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物件裏頭，自然有些是財富和寶藏，但是，也確有大量垃圾，令人迷惑的麻煩，背起來十分沉重的包袱。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是不錯的。但若我們肩上背著一堆東西，懷裏抱著一堆玩意，身後還拉著一大車陳貨，舍不得一點丟了去，即便這世界上遍地是黃金，騰得出手“拿來”嗎？然而“扔掉”談何容易。我們的文化積習是“愈多愈好”，既有了的怎肯隨便扔？“十六兩”改為十兩時，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對我說：“這又何必！我們都用慣了。外國的‘一打’不是十二嗎？一磅一普特又是多少？人家能用，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這要弄出事來的。”我問他會出什麼事，他答：“就如中藥方子，祖祖輩輩都用十六兩秤。一下子變了，麻黃、積石這類虎狼藥原來用三錢，現在一不小心就用了五錢，出人命不出？”他說的也很有道理。一下子不習慣不小心，確實可能出點問題。怕出問題便不改，我們隻好仍用“十六兩”，仍舊“一退六二五”。但改了十兩製這許多年，似乎沒有什麼大問題，我們除了“便利”，沒有什麼其他感覺。當然，我的意思絕非學秦始皇，將所有典籍一火焚之；清代的康雍乾興文字獄，好書歹書也燒了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也燒得一塌糊塗。八國聯軍這些“文明人”進北京，把《永樂大典》扔出來填車轍，野蠻得匪夷所思。我的意思是應該學學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把長袍大褂礙手礙腳的物件去掉，利利索索地參加世界長跑競賽。我們的古董陳貨留給少數專家和有興趣的人去細致研究。少數人不幸已經知道陷入了這些“知識”，願意去研究它，那是他們的事。作為整個國民，似乎大可不必去理會。我們的傳統國粹，美的好的，有益於心靈健康的，要留下。沒用處的，真的要舍得放下，扔掉。道理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和人家賽跑落在後頭，還拖著一大堆雜貨，怎麼行？
禮之困惑
《閱微草堂筆記》中見到一則故事。說有一大官，一直以清操誌節自詡。凡門生故吏望門投謁，想帶一點禮品敬獻給這位，他是一律嚴拒的。錢不要禮不收，還要教訓送禮的下司學生，子曰詩雲地一大套，弄得送禮親友人人汗顏無地。他如此崖岸高峻，自然是清名廣播的了。這就好比演員登場，台麵上是海瑞、況鍾、包文正，下場子坐在戲箱上，他就又是一番思索：呀，這麼好的硯——端硯呢！這麼名貴的字畫——宋徽宗的鷹呢！我怎麼就擋回去了呢？那方漢金瓦，恐怕沒有二百兩金子不成的吧？也……擋回去了——就是那隻金華火腿，今兒中午小酌下酒也不賴的吧。唉，也……他獨在幕後這麼思量，愈想愈不是滋味，心裏愈難過。每當客人羞慚辭去，這點心思無處發泄，便拿著家人出氣，無事生非地尋釁打罵家人。但聞空室暗隅中鬼魅哧哧竊笑不已。
由此連帶又一個故事。說一大官，有下屬送他兩千兩銀子，被他訓斥一通而去。但是有一次他去一位朋友家，適逢朋友領了俸在家——白花花的銀子堆得一桌子都是，這位先生忍不住，竟攫起一塊揚長而去。
