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後來我有很多機會到世界一些地方去走，一些大陸幾乎跑遍了。但我再也沒有見到一座那樣的城市—第一次在高空所看到的那座很大的、在森林縫隙裏的城市。我看到的地麵上的大小城市，都是水泥叢林中長了不多的樹木，而不是森林中坐落著一些樓房。我曾十分留意地到處尋找那座城市，奇怪的是再也找不到了。可是它的麵貌留在了腦海裏，以至於到後來總要懷疑：這是不是我的一個夢想、一個幻覺？
隨著旅行的增多，時間的推移，我今天幾乎完全把當年的那個印象當成了夢幻。可是我多麼期盼有一座現代的完美居地，那將是一座真正適合我們人類生存的城市。
生命短暫地閃過
現實中的城市大家太熟悉了，它是那麼擁擠、幹燥和喧鬧。我們因為要開拓居住空間，最後每個人都要生活在很高的高處，每天傍晚被一根鋼絲繩吊著的鐵籠子提到很高的地方去休息，到了早晨去上班，這個鐵籠子再把我們放下來。我們一般要在地底穿行一段路，這是黑暗的地洞，點了許多燈來照明。從地洞走上來，再次被鋼絲繩吊起的鐵籠拉到高處，開始這一整天的忙碌。我們日常生活的軌跡就像英文字母U。今天的大城市人就過著U字人生。
在這樣的狀態下生活，並非我們所願，而實在是迫不得已。我們沒有任何辦法。這就是我們現代人的命運。
也許是由於我的少年時代一直在膠東半島的叢林裏麵生活，麵對今天的城市會有過分的敏感。以後我又在整個山東半島—從地圖上看它像動物的犄角，實際上麵積很大—的山脈和平原上遊走。我那種開闊的生活，特別是童年和少年的生活，不幸地決定了我對當今城市生活和生存狀態的畏懼。我常有一些不適當的、過分的聯想。這種性格和傾向雖然並不好，但也非我所願。我常常想，現在居住在城市裏的人，最初的先輩或他自己，沒有一個不是從鄉野來的；現代人正大量地從鄉野來到城市，各種各樣的城市。但是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過程，就是來自鄉野，最後又被城市所征服，被城市的文明、現代的生活節奏所征服。他們每天都要被這種新的生活所約束，或痛苦或漸漸適應，最終都要被這種生活給說服，再也離不開這座城市了。
全球化狀態下的城市化，可能是送給我們全體人類的最後一件奇怪的大禮物了，我們不得不接受下來。如果你到過拉斯維加斯、荷蘭的一些街道，包括紐約的華爾街，就會發現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地鋪開，向世界各個角落急速蔓延。所謂的現代城市文明無非就是更多的娛樂、享受聲色犬馬，是大商場大寫字樓這些東西。我們正在走向這樣的同一追求。而實際上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是非常不幸和不安的，也絕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可是我們沒力量背向它，更談不到阻止它。我們雖然偶爾還要在想象中回到鄉野，比如回到從空中看到的那座美城，可是這一切都無濟於事—而且更可怕的是，這種想象的能力最後也要越來越差、想象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因為我們隨著日益受製於現代城市生活的規則和規範、按照那種遊戲規則來安排個人的全部生活，也就會一點點忘記和習慣了—隻不過在夜深人靜時，另一種懼怕和悔意還會找上我們。
現代城市生活把我們每個人的生存時間劃分成一分鍾、十分鍾、一個小時，分割得十分瑣細，這樣一天天下來，使完整的人生變得更加破碎、匆忙和浮躁。我們再也沒有從容的時間去品咂人生了。我們覺得時間非常之快。如果從數學的表述上看，童年的時候，一年是我們全部生命的幾分之一；到了少年是十幾分之一；到了中年就成了三十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了。分母越大分值越小。時間本來就留不住，本來人就要變得更加匆忙，匆匆而過，把握不住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們有時候感覺一眨眼就是好幾年過去了。如果再加上現代節奏的催逼，事情也就更糟了。我們的生命即使有八十歲九十歲，也要這樣短暫地閃過去，根本來不及做多少事情。
可是反觀古人，他們的壽命並不長，平均壽命也就是四五十歲、三四十歲，很多著名曆史人物隻是活到五十歲左右。可是看看他們的年表，他們一生卻做成了很多大事情，改變了曆史，成為偉大的人。為什麼會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沒有生活在現代都市裏，沒有被我們所謂的現代文明成果所傷害，反而能夠更準確地把握自己的生命節奏，掌握自己的命運，能夠很好地品咂人生、保存強大的創造力。他們起碼有充分的個人思考的時間，有那樣的環境，所以就能瞅準人生方向，來一次集中發力。這樣一來，他們的創造力肯定是強大的。
