間半步，與愛新覺羅·溥儀雖是一牆之隔，卻不能相見，加上譚玉齡入宮，備受愛新覺羅·溥儀寵愛。
據研究愛新覺羅·溥儀的專家表示，譚玉齡才是愛新覺羅·溥儀心中的最愛，與身處冷宮的婉容相比，在緝熙樓裏，形成西側的笑影與東側的淚人，兩極的對比。
偽滿皇宮的主要建築群，還包括同德殿，這棟房子是日本人假好心幫愛新覺羅·溥儀蓋的，名字也是日本人取的，意思是日滿兩國，同心同德，但此時的愛新覺羅·溥儀卻是疑神疑鬼。愛新覺羅·溥儀早就受不了日本人的嚴密監視，現在又冒出一棟同德殿，愛新覺羅·溥儀懷疑裏頭早就被安了竊聽器。所以，不但愛新覺羅·溥儀自己不去住，他也不讓婉容和其他人住進去，雖然裏頭的寢宮一應俱全，但是一心想當大清皇帝的愛新覺羅·溥儀，最終還是隻能無奈的扮演日本人的兒皇帝，這一點從他批閱的奏章可見一般。
至今在偽滿皇宮陳列的奏折，最有趣的就是愛新覺羅·溥儀的批閱，都是覽兮、知道了、可。因為這些奏章，都是日本人擬好的，愛新覺羅·溥儀隻能Say Yes! 根本沒有權力說NO!所以，不管是執政府或是帝宮，這座偽滿皇宮對愛新覺羅·溥儀來說隻是豪華的監獄。可見在日本人如影隨形的監視和細微入毫的掌控下，愛新覺羅·溥儀的日子也並不好過。1934年3月5日的《時代》裏寫道：“騎自行車是他的愛好之一。作為一個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無人警衛下走出皇宮，於是他隻好在花園裏轉來轉去，練習車技。”
除了政治上的控製，日本關東軍還對愛新覺羅·溥儀的生活和精神無所不控。14年裏有10年，愛新覺羅·溥儀都是與一個日本人一起度過的，他就是“帝室禦用掛”吉崗安直。愛新覺羅·溥儀在他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說：“他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關東軍的每一個意思，都是通過這根電線傳達給我的。”
在精神上，愛新覺羅·溥儀必須每天定時觀看日本影片；定期祭拜偽皇宮東南角的“建國神廟”，裏麵是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神體的法器；在同德殿叩拜廳，表麵上君臣是向愛新覺羅·溥儀參拜，實際參拜的卻是日本“天皇”，因為方向並不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坐北朝南，而是坐東朝西。按照日本人的想法，東方是日本天皇所在。甚至愛新覺羅·溥儀每一次剪發，都要由日本人負責。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8日愛新覺羅·溥儀頒布《退位詔書》；20日，“滿洲帝國”宣布解散。隨著偽滿帝國瓦解，愛新覺羅·溥儀的皇帝夢再度破碎，隻是這回退位可沒好日子過，14年的偽滿政權，他所批可的每一份奏折，都成了日本侵華的幫凶罪證，離開這座皇宮監獄，迎接的，是另一座鐵窗。
千秋功過
背叛民族，助紂為虐；積極改造，公民新生
在1917年複辟失敗，愛新覺羅·溥儀在醇親王府北府住了一段時日後。後來在日本人的百般勸誘下，愛新覺羅·溥儀先是躲進了日本公使館，1925年2月又由日本便衣警員護送到了天津的日租界。在天津蟄伏了一段時間後，1927年，愛新覺羅·溥儀又出現在媒體麵前，並接受了《時代》記者的采訪。那次采訪中，愛新覺羅·溥儀說：“我們今天在中國所看到的，除了政局的混亂、背叛、賄賂、戰爭以及人民所承受的越來越多的苦難外，就沒有其他的了。這些都是那些腐敗的將軍們造成的。他們遍布各地，進攻，撤退，再進攻——這些都不是為了中國，隻是為了他們個人”。 愛新覺羅·溥儀還滿懷憧憬地說道：“今天，當一個皇帝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一個好皇帝要為人民著想，會是人民的好父親。我的能力和智慧還不能擔當中國人民之父的重任。我確信會有這樣一個人出現，成為一個統一中國的皇帝，他一定是一位比我偉大的人。”
這個時候的愛新覺羅·溥儀卻在不停地幹著一件件傻事來證明他的不偉大。隨著日軍侵華陰謀的漸漸成形，他們也加緊了對愛新覺羅·溥儀的拉攏和扶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11月2日，侵華日軍間諜頭目土肥原夜訪愛新覺羅·溥儀，說明日軍在東北隻是反對張學良，對滿洲沒有領土野心。愛新覺羅·溥儀表示接受土肥原的建議，到東北做滿洲國皇帝。得到了消息的張學良非常憤怒，11月6日晚6點，“張往愛新覺羅·溥儀居住的靜園送了一籃水果，裏麵藏了炸彈。不是想炸死他，是想讓他清醒”(張學良的研究者郭冠英語)。但是，這樣的做法反而加快了愛新覺羅·溥儀的安全感的喪失。四天後，愛新覺羅·溥儀出關投靠日本人。1932年3月9日，日本正式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以愛新覺羅·溥儀為“執政”，以鄭孝胥為“國務總理”，年號“大同”。1934年3月，日本改“滿洲國”為“滿洲帝國”，改“執政”為“皇帝”，改年號“大同”為“康德”。