第一位，算是陰柔；第二位，算是曠達。從心底深處，對錢的感情是一般樣兒。如今我們這世麵，隻要是個官，收錢不收錢的我不清楚，不收禮的我還沒聽說過。倘不，我敢肯定，那就是絕頂好官或病態了的小心人。做了好官或小心的官，那也不算差的。如今的時興狀態，不送禮決計“不予辦事”，收了禮也未必辦事，辦正經事——比如跑項目，堂堂正正的公務，禮也是非收不可的。道理很簡單，這項目審批權在我，僧多粥少的事兒，我可以批給這和尚，也可以批給那禿驢。沒有是非的事，當然誰給我貢獻的實惠多，我就“審批”給誰。收了禮不辦，不辦就不辦，反正你是下頭，你能把我“上頭”怎的？——我猜他的心思，準是這點味道。
這樣的風氣下，相較而言，那在家罵人的，公然攫了朋友錢去買酒吃的，都是該通報表彰的。
可怕的是他不是孔繁森，也不是王寶森，他是“這一個”大家中的這一個。“法不治眾”，一般情況下是個事實。你是這樣，我也是這樣，上頭這樣，下頭也這樣。已經變成了一種廣泛社會行為，非常的也自然成了正常——小學生屁蛋小孩子，作業沒有做好，會去對老師講：“我爸爸在××單位工作，您有什麼事要辦，給我說一聲就成。”深入到這個層次，真的讓人替我們的民族捏一把什麼呢？克己複禮為仁。我們的《道德規範》裏也講“明禮”，什麼是禮？我看多數人是不甚了了。有幾個人會想“禮——就是理”的？當然，禮還蘊涵許多內容，僅就這一“基本點”而言，吾國國民“民鮮久矣”。你摳我鼻子我挖你眼，你抽我一嘴巴我揍你一耳光，這也是“禮”，叫“尚往來”。“尚往來”既是基本原則，當然就你給我錢，我就給你“項目”。現象上說沒有問題，沒有毛病，隻是機關有點蹊蹺：辦的是公事，錢卻進了私囊。
紀曉嵐的這則故事沒有提那官的名字，或者是為親者為尊者有諱，或者那人當時尚健在，揭了禿疤瘡怕“予後不佳”。但我以為是苛了一點的，“誅心”太嚴了些：一個官員，知道畏法或知道羞恥，怯於輿論，不肯或不敢苟取非分，無論如何也算在守成自律裏頭的數。
倒是那群鬼們，不知見了今日那些以賄成政的官們的形容兒，該笑還是該哭呢？
關於獎的一點想頭
戰國先秦獎公戰，戒私鬥，於是秦人勇於公戰，怯於勃谿之爭。你為國家打仗，殺敵勇敢，打了勝仗，殺了外敵，就按你的功勞給你體麵，給你實惠——爵位和俸祿；你打群架，爭風吃醋窩裏鬥，對不起，那就請你蹲班房，做苦力，甚或殺你的頭。這麼做，“全國人民”的精神氣兒不向內耗，全都衝著敵人去。雖然外頭蘇秦輩費煞心思瞎折騰，集五國之師叩關攻秦，倒被秦人打了個發昏。
這是我們在中國曆史上見到國家獎勵最明白最漂亮的一段史實。後邊的朝代似乎有點稀裏糊塗的了。當然，獎還是各代都有的，隻是沒有作為整個國家大局的事來辦，而是按“需要”去糊弄。武則天女人當政，心裏不踏實，總疑心外頭人在盤算她，需要耳目，於是便獎勵告密，目的是排除異己，懲治貪官汙吏，那也還有點效應的，卻也冤殺了許多好人。朱元璋是懲重於獎，查出有貪汙的就拿來殺頭剝皮，可謂很有力度，不可謂不夠心狠手辣，但他一死就人亡政息，明中葉後期吏治愈來愈不可問。雍正鑒於農業的“需要”，種地種得好的可以給個九品官。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殊榮重獎的了，然而他一死，乾隆皇帝便取消了這製度。我猜乾隆未必是故意與父親鬧別扭，很可能他以為他的農業問題已經解決，不“需要”這黃曆了。
這麼看，獎懲便成了階段性的事，成了局部的應急措施。吃不飽飯就獎農業；穿不好衣，物用不足便獎工業；錢不夠便獎能人，獎能“引進外資”的；治安不好便獎警察，懸賞舉報人；要打仗了，趕緊去獎楊家將。
我並不覺得上頭這些事做錯了，相反我以為做得小了，不夠大氣，或者時髦一點說是不夠“宏觀”。今日要做此事，就在此事上花錢，明日彼事出來，再去……哪個葫蘆漂上來緊著就去按哪個，對，我看就是按葫蘆，不是彈鋼琴。按葫蘆是沒有譜子的，彈鋼琴是心裏有數的，有譜。
就曆史上的這些事來觀照，我看愈是做得明白公開，便愈是做得地道。愈是獎重懲明便愈是激勵人心，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是件偷偷摸摸的事，貼了告示去幹，言必信，行必果，而且絕無反悔，才會有好的效果。