而我們現代人越來越像生活在一個機械的流水線上，自己不能決定哪一刻想什麼和做什麼。在流水線上就要跟住現代生活的每一個節拍，時間和勞動內容再不屬於我們自己。現代人懂得越來越多，知道得越來越多，眼界似乎十分開闊—可惜我們知道的所有信息差不多都來自電視、報紙和網絡，是經曆多次轉手過來的東西。我們依據這些做出生活的判斷，前提就大可懷疑，結果當然也很難說。這樣，對生活的判斷出了問題，那麼對整個人生的決定也必然會出問題。
個人的單薄身軀
當一股精神潮流來了之後，它巨大的衝刷力首先就要從城市開始。
前幾天我到國際學院去講課，到孫中山紀念館和出生地的故居去了。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的圖片、看了一些實物。這是讓中國走向現代的、被稱為“國父”的人。在紀念館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句話，刻在了很顯著的位置上：“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句話被多少人引用過，多少人自覺不自覺地把它作為生存的準則。這提醒我們時刻不忘跟上世界潮流，因為跟上就昌盛，逆著後果殘酷，要亡。誰不怕亡？誰不盼望自己興盛？所以每個人都在關注和跟從世界潮流。
全球化主要是物質化、商業化和現代化，這就是今天的世界潮流。我們每個人怎樣選擇？回答非常簡單，就是跟上這個潮流，如果不跟上，“則亡”。多麼殘酷。可是我們今天要反思和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當年順應的“世界潮流”是什麼？具體分析，它是指那個時期中國走共和之路還是保持君主製。當時有保皇黨，張勳複辟，袁世凱稱帝，孫中山是主張共和的那個革命思路。整個世界的潮流是由封建轉成現代政體，他思考的是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離不開文化結構。文學當然是文化結構的組成部分。
但是，政治權力的得失存亡、現實道路與精神價值的抉擇，仍然還有許多異同，需要我們稍稍分開和仔細甄別。
由此我想，在物質主義的潮湧之下，我們個人的精神和思想現在也麵臨著一次判斷和選擇，如果跟上了這個“世界潮流”，也未必逃得脫那個殘酷的後果，仍然要亡。因為物質主義和商業主義沒有給我們個人的精神留下更多生存的空間，沒有給思想和傑出的藝術留下更多的生存空間。跟從隻能附和，隻能迎合，隻能順從，隻能給它提供個人所能夠提供的那一點娛樂性，這是人的悲劇。當我們反思人的尊嚴、人在天地之間獨立思想的自由時，會發現已經沒有這個空間。因為物質主義的潮流很快將把一切全部淹沒。所以“順之者”同樣是亡。那麼逆呢？逆就是我們對這個浩浩蕩蕩的物質主義、商業主義潮流進行反思，對城市化進行反思，對現代性強加給我們的不合理的一切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的後果或者是亡，或者是留下個人獨立的聲音。獨立的聲音是不可以泯滅的。
不光是文學家，包括各個方麵的思想者，也要有那樣的一種勇氣，就是以個人的單薄的身軀撲向滔滔洪流，有點力挽狂瀾和拒絕的勇氣。沒有這種不自量力的、犧牲的勇氣，就不可能是一個好的作家，不可能是一個自覺自為的人。
其實，商業主義的這一套，所謂的城市化，拉斯維加斯、荷蘭、華爾街這一套，中國幾千年前就有過。比如戰國時期的齊國，國都臨淄當年可能是世界上最繁華的一個地方了，它充分調動了人性裏的貪欲、對物利的向往，把人的全部欲望都調動起來了，展開了一場利益的追逐。這樣的一城一國，經濟不可能不飛速發展，城市化不可能不超越發展。我們看《史記》中蘇秦對臨淄的描述：“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可見當年的臨淄街頭無比繁榮。但透過繁榮我們還能看到其他，從記載上得知，當年的臨淄有“七百女閭”，女閭就是妓院，閭是街巷，是當年的行政單位，當時一閭有二十多戶，七百閭就是一萬七千多戶，那麼一個臨淄城就有一萬七千多間妓院，可見它是怎樣的糜爛腐朽、怎樣的聲色犬馬了。現在的拉斯維加斯、荷蘭的紅燈街、包括華爾街對金融的運作這一套，齊國人肯定不陌生，那時大致都有了，而且曾經登峰造極。如果去意大利看看被火山灰埋掉的龐貝古城，會驚訝地發現，挖掘出來的彩色馬賽克貼畫裝飾起來的大澡堂、娛樂場所，妓院，在那麼久遠的一個龐貝城內已經非常發達了。也就是說，火山灰埋掉了一個物質浮華的龐貝，我們後人卻要不停地修建幾百座龐貝；曆史的潮流覆蓋了一個臨淄，我們卻要不停地複製出一個又一個現代的臨淄。但它們最後的結局也都會是一樣的：有充足的物質財富，但卻沒有挺下去的力量，十分脆弱，稍微一碰就將垮掉。