在此之前，愛新覺羅·溥儀曾經兩次登基，也兩次退位，大清的皇位對於他來說，似乎沒有君臨天下的氣魄，也沒有一統江山的豪邁，有的隻是年幼時在惶恐中度日的那種無奈。而今天，在這個距離北京紫禁城，兩千裏之外的“新皇宮”，愛新覺羅·溥儀相信自己已經迎來了人生當中最好的一個機會。此刻愛新覺羅·溥儀唯一想到的就是“不能愧對列祖列宗”，但這個夢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步伐，而迅速破滅了。
1935年4月7日，愛新覺羅·溥儀迎來了他人生中最為得意的一天，這天，僅29歲的愛新覺羅·愛新覺羅·溥儀，以“滿洲國”皇帝的身份開始了他的首次訪日之行，對於這次訪問，日本方麵做出精心安排，派出多艘戰艦，來迎接護航。愛新覺羅·溥儀登上日本軍艦比睿號，檢閱了日本海軍編隊後，向日本出發。首次訪日的成功，更讓他覺得自己離夢想的實現隻有一步之遙。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到了最後的階段，盡管日本關東軍司令一再對愛新覺羅·溥儀宣稱：“滿州國”軍隊和日本皇軍正在“奮勇戰鬥”，但種種不利的消息還是陸續傳來。根據在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與美英盟國達成的協議，蘇聯加緊了對日本作戰的準備工作，在遠東屯兵近180萬人，而日本關東軍的總兵力隻有75萬人。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震驚全世界，這些消息令愛新覺羅·溥儀坐立不定，寢食難安。終於在８月９日，愛新覺羅·溥儀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日本戰敗，愛新覺羅·溥儀走上了拋妻逃亡之路，而在逃亡日本繞道沈陽時被蘇軍俘獲。蘇聯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他們在中國的沈陽機場俘虜了“滿州國”的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及其侍從，並隨即押赴蘇聯關押收容。愛新覺羅·溥儀連同二弟愛新覺羅·溥傑、倆個妹夫、三個侄子一起被解赴蘇聯。世界輿論嘩然，而這也是愛新覺羅·溥儀最後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出現在世人眼中。愛新覺羅·溥儀在押往蘇聯後，先在赤塔一處療養院被關押了兩個月，而後便於相繼被關押的其他偽滿戰犯一起，被轉移到了離中國不遠的伯力收容所。在伯力收容所裏，愛新覺羅·溥儀度過了5年的拘留生活。
1950年8月，愛新覺羅·溥儀與其他偽“滿洲國”戰犯一起被蘇聯政府移交給中國政府，先後在哈爾濱和撫順兩個戰犯管理所關押近十年。撫順曾經是愛新覺羅·溥儀的祖輩建立偉業的地方，愛新覺羅·溥儀最終也在這裏完成了他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的改造。以叛國和協助侵略者發動戰爭罪在戰犯管理所關押了近十年的愛新覺羅·溥儀，經過學習改造後，脫胎換骨成為了一名普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可見這10年是愛新覺羅·溥儀一生中最具決定意義的10年。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特赦令，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根據特赦令，將愛新覺羅·溥儀特赦釋放。
1959年12月4日，這一天對於愛新覺羅·溥儀來說，迎來了他生命中的又一個春天。經曆了 9年零4個月的獄中生活，愛新覺羅·溥儀獲得了新生，他曾經感慨地寫道：我由一個封建反動的皇帝變成一個平常的勞動者，由鬼變成人，舊的愛新覺羅·溥儀已經死亡，今天是一個新生的愛新覺羅·溥儀。新生的愛新覺羅·溥儀在新中國的天空下用好奇的眼光看著全新的一切。
1960年3月，愛新覺羅·溥儀成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員，曆任全國政協曆史資料委員會資料專員、文史館館員，直至1964年，任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在此期間，愛新覺羅·愛新覺羅·溥儀與國際友人的交往隻限於正式的外交，同時他身上也被賦予了獨特的社會意義，就是通過社會主義改造重新做人。因此，有的外國進步人士來訪後，報道說：“看到愛新覺羅·溥儀，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麼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 縱而觀之，可見，在愛新覺羅·溥儀的整個人生中前期受外國人的蠱惑和操控，後期又成為了外國友人眼中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成功實例。
皇室謎團
愛新覺羅·溥儀之妻婉容死亡之謎
愛新覺羅·溥儀先後共有5位妻子：
第一位是“皇後”郭博勒氏（又作郭布羅氏），名婉容，字慕鴻，號植蓮，生於清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元l906年)。婉容原籍內蒙古自治區訥河市龍河鄉滿乃屯，達斡爾族，後編入滿族正白旗。1922年，愛新覺羅·溥儀18歲時同婉容結婚。婉容結婚前住在北京東城鼓樓南帽兒胡同今35、37號院。愛新覺羅·溥儀在退位後結婚，但根據《優待條件》，其尊號仍不廢。故其結婚仍稱“大婚”，婉容仍稱“皇後”。而實際上，此時愛新覺羅·溥儀已經不是皇帝，郭布羅·婉容也就不成其為皇後。
