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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辭廟錄
社會生活在推演邁進，自然，我們的思維也在不知不覺地發生著變化。就計算時日而言，比如說，三月裏，問：“今日幾日？”
倘是建國初，無論城鄉，大致都會答“十九了”。後來演進了，在鄉裏仍答“十九”，那是不必想的，如果在城市，年輕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另說一個字麵全不相幹的日子——那是陽曆。至於現在，大致無論城鄉，都說的另一個數字，誰也不會記得“三月十九”。
然而我們的曆史仍舊記著，“三月十九”。是甲申年李自成攻進北京的日子，說的當然是陰曆。由此一日，向後推進不到兩個月，中國發生了幾乎三個朝代的巨變與更替，其慘、其烈、其速度、其奇特、其……在二十四史中獨特而孤立。
關於崇禎皇帝的“這一日”是怎樣過的，正史的、野史的、私史的有不同的版本說法。大致可以這樣表達：夜半時分，李自成的圍城部隊開始發動總攻。沉悶的炮聲震撼得北京九門簌簌發抖。是太監們打開了城門杠閂，農民義軍如潮水般湧進北京。他們開的哪座門？記不得了，但可以肯定，放了敵人進來的，正是平日須臾不離左右的身邊人。
但崇禎此刻顧不得想這件事。他下令撞景陽鍾——這鍾自明開國以來似乎就不曾響過，本來就是虛設給百姓告禦狀用的，這時派上用場：用來召集文武百官入朝。他要開會議什麼？沒有明確記載，當此時我們能想象到，這位性格剛愎的皇帝必定早已準備了許多毒酒或武士刀劍之類，準備集體自殺。如果是這樣一個結果實施，可預測的後果是：鑄成大明臨終的壯烈形象，激動全國“義士”對李順王朝的敵愾之仇，為將來的複辟作出強烈的準備。然而這一點想頭沒有實現。因為，撞鍾歸撞鍾，文武百官沒有一個人報到。
崇禎開始殺宮人。怎樣殺法已經不知道了。大概的做法應該是用侍衛、護衛殺太監，命這個特務機構殺那個特務機構，給不同的特務機構下達同樣的旨意——放火，燒文件，燒字書，砸古董、玉器、珍玩之類……崇禎自己，則殺宮中女眷，包括他的女兒——公主們。一邊用劍砍殺，一邊說：“誰叫你生在我家！”這一句，是成了千古不朽的名句的。殺到盡興時，怕是已到淩晨了。這一夜，在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故宮中，恐怕是死人最多的一夜。僅在紫禁城中，原有的太監、宮女就有一萬餘人，加上宮眷與護衛武士數量也不少。十九日的冷月可以照見他們這一群死相，但我思量，逃命出宮的怕也不少。
故宮所有的門都是九排釘子。唯獨東華門：八排。這一點蹊蹺，讓人莫名其妙。據傳，崇禎皇帝大殺宮人之後，是從這裏逃出去的，這門沒有負起“護駕”責任，被後世皇帝撤去一排釘子。我們所知道的，清室王公大臣，正宗朝會是從午門的左右側門入朝，平時入朝則是由西華門“牌子”。東華門則隻是宮中采購魚肉、進柴炭、水、米，向外運人糞之類用的，由此也可想一些人事心理，傳開恐非子虛。可以肯定的是，殺人殺得手脖子酸痛的崇禎到此時還沒有自殺的念頭。那時他會想，春風吹東風，朝中親信、外戚、貴臣都在東華門外，撞鍾興許是聽不到的。逃出宮來他便奔這一帶，挨家挨戶敲門求容。可惜的是，沒有一戶開門的，全部“聾了”，鍾聲聽不到，敲門也聽不到。
在此情況下，才有了後世皆知的煤山自盡。那座山我去過，不算高，但可以鳥瞰他的皇宮。那株樹我也見到過，彎彎地向前伸出在坡上，很適合上吊，他當時什麼心情，他沒有說。大約不好。
今年癸未，明年就是甲申。算陰曆就這樣算。很多事，雖與我們不相幹，但值得追味的吧。
雍正與術士
《雍正皇帝》一書中表述一人物賈士芳，能呼風喚雨捉鬼擒妖，並有種種超自然的法術手段。該書在出版後，大受讀者青睞之餘，也因此受到許多讀者批評。學者們自不待言，以為此種描寫有違現實，不倫不類；普通讀者也有非議，以為如此“現實主義”的社會生活不應插入鬼神魑魅之說。待到《雍正王朝》電視劇播出，裏頭有個披頭散發形若魑魅的道士，一臉死樣活氣妖精味兒，我沒看清是誰，經朋友指點“那就是賈士芳”。當時正在吃飯，我書中賈某人在電視劇裏這般形容又大出意外，逗得一樂，差點“噴飯”。中國是個崇拜壽星的國度，生活質量倒不大講求。釋家講色空，講輪回，那講的是什麼？講的是生命的轉換與延續，是一種“永恒的變化”，植根於“空”與“寂”之中。