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諸葛亮讓給誰
在杭州做旅羈之行，突然接到《南陽晚報》記者電話，說教科書本上頭出了毛病，確認了諸葛亮的躬耕地在湖北襄陽。又談各方對此反應。湖北人如何雀躍歡喜，南陽和河南人怎樣憤懣激越，學術界的、政界的情緒不同，老百姓又是怎樣談論，種種輿論一下子高漲起來：一句話，南陽丟失了諸葛亮。或者說，我們這一代南陽人迷失了諸葛亮。記者征詢我的看法，我因不明頭緒，在電話裏想了想，答了兩條：一、曆史不是泥巴捏的；二、曆史不屬於有錢人。當然，作為“名人言語”，它很快就刊出了。
我出生在山西昔陽，幼年生活在洛陽，少年之後便到了南陽。昔陽洛陽南陽，就是這麼“三陽”分據了我的生命旅程。我至今能說一口流利的昔陽話，顯蹦兒的也透得出幾句洛陽土話。但一般人見了我，則聽的是地道的南陽話。也是在杭州，南方一家電台打來電話，問得很奇怪，也極簡單：假如由你自己選擇，你願意把哪座城市作為你的歸結點？我愣了好一陣子，才明白她問的是二月河願意死在何處。當時便把自家這“三陽”情結說了：“現在既在南陽已成定局，那就死在南陽。”
我不答“死在洛陽”，潛意識裏也許是怕“家夥”們在這上頭挑剔我：想死葬洛陽，沾帝王之水。我寫了康雍乾這三朝時代的社會情態演變，什麼“封建餘孽”、“帝王情結”、“歌頌專製”、“美化地主階級”種種帽子都扣給了我，幸虧的是他們沒有武器，不然早已崩了我。我稱他們“家夥”，是因為他們又是“家”，又是“夥”，厲害得很。他們甚至不看你的書，或看看電視劇片段就給你下這些結論。所以他們判定的東西是很有權威的。
“跟誰住，巴誰富”，我在南陽，心裏也盼念此地是“臥龍故地”，但決計是沒有這份“揮之不去”的情結，像南陽人丟了諸葛亮，有點“丟了國寶”，重要家當失竊似的痛心無奈。諸葛亮在南陽，在襄陽，都在中國，爭了一千五百多年了吧？此說公理，彼雲“婆理”，是極平常的人文心態，昔日為名而爭，今日是名利齊爭。因為了諸葛氏的光風霽月名頭，倘是魏忠賢、和珅，並不見有人爭的。爭論千年無結論，爭論本身已變成了天下皆知的鬥口遊戲。爭得兩處都似真似假，兩處都香火旺極——既如此，“爭爭不息”也是好事，我原就這般想頭，諸葛本人確在何方，我覺得有點“於我如浮雲”的意味。
但現在的教科書突然有了結論。雖說有點羞羞答答，在注釋裏加了南陽“在現在湖北襄樊一帶”，沒做正麵鋪陳，有些個“猶抱琵琶半遮麵”的佯臊作羞，舊時代歌樓裏的名優名伶名媛們大抵都是如此出場。“千呼萬喚”出來了。
在外頭不知情，我本來以為是學術界突然發現了新的實證資料，或在塵封竹帛中找到了“原始記錄”，所以那樣概念性地應答了兩條。但現實是“沒有”。但憑湖北人的種種“運作”，南陽人“坐失諸葛亮”。
這事可叫我奇怪了，有點吃驚了：教科書是鬧著玩的？那是給孩子們看的學問，教給孩子們的基礎知識呀！這事做得可真“膽大”。
“妄為”不妄為
先看這句話：“南陽在襄樊一帶。”說的便稀奇。舊時南陽襄陽都是郡，南陽是“南都”，“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與首都並稱之地，怕是比襄陽還善一點，冒一點，高一點，大一點。倘今日有人說“北京在天津一帶”，“中國在朝鮮一帶”，“美國在加拿大一帶”，這是什麼話呢？這真的有點“胸中不正，則眸子沒焉”了。理念上的毛病，可以從微觀上的一顰一笑一哂一怒裏頭自個兒去感知。
我同時也極佩服湖北一些人的精明。他們不靠新發現的資料，也不靠新出土的文物佐證，但憑“做工作”，居然就改變了教科書，這個本事誰有？但湖北人再厲害，他們沒本事“確認躬耕地”。有這個能耐的，是學術界手執牛耳，口含天憲的一夥“家”們的。他們才是內因。
二月河小小的，在學術界算不上個角兒。我也不敢隨便懷疑別人從這件事上得了什麼實惠，或者簡潔地說收了什麼顏色的包兒。由我自身的經曆，過去傻乎乎的，從來都以為那眾位評論家以及學問家（到現在我起碼不懷疑他們的“水平”）所居的殿堂裏的還真是個什麼“家”：必定或清瘦或豐滿，銀絲皓發童顏韶色；或仰仰在沙發客廳，或奔走於異國他鄉；或教帶一群博士碩士莘莘學子，或揮灑自如於科研實驗；都那麼淵亭嶽峙，那麼道貌岸然，倘看他們資料，也都一個個輝煌不可逼視。
看來還真叫小二說中了。“有×能使鬼推磨”。有“工作”能使“學者專家”推磨。學者而雲，專家而雲，鬼而雲，其同也乎？“聊齋”蒲先生也有套語侃調“胸中正，則眸子正焉，胸中不正，則眸子沒焉”。諸葛亮的“學術問題”不論。問題在於這個學術心理陰暗得真可以。
但我剛剛開了點竅兒，笨得到現在才曉得，原來隻要“做工作”，南陽便可以屬襄陽。
若非胸中不正，那就是昏了頭了。通過人家“做工作”，突然發現爭論一千多年沒弄明的事的底蘊，“訂正”（天曉得是訂正了還是訂邪了）了去。不惜誤人子弟，傳偽道，授偽業，造新惑。聽起來也真駭人。
現在不能談“南陽人的感情”如何如何。假如人家真的發現了什麼新的佐證，鐵證如山放那兒，諸葛亮的飯碗農具在彼出土了，南陽人急煞怒煞的沒用。得尊重事實，老老實實服從就是。問題的實質是“做工作”，拚實力，憑什麼用投資量解決學術之爭？南陽人罵你兩句“直娘賊”，恐怕學術界的某些人也得忍氣吞聲受了。
學界的主騷壇領袖，二月河倒有一個小小的條陳謹告。好先生們不必再去研究古地圖、地形地貌沿革了，回過頭來念念《三字經》，學習一下中華文明傳承美德，似乎更必要一點。
說自律
我認為以“自律”來勵誌倡廉是有問題的提法。因為就理論而言，任何一種好的理論，都是靠灌輸才得納入的。無論宗教、學說、知識……馬列主義、蘇格拉底……一概莫能外。從小爹娘教，大了學校教，社會管束，朋友製約，通通都是“他律”。為有這許多的“他律”，才使人有了懼怕心，警惕心，這才叫“自律”意識。他律大致上都是控製欲望的，自律呢？晚上在被窩裏，無論是貴人，還是破席牛屋中的潦倒人，輾轉反側想的都是國家大事、人民幸福，怎樣為人民服務，如何做好“代表”？肯定不是。恐怕想女人（當然不是自己該想的）、想升遷、想出名、想拳腳功夫，什麼太極、八卦抑或美國的泰森、阿裏，想形意、武當少林、散打……怎樣如何能打得對桌坐的那家夥滿地找牙，想錢、想房子、想兒子怎樣出國或廚房裏的醬油……怕是想這些事的居極大多數，真正專門想學馬列、學雷鋒，默默無聞為人民做點什麼貢獻，這才對得起組織和人民對自己培養教育的，我不敢說沒有，我肯定說有，也是極個別的。想幹壞事，又怕他律，隻好理智些個，如果這個叫“自律”，那倒是有許多的。