好的風氣，好的道德，勃興的事業，應該獎勵。對於阻礙這風氣、道德和事業的人事則要痛加撻伐。這個道理誰都知道，但實際做起來，卻常常是按“需要”來的。
順帶地我也說一點切實感受。近日聽說香港的中學生們給了我的《雍正皇帝》一個獎。我心裏便是大的喜歡，因為中學生們純真，絕不會裝模作樣故作高深地掩飾什麼，喜歡誰就是誰，再就是絕不會幾個人坐在沙發裏喝著什麼飲料嘰嘰噥噥——商量著給某人一個什麼獎；再者，他們也不會收受什麼意思意思的包。別人不給我獎，我自然無話可說，給了我，我就有了這個“想頭”——這是題外話了，以謝意回報香港的同學們。
“收”與“散”
我其實並不愛刻意地去收藏什麼東西。如果說收集——這倒是有的。腦子裏沒有“藏之名山”這一條概念，看什麼東西中意就買來，看夠了，沒用了，破爛了，也就隨手扔掉。這都已經大半輩子了。心思隻有一個“集”和“散”的想頭，沒有“藏”的意識。佛家在認識世界上有很多獨有的理念，比如就“世界”二字：“世”，是有“蒙蔽”的意識，“界”則有一個又一個連環套的“空間”，人們就是在蒙蔽中在此“界”和臨“界”中穿越和流動。因此，錢財呀、地位呀、勢力呀、富貴窮通這些玩意，都是“蒙蔽”中的幻相，生不帶來死不帶走，曇花一現就流走了。也許是受這個哲理影響吧，所以，我一向認為收藏東西是沒有意義的，“集”與“散”才合乎順乎事理。
我人過行伍，常常自侃是“丘八秀才”，有時更密一點的朋友麵前，還自嘲是“土匪文人”。倘說我有什麼優點，“念舊、戀舊”算是一條。舊物是曾為你作出過貢獻的，舊人是“與時俱進”地和你同步行進的，老朋友倘無發現他有品行上的毛病，我是不肯他離開我的。舊物呢？我有一條破腰帶，當新兵時發的帆布八一扣帶子，現在還閑置在家中，一個“老鱉壺”，行軍時叮叮當當掛在腰間的那種水壺，綠色那壺，說了一堆那壺的優秀質量和卓越性能：“無論如何比塑料瓶子強出百倍……”但她不屑一顧，堅決不肯接受這些優點。
還是要喝塑料瓶子礦泉水！真是活見鬼，老子的壺不好嗎？
還有一個破茶缸，也是鐵做的軍用茶缸，底部破了一個指頂大的洞，一直刷牙用。但它漏水太快了，十幾秒就全部給你漏光。有一次心情不好，看它漏水，氣不打一處來，隨手甩到垃圾堆裏，朋友見了笑說：“這是文物呀，而且是二月河用的，留下來將來後代……”
後代怎麼了？我明白他的意思：這可以賣錢——是“名人”二月河用過的——或者有某種紀念意義，這是往好處想了。
這兩年沒做大活，瘟頭瘟腦地亂跑一氣，有時不得已也到大學去講講學吹吹牛什麼的，學生在我說完話後總是圍上來一大群，各人拿著筆記本子講“淩教師給簽個字……”圍得不透氣不見光，擠得東搖西擺，一本正經地晃悠著、哆嗦著、滿頭大汗地做這件事。隨後憶起這類事，感覺當時自己全然是個“肉偶”——我不能自稱木偶，因為我畢竟是肉身：腦子裏一片空白，身子隨人流漂動的方向擺動，手中機械動作，一張紙、一本書、一個本子上頭不停地簽：二月河、二月河、二月河……
人家都說是“為了收藏”，我當然不能微詞學子的心境。但我很懷疑它的“重大意義”，然後有一天，這些隻寫著“二月河”的紙，恐怕一大半要送到造紙廠打紙漿，然後再做成餐巾、衛生紙這些玩意兒；然後給人家擦嘴抹鼻涕或者上衛生間使用……這很有趣的；我的簽字死得其所，是徹頭徹尾義務勞動，為人民鞠躬盡瘁了。我自己的簽字是這樣，我看大多數簽字都是這樣，國家元首如斯、諾貝爾獎得主如斯、名流名媛亦如斯。這種傻事，人生愚人日，怕還要演下去吧，擠來擠去晃著玩兒，玩到最後是上廁所。雖有這樣的認識，但再遇上此類情形，我恐怕還要老老實實操筆上陣，再寫：二月河、二月河、二月河……阿彌陀佛！罪過……這就是世情，或者說叫“蒙蔽情”吧。這樣調侃也許很不對頭，恐怕是刁鑽古怪了一點兒。實事求是地講，人家的誠意和情分是不能褻瀆的。我呢，到哪山唱哪山歌還是應該的。