道士們說性命，談虛衝，則來得更直接：當是肉身可以成仙，丹爐九轉大道既成，“一人升天，雞犬相隨”！這也是個說不到頭的題目。儒家尊崇的是孔孟，是治世的顯學。這個學問偏重於政治治理，因為從盤古開天辟地而後，畢竟那些個騰雲駕霧，長生不老的神仙不曾真的現世一個，隻留下許多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傳聞疑案，孔老夫子很務實也很智慧地回避了這一論題。“子不語怪力亂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未知生，焉知死？我們連活著的問題都解決不了，還要去管死後的事？這事兒我不談，無可奉告。很有點外交官對付記者的格調兒了。
但皇帝也是人。我敢說，人裏頭最希望神仙境界，最希望自家成仙長生不老的就是皇帝了。這道理並不難透窺。權柄、榮耀、金錢、美女、宮室、臣僚、子女、玉食、錦衣……要什麼有什麼，物超所值的享受了，缺的隻是永恒。睡板房的人力車夫，做夢也會想到能娶個女人做老婆；撿垃圾的小女孩，頂多希望有人能扔點可以賣錢的破爛，絕不會把念頭轉到“長生不老”上頭去。這件事有點像研製永動機，明擺著的現世生活中不可能，但仍舊有人要搞下去。愈是當官的，愈是官做得大的，便愈是期盼長生，更遑論皇帝了。所以從秦皇到漢武，一直到明清，阿房宮未央殿中，紫禁城這把戲幾乎一直沒有停過。現在報上炒得火熱，說破解了人類基因密碼，大家壽命可達到一千五百年——彭祖乃天下間長壽之祖，也隻壽八百年。這個“成就”還了得？但我閉目去想，這世界也不得了。將來是多少人口？幾十億千年老妖精遍世界跑，是何種光景？但再想又釋然，真的那般樣？準是克林頓和普京們先“基因”一家夥，到老百姓時，還遙遙無期哩！
雍正信佛，而且是大師級的（圓明）居士。佛家講“緣”講“寂”，即是圓寂，也是“死了”。講輪回因果報應，是不講“肉身升天”的。但他似乎不能免俗。他希望自己長壽，而且要活得結實些，佛家畢竟太慢且太虛渺了。他的身體狀況又出了些問題，“燒香請鬼”招來了一個叫賈士芳的道士。然自漢唐以來，曆代天子，皆以尊儒治世標榜，其間或有兼用釋道的，或滅佛，打得和尚們魂不歸竅；或毀道，揍得道士們發昏，還沒有哪個皇帝說孔子的壞話“謗聖”的。孔孟之道作為堂堂正正的治國理論，一直有著“定於一尊”的地位不可動搖。因此，“佞佛”也好，“訪道”也罷，都隻能偷偷來——他也曉得這不是什麼體麵事。對於自己信佛，他巧言令色說是為了“補於人之身心”、“然於知天下之道實無裨益”，甚至“試問黃冠緇衣之徒，何人為朕所聽信優待乎？”
這就是睜著眼橫著心愣說瞎話。文覺和尚一幹佛門禪師沙彌就長住在宮中。他未登基前指使戴鐸等門人，遍求江湖異人測字打卦求問將來，用雙層夾壁箱密相傳遞，這還可說是病急亂投醫。他繼位後卻仍秘密地不停地幹，這就是說，他心裏真的是不但相信，而且很認真地進行這種事。雍正七年二月，雍正朱批陝西總督嶽鍾琪，令秘密查詢終南修行之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嶽鍾琪不敢接近這紅炭團，回奏“這人是個瘋子傻瓜，一點道術也沒有”。當年他又接見白雲道觀賈士芳（又名賈文儒），但可能二人都有戒心，賞了點銀子就打發他走了。到雍正八年，他幹脆發了一道諭旨，命地方官征訪名醫或精於修煉之士，給四川巡撫憲德的親筆諭旨說：
“聞有此龔論者，可訪問之。得此人時，著實優禮榮待，作速以安車送至京中……不必聲張招搖，令多人知之……”
總督李衛、田文鏡、鄂爾泰、山西巡撫羅石麟、福建巡撫趙國麟等人處都有他的征訪“異人”密諭，由李衛、田文鏡密薦。雍正八年，賈士芳再度人宮，並且露了幾手，大蒙雍正激賞。從這些資料看，雍正的身體自七年以後已經出現了問題。但賈某人這番得寵好景不長，隻兩個月就身首異處。原因據留下來的資料來看，賈士芳操縱雍正的健康，“伊欲令安則安，伊欲令不安果覺不安”——這樣的本事誰不害怕？再就是賈士芳口出“背逆之言”，禱詞中有“天地聽我主持，鬼神聽我驅使”等語，而且屢教不改，雍正覺得他的邪佞也不可容忍。
小說中的賈士芳就是根據這些資料“形象”出來的。其中當然也灌注了我對這一現象的看法。我以為：一、特異功能是存在的；二、用它來行道治世是荒謬的。這也好比人，發了高燒就易見神見怪。社會生活“發了高燒”，也會出來些個異能奇技的家夥來跳梁作怪。“搞鬼有技術也有限”，魯迅這話千古無疑。
兒子與位子