在曆史現實的實踐上，我沒見過一個偉人活佛聖賢是靠“自律”立起身來的。並且同時，我也沒見一個傑士廉吏是“自律”培養出來的，並且，也沒見過一個貪墨之徒“自律”了。真的改正了的，記得是哪一本小說說了一句“大凡做好事的心，一天天會小下去；做壞事的膽，一天天會大起來”，倒是這句話，貼近真理些個。
寫《康熙大帝》時，郭琇這人物是必須琢磨的，不可隨便繞開的，因為這涉及到康熙這主子的性格特點、人格特點以及書的情節安排。這個人很叫我詫異了一陣子。什麼原因突然使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當然，在另一份很鄭重的資料裏，說康熙在私下給他下毛毛雨，他寫的這奏章，這資料上有眉批“如此名臣便宜煞”的話頭。我不排除這件事有“預先授意”的可能，但是明珠高士門生故吏黨羽如林遍布朝野，他這麼做，首先要冒“得罪一大片”的風險。這是一；二、康熙也可能突然變卦，頃刻之間他便萬劫不得翻身。明珠隻是受了點疑心，康熙對他還是寵愛的。有可能隻是“借機”，讓郭琇教訓教訓他。郭當時官已不小，犯不著打這種衝天炮冒這麼大險；更須說的是，倘若他平日甚是庸碌，不是敢言敢為之士，康熙也不會找他來布置安排。
這是對資料分析，他當初何以突然改邪歸正幡然悔過的呢？我絕不相信是王陽明那樣：倏然開竅了便舉措驚人（王陽明他自個想得發昏犯痛，也還是沒明白所以）。其實郭的情形在清初很是個一般的社會形態。偌大一個中國，漢人不服滿人統治是個普遍心態。他原先的貪，是想和這政府搗亂，也為自己撈點實惠變天時用。一下子“突然明白”，是看到了中央政府穩定大局的能力，看到了康熙的雄才大略，本質原不壞的郭琇就來個“曆史性的轉折”。
當然這依舊是形勢、心理的分析。無論後頭的挺身鋤奸還是前頭的由貪變清，都還是他律而來。“自律”也就是他律之下的產物爾。
自律有點用處，但基本無用。他律敗壞，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再大到地球（地球環境的惡化，不是人類造成的麼？地球“自律”有什麼用處？）就要出問題，他律愈嚴，問題愈少，沒有“他律”，世界崩潰。
宋太祖以陳橋兵變奪位，怕人說閑話，便巴結臣子，說立誓不殺大臣。這一條他律在，而宋室搞成中國曆史上最窩囊，最無能軟弱的王朝；蒙古人進中原建立王朝，把人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幾種等色，他欺負下等人，自己失去了“他律”，而是百年剃頭的拍巴掌，完了。
我們的杭州市，曾設了“581”的銀行賬戶。官員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存進去算繳公。這幾年沒聽再怎麼張揚，大約效果很有限。有一位縣級幹部有年春節向紀檢部門上交了他收的5萬元“壓歲錢”，也許是“極個別”的自律者，沒看見報章表彰。
一種社會現象的解決，靠製度、靠政策。什麼叫製度、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措施。是為強大的政權“他律”。自律呢？一時也不準，一聲也不準，一個人，也還是不準。自律這個詞，是寫檢查，自我檢討，寫認罪書逃活命的好詞。
從取才到用才
前不久給《人民日報》“學人論談”寫了一篇短文，題名叫《從成才的“軟”和“硬”說起》。那隻是一篇千字文，涉及的層麵當然極有限，單單是說了成才的兩個管道。
其實就這話題，可以說一火車的話。一般而論，“成才”二字不是自家說了算，是需要社會承認的。承認到何種程度，你就在這範圍裏立定了腳跟。我們國家設立了“自學成才獎”，從中央到省、市、縣，各自都有個層麵。可以說這四個級別就是四個層次，用心可謂良苦。但是，作為社會主體對才的知與認與任，還是照資格來事。
成才是一回事，選才用才又是另一碼事，這就是我們的現狀。
說起選才用才的法子，真是難為了我們的社會。就中國而言，較早期的春秋戰國時，是貴族的一個小圈子的事，選是貴族選的，選的當然也是“自家人”——最放心，也最需要（當然是他家族的）的還是自己的孩子——這種沉悶的局麵維持了幾百年，慢慢地不成了。因為列國的紛爭，各個國家需要人才，也就是說引進了“競爭機製”。這一引進不是誰、哪一國的郡主情願不情願的事，而是它在中國能否生存、能否稱霸的事，是整個華夏民族的需要。於是，在機製的導向下，庶民階層的人才就參與了社會政治。你可以看看《東周列國誌》那裏頭縱橫捭闔活躍在社會最高層的精英人才，可以說光知道吃喝玩樂的紈絝哥兒幾乎是沒有。這種生動活潑的局麵在學術上更是體現得充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哲學思想景觀，也是和人才輩出同步進行的。
這樣的局麵被秦始皇以極快的速度撲滅了。很簡單，這位“祖龍”不需要這些玩意，他隻要他的王朝一代又一代地“統”下去。車同軌書同文度量衡的統一那是進步，撲滅學術的百家爭鳴毫無疑問是曆史的反動。他定下的這個規矩無論善惡，一股腦兒地為後世帝王全盤接受，毫不猶豫地堅持了兩千多年。漢取才用九品官人法，實際上是改良了士族的特權。不是那麼絕對的聚才“定位”了，庶人中、自由民中有特殊才幹的，也還有些引進——“引進”也隻是做官，做官便是“一切”——官本位的基本製度把人才死死地卡在一個極狹隘的空間裏，也把人才的發展趨向導進一個極窄的小胡同裏——就這麼一點引進，也還是導演出三國紛爭時那樣鮮活靈動的政治社會大劇目。
唐代的科學製度，從本質的意義上看，它是徹底取消了貴族人士（成才）的特權。貧富窮通都不論，都請來考試。考卷麵前人人平等，這當然是一大進步，然而也就是進了一步，再就是坐滑梯，一直溜下去，溜到二十世紀，老掉牙了還在溜。我們給似乎與生俱來的文化上的惰性——一拖就是幾百年，一千年，兩千年都不肯更張——有藥抑或無藥可醫，我不知道，反正現在還在坐滑梯。“A+A+A+X”其實仍舊是應試，“X”是什麼？還是變了變味道的應試。“素質”是什麼？用什麼標準來度量？考官怕也是懵懂。“辦事”，請拿出“本本”、“文件”。用人？對不起，也請你“拿本本來”。官場如斯，商場如斯，企業如斯——博士，請！碩士，可以考慮。本科、專科……各種本本把用人單位套牢，我們的企業家連《子夜》裏的吳蓀甫都不如，有一個屠維嶽在跟前，幾個“家”能用出來？