有什麼東西沒有垮掉？是那些當年逆著物質主義潮流而動的人，如孔子、後來的康德叔本華蘇格拉底這一串名字，是這些不朽，並為我們所熟知。我們今天麵臨的問題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就是我們隻需繼續孔子孟子、康德和叔本華蘇格拉底這些人的思索，思索社會倫理，思索他們對物質主義的批判，思索他們對心中的道德律和天上的星空的向往，思索對人、道德、財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個人自由之間的關係。
康德當年生活在一個偏僻的鎮子裏，一生都沒有到大城市裏去過，他對這個花花色色的世界似乎知道得很少—事實上一切正好相反—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十分孤獨寂寞和閉塞的老人，他對人類命運的感悟、對形而上的思索，抵達了當時以及後人都難以企及的高度。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一個頑強質疑時代潮流的思想者。
敢於在滔滔而來的潮流麵前有所質疑，這些說一說容易，要做到是非常之難的。因為物質欲望對人的誘惑太大了。聖經上有一句說得好，“心裏不願意，肉體卻軟弱了”。我們有很多問題可以想得明白，但就是不能堅持和行動，有許多東西就是放不下。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們拿出勇氣了。
在半島上遊走
我們在城市裏談論文學，長時間離開了更廣大的自然和土地，離開了萬物蓬勃生長的環境，對文學的理解也會變得浮淺。所以今天翻開一些印刷品，看到大量的對文學的胡言亂語，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判斷和發言，就一點也不會奇怪了。對於創作個體來說，我們牢牢記得的一點就是：一定不能離開泥土，不能離開大自然，不能離開與世間萬物諸種無聲的交流。要親近它們，我們也許會付出一些代價；如果遠離它們，我們卻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這二十多年來我主要在寫一部很長的書，即剛剛出版不久的《你在高原》。這部書寫了二十二年。很多人說二十二年做同一件事情，該是多麼大的寂寞。可是如實說，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寂寞，更多的是充實和享受的回想留了下來。因為在這麼長的時間裏，我大致是在以山東半島為中心的那片土地上遊走，將這個過程中的所見所思記錄下來，後來收入在一本《在半島上遊走》的集子中。我走過了很多的村莊、城市，做過田野調查，考察了一個地區的生活，搜集了一些民間傳說，盡可能詳細地了解那裏的經濟情況、教育情況。最初很有一點誌向，就是要把整個山東半島的村莊城鎮一個不落地實勘一遍，做一個全麵的記錄。後來才發現這個野心太大了，需要耗費的時間不可想象，於是不得已才把它收縮到膠東半島—就是膠萊河以東的地區。即便是這樣，那個工作量也是極大的，後來因為一場疾病，還是沒有把它徹底做完。但盡管如此，我已經走過了一個廣大的地區，留下了許多難以磨滅的記憶，積累了大量的文字聲像資料。我相信這些不光在《你在高原》的創作中作用很大，成為不可或缺的依據和幫助；很可能對我未來的人生道路都是一份強有力的支援。它是創作的重要思維材料，讓我更多地看到今天除了城市以外更廣大的地區、那裏的大多數人在怎樣生活、生活的細節。
就在這個遊走的過程中，我發現了極度繁榮和畸形的城市，與廣大鄉村的貧窮凋敝有一種因果關係：沒有後者的貧窮就沒有前者的富裕，沒有山民和平原貧民停留在非常傳統的生存狀態為前提，就沒有我們大大小小現代城市的快速繁衍。它們之間是這樣一種關係，這製約了我們的發展，留下了創傷，也使我們這個民族感到自卑和羞愧。也許我們未來的全部希望，就是怎樣深入諸多問題的反思，包括對廣大貧寒的鄉村和激遽發展的現代都市之間的關係的反思。我們不得不正視現代生存倫理的研究和社會正義的討論。
除了社會層麵的深入觀察，再就是對一大片土地山川的感知。這也許是更重要的。以前總覺得對半島十分熟悉，因為這裏的山山水水並不陌生，來來往往也走過不少次，後來才知道自己對這個地區其實所知甚少。乘車而過，或者是幾次徒步跋涉還遠遠不夠，那隻是取一些皮毛，就像旅行者的輕鬆超脫會影響我們的認識一樣，是難以深入的。當我製定了計劃並且開始一步步實施時，新的問題也就來了。這需要付出許多汗水，拿出時間和恒心。不要說對這個地區城市和鄉村民眾生活的具體記錄了，就是對土地山脈植物動物這一切，也突然感到需要一個全新的視角—以前是對大自然印象式的記憶，這當然無比重要；可是僅僅這樣還遠遠不夠，還嫌粗糙和模糊。對於大自然的具體性、它的質感，還需要從頭體味和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