中國人比西方人，最看不開的便是“香煙”承繼的事。北方人家生產，哪怕隻是三斤重的男孩畸胎，人們道裏相傳會說“××生了個大胖小子”，倘是女孩兒，就是九斤重，也是那麼嘴一撇“是個小丫頭片子”——這當然是早年的事了，現在雖也還有類似的事，也是“非典型”的頑固分子還在堅持就是了。
這是彼時的情理。孔夫子說過“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句話，我在一所大學調侃過：這一定是氣話。因為這個話沒有理論支持，和他老人家那一整套仁義禮智信的人倫學說沒有實質上的聯係，突兀地，冷不丁冒出這麼一句，很可能是孔老師昨夜受了師母的氣，上了講台還在生氣，發牢騷罵人。他是個述而不作的人，說什麼話都由學生忠實記載，由此傳了下來。後世的一代代經學家詮釋，理學家剖析發揚愈弄愈大，愈弄愈極端、尖銳，竟釀成無數終天之恨，無盡人間之悲。
我想了想這件事，其實是暗合了中國的財產繼承的傳統——閨女是要“出門的”，結了婚便是“人家的人”，娘家的田產房屋，動產不動產，是沒有她的份兒的。這隻要稍加注意就是曉得了，窮得連穿褲子都成問題的人家，不會很在意生男生女，愈是往上的大戶人家，便愈是在這上頭想不開，鑽牛角尖。山東孔府是千年世家，改朝換代改不掉“衍聖公”這個鐵帽子爵位。因此衍聖公是世襲的。若衍聖公無子，那麼族裏就會議另推嗣子申報朝廷批準。有一代衍聖公竟真的遇到了這問題，他死了，衍聖公夫人按規矩必須退出公府，偏是側夫人懷孕未生，倘生男孩，公夫人便可免去這一難，因此她異常緊張，連日閉門告天祈福。等到側夫人產下一男，生產的沒事，公夫人一口氣鬆下來，竟致昏厥過去。
大戶人家、王公貴族，盡管是“鐵門坎裏出紙褲襠”，什麼事都荒唐拆爛汙，唯獨這件事，誰家也不肯馬虎，辨得極認真的。說到帝王家，那就更複雜，更紛亂，更尖銳，不但有後繼的事，還有爭嫡奪位的事。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有所謂“燭影斧聲匣劍帷燈”千古謎之說。後世也是一代一代依樣畫葫蘆。為爭太子嫡位或冒或隱或“微妙”或直截，打得頭破血流，爭得殫精竭慮，疲憊欲死。說起來，他們也都是人。大致上也都受到當時最高的學養教育，並不是不識情，不知理，實在是大利當頭，關乎他們生死榮辱窮通貴賤的事，不得不爭。
這件事“正規的”是從秦始皇起。贏政不愧“始皇”，什麼事都從他開始。前頭列國也不乏父子相爭諸子搏命的，但那是“小局麵”，秦是統一了華夏中國，車書萬裏一同，度量衡統一，自他而始。但他的兩個兒子胡亥和扶蘇奪位，胡亥作為第一位奪嫡的勝利者，和他老爸那製度一樣為天下後世垂範。
所以每一代皇帝上台，考慮的“最大最大”的政治是兩件事，一件是“死了以後怎麼辦”——一登極便修陵墓。因為他曉得“富有四海，貴為天子”，活著的榮耀權勢是鐵定了的，死了之後到地下，也要和活著“差不多”，這麼著才能叫“永遠”；第二件是選繼承人。
這件事可就複雜許多了。這不但是“死了以後怎麼辦”，還有一個“活著時候的安全感”的問題。如若這皇帝隻有一個獨生子，那就別無選擇。哪怕這小子是混賬王八蛋傻瓜白癡，也是“自家兒子”，定死了的太子位子是要給他的。兒子多，這事便麻煩了，選誰來當太子，怎樣選，幾乎是每個皇帝都頭痛的事。
大致上有三種傳統的做法：立嫡、立長和立賢這三種。“立嫡”很簡單，哪個是“正宮娘娘”生的便是哪個；“立長”也簡單，哪個兒子年紀最大——一般而論，歲數大一點，社會經驗多，統治術也熟練一點——就是哪個。“立賢”最好，這誰都知道。但那是對天下、對治理臣民而言。對皇帝，對宮廷安定，對朝局穩定，對大臣們來說，立賢倒是一件最麻煩最可怕的選擇。都是龍子鳳孫，誰賢？誰不賢？投準了票固是一步登天，一旦投錯了票，新君不是你當初選的“賢”，這輩子還得了？因此“立賢”這話，不過說說而已，皇後隻要有兒子，別的人休想染指。因此我看史書，常有皇帝生時“天日之表”、“紅光滿室”諸話頭。說不定便是當時輿論宣傳的導向呢！
曆代就是如此。漢代立太子，除了太子，皇帝的其他兒子裂土封王。劉邦他這樣想——給兒子們一個“國”這麼豐厚的待遇，各自都去過“獨立”生涯，就不會去覬覦太子的皇權，誰料不久就鬧出“七國之亂”，同是王，一個爺娘祖宗，沒鼻子沒眼打起來。有鑒於此，除了晉代，皇室都有製度，叫“不得非劉而王”。封王，一是你必須是天皇貴族，是皇上的兒子；二是即使你是兒子，封王也不給地盤、人民。儲君隻能有一位，其餘的給政治待遇，給“食采”，給錢養起來，隻許你過“好日子”，不許你動野心打太子的主意。