這種成才、用才的人才觀確實是老了。它早就老了。《唐書·裴光廷傳》裏載：“乃為何資格？無賢無不留。”這位姓裴的真算好腦筋，出來了一個無賢無不留。“資格”麵前人人平等。他讓後世一千多年的官宦可耗了多少神！
這種資格理論從文化心理上，它是因循與惰性的集中體現，在很短的時間為社會所接受，同時輻射滲透到全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層次與各個視角深度，成了一種不下於製度的利器。無論考試、晉升用人、衡量，也無論士農工商兵學，全部起用資格學說，努力是無比強大的“首要考慮”。看看金庸小說裏頭“大師哥”、“小師弟”的次序，到官場裏的大軍機、小軍機，到兵營裏“老兵”與“新兵蛋子”，那是一點也不得錯亂顛倒的。如果透窺了去，資格的背後是“禮”，是中國文化的命根子，是上下左右永遠不可更移的“秩序”。這玩意兒真是太厲害了。
以我的觀察與思維論，資格這一利器的使用，它的生命力的旺盛也是無與倫比的，它的衰落恐怕還真的是“伊於胡底”呢。但是，政治家已經發現它很要命地在變，社會學家也在想辦法，想破資破格的有效辦法，辦法不多，效果不明顯，資格之說有點動搖就是了。
動搖得最明顯的圈子好像是娛樂圈。這裏頭“貓膩”自然還是不少。比如幾大腕人物要捧紅一個角，這種事還有，然而一個終極的限製，還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觀眾。你再捧，角色必須自身棒，因為考官是民眾，是“廣大的”觀眾與聽眾。這個觀音不好瞞，能不能“紅”起來，關鍵是觀音大士大眾。我看，凡是公開的、明白的競爭，人才想捂都捂不住，凡是評委主持，考官量核的事，有錢人有權人便能操作出花樣來。
我們文化中的劣根是盤根，積的弊是一座山。這種文化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他也就是仰空浩歎罷了。民主是解去盤根錯節的利器，也是挖山的爆破器，好生發揚民主是人才出頭的希望和前提。而思想的清醒與解放，隨著人才的輩出，同樣會迸射出它必有的力與光。
隨口一句的結局
孔子的話一句頂多少句？恐怕誰都說不清，因為從明到清近五百年，所有的士子都在學習他的思想和理論，所有的平民都在用他的話衡量人的事的物的理的標準，全國所有的私塾——也就是私立學校了，還有公立的書院，都在翻騰他的話寫文章。太平年間是沒有人敢悖逆他半分的，因為“離經叛道”的罪孽無人當得。
但就他本人而言，他的地位實在是一代又一代的子弟抬起來的。透視過去春秋戰國人看孔子，有點像今天的人看老子莊子墨子吧。“二十四子”——他是“子”字輩裏頭的一個。後來情形劇變：秦始皇焚書坑儒，是連他的書在內的。漢代反秦不僅翻一個個兒，董仲舒隻認一個孔子，別的“子”一概都成了“下級”，孔學也就成了唯一的學。為什麼會這樣，我和朋友們茗茶閑嘮嗑兒，說“因為孔子穿的衣服好”。
說到孔子在世時的際遇有點敗興，其實很平常的。他老人家講學也並不像後來學子們整理得那樣如聖旨諭言，比如他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肯定是隨口一句話，被學生錄下來，便成了“萬世師表”的經典。
為什麼說它是隨口的？我的感覺，這句話與孔子的學說體係沒有必然聯係。仁義禮智信，女人怎麼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女人不能嗎？如果女人不在夫子眼中，他又何必老遠地去“子見南子”？很可能的是：昨夜夫子遭了師母白眼欺淩，睡了一夜仍舊氣憤不平，無處發泄，在課堂上牢騷了出來。“近之不遜，遠之則怨”，反映的正是閨房後院的情態，也是孔老師的實在感受。他是述而不作的，學生便老實記載登錄。
進了《四書》成了聖訓。這麼輕輕一句，兩千多年間把所有婦女變成了“黑咕隆咚的苦井”中“最底層”的人。倘真的追究責任，竟是應該問問孔師母“是怎麼回事”？
中國女人的地位就由此而確定。先是董仲舒，確定他的話都是對的，別人的話都可商榷，這叫“定於一尊”。從前漢到後漢，兩晉南北朝隋唐北宋，這個階段的女人位置雖然低，也還算是人。經宋理學家一加闡釋，把這歸入“三綱”之中，成了禮教的核心部分。本來就低的社會地位又一落千丈。女人在世界各地大致都是受賤視的。但在有些國度，男人還給女人一點虛體麵，可憐我們中國女人，一丁點透氣的空隙都沒有，一丁點螢豆光明也不見。
我一直這樣看，中國男人的性心理不健全，已經成了一種文化，比如小腳，現在五十多歲的人都見過，偌大一個人下邊兩隻腳小如半隻香蕉——他偏偏就欣賞，沒有這個，他就陽痿！——這不奇怪嗎？明明是愚昧，他偏要說“女人無才便是德”——這是要封殺所有女人的才，這不野蠻混賬嗎？
仔細想去，我生出一種略帶偏激的想法，因為中國男人的性無知，知見都有障礙，除了性虐待狂這個文化心理，潛在隱藏的，意是對中國女人的妒忌與恐嚇，已經限製了、欺淩了，踐踏蹂躪得無以複加——好比一棵草，不澆水，不施肥，不讓它見陽光——她居然仍舊生存，倘稍不留心就會冒出個武則天花木蘭李清照來。如正常平等作養，會是怎樣的“不得了”？朱元璋也是個性心理有病的，他說：“我若不是女人生，天下女人都殺盡。”他是個和尚，是性壓抑的結果吧。
但這性壓抑性虐待的起源，推溯回去，要從孔夫子身上找找由來。
“麵人”效應
香港一家報紙前幾年來采訪，回去寫了一篇文章。談到初見我的印象“好像很易欺侮的樣子”，那意思是說我綿善，無橫霸之氣的吧？這句話混在幾百句話中，很容易被讀者忽略的。然而到今天，通篇文章已經皆忘，模糊不知所雲，唯獨這幾個字還印在腦子裏，鑄在心裏，想起來滾燙、簇新。因為它真實，記者銳利的目光，隻掃了我一眼，就擊中了我心靈的這個暗區。