郭布羅·婉容的高祖郭布羅·阿爾景，是清文宗鹹豐年間的副都統，並封為武顯將軍、建威將軍。
婉容的曾祖父郭布羅·長順曾任吉林大將軍並輔佐過鹹豐、同治、光緒三朝皇帝，年輕時曾是清文宗愛新覺羅·旻寧的藍翎侍衛，因屢建戰功被提，二十多歲便領兵駐守西北；清穆宗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因立戰功又被晉升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賜一品頂戴；兩年後被晉升為烏裏雅蘇台將軍，擔當起鎮守邊疆的大任；清德宗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他又跟隨左宗棠平定新疆暴亂、抗擊沙皇的侵略。當時，俄國人妄圖吞掉屬於我國南疆邊界一些地區，無恥地否認那些地方不屬於中國。為了找到證據，配合談判桌上的較量，郭布羅·長順又領任了堪界大臣一職，率領手下深入南疆荒山野嶺，一寸一寸的界定邊界。皇天不負有心人，在一番周折後，果然找到了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禦筆題寫的界碑，有力地回擊和駁斥了俄國侵略者的謊言。從而，未讓祖國大片領土落入俄國侵略者的魔掌，使新疆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此後，郭布羅·長順被任命巴裏坤領隊大臣、哈密幫辦大臣；清德宗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被晉升為正白旗漢軍都統、內大臣；清德宗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出任吉林將軍，鎮守東北邊疆。在郭布羅·長順到任後，吉林發生了饑荒。郭布羅·長順排除各種阻力，開倉放糧、賑濟災民，竭盡全力緩解了老百姓的困境。郭布羅·長順對貪官汙吏毫不留情，在他主持吉林時期內，那裏的吏治一度清明，老百姓的日子相比以前較為安穩，因此土匪也相應變少了。郭布羅·長順在文化方麵為國家作出的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吉林通誌》就是在他親自主持下編輯的。它上至格矢之通，下迄清德宗光緒中朝，是中國東北地區的一部上乘的誌書。正如郭布羅·長順所說，是有感於“三百年來省誌未立，無以恢宏神漠，潤色鴻業”之壯舉。《吉林通誌》對於吉林省地方誌書的編纂來說，是十分珍貴的曆史資料。清德宗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人攻陷了海城，逼進遼陽。政府下昭命郭布羅·長順將軍率兵救援，他毫不猶豫，帶領眾兵攻進遼陽與日軍浴血奮戰，最終將其全部擊潰。郭布羅·長順將軍的一生都是在疆場度過的，並為國家和百姓立下了顯赫戰功。當年吉林的老百姓為郭布羅·長順修建祠堂，紀念他的功績。郭布羅·長順將軍於清德宗光緒三十年去世，清政府為了表彰他的功績，特贈太子少保，恩賜他的後人可以世襲一等輕車都尉，並給諡號忠靖，入祀賢良祠。
婉容的祖父郭布羅·錫林布與曾祖父長順將軍恰好相反，他沒有將帥氣魄，也未涉入官場，隻喜歡讀書作詩。但由於有祖輩的功績，郭布羅·長順世襲了一品大員的封號。
到了婉容父親榮源持家的時候，清帝已經退位無官可作，也沒有了朝廷的俸祿，榮源便開始學習經商並經常往返於北京、天津兩地。
婉容的母親是愛新覺羅氏，是位皇族小姐，人稱四格格。她美麗端莊，性格溫柔平和，平時寡言少語。不幸的是在婉容兩歲時，她便去世了。
婉容的養母愛新覺羅·恒馨是軍機大臣毓朗貝勒的次女，人稱二格格。愛新覺羅·恒馨是一位端莊善良、精明強幹、豁達開朗、敢作敢為、做事果斷並充滿智慧的女人，她對婉容一生的影響極為深刻。恒馨對婉容不但細心照料，甚至是寵愛備至，母女相處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員還有長婉容兩歲的哥哥潤良，小他6歲的弟弟潤麒。婉容的家住在北京東城地安門內大街帽兒胡同37號。
婉容的父親內務府大臣郭布羅·榮源是位開明人士，他一向主張男女平等，女孩子應該和男孩子同樣接受教育。榮源除了為女兒聘請家庭教師教她讀書習字、彈琴繪畫，還特意為她聘請了英語老師讓她學習英語。婉容作為一個達斡爾貴族家的小姐，優裕富足的生活環境，顯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傳統文化的教育，無疑都對她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婉容相貌嬌美、談吐文雅、舉止端莊、儀態不凡、內剛外柔並賦有善心，她是一位集中國傳統美德及西方思想教育為一身的女人。
1922年，從婉容被冊封為皇後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劇命運的開始，“一朝選在君王側”，從此使她走向一條不歸路。