這樣措置，太子的位置一般比較穩定。如無特殊的政治情況，太子能夠平安登極。但也有毛病，就是那些兒子們既有閑又有錢，又不許做事，一個個都比豬還蠢一點。窮奢極欲之外，拚命生孩子，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朱檉封在南陽二百多年，明亡時，南陽朱姓子孫封到輕車都尉的就有三萬餘人。封在洛陽的福王，家中金銀財寶壘如山積，李自成攻洛陽，危城孤立將士拚命之時，不肯拿出一分錢激勵守城軍隊，結果城破人亡，所有的錢都被李自成笑納了。
這種情形到清代有了較大的變化。清代也不給兒子們封土。但不許兒子們閑著，皇帝指定“差事”，也就是指定工作給他們負責，有的是“常務”，有的是臨時派定，由太子總起來負責。這當然是接受了前代帝王的教訓，想出的新法子。愛新覺羅氏是少數民族，入關前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個“小學”學曆吧，對漢文化的了解也就是一部《三國演義》而已。不知道兄弟鬩於牆宮廷殺戮五步血流的漢家“文化”殘殺的厲害。他們看到自己是“少數”，要對付龐大且是文化程度高的漢代民族，要統治這麼大的國家，兒子們必須有能力、團結一致才能辦到。前代帝王突出太子，把其餘的兒子壓下去，可以看做是“水落石出”的意味，清初立太子，卻是一種“水漲船高”的路子。
據我觀察，清室皇帝大致有兩個共性：一、（孝敬）怕媽不怕老婆。二是都頗能幹務實，昏庸無能的沒有。第一條不去說它，第二條就是“水漲船高”的實效，兒子們從當皇子時就開始辦差，在工作中曆練，官場情弊，政務艱難，民間疾苦，甚至人情世故也都了如指掌——天賦學養，身體條件，政治環境都極優越，且是無需去鍛煉寫八股文應試，騰出大量時間做很務實、很宏觀大局的事務。所以，隻要不是智商有問題，或身體太弱，一個個皇子的實際素質都是相當了得的。這一條很像我們今日一些大亨，不但對子女施以最好的教育，同時在實踐中讓子女一步步提升能力，鍛煉社會素質。
但就皇子而言，他們離最高權力太近了，抬手就能摸到。古希臘神話中有一位女神叫墨杜薩，她長得極醜，頭發都是蛇。人們不能看她，一旦看到了她，就會變成石頭人，永遠也回不過頭來。無論“水落石出”還是“水漲船高”，這些金枝玉葉都看到了中國的墨杜薩——權力，他們成了石頭人再也回不過頭來了。
佛家理論“色”可以成“空”。
道家學說“實”可以化“虛”。
基督的話，那一本《聖經》上它不論理。隻是一句又一句地傳達“神的指示”。
儒家講仁，講忠恕，講孝悌，講禮義，把皇權捧到極致，帶來的後果，是道德標準與實施道德的行為的不一致，是溫情脈脈的虛偽。
很快的，清代帝王便嚐到了這個又硬又苦又澀的果子。
倘作一下比較，是頗有意味的。清初多爾袞掌天下多年，主少國弱之時，他若想當皇帝，可以說隻是一句話的事。但他按《三國演義》來，不要學曹操，想學的是周公、諸葛亮，堅持不肯謀位。但（新君即位，幾乎第一件事便是抄他的家）野史稗官說他是與大玉兒（孝莊太後博爾濟吉特氏）有曖昧關係，所以扶孤濟弱。這事我堅持不信，因為他若篡位，不但有天下，且是可以娶了嫂子。
康熙是因為出過天花，遂以“獨特的條件”無可爭議當了皇帝。
但到康熙晚年時，儲位問題變成異常的尖銳、複雜和麻煩的事。這是因為此時建國已七十餘年，他的兒子們已經納入了漢家文化軌道，懂得了當皇帝是怎麼回事，更懂得了這其中的天差地別。如果說多爾袞有畏難政務（他是武將）的心思，這些皇子可不一樣，他們變成了熱衷政務，追求權力，樂此不疲的人，看墨杜薩看得真真切切，變成敲起來叮當響的石頭人。
康熙皇帝共有二十四個兒子，他十二歲成婚，活到六十九歲，這些兒子是陸陸續續出生的，大的五十多歲，到他死時，最小的才四歲。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共是九位“爺”參與了這場史無前例的“鬧家務”。其中二阿哥是原立太子，幽死。大阿哥幽死。八阿哥九阿哥另行改名“阿其那”、“塞思黑”（滿語“豬”或者“討厭”的意思），十阿哥也是終生幽禁——實際上，連最小的阿哥，四歲的二十四阿哥也參與了這場血腥的鬥爭，沒有一個人是置身事外的，但“主力”是九個權勢極大的年長阿哥，因此史稱“九王奪嫡”。