倘注意一下我的小說，凡是欺侮人的地棍、惡霸、流氓，幾乎都是在當時現場現世現報，立即倒黴吃虧，甚至丟了性命。我知道，在實際生活中這種情況是極少發生的。“惡有惡報”那是真的，但有個“時候不到”的事。有的欺侮錯了物件：比如攔路搶劫攔了泰森，被他一拳打得滿地找牙——這種事隻是說說而已。有撬門人室的賊，在主人家突發心髒病，反而求主人搶救的事。我還在報紙上看到這麼件事——一個梁上君子半夜回宿舍，辛辛苦苦爬到十樓，雙手扒著陽台沿喘息未定，誰知這家養了隻鸚鵡在籠子裏突然發話問：“你是誰？”這位大吃一驚，雙手一鬆直落下去。這都是新聞，之所以是新聞，是因為它發生的少，是奇事，而在我的書中卻是頻頻地，不厭其煩地，變著花樣地發生。我也知道這不是“生活的真實”，但這是我的心理狀態使然，我仇恨他們——那些仗勢、仗權、仗力無緣無故整治壓迫人的人。哪怕是這樣，車匪路霸上車搶劫，碰上了持槍砸銀行的在逃犯——這種事也自有幾分舒心的愉快，讀來令人解恨。比如一個在逃殺人犯突發“非典”，被隔離，被發現，治好了病再斃掉，也是很教人痛快的。
這樣積極地揚善懲惡，和我創作“社會小說”的宗旨是不切當的。這純是我的個人心理在作用。我的這個家族，是個很易欺侮的家族：我祖父在日寇侵華時，先後把兩個兒子送進抗日隊伍，一九三七年送一個我伯伯，一九三八年又送一個我父親。伯伯戰死。父親在空墓穴中藏身，與日本人周旋七年，家中二十四畝地，困乏勞力用了個長工，被劃為富農——地富反壞右（派）那是“階級敵人”，專政對象。我始終認為，祖父是深明大義的，個人卻身遭不幸。因了他給我們的這個“成分”，真的對我們貽害無窮。一九四二年我父親已是縣武委會主任，又打仗又立功，樣樣積極，處處小心，一丁點不敢犯過，輾轉到一九五八年，複又到一個縣當武裝部政委——退是沒有退步，然而半步也沒進。他一直到死，都是勤謹慎微，小心、亦步亦趨地“照著社論”辦事，影響得我們兄妹也都是大晴天出門帶傘。我入黨那年，誌願書已填，遲遲不見批準。後來組織找我談話，劈頭就問：“你還有個姑姑，是地主，為什麼不填？你對土改家中挨鬥，是什麼認識，什麼態度？”家中如此，我在學校功課不佳，也是底子，老師白眼，同學譏嘲的事也自然難免，好在學校還不把我看成是“富農子弟”，不然，真的沒法過了。——落後就要挨打這是小平的話，於國家民族是真理，放在一個團體，一個部落，一個人身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貧弱就要挨打，沒有理可說。所以鄧小平取消成分說，父親講“就這一件事，足見他是曆史第一偉人”。
他講的是當代史，是他自己的曆史——我是這樣理解的，就中國整個曆史，何代無賤民階層？解放賤民這件事，似乎隻有雍正做過，且是很不徹底，留著許多尾巴，再就是鄧小平，他真的是快手，一刀就劈碎了這玩意兒，於個人“五類分子”是“見了天日”，於國家也不拘一格了，不然我們也就不會有朱鎔基這位總理。
這團籠在頭上的烏雲，在我們家上空盤旋了半個世紀，散去了。但半個世紀了，就是達摩麵壁，也隻十年，在石頭上且印下了影子，何況我二月河，“好像很易欺侮的樣子”——不是麵壁，是“麵人”的效應。
“非典”隨筆
“非典”這種東西正在中國肆虐。這種病現在還不明白它的“來龍”，因此也就不能果決地預料它的“去脈”，知道它厲害，講科學、講衛生，謹慎防護，這都是應該的。我在電話中告訴女兒，“這就是瘟疫，爸爸也沒有經曆過，現在極老的老人也很少見過，要沉著精心應付……”她天真地反問：“連爸爸也不知道瘟疫嗎？”
在女兒的心目中，我應該是什麼都知道的。倒很慚愧，事實是知之甚少。
瘟疫是人類早就麵臨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有一場瘟疫席卷歐洲，死了有一千多萬人吧？政治家忙打仗，千萬百姓任由疫魔蹂躪；說來也可笑，不過是流行感冒而已。中國的瘟疫記載，那就更早得不知何時起。除了五胡十六國那許多短命王朝，任是哪一代都有，漢、唐、兩晉、隋、宋、元、明、清等，都有瘟疫滋擾，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記的就是災異與人事的“聯係”。他想“辯證”，用的卻不科學，漢張角、唐黃巢……直到明代的白蓮教們用的是“乘時而起”，似乎“天亡一朝”，所以“我朝當立”，是給一些民間野心家提供了造反機會。
我不認為腐敗和“非典”有什麼超自然的聯係，“因為腐敗所以非典”，倘這樣說，肯定二月河神經有問題。
但是，但是……“非典”不由腐敗生，腐敗卻能助“非典”，這個辯證，怕是無可掩飾。
中國的醫生，講究於病人有“割股之心”，中國的藥店，門前掛的招牌是“但願世上無病人，何愁架上藥生塵”。遇到這樣的災異，坐堂的先生有義務，藥店裏非但不漲價，且多有舍藥濟民的。《三言二拍》中就不少這類記述，白娘子和許仙就是這樣做的。年成收不好，大戶人家、廟宇寺院，設棚賑饑的也不乏其人。然而“非典”折騰了這許久，所有輿論媒體開足馬力宣教，我們見到的差不多都是“政府行為”。政府忙政府的、我忙我的。政府忙著救人，我忙著掙錢，掏腰包舍錢支援救災的，除了幾戶“特大”集團之外，“舍藥”的幾乎不見，倒是趁危打劫，哄抬物價，賣假藥、假防品的。打個比方，一包板蘭根衝劑，幾毛錢的東西，一下子抬到十幾元、幾十元——它治病不治病還不見得。甚或有劣質官員設卡收錢，發災異民難財，打之不盡，報道不完。
缺德的醫院、藥店，缺德的官員，當此非常時期，應有非常手段，以雷霆之力擊之。
天降災難，對國家民族是一場考驗，結局可能有兩種，或者激動民族活力，萬眾奮發，在抗擊中生同仇敵愾之心、之情，在患難中，從此凝聚起來，這叫“多難興邦”；再就是在“禍不單行”中被一擊又擊，終歸頹坍了去。這樣的教訓，也是史不乏書的。雖無天人感應之事，但忌年“事多”，應是鎮定警惕。不見一九七六年？天降隕石雨、唐山地震，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先後逝，又曆粉碎“四人幫”……頗是大事迭起！
“非典”在元月已在世界上發生，三月已是列國嘩然，震驚全球，我們的衛生官還在那裏“負責任地”胡吹“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製”，一頭是哄騙媒體，剝奪人民的知情權；一頭是一群知情不法商販，甚有藥物機關，乘機連送所謂防“非典”藥物，發黑心財，反使災情大作，在我們的“心髒”猖狂。
舊時代祛疫，有請和尚道士設祈禱消災的，有民間鰥寡孤獨跪天哀的，有放爆竹驅魔的，還有“打醋炭”辟邪的——這些花樣當然是唯心主義在支配。但我不以為它們全然無效。祈禱，老天爺未必聽得見，動心降祥，但是這樣的社會行為有穩定人心的作用，放爆竹的硝煙，燒紅了的炭淬醋的霧，有消毒的實效（醋場工人不患感冒，是情真的確）。
