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reference_book_ids\":[689558967119616718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23,\"start_container_index\":5,\"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17},\"quote_content\":\"《孫子兵法》reference_book_ids\":[7267090241087867904,6930888998395186184,6838936292718283790,7255238555826392118]}]},\"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當我們對張獻忠的一生有了一個比較全麵的了解之後，當我們對“張獻忠屠四川”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明白了事實真相之後，我們就可以不再受過去的種種欺騙，衝洗掉多年來蒙在張獻忠身上的種種塵垢，對張獻忠作出一個符合曆史真實的評價。
筆者很同意郭影秋先生在《李定國紀年》一書的序言中的一段話：“本來，帶有根本性的大案是用不著翻的，張獻忠是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十七年間一直忠於農民軍並為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鐵案如山，任何人也抹煞不了。值得注意的是：近來有些人編寫明、清之際的曆史，往往隻提大順軍、李自成的作用，不提大西軍、張獻忠的作用；即使提了出來也是為了接受教訓，並不把它的積極作用放到應有的位置。這樣，不隻不能消除廣大人民對於大西軍的誤解，而且無形中勾銷了一支轉戰十六省、浴血十七年(前後三十二年)、一度達到百萬農民參加的農民起義大軍的雄偉力量。這對於維護曆史的真實，用人民的曆史教育人民來說，不會有什麼好處。”遺憾的是，直到現在，一些同誌還把明末農民大起義稱作李自成起義，抹煞了在明末農民大起義最重要的時期，即崇禎九年至崇禎十六年(1636—1643)期間，張獻忠所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一直是整個農民起義軍最重要的力量和是明朝軍隊的主攻對象的事實；抹煞了明軍對農民軍最大的“圍剿”，即楊嗣昌所部署的“四正六隅十麵網”的大圍剿基本上被張獻忠農民軍所粉碎的事實。在多次關於古代農民戰爭史的學術討論中，很少聽到有關張獻忠和大西軍問題的研究。在一些史學家的論著中，在各種曆史教科書中，常常可以看到對張獻忠不夠恰當的、至少是揚李抑張的評價。筆者認為，這是不應當的。
其實，對於張獻忠和由他所率領的大西軍在推翻明王朝黑暗統治這一場大革命中的作用，就是過去地主階級的史學家也早已看得很清楚。北京城是李自成攻破的，明王朝的“朝廷”是李自成砸爛的，但明王朝軍隊的主力是張獻忠打垮的，明代的江南財賦之區的供應是張獻忠破壞的。十分熟悉明代曆史的著名清初史學家穀應泰在全麵論述了明末的曆史之後，曾經有過一段這樣的評論：“論者又以獻猶據蜀，闖則犯闕，按法行誅，薄乎減等。而不知獻亂以來，財賦絀於吳楚，士馬斃於荊襄，民命塗於中原，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蹶而壞。譬猶人之死也，獻摯其手而後闖刺其心，獻揕其胸而後闖扼其吭，則獻之與闖，闕罪惟均也。”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穀應泰要追究罪責，其立場當然是反動的。但他形象地指出了“譬猶人之死也，獻摯其手而後闖刺其心，獻揕其胸而後闖扼其吭”這一關鍵性問題，作出了李自成和張獻忠在推翻明王朝的鬥爭中二者的作用“惟均”的結論，筆者認為是很有見地的，是符合曆史真實的，因而是恰當的。基於這種認識，我們今天應當認真地研究明末農民戰爭的曆史，對張獻忠的曆史加以新的認識，作出新的評價。
明末農民大起義同我國古代其他各次農民起義一樣，它沉重地“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95頁。曆時二十年的大起義直接推翻了明王朝在北京的暴虐統治，也深深地教訓了新入關的清朝統治階級，迫使他們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生產關係和封建製度作出部分調整，對人民采取一定的讓步措施，因而導致了清初生產力的恢複和發展，這才會有乾隆、嘉慶時期的“升平盛世”局麵的出現。參見孫祚民《論明末農民大起義在曆史上的作用》，載《史學月刊》1957年第四期。張獻忠是明末大起義中兩個最重要的領袖之一。他不僅領導了數十萬農民軍和封建統治者戰鬥了十七年，與農民軍其他各部一道，打垮了明軍數十萬主力部隊的進攻，粉碎了五次圍剿，打得明軍五易主帥，土崩瓦解，在軍事上取得輝煌的勝利，而且，在清軍入侵之後的新形勢下，他能認清民族危機的嚴重，主動率軍抗清。隻是因為叛徒的出賣，他才壯誌未酬，英勇犧牲。從前麵我們所論述過的張獻忠一生的革命鬥爭中，可以看出他具有以下一些傑出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