我不能用這篇文章的篇幅詳細表述這場慘烈的宮廷巨變。我的實際感受，在讀到這些數據時真是有點毛骨悚然。看到了人間“最虛偽”與“最殘忍”的天然糅合物：一切都是在自然中生發，鬥爭的“檔次”在不斷提升，激烈到置性命生死不顧，壓迫呼吸於頃刻之間，張牙舞爪在公明之堂，朝會宴喜之時突然發難，猝然間圖窮匕現，五步之內血流當廷……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父慈子孝、兄弟揖讓的溫情紗幕之中！投毒、劫殺、獄囚、造謠、誣陷、中傷、飾過、諱功……所有人能想出的辣手都想出來了，用上了。至於後果，大家都曉得了。我細想了一下政變勝利的原因，竟是這樣兩條：一是賴於康熙皇帝政治嗅覺的靈敏，二是其餘皇子專搞“鬥爭”，“太投入”了引起他的反感，而雍正不搞工作搞鬥爭，在康熙麵前竭盡全力表現他的“誠孝”。我在一老年大學講這件事：“假如你有幾個兒子，都在算計你有多少遺產，將來怎樣分配，如何才能分得多一點。其中一個卻不停地勸你：老爸呀，你可要好好保重身體，你活得長壽才是我的心願啊……你說，你把財產給誰？”老頭老太太們在會場嘩然而笑。
這就是“水漲船高”的代價。這團家族的悲慘變局的濃雲，一直籠罩在陰沉灰暗的紫禁城上空，一直綿延到清室滅亡。平心而論，康熙的兒子們個人素質、能力，個頂個的都很棒。他的三兒子還主持修撰了《古今圖書集成》，十四阿哥能帶兵，在青海打過大勝仗，餘下的阿哥們也各有自家本事——這都是“鍛煉”閱曆、讀書學習的結果，但卻用在了這上頭。我看雍正是憋了一世的氣一肚子話，寫了一部《大義覺迷錄》——皇帝寫書，他是千古一人。乾隆一看不好，“家醜外揚”了。一上台就趕緊收，急忙燒，把書的當事人速速殺掉。
我以為這場兄弟殘殺變爭分兩個階段，起初是“個別行為”，大阿哥見太子失寵，搞了一下就敗到底，三阿哥又跟上，也是一擊不中趕快退開。八、九、十阿哥接著一擁而上，變成一場群鬥群毆。這是有點像市場上的“催眠效應”：一車菜挺新鮮的，擺在當街沒人買。有一個人去買，會帶得買菜的人擠破了車。
一切都是為了權力。就專製政治而言，戰爭是為了權力，內閣搏殺也是為了權力。因為權力象征和代表了一切。——看到了這一點，乾隆皇帝下旨，廢止了立太子的祖製，形成了秘密建儲的局麵：
兒子們，我不告訴你將來誰是皇帝，不立太子。誰是將來的皇帝，我死之後你們到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那裏可以找到一張很精美的紙，它會告訴你想知道的事。
說偏心眼兒
我們中國人有個很不好的毛病。好聽一點說“為親者諱，為尊者諱”。親近的人、熟人、同事、朋友、愛人……有家庭地位與有社會地位，也就是說有族權與社會權力的“當權”，眼見他們出毛病、有過錯，事關他的聲名，鐵定的絕口不言。換言之，非親非故非掌權者呢？那就說有這一層禮，就可以飛短流長，嚼舌評批。這是理論，也是“禮論”。明擺著看，是不公道，偏心眼兒，從暗地裏說，這其實是坑了當事人，往往當事者糊塗一輩子，糊塗死了還不知道何故所因。
對於一個家庭，對於一人一事，這理論雖荒謬，尚無流毒害人。但對一個政權、一級政府，實踐上的害處都是老百姓或者公民承受了。打開我們的史書看看，沒有一例當朝人修當朝史的——都是等到它徹底完蛋了，換了“朝代”才去說昔日“前朝”的是非。他已經不是“當今”，你說他是豬、是狗、是王八蛋都沒事，反正前朝是糊塗死的，糊塗在什麼地方，前朝不曉得，我把它寫出來，則是曲筆繞彎兒給“今上”瞧瞧，小心著別學那王八蛋……周而複始，一代一代犯糊塗，一代一代依樣畫葫蘆。這麼著，混了兩千多年。這在世界列國絕無僅有。
這麼著做絕對安全，原因也很簡單，人都喜歡聽順耳話，嗅馬屁香。君權在握，你說他的“是”誇他的成績，他就認為你居心中正，“可表天日”；你批他的“龍鱗”，痛得渾身亂顫，他就對你不客氣。“殷有三仁”是孔子的話，說的是箕子、微子和比幹，箕子佯狂，微子是聰明人，比幹生在孔子之前，還不懂“諱”的妙處，結果呢？剜心。幾年前我曾到過比幹墓，封土之處，所有的“比林”之木，都是一把把掃帚昂然向天——沒有樹心，像是要掃天下的灰塵，又像是默然警示著後人什麼。司馬遷是漢武帝時人，漢朝人，他實錄描摹了西漢前朝的史事，這人膽大，還有不少“太史公曰”加了進去，不單寫事，還加評論，是是非非指指點點，本來一片的赤誠，“上頭”以為他“操心不善，應該割蛋”，真個讓人家給下了宮刑。他自己悲憤得不得了，我以為漢武帝還是對他留了點情的。他的事放在“康雍乾”這盛世裏試試——你還要出書？你就是私史，躲在家裏每日記“曆史”，查出來也肯定是“淩遲”剮了去。