現在放爆竹燒醋炭恐怕都無效。一點不假，“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就死亡人數看，實際上已超過伊拉克戰爭中死的美國人。
這“非典”嗅之無味，視之無色，醫之無藥，治之無術，有點像永州之蛇“以齧人，無禦之者”，“對症治療”是唯一可行之法，那就是說，隻能頭痛治頭，腳痛治腳，且是治療中醫生護士也“成批量”染病，同樣隻好“對症”——這玩意兒真厲害！
人命至重
前不久寫了篇短稿子，談一些城市設立非文明法規，汽車撞了違規行人“撞了白撞”。不久前又見中央電視台專題討論此事，有事、有證、有形影、有理據，比我說得還明白：你那個法規有違天理，褻瀆人情，不合國法。然而並沒有見到上海、沈陽、鄭州、武漢等市袞袞諸公有所回應，更遑論有所更張。
“人命至重”是個古老的命題。倘若非戰爭、非瘟疫、非人類不可抗拒之災害，在理性社會裏，沒有哪個國家不把生存權擺在其他權利之上的，是為近乎公理的常識。
俄國在世界上樹敵如林，但庫爾斯克慘劇發生後，無論敵人、朋友，世界上所有關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因為這不是戰爭，不應對此漠然，畢竟人命關天。
關“天”。還有比天大的事嗎？沒有。什麼是“天”呢？我以為就是理性社會的人心。在世界曆史區域中，分列著許多民族對生命價值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理念區域，對生命的認識有著很大的差異。就中國而言，似乎有史以來就倡導著“輕生重義”。一方麵是講仁恕，也就是統治階層對治下實際上的生存保障義務，使民眾對社會的安全感產生信賴；另一方麵作為教化，則講究“士”與公民為了“禮”與“理”的獻身精神，也就是所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了。這種精神，在基督、穆罕默德與釋迦牟尼分別創立的教義裏都有那麼一點點，但在他們那種宗教裏實際上是說，隻有最高級的聖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釘十字架、肉身飼鷹這樣悲壯的舉動，平常人倒是無須的：你老實做個好人，行善就行。隻有我們中國與眾不同，千年萬年都講皇帝“最高”，他可以“垂拱而治”、“無為而治”，犧牲精神隻是講給大家聽的，他自己是半點風險也不必擔著的。老百姓們看好了某某皇帝微服私訪——其實心理很簡單：皇帝老子，你享著福，抽空兒也來瞧瞧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呀！哪怕你帶著什麼格格、力士，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幫，再帶上你的情婦（或者在途中臨時傍一個也成）也好，隻要肯來，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但這樣的事在曆史上其實極少，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似乎玩過，像電視劇裏那般玩法卻是沒有的。
所以舍生取義隻是孟子他老人家的說教，不適用於君，隻適用於臣和民。打開曆史去看，我們能見到很多循吏，隻知傻乎乎地“工作”，做了高官還窮得掉在地上當啷響。能見到多如牛毛的烈臣、義民的傳記，殺頭、剝皮都不在乎，可他們維護的綱紀代表，卻是一個混蛋透頂的無聊皇帝。當然，在他們自身卻不是這樣的認識，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為一種崇高的秩序、理想而獻身。文天祥認為他的浩然正氣，比生命的價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別的類比，“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正氣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們從這一頭來衡量，誰還有勇氣對他們說三道四？近代不同了。沒有了君權，沒有了三綱五常。沒有了仁義禮智信——或者說約束力減弱了許多吧。民主了，有了法製與人身自由，中國的下裏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不料又有西方人出來做詩，告訴我們：“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高尚自然是高尚的，陽春白雪美麗得刺眼，就這四句詩，能真正做到的極為寥寥。
眾所周知，美國是最講自由的，它那個領域就叫“自由世界”。但對日作戰、對朝戰爭、對越戰爭，士兵口袋裏都裝著上級發給的投降書，十六國文字——明白是說：你去給我打，為自由而戰；打不過，瞧著小命危險，你就趕緊投降。可見“自由世界”的戰士並不以自由為最高原則，而是“若為生命故，自由也可拋”。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切權利都棚架在生命權上，沒有生命，談不上自由，也談不成戀愛。
西方人這麼做有他的文化背景，他就是那麼一種價值觀。就我對此問題的思索，要我們中國人依樣畫葫蘆，怕是永遠也做不來的。事關國家、民族的尊嚴，事關民眾的生命安全，假使當“縮頭烏龜”，當逃兵、叛徒，那這個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就要出大問題，因為我們的民族太需要奮不顧身起而奮鬥的猛士了。這樣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但我也不讚同許多媒體倍加稱讚的“赤手對兵刃”、“勇鬥歹徒”之類的事體。我曾和女兒談過，我問：“假若遇到惡人，槍、刀子逼著你，你怎麼辦？”她說：“跟他打！”我說：“好孩子，這是要分情形的。如果是戰場，或者他是要你的命，死活隻是一拚。這很簡單，拚不拚都是死，拚是出路。如果隻是要你的錢財，你就給他掏，這是花錢買平安。當然，如果對手弱，不在你的話下，或者你有後援，那另當別論。總之是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拚命。”