從來都是“集”、“散”，從來都沒有想過“收藏”的事，忽然編輯一個電話，要關於“收藏”的稿子，這次認真地回憶了一下，我收藏過什麼沒有？想來想去發昏，一抬眼看見了滿架的書！
這件物事真的是集而不散，藏而不瀉的，算得上“收藏”呢。大的有《辭海》、《辭源字類編》，小的到治痔瘡的秘方；正統的有《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康熙起居注》，偏邪的如驅狐趕鬼的咒符、算命的書、相麵摸骨術、小人書，還有漫畫、舊雜誌、經典的《紅樓夢》、《石頭記》，甚至還有一本舊八股選文、高頭講章……雜七雜八，什麼都有。書，隻要被我收進來，等於進了它的班房，判了無期徒刑，別想再出去。而且書到手，沒有“死刑”這一說，我忍痛也不割愛。我看架上一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厚厚的紅塑皮兒書，當初曾嚴令收繳的，報紙包起，床下塞起：本人沒有這樣的書！現在怎樣，想找一找“最最最最”的本子，這麼完善的本難著呢！
我這算收藏吧，無意識的率性愛好。收集也好收藏也好，我看都為了適性。講究本意的恬適，《金剛經》裏頭說“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是所有修煉的極致。
明初有一首詩“大千世界話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鬆些子又何妨？”朱元璋為它殺了若許的人，叫《布袋和尚詩》，說的就是收和散的話了。
散說名利場
不知什麼時候，不知怎的，變成了文人，而且是名人。這就“抖”了起來。會議坐前排，作文有約稿，動輒在報上電視上晃晃。隨之而來的，逛一逛商場，便招徠四周異樣的目光。小攤上買零用物件菜蔬小吃什麼的，貴賤買了就走，不敢爭價，怕小老板認為自己“尊範”，怕出逸聞。有一次到公園劃船，帶妻女登舟揮槳，岸上忽然有尖眼人指著說：“那是二月河——寫《康熙大帝》的！”他這一提醒，許多人也都認了出來，三五成群手指目睨評頭論足，像是在看動物園新到的一頭大河馬。心裏緊張，目光張皇，鼻尖出汗，槳也不聽使喚，隻好攜妻將雛棄舟落荒而逃。
這固是一種風光體麵，然而我受不了。為了某些鮮花和微笑，浮名沫利、掌聲和桂冠，丟掉最原始本能的自在，拋卻恬適悠遊的天性，連嬉笑怒罵發脾氣溫存友誼敦於愛，都要錙銖較量，或顧及自矜於“身份”和形象，或迎合媚取於眾人對自己的期望值，在“心秤”上一稱，立即覺得不上算。我還沒有高尚到蔑視名利的份上，更無意輕看對我青眼有加的普通讀者觀眾。我是說好好一個人，偏偏佛像裝金，貼得金箔紙寶相莊嚴，好好一個男人塗脂抹粉，好好一個女人憋粗了嗓門說話，無論如何都帶了“妖”氣。
雖說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仔細考審去，大英雄固然極少，真名士更是寥寥。乾隆皇帝下江南，見揚子江上檣櫓如林，舟船似梭往來，對隨侍的圓空和尚說：“好多的船！都航到哪裏去呢？”圓空回說：“老衲在此，每日隻見兩條船。一條名船，一條利船。”乾隆對此回答大為讚賞。
這位光頭大師算是會思想事情：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咬定了這兩條，大抵說不差。隻難為他老和尚在碼頭上望洋悟禪，竟能對世情參詳如此透徹。
然而，若是立在一個更宏觀、更世俗的角度，求實地看，這個說法又不確了。為名韁利鎖所縛的，大抵隻有商場文場兩種人以及與此兩類人相關的人情事物。那些蟄居窮鄉僻壤，“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老農農婦，謀一餐食、一瓢飲的辛苦勞作人，是否可劃為圖名逐利，大可值得懷疑。就是上船的人，購置農具的，賣繭買桑的，求醫問藥的，走親串友的甚或進廟燒香還願祈平安的，似乎也劃不進這範圍。