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話肯定是不確的。更多的人不是泰山，也不是鴻毛，而是沙、塵土、石頭蛋子，倒是這些物件活得長久些，而且不斷演創曆史。“偏心眼兒”，用在史觀上，就會說不講理的話。比如說李世民，那是一代英主，能兼聽、能從諫，開創了中華史上最值自豪的唐代盛世。他當初即位玄武門之變，真正的殺兄逼父，很少有人提起。宋太祖趙匡胤“燭影斧聲，匣劍帷燈”的故事耐人尋味得很，也少有人談，但一樣是皇帝，論到雍正，什麼弑父逼母，殺兄屠弟，飲酒好色……十大罪狀都出來……你細究去，條條罪狀又似乎都有點“證據不足”。就這麼渾渾噩噩三百多年……反正混賬的時間長了，混賬的東西也會變成“真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唐代離我們遠，名聲大且久遠，“唐宗宋祖”聽一聽這詞都帶勁，而且是漢人的，雍正離我們近，他活著時就有惡名，“傳位十四子”雖是假的，但無風不起浪，你肯定有點問題吧？不然你急什麼？身正不怕影子斜——幹嗎要寫《大義覺迷錄》忙忙地辯白？種種可疑：有作案動機、有作案時間、有作案的種種蛛絲馬跡，你又是個皇帝，是勝利者，皇帝有什麼好說的？你不是犯罪嫌疑人是什麼？且藏在心中深處，有沒有“滿人”暗示，我看也難說。辛亥革命留給我們的這份心理暗示是否還在呢？
打開我們當代的小說，凡地富反壞，必定個個壞透。“牆頭上掛洋蔥——根焦葉爛心不死”，“拉屎攥拳頭——暗使勁”，“夢想恢複”“丟失的天堂”。
這些事不能說沒有。但我們一窩蜂地都在弄，按照國有的教科書和國有的程式弄，白菊花、黃菊花、綠菊花……反正都是菊花。但作為“根據”，教科書和這程式未見得不是偏心眼的產物。“偏心眼兒”這心術心胸，用到哪裏壞到哪裏，用到什麼時代，那時代總是好不起來，但破起來是萬萬分的艱難，比如“成分”這事，從秦始皇而始，我們經過了兩千五百年的曆史，在社會生活中才打破了“它”，真正做到了“有成分，不惟成分”，變得聰明和公正了些，這裏頭有些道理真的是很深奧又很簡單。
馬屁永恒
隻要是獨裁政治，真話的空間便十分狹小，馬屁市場便無限廣闊。
中央政府為了“聽真話”，自古以來不知想了多少辦法，從秦始皇起，就設了禦史。這很有點像我們今天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檢察院一頭盯著公安局，一頭限製法院，你胡來我就抗訴。誰也不是“最高”。
封建皇帝才是“最高”。作為國家政府，社稷、廟堂最需要的是耳目靈動聽到名副其實的情弊。然而一個無法克服的麻煩在於：作為個人，要聽的是好話，阿諛逢迎的溜溝子舔屁股的話。而個人，既是政府的核心，卻又完全屬於個人！對國家做貢獻，碧血黃沙汗馬萬裏，遠遠不如一個響亮的馬屁來得！楚王手下有兩個人，一個研製了“不龜手藥”，楚國軍隊到北方打仗，天寒地凍，手臉都裂了，常常為此吃敗仗，“不龜手”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楚王得了痔瘡，很難受，一個來舔楚王的肛門，楚王大約很受用，一下子賞了那人一百乘車。再有一個慈禧，她老人家愛看戲，戲上趙子龍在長阪保阿鬥，甘夫人叮囑了幾句，戲子也就是演員了，大袍一揚銀槍高掃，一聲“領懿旨”！滿堂喝彩，慈禧臉上大放光，她認為這一嗓子喊出了同治王朝的實質。於是乘興揮毫，連寫幾個“福”字賞了“趙子龍”，那些苦巴巴在前線九死一生，那年頭叫“出兵放馬”，打太平軍、打撚軍、打八國聯軍的將軍，那些憂國憂民，一心想“挽狂瀾於既倒”的剛勇忠貞之士，想要指望她賞個“福”字，比登天還難。“最要”是聽真話，“最高”要聽是假話，這是中國曆代中最臭的東西。皇上管著一切，當然包括禦史他們在內，都察院不過是皇上手下一個跑“耳”管人的差役衙門罷了，所以，凡曆史上好一點的皇帝，是“兼聽”，說是兼聽則明，就是說順耳的不順耳的都聽一聽。魏徵寫《十漸不克終疏》惹得李世民大怒，回到後宮，現在說法是下了班，還惱得咬牙切齒說，非殺了這老家夥不可。長孫皇後問明原因，陳說利害，“太宗爺”這才憬悟過來。他的過人處是講理，理智。當然，老婆也很重要，這時候撩上幾句，魏徵就死定了。好話壞話都聽，這是好的，差勁的是隻專聽好話，聽到丁點壞話立刻聯想到“反對我”上頭，這類皇帝倒居多。所以古人歎息，小人整君子，隻是舉手之勞，君子搏小人，猶如赤手縛龍象，這上頭吃虧的屈死鬼如恒河沙數。