這話在媒體上早已被“批駁”過了，意思是說現在社會治安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當事人不能“勇於鬥爭”，助長了逞凶歹徒的氣焰。但這種批駁不能讓人心服，“空手奪白刃”那是武林高手才能做的，氣焰要靠警察去殺滅，那就是他的工作，憑什麼要手無寸鐵的人和武裝到牙齒的凶徒做無謂的性命相搏？毛澤東一代偉人，他在三灣改編時期，曾窮蹙落入敵手。他似乎是這樣脫身的：掏出身上僅有的銀元賄賂押送士兵，然後夭夭而走。據克裏姆林宮衛隊隊長的一篇回憶文章道，列寧在散步時也曾遇險，被一個歹徒威逼搶劫，列寧也掏出了錢財，買得平安而去。試想，他們如果硬拚，對俄國和中國的曆史進程會有怎樣的影響？列寧事後說：“隻有傻瓜才會在要錢還是要命的關頭作抉擇。”是為至理名言。我們看到許多貴人高官，出入警蹕森嚴，警察保安衛護，可見他們也懂這道理。隻不明白他們為何在大會小會上冠冕堂皇，表彰鼓勵平常百姓“勇鬥歹徒”。所以我以為“見義勇為”是可貴的，但也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美國在試驗第一次核爆時發生故障，兩塊極板漸漸接近，眼看就要碰撞發生震驚世界的慘劇，一位科學家奮不顧身撲上去用手將極板分開，他自己因受輻射過度患病身亡。這種“雙手掰開原子彈”的壯舉，才堪稱是真正的義行。
我們一直唱這個調子：要英勇奮鬥，全社會動員（即全民動員），提倡見義勇為，為治安的根本好轉而努力。實際上，首先要硬起來的不是弱小個體的平民，而是腰間有銅、手有利器、身有權柄的國家機器。個人的英雄風采固當提倡，如果依賴於此，那就是舍本逐末。
寫到收束，又見極端。一家銀行儲蓄所遭匪搶劫，工作人員因未能“奮起”反抗，保護國家財產，事後被開除公職。雙方訴諸公庭，工作人員把銀行給告了，理由是銀行未提供報警設施，也沒有工作人員可供逃避的貓耳洞，銀行也沒有和職員訂立“與錢財共存亡”的生死合約，憑什麼不當英雄即是狗熊？
撞了永遠不能“白撞”
沈陽、上海首先發難，定立新的交通法規。他們似乎有點想像個“國際都市”的樣兒。擺這個譜兒。就這麼著——在道兒上，倘使司機遵紀而行人違規，行人要負全責。這兩個城市我都是去過的，印象都極佳。但這規定出來，我透過這“現代”管理藝術，卻看出了他們無情的一麵：汽車與人，是為之此地的走路通則與須知。我有點惴惴的，進這個城可得小心。倘不小心踏錯了地兒，你就興許進入“死亡區”，踏上鬼門關。
不管法規形成文件時為了邏輯的緣故，為了涵蓋嚴密的緣故，說了許多很微妙的“彎彎繞”的措詞來表達意圖，百姓們還是一眼看穿了它的真髓，一語破的直截到位，叫“撞了白撞”。
表麵看去，這法規公正得明白無誤：你走道得小心，走人行道、走天橋、過斑馬線、看紅綠燈，別越過交通法規的雷池；汽車嘛，你走你的車道，也不可亂開一氣，撞到不該撞的物事也是不能容許的——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怎的還會有交通事故發生？
這從汽車的角度看，真的是天衣無縫般完美的了。我自家沒有車，尚不能充分體會到有車族的心理受用程度，但在坐出租車時，不止一次見到行人違規、犯毛病，或橫穿馬路，或擋道不行，或突然改換行道方向弄得司機措手不及，或大搖大擺遊在車前，任你叫破喇叭決不讓道，或出現極意外情形，“嗖”地從小巷裏騎自行車躥出來，弄得汽車一個急刹車，搞得人仰馬翻，司機開窗怒喝：“你他媽活夠了！”肇事者自然也是一驚，或回頭罵還一句，或嬉皮笑臉揚長而去。驚定再走，司機狠歹歹地再補罵一句：“操媽的！真該有人管管，這樣兒的撞死活該！”
“撞死活該”與“撞了白撞”是一個意思。有些事，也真是令人痛恨。這也是吾國如今素質使然。譬如夫妻吵架，可能現今已有了進步，過去老婆子叫撞天屈，開口便是“天殺的！你……”鄰居口舌，惱起來一聲：“老子拍死你。”老子罵兒子：“你媽的，考這個分兒，老子揍死你！”情急時，什麼話不出口？然而真正“兌現”出來，恐怕無論什麼時代的官府也不會允你殺了白殺，揍死白揍的吧？武漢一位老教授、天津一位七旬老人不曉得厲害，膽敢“以身試法”，結果便真的撞了白撞，死了白死。
最高司法當局對這一新生事物有評，認定人的生命權要遠高於交通權利。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了。但也見到另外的說法。有人以為“撞了白撞”隻是“提法不妥”，應該叫“以責論罰”。有人覺得我們應該“更新觀念”：走道兒應該小心點，車輛管嚴點，道路弄好一點。還有的是學者，說人與車在道路上的權利是平等的——從理論上說明這些地方性法規製定的合理性。我這個人有時心理陰暗，犯這病時常從小人之心來度大人之腹，左瞧右瞧他們，總覺得有點“胸中不正，則眸子沒焉”的樣兒。
“以責論罰”是和老百姓打官腔：我的車撞了你的身，不錯，你吃了虧，可是我沒有違反交通規則，你卻違反了，因此我沒有責任，你死了該你自己負責。學者自然是有學問的人，既然權利平等，自然誰違規誰負責——還好這先生沒有舉出實例，但車和人“平等”這說法兒恐怕有點荒謬。謂予不信，請他先生徒步（不妨穿上防彈衣），到馬路上試試那個法規，肉身真的和汽車來一下，看看平等不平等。
誰能想出如此妙的地方法規呢？
首先是有車族。有一小部分是出租車司機吧，大部分是貴人和有錢闊主兒。這等於是說一旦無車族闖進他的禁區，換而言之是在鬧市街衢上人為界定出一條專為有車人使用的“專線”來享用，行路平民一旦觸禁“格殺勿論”。事實上已經有人被“格殺勿論”了。
再就是汽車商。他們肯定對這法規也是舉雙手讚同的。因為能買車而還在猶豫的人，一想到這大的好處，也許便不再遲疑，趕緊掏腰包去給他融資了。
還有警察，也必是高興這法規出台。因為這可以增加他們的管理力度。有些地段，甚至可以不派警察，隻要栽一塊牌子，上頭寫“此處不許非機動車輛通行”、“行人一律不準從此過路”諸如此類的東西便可以了。你通行了，你從此過路了，那省事得很，撞了白撞，自己負責。