在當今的影視劇中，婉容的形象已被扭曲的麵貌全非，而正劇和戲說兩種藝術爭論也日趨白熱化。那麼，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曆史人物，真實的婉容究竟是怎樣的呢？讓我們揭開神秘的麵紗，讓她從曆史的塵封中走來。
中國在延續2000多年的帝製結束了，從封建走向共和。當時民國政府給予清室的優待條件是“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為此，愛新覺羅·溥儀的婚禮則完全照搬皇帝大婚的禮儀，民國政府特準婉容的“鳳輿”從東華門抬進紫禁城的後半部，成為名義上的皇後。所以，婉容作為曆史人物，多年來被人們俗稱末代皇後是合乎情理的，但這位末代皇後卻與已往的曆代皇後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在中國封建君主製中，皇帝有集皇權和夫權於一身的特殊地位，皇後的身份因此出現雙重意義。對後宮而言，有統領六宮的責任；對國家而言，有母儀天下的義務。但是，作為遜帝的皇後，婉容雖有過榮華富貴，但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錮折磨，她在曆史上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尷尬的。即是這樣，婉容對自己的身份和責任卻有著清醒的認識，她內心充滿著善良和仁慈，並賦有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懷。我們僅從以下這些珍貴的曆史資料和記載中看看這位末代皇後，在當年國家遭受巨大災難，百姓和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危害時，她又是如何對待的？
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臨時窩窩頭會”捐贈大洋600元，以賑濟災民，受到社會各界的讚譽。1931年，反常的氣候造成“南起百粵北至關外大小河川盡告漲溢”，全國性的大水災。當時全國受災區域達16省，其中長江中下遊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贛、浙、皖、蘇、魯、豫8省災情極為嚴重，是20世紀受災範圍最廣、災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災。出宮已久的婉容，看到這樣的洪澇災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項鏈及大洋。1931年盛夏時節，長江兩岸數省發生嚴重水災，當時愛新覺羅·溥儀捐贈一棟樓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販災民。這件事引起了社會上的轟動，京、津、滬的報紙上刊登了“皇後”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大公報》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販災”為題做了專題報導，原文如下：“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舊曆八月初九)陳曾壽先生至本社，據談溥浩然夫人對江淮災民極為關切，久思加以賑濟，隻以手乏餘資而末果。至昨為本社代收本埠賠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將其心愛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陳先生送至本社變價助賑。並以鄂省災情最重，囑以珠價賑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顆，當初係以二千五百元購得。當由本社同仁偕同陳先生至金店變賣，因市價與原價較差，末便貿然處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辦理。珠串現存本社，附圖即此珠串之寫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樓房助服，溥夫人複捐珠串為災民續命，仁心義舉……社會上雲闊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聞風興起。”
1931年11月，愛新覺羅·溥儀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騙和策劃下，獨自一人秘密離津，逃往東北。直到兩個月以後，婉容在愛新覺羅·溥儀兩個妹妹及弟弟愛新覺羅·溥傑的陪同下，由天津轉道大連再轉至旅順與愛新覺羅·溥儀團聚。但此時的愛新覺羅·溥儀已成為聽任日本帝國主義擺布的傀儡，更沒想到她自已也落入了陰謀的陷阱。在長春婉容一切都要聽從日本人的安排，連她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甚至不能走出大門一步。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決意逃出這個人間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