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是古今中外的公理。什麼叫公理，我記得我的一位教師說的有趣：“公理，就是不需要證明，狗都懂的道理。比如，直線距離最近這公理，你扔一個肉包子，那狗肯定直線撲過去，絕不會繞個彎奔去。”“馬屁不穿”這公理，恐怕受用到地老天荒地球人類消失，聰明人也逃不脫這利器，不過善於躲避一點罷了。當初海瑞上《治安疏》，他懂得裏頭說的話不中聽，已是做了死的打算。嘉靖皇帝看了這奏折，把奏折甩在地下，思量著撿起來看，如是幾番，扔了撿，看幾行又扔。史載這細節，很有個性特色，文學性也極強，史籍資料能如此傳神刻記，洵為難得。由此可見，嘉靖並非不知好壞，他隻是更想成仙，永遠聽馬屁就是了。
《鄒忌諷齊王納諫》是中學選文吧？現在不知“下放”了沒有，裏頭有精辟論述，下頭對上有三條：一是怕，因為當政的可以讓你富貴榮華，享用膏腴，也可以讓你潦倒困頓，窮蹙終生。他有這樣的權柄，當然要舔他；二是愛，這類人是已經拍馬成功的“過來人”，擔心一個不慎掉下去，因而要繼續拍馬“鞏固”陣地；三是“有求於”當政的，這是指下層普通人了，因為當政掌握著一切的分配權，三人核桃兩個棗，可以給你，也可能給他，你和他又需求這核桃棗，於是馬屁競爭賽開場。所以，隻要是獨裁政治，真話的空間便十分狹小，馬屁市場便無限廣闊。在為國家整體還是為個人舒張的選擇上，主人們大抵誰也不肯放棄後者。
誰都不是“最高”。便是席筵之通行的比試比較科學些：老虎吃雞，雞吃蟲，蟲吃“杠子”，杠子呢？打老虎。這也是人類政治循環製約的一個鏈，抽掉任何一個環節都要出大問題：比如沒有棍子，靠老虎“自律”敢情它就不吃雞了？它恐怕敢是“通吃”！這樣的情形，馬屁便永遠不穿，真話便過於微弱。造就出的是李林甫、盧杞、趙高、魏忠賢，消滅的是比幹和屈原們。
腐敗症與糖尿病
今年有幸參加了中共十六次代表大會。江澤民在台上講，我在台下邊聽邊想，也算計了一下，如果無誤，代表們興奮鼓掌共十六次。其中最熱烈，最長久，“雷鳴般”的是兩次。一次是說台灣問題，一次是反腐倡廉的事，江總書記表示出極大的熱忱與決心。代表們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參加這會議的多是黨的中高級幹部，階級既高，且素養成熟。不然，從當時的氣氛，準會雀躍歡呼起來。
我思量，為什麼這樣？一則是國家統一、團結乃眾之所望；一則則是國家強盛之本。因為無論你有多麼好的製度、優良的辦法、措施來治國，都離不開一個公明廉潔，可以說就是民意。不可能設想，貪官汙吏一邊大肆非法撈錢，一邊率領我們百姓去“建設小康”的吧。
然而情勢卻是不容樂觀。從中央到地方，大到“副國級”小到“未人流”的副股級，抓出來不少，槍崩了一大批，成克傑、胡長清、李紀周、慕綏新、戚火貴……捉住了之後一個也沒有饒，全都殺掉了。殺一原是“儆百”的意思、宰雞是給猴子看的意思。按理說該嚇倒一大批的，然而不然。大家似乎不甚驚慌。《莊子》裏有一篇莊子惠子河梁之對，內裏說“樂哉魚乎”——誰不幸被釣上了，它才“不樂”，寫八股檢討，“深刻”騙人。沒有吃到餌的還在那裏——是否？我不曉得——偷著樂的吧——這應了篇中另一句“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說過，貪官汙吏，腐敗之猖，也猶如兩句詩，叫做“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大有前仆後繼、寧死不屈的勁頭。這幾年患了病，叫糖尿病。忽地心靈有感了一下，竟和“腐敗”聯想到一處。我以為當前腐敗問題，實在是個社會的“糖尿病”。“宇宙”這個詞，“宇”是“上下四方”的意思，“宙”是古往今來的意思。自從有宇宙社會，我還沒有見到哪個國家哪個地區不存在“血糖”問題的。可以說，全世界的國家“血糖”都偏高，而我們卻高到了令人恐懼的程度。假設說哪一個醫生發明了根治這病的藥，我看應該給他諾貝爾獎。那麼，哪個政治家弄出一套根治社會之“血糖高”的“藥”，該得個什麼獎？我的想象就蒼白貧乏了。
從中國曆史來看，秦帝國亡國是修長城、阿房宮，天下勞役過苦。用今天的話說是“基本建設”規劃不當。還有掘運河，同樣亡國。其餘沿革，大多皆因“血糖”過高。誰都曉得，糖尿病是個慢性病。腐敗一般不會導致國家速亡。怕的就是蔓延嚴重，導致並發症暴發。這就好比房柱為白蟻所蛀，人的骨質嚴重疏鬆，自有免疫力低弱至極。一旦戰爭、天災、饑荒種種不祥降臨，也就是“並發症”來臨，那就隻好醫者束手仰天長歎了。漢亡於斯，唐亡於斯，宋元明清莫非如斯。