在吾國國民責任感尚待提高，交通設施有待完善，管理體製尚須加強的情形下，定出這樣的法規，我不免為一些老人、殘疾人、病弱人、色盲人和兒童捏一把汗。
在大多數人還“無車”，而今現在眼下還無望買車的人，他的安全由誰來著想？製定這個法規的人，肯定是食有魚出有車的，你自己當然不必擔這個心，但你總還有沒有車的親人吧？真個的是不生孩子不曉得肚子痛。
人命關天，永遠是任何文明國家的法度最高原則，我還沒有聽說過車命關天的話頭。現在的混賬事兒愈來愈繁雜的了。大吃大喝是吃了白吃，不吃白不吃，白吃誰不吃？貪官們也有話，拿了白拿，不拿白不拿，白拿誰不拿？如今又該加一句，撞了白撞，不撞白不撞，白撞誰不撞？坐在汽車裏製定這規矩的先生們，我想你們也是長著一個人頭，裏頭應該是腦汁子而不是尿或水，是用來想事情的吧。
據《大河報》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日《人與法》載，上海市的交通事故因此減少百分之五十。正令人高興拍手，又見消息有百分之五十的交通事故是“撞了白撞”。
哈！
寫到這稿子結束，見《大河報》刊出一幀照片，幾個無知的小學生傻乎乎地正在翻越鐵柵路障，汽車正在向他們駛去。這情景誰見了也會心中一涼寒毛乍起的。這樣嚇人的事，我願不要發生在我所愛的這些城市。
也說豫人
這幾年河南人聲價大跌，真的應了一句老話“其亡也忽”。在曆史演進中，隻是“一忽兒”的事，他就不行了。南方有些商家，掛出了“河南人免談生意”。有的打出“警惕河南騙子”的大條幅，赫然懸之通衢大道。我還聽過一個笑話，說董存瑞的戰友河南老鄉，和董存瑞一道進了橋頭堡下要炸橋，卻忘了帶炸藥支架。河南老鄉說：“我去取支架。”一下子溜走了泥牛人海。衝鋒號一響，董一下子急了，舉起炸藥包便引爆了。他最後喊的一句也不是電影上說的“為了……”，而是“媽的，河南人真不是東西”。還有個笑話說，山西製造的假酒案查明主犯是河南人，這樣的人當然要槍斃。問他臨終有什麼要求，他說“希望解回原籍”，因為他寄望河南的槍子兒也是假貨。河南人的聲譽，真有點像下酒菜，親朋好友部屬故舊相聚，觥籌交錯間，一套又一套“說河南人”大喙解酒。
這件事我原本不大在意的，我本人原產山西，在河南算是僑居。河南人好歹有點“於我如浮雲”的味道，聽聽笑笑而已。但近來上網，又看河南、中央一些報刊竟鄭重其事地辯解起來，“河南怎麼怎麼好，事實是怎樣怎樣的……”手忙腳亂地出招應招。這樣的情節有點像金庸小說裏的武林下輩郭靖，來一招“亢龍有悔”，接著又是一招“亢龍有悔”，總之是一推一擋對付參仙老怪就是了。我的朋友周大新，還寫了一篇文章，請求人們“別再罵河南人了，河南是中國的祖業興創之地”。他並說：“世界今日之觀中國，猶中國今日之觀河南。”因之不宜有“大省沙文主義”雲雲。今年春天到北大辦個演講會，又有同學挺身而起，儒雅相問：“現如今河南人名聲不好，先生對此有何看法？”倉促之間應對：“我雖晉人，但三歲入豫，至今半世紀有餘，吃河南之糧，喝河南之水，自以為已是河南人。河南人今日有難，我現在應與豫人共患。”
這話自贏得了一陣掌聲，但其實是廢話，是忠厚人的厚道話，魯迅說是“無用的別名”。
現在吹祖宗沒用，“我有龍門石窟，有相國寺，有臥龍崗，有張衡……你有嗎？”——人家說你現在眼前的事，你炫耀這些幹嗎？日本人打進來時就說過“你們祖宗偉大，但你們不行”的話頭。
周大新是我的好朋友，極善良的人，總希望各國總統開個會，把人類造武器的錢統統裁掉來辦學校。但他向人求情，我卻以為太軟了，應該梗筋挺項回說一句：“操媽的！河南老子，怎麼啦！不是你們祖宗嗎？”這股弱肉強食之世風下，勸富中國人憫惜窮中國人，猶勸富外國憫惜窮中國般緣木求魚。香港人見英國人腿脖子都抽筋，見了內地老鄉如何？頭矗得蔥筆似的——就這樣。
唐貞觀年間，唐太宗曾與大臣議及山西、河北諸人異同。魏徵當時就批駁說：根本就不應該這麼看——以地域分人種，這種可笑的大省或大郡（包括北京、上海等地）“沙文主義”從來都帶著些個混賬理論。現今之事，以我觀之，是“時髦”欺侮河南人。“牛皮”得像假洋鬼子見了阿Q，自有那份“自豪”。暴發戶遇見了破落貴族，他就那麼個陰微下賤的心思——能操練就操練你一下，你怎樣？
所以河南人應該研究一下曾國藩，咬牙忍性懷恨懷痛挺一陣子，把我們自己的事弄好，那麼也許有一日，今日之笑料或成彼日自羞之言。
歲尾餘話
我們如今什麼都在和外頭“接軌”。科技上的度量衡不知底蘊如何，但我們常用的“公裏”已變成“千米”，“公斤”變成“千克”，“公尺”也廢棄了吧，叫“米”。公寸公分也都以此類推改了去。道理是什麼？似乎沒人問過，小民百姓似乎不大在意，仍舊頑固地使用老祖宗留下的老尺度。倘使買一個蘿卜，掂一掂，說：“我買蘿卜。”賣菜的老太太問：“您買幾斤？”回說：“我買一千克吧！”老太太準眨巴著眼瞅你半日，懷疑你有毛病。然而中國到底是個順民的國度，同化別國的能力早為世界公認，順化的應變力也是不弱的。有一次我去買茴香，說“買二兩”，那賣茴香的小販極爽脆地答道：“好，我給你稱一公兩！”倒叫我弄了個怔，反過來又笑說：“我買一百克。”小販說：“一百塊？一百塊十二斤半！”——全都滿擰。
近來看了劉齊先生寫的《回國須知》，他也感慨良深，百味俱全。兩類情致，要麼視你為洋奴，嗬斥翻白眼極度地輕蔑你，“如果你不注意，總愛夾洋文，國內老鄉就會比較煩，‘今天，我的心情不是很happy，天氣也不nice，真他媽的shit！’聽聽，這像好人說的話嗎？倘若進了賓館遇到麻煩，嘰裏咕嚕來一串洋文，我這邊剛一發音，他那邊就知自己不對了，隻是臉上繃得太緊，不好意思馬上微笑，又繃了一小會兒，然後把我們奉為上賓。”——這是又一種情致。
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裏頭假洋鬼子那句話：“我說洪哥，咱們動手吧！他說NO-—那是洋文，你們不懂的！”——真是翻新出來意味仍舊無窮。說真格的，我們今日開放，就是要這些玩意兒來充實我們的社會生活嗎？
現在真是徹頭徹尾的“拿來主義”了，帕瓦洛蒂和“千克”、航天技術、美金、日元、馬克、肯德基、麥當勞、核垃圾……有形的無形的，隻要“是個東西”，就毫不猶豫地拿來。這其中的好物件自然使我們受益無窮。
有的東西吃了進去，害得我們肚子拉稀不說也罷，說起來辱沒煞人。
