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菜回來，趕快走進書房，陳旭麓教授的文章怎麼也找不到。電話鈴響了，接來一聽，臉色大變。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電話中分明說的是：“陳旭麓教授的遺體告別儀式，今天下午二時在龍華殯儀館舉行！”
打電話的朋友特別叮嚀：“你家在龍華，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屜裏還有陳旭麓教授的來信：“近來偶有空閑，到長風公園走走，自詡長風居士。”
但是，遺體告別儀式上的悼詞證明，陳先生根本沒有這般悠閑。他剛剛到外地參加五個學術討論會回來，去世前幾小時還有給研究生講課，就在他長眠之後的今天，他案頭求他審閱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書稿，還堆積如山。
我自認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廳裏，六七百人都痛哭失聲，連以前從未聽到過他名字的汽車司機們也都在這個氣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個在十九年前死了妻子，親手把一大群孩子帶大的辛勞父親；同時，他又是一百多位研究生的指導教師。他不斷地從家庭生活費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濟貧困學生，自己卻承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遇到過的磨難、折騰和傾軋。他對誰也不說這一切，包括對自己的子女和學生，隻是咬著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萬人矚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靜靜。他的大女兒向來賓致謝，並低聲向父親最後道別：“爸爸，今天你的行裝又是我打點的。你走好，我不能攙扶你了……”
儀式結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廳裏的種種挽聯，擦不完的眼淚，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廳的西門裏側，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獻給陳旭麓先生的挽聯，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著一個怪異的黑框！
連忙拉人詢問，一位陌生人告訴我：“這是我們上海曆史學界的不幸，接連去世兩位！王守稼在給陳旭麓先生送挽聯後，接受手術，沒有成功。”那人見我癡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這裏，舉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遺體告別儀式。”
我實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書寫的挽聯前，為他痛哭。就在剛才，我還在廳堂裏到處找他。他，今年46歲，也是一個少見的好人。早在複旦大學讀書時，因家貧買不起車票，每星期從市西的家裏出發，長途步行去學校，卻又慷慨地一再把飯菜票支援更貧困的外地同學。我忘不了他坦誠、憂鬱、想向一切人傾訴又不願意傾訴的目光。人越來越瘦，學術論文越發越多。臉色越來越難看，文章越寫越漂亮。論明清時期的經濟、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備至。他經常用寧波話講著自己的寫作計劃：“還有一篇，還有一篇……”像是急著要在曆史上找到身受苦難的病根。陳旭麓教授就曾對我說，王守稼是他最欣賞的中年曆史學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極端繁忙，又極端貧困。他的遺囑非常簡單：懇求同學好友幫忙，讓他年幼的兒子今後能讀上大學。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最典型的遺囑。
是的，家住殯儀館很近，明天，再去與守稼告別。
朋友們走了，我還在。不管怎麼樣，先得把陳旭麓先生的幾篇文章找出來，好好讀讀，再把我關於龍華的那篇《文化苦旅》寫完。今夜就不寫了，病著，又流了那麼多淚，早點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