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獻忠對於農民革命事業具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和百折不撓的鬥誌。從起義到犧牲的二十年中，他從未向封建統治者屈服過一次，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他也沒有任何妥協和動搖的表現。崇禎五年(1632)八月，聚集在山西的農民軍各部，在數戰不勝、明軍誘降的情況下，包括王自用在內的一些起義軍首領動搖了，唯張獻忠和闖塌天等五部堅決不降，並率軍向南猛攻，結果取得勝利，鼓舞了大家繼續鬥爭的意誌。崇禎十三年(1640)春夏間，在楊嗣昌的大量明軍進攻下，川東地區農民軍接連失利，形勢險惡，羅汝才等九部大多降明，羅汝才本人嚴重動搖，楊嗣昌派人到羅汝才營中說降。在這種情況下，張獻忠毫不動搖，並采用了各種措施來堅定羅汝才的鬥誌，終於取得了對楊嗣昌作戰的勝利。後來在四川，受到四麵包圍，形勢十分不利，清軍多次誘降，但均被張獻忠拒絕。在長期鬥爭中，張獻忠曾經有過幾次嚴重的挫折，如穀城偽降之前，瑪瑙山戰敗之後和信陽戰敗之後，都是經過相當艱難困苦的鬥爭才逐步恢複的。張獻忠在“掘草根、剝樹皮聊以充腹”《紀事略》。的情況下也仍然信心百倍，堅持鬥爭，用各種策略妙計渡過難關。這種堅持鬥爭、百折不撓的革命氣節是難能可貴的、值得讚頌的。
(二)張獻忠是我國古代曆史上傑出的軍事家。一方麵，他具有無比的勇敢和頑強的鬥誌，常常身先士卒，戰輒先登，例如順治二年(1645)在川北一次戰鬥中，當前線失利時，“獻忠斬退者，率先死鬥，遂大勝。”《綏寇紀略》卷十。另一方麵，他善於吸收從《孫子兵法》到《三國》《水滸》中有關軍事指揮的寶貴遺產，加以創造性的運用，常常施用妙計，以少勝多，打了不少有聲有色的漂亮仗。就是當時和他對陣的明軍指揮官，也不得不對他“用兵之狡”表示折服。特別是他把古代農民戰爭中的流動作戰加以發展，成為一種具有很大威力的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張獻忠無論在我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或是在整個古代曆史上，都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他的優秀的指揮藝術，很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研究和總結。
(三)作為一個農民革命軍的領袖，張獻忠有著鮮明的階級立場。一方麵，他對階級敵人有著刻骨的恨，對地主、官吏給予了堅決的鎮壓，使他們在數百年之後還對張獻忠的餘威“聞其名則寒”。另一方麵，他對廣大士兵和窮苦百姓卻又非常關懷，能與士卒同甘共苦。例如兵圍桐城時，九月初十是張獻忠生日，將士給他祝壽，全營歡暢。“獻忠戒之曰：……晚間需慎，勿縱飲誤大事。”平時，“夜嚐不寐，裹甲微行，攜刀巡視。”《明季北略》卷十六。當時在大西軍中的外國傳教士這樣描寫：“張獻忠為人甚聰明，與士卒同甘苦，自由談話，表顯坦白，溫情大量，慷慨態度，且嚐與屬下飲食。”轉引自徐宗澤《張獻忠入川與耶穌會士》，見《東方雜誌》第四十三卷十三號。目前在四川見到的《聖教入川記》無此段文字。徐宗澤是徐光啟的十二世孫，主持著名的上海徐家彙圖書館二十餘年，有《中國天主教史》《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等著作，掌握的外國傳教士的資料極為豐富，但他並未提到過古洛東的《聖教入川記》。因此，他所引用的這段“據會士所述”的材料，很可能來源於我們尚未找到的安文思所撰的《張獻忠記》。從這些記載看來，大西軍在長期戰鬥中能夠取得重大勝利，是同張獻忠的這些作風分不開的。
(四)張獻忠能夠在社會矛盾發生變化、清軍進攻中原、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認清形勢，也就是認清了當時的主要矛盾的轉化，站穩愛國主義的立場，繼承中國古代農民起義軍抵抗外侮的光榮傳統，在十分艱苦的環境中，堅決拒絕了清軍的數次誘降，親自率軍北上抗清，終於犧牲在抗清的戰場上，使明末農民大起義增加了新的光彩。
當然，正如在前麵已經論述的，我們也必須看到張獻忠身上也存在著嚴重的毛病。由於農民階級本身的局限性，由於他自己出身於遊民階層，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嚴重的流寇主義作風；他沒有提出恰當的綱領口號，沒有靈活的策略觀念；在四川時打擊麵太寬，失掉了民心的支持，因而最後免不了失敗的命運。但是，這是曆史條件所限製的必然結果。在新的生產方式尚未出現以前，這種失敗的結局不是農民階級的主觀願望所能改變的。張獻忠的毛病和不足，較之他所取得的偉大勝利，較之他所進行的鬥爭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隻能占次要的地位。
最後，我們的結論是：張獻忠是我國古代農民戰爭的傑出領袖，是明末農民戰爭兩位主要領導者之一，也是一位“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民族英雄，張獻忠是我國古代傑出的軍事家。在我們中華民族的史冊上，張獻忠將永遠放射出應有的光輝。
1980年夏，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