要麼就是冥頑不靈得拒絕一切，就如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兩廣總督葉名琛，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要，什麼建議也不聽，扶乩請鸞烏煙瘴氣瞎鬧一氣，被洋人提了，還要自稱“海上蘇武”。要麼就一股腦兒全拿來，破機器、爛衣服、艾滋病和光怪陸離的夜生活以及先進的生產管理經營科學技術，豬八戒似的一撈食之。若隻是沒有經驗也還有可恕之情；為些蠅頭小利，有些明知有害的，仍“拿來”吃下，誤我國民，這種心思就陰微下賤得不可問。
如今是開放年頭，眼見得國力日漸強盛，這自然令人欣慰的。也由此而起，國人眼界大開，看得自己不值錢，弄到沒了骨頭，聞洋低眉俯首，也令人有點心驚的。我們現在要說“四大發明”，要談漢唐之強大，要講華夏文明的輝煌與燦爛，那是要小心一點的。似乎有一種什麼無形的力量在封殺我們的自尊：一出口便覺得有點對不上勁，懷疑或自嘲先容一句：“我這是阿Q精神吧……我們祖上……”先說幾句“不行”的話，然後“但是”一下，“還有許多好的……”也有點向聽的人道歉那樣的心態：“對不起……西邊也不是什麼都好，也不是什麼都不孬……”端的叫人莫名其妙。前些日子與朋友談起，我不喜歡看硬皮精裝書，對豎排版的圖書我卻有好感，朋友笑我食古不化，我說：“食今不化就對頭嗎？精裝書是書架上裝幌子的。坐在沙發上，躺在床上看書，你試試看是平裝好還是精裝好？中國是方塊字，豎排版橫排版有什麼分別？你把書卷起來‘把卷’讀讀，橫的，你每看一行都須得手腕子轉一圈。豎排版才真正是為讀者著想。”
但憑我這樣思量，怕是不大能改變那些先生已經形成的“固有觀念”的：我們曾經強大過，我們卻實在又已積弱難返，先“拿來”，先強大起來——比如說先工業化了，再來治理汙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的意思也很明白，拿來盡管拿來，該去的要堅決把它扔出去！
世界上的事，曆史上的事，無論何種情形，都是成者王侯敗者賊，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幾乎是約定俗成了的規律。我們今天誰去過美國、留學英國，回來“哈囉，姑的毛瘧”一通，頗以為有別個不同的榮耀的，這也如同盛唐時分，日本諸國留學長安的諸生回到本島，肯定是一口陝西腔：“你好，你吃飯了昵麼？”“塞由那拉”就靠邊站。所以我不抱怨這樣的人心不古，這是今天使然的。到有一日，英國美國人讀完他們的劍橋哈佛，須得再來北京天津進修北大南開，回國一聲：“今天走了二十五華裏，到中關村轉了一圈，腿都遛直了！”那時中國人也決不會再說“好，給你一公兩”這種二百五話頭。
我們學人家，趕人家，是要自家中心強大起來，站得硬挺。別指望人家“無私”幫助我們。就我學到的史識，美、俄、日、德、法這些國家，從來也沒有對我們存過什麼好心思，哪怕最小的一點恩惠，你也別指望他們慷慨得出來給你。心思放清明點兒，忍著點，學他們的長處，把他的爛玩意兒毫不客氣地扔出去，好多著呢！
穿利索點，賽跑的
“一退六二五”是什麼意思？一斤為什麼是十六兩？我們慣用的東西，為什麼要改？
現在的年輕人能知道“一退六二五”這話語的，可說是極少。也有些地方的人還用它，比如說，“這事本來是他弄出來的。現在碰了釘子，我去找他，你猜怎麼著——一退六二五”，“一退六二五”成了不負責任的意思。
這實際上已不是它的原意，它原來是一句珠算除法的口訣。買一塊錢一斤的肉，如果你隻要一兩，是多少錢？老板就會操起算盤，一陣撥拉，極幹脆地告訴你：“一退六二五，該是六分二厘五。四舍五入，你給六分錢得了！”簡而言之，一斤是十六兩。
“一斤為什麼是十六兩”，時而有人問我。他們以為我很博學，但實際上我長期也懵懂著。後來不知見了一個什麼資料，才曉得其中原委。原來秦以前，一斤是十三兩，是根據星相來確定秤上的“星”來著，買賣計量，事關人的生死大計。天上的北鬥主死，南鬥主生，北鬥七星，南鬥六星，所以一斤就是十三兩！這個除法難不難？一斤肉一塊錢，問一兩該給幾多？賣肉的準要翻起眼來想半天！大約太“那個”了，後來的人又給一斤添了三兩。然而，也還是有個“天人合一”的道理在裏頭，加的是福祿壽三星。賣東西的，你少給一兩折你的福，少給二兩折你的祿，少給三兩？折你的壽！因此，一斤等於十六兩，我們用了兩千多年。
再比如一個方向問題。東西南北，十分簡明的事。一旦到了我們這些學問家手裏，立刻變得神秘起來。東方的圖騰是青龍，而西方的則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則是玄武（清朝稱元武，是為了避康熙皇帝的諱，因為他叫玄燁）。東方代表春，吹過來的風也有名堂，叫和風；西方代表秋，秋風不叫秋風，叫金風；南方代表夏，南風則叫熏風；北方呢？是冬，風則是朔風。東代表木，西是金，南是火，北是水；東是青，南是紅，北是皂（黑），西是白。東方的青龍寓意和平、吉祥，西方的白虎則寓刀兵戰爭、肅殺，南方的朱雀是興旺與發展，北頭的玄武寓著銷蝕、死亡……香港人不妨翻開你們的日曆看看，撲麵而來的就是這些“風”。今日不許動土，明日不可婚嫁，不宜出行，不宜搬家什麼的，都是“根據”這裏出來，哄得人一愣一愣，嚇得人一怔一怔。走一步摸摸身上，看掉了什麼沒有。
這當然不是儒家的東西。但儒家就不麻煩嗎？它從“惻隱之心”起始，進而衍化出一大套。出來的是仁、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諸如此類的學問，全都是處理“人際關係”的。但凡涉及自然科學的，幾乎是一概摒棄。這些道理也還明白，去蕪存菁起來，還是有用的，但說到“天人”之理、“格致”功夫，立刻的，就變得玄而又玄，叫人找不到北。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天上出了彗星，某時某刻某地地震，甚而至於，某地一個喜歡時髦的女孩子穿了件異樣的衣服，什麼地方出現奇怪的天候氣象，母雞打鳴兒……統都不作學術的研究，而是往“人事”上硬扯。
出了壞事，皇帝作個自我檢討，下個“罪己詔”，“大赦天下”；出了好事，則慶祝一番，倒也熱熱鬧鬧的，其實跟他屁不相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