所以說，它關乎“生死存亡”，不是嚇唬人的話，的的確確，一點不虛的事實、史實就擺在那兒。
“自律”是不成的。這實際是說請貪官們“突然醒悟”。“發現一個抓一個”，我以為也是“對症療法”。哪個地方有毛病，連對症治療都沒有，病人肯定腦筋裏有病，我期盼有社會學的“胰島素”——須知今日之事已不同於建國之初，毛澤東殺一個張子善、劉青山，實在是“朝野俱驚”。現在病已漸深了。至於怎麼弄法，二月河一介書生，隻能請政治家和社會學家仔細思量去。
社會糖尿病的延伸
開“十六大”期間，偶與一官員朋友談心，我說：“你是當的一方諸侯。現在我們天天喊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廟裏的和尚們不但自己‘穩定’，而且每日奉勸世人安分。這是穩定的元素嘛，為什麼不把廟修起來，多一點僧眾？”他一聽笑了：“這是意識形態上的事，不能亂來。”
我聽了自然無話。但轉而思之，“意識形態”難道不在“一切”之內？腐敗，社會風氣的沮喪、敗壞與凋落，現在已是個民族問題。我以為這是高於意識形態的大局。
現在風氣是什麼狀態？很多地方官員腐敗，已是人們不再議論的一個題目。不再議論不是無可議論的意思，且是恰恰相反，是“債多不愁，虱多不癢”那味道，是“說了白說不如不說”的意思。眼見的事實是“發現一個揪一個”，愈揪愈多，愈揪愈大。愈揪是否愈深我不敢說，但我敢說，敢於直麵這樣的敗壞是要膽氣勇力愈來愈大才成。這就好比臭膿疤，掩起來味兒還淡一點，翻騰起不衝天，也要盈室，那形色像醫生見了癌變轉移，任是華佗張仲景也隻得攢眉搖頭，病得太重了無從下手，這又是個什麼“程度”？這說的是官派，是上等層麵，往下說，我前見報端披露，一些小學生開始競選當班幹部，因為班小組長、班幹部在老師羽翼之下也有許多豁免權，比如考試、紀律等事上的優惠，沒有競選上的則用糖果小對象把戲什麼的向班幹部送點什麼“意思”，那爭取的也是不交作業，上課做手腳、犯紀律免彙報什麼的種種好處。
這樣的普遍性與深入性，它的層麵之廣，棱角之多，側麵之泛，真是教人不寒而栗。
僅此而言，還隻能說是陽麵的。陰麵的也很使人發栗。白道上的事為人注意那不奇怪，黑道上也“腐敗”，這是吾國現今一國粹。比如說官員受賄，收了賄也不辦事，“收人錢財，替人消災”這“原則”也被吃掉；比如人室行竊被拿，主人已說饒過，還要動刀殺人滅口；比如入室行搶，東北虎西北狼們進來，不由分說先一梭子衝鋒槍子彈掃滅主人，然後從容席卷而去；比如說撕票，黑道本來有規矩，贖金按時送到前不能撕票，也不顧了這事——先撕票再要贖金的也有的是，一些兒體統也不講。
我說這事，朋友常有笑我的，白道上的腐敗還管不了，你還注意“黑道”。我想告知我的朋友，昔日莊子有雲：“盜亦有道，夫妄意室中藏者，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這是道家對黑道的製約，也是盜的一定行為規範，是對總體社會的分配原則的調節杠杆。白道當然是主體，黑道上的事也不可持玩忽心，因為真的“盜亦有道”，可以少卻許多惡性案件，減少社會戾氣。我把贖金送給你，你守規矩放人質平安歸，下策是下了，一家人也算“解決了問題”，公安局有一搶人真案，卻不是殺人案——這也是事實了。
所以，腐敗的根源是道德的失控，比如一個貪官，偏他又是個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神仙佛祖，陰司報應這些個他統都漠然，上級又看不見他貪汙，群眾又奈何不了他，錢又在眼前，他若不貪，那真出鬼了。
法治自古就是主體。不要忘記，不論什麼曆史時代，執法的永遠是人。內因起決定作用，石頭蛋子孵不出小雞，恐怕永遠不錯，成克傑不懂法？他本人就是最高立法當局之人，陳希同、戚火貴哪個不懂法？——他們犯了罪還說胡話：是“放鬆了世界觀改造”——什麼樣的世界觀允許他這麼胡來？真是扯淡。
所以，江澤民講以德治國，我在“十六大”上拍紅了巴掌。朱鎔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提以德治國，我的手又紅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