可否這樣說，大多數的芸芸眾生，圖溫飽圖小康，這叫“生存場”；一小群已不憂生存者，出而競爭，是謂“名利場”。生存場中人掙紮出來，進入名利場者盡有，從名利場敗落下去，回歸“生存場”，或者隱藏深山大洋，當隱士，吃名利場留下的利息的也不少。
這裏很難“全麵闡述”其中升降沉浮，各個位處的種種態勢，厘剔類別，單就“名場”裏邊就分了“宦海”、“文場”、“藝場”各色各樣，還有各個場都有的紅角黑角、幕前幕後、配享雜拌幫忙幫閑諸如種種難以一一而足。裏邊各角色況味不一，就如文章開頭說的，“做人難”就是你想好好的，平常人平常心做平常事——比如穿一樣外觀不甚雅，其實十分柔軟舒適的舊棉襖轉悠轉悠，比如領紐未扣打了領帶，比如一身西裝卻又平底布鞋，都在眾目睽睽之下，為人月旦春秋，你道很好受嗎？
“生存場”的人會說：我樂意。我聽貧賤之交說過，不加解釋，隻是莞爾。這畢竟是一種富貴閑愁，有點像達官貴人發愁沒時間寫詩，吃慣了魚肉的想一口老鹹菜，賓館裏住膩了向往雞鳴犬吠的鄉間農舍。《夢溪筆談》中講一位得意紅翰林，他給皇帝起草詔誥，寫了幾稿都未能使上頭滿意，懊喪出朝，見一位窮叫花子在牆根下曬暖捉虱子，完全徹底的悠閑，無憂無慮。這位翰林就歆羨得不得了。但他畢竟沒有放棄他的官位去討飯，我也不可能放棄我的幾部書的著作權去拉板車。就人類本來的麵目而言，其實就是在追求一種不可能的完美。富有富愁，窮有窮愁。如此而已。
二者皆愁，一樣了？沒有那回事。功名富貴鉛華丹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都歸權勢富貴風流名士所有，盡管有“愁”也還是趨之若鶩。到窮了，就叫“窮愁潦倒”。身上衣口中食都成問題，那一點悠閑瀟灑自在饑腸轆轆中恐怕抖不起來。
盡管如此，在謀到一定的稻粱，有一份穩定的衣食後，我還是想把心更貼近一點破亡屋裏的潦倒人。我還沒有修煉到“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境界，但覺得目光多注視一下底層引車賣漿之輩，一是可以使自己的心態更像個人，二是更能安道樂業。人，一富起來常常會變，變偉人不去說他，更多的就變了“神”——這猶可存案，有的變了“鬼”，變了豺虎，那就悲哀了。
《聊齋誌異》中講到那位曾為龍女傳書的柳毅。傳書成名人，又做乘女婿，成了神，接了洞庭君的龍位。但柳毅是個文弱書生，就像戲上見的那樣個小白臉。有了官位卻鎮壓不住夜叉水鬼並魚鱉蝦蟹等水族。到底是文心周納，柳毅便做了一副假麵具，樣子十分獰惡，戴上麵具料理龍宮事務，倒也指揮如意。那些烏龜王八就這樣，你戴上麵具，凶神惡煞也似，他就聽你的——結果久而久之，柳毅的假麵和真麵合二為一長在了一處，再也摘不掉了。
這個故事是有點意思的。有位做官的朋友和我促膝談心，說到“架子”問題，他不無苦惱地說：“不當官時憎恨官架子十足的官僚。當了官才知道沒這玩意不成。有些人，向他擺架子他怨你，和他‘打成一片’他又腹誹你，甚或放肆得沒上沒下‘根本指揮不動’，所以，為了工作，該擺還要擺。”聯想到柳毅，不也是“為了工作”？就真實的社會情勢而言，多數人心裏還是渴望和期盼真誠，但“真誠”這東西一放在名利場，顯得那麼脆弱，那樣蒼白無力，那樣無用，聰明一點的，便戴麵具，這隻一宗不好：戴得久了長在臉上變成了他的一個組成部分。說來也真奇怪：穎悟、靈秀、明慧、風趣、優雅、爽健，這些極美極好的素質與宦場無緣。就是文章也一樣，一般而言，文章做好了就要“害爵”——官星不旺。豈止文章，什麼樣常人喜愛的常性，都“憎命達”。因而又有“人無風趣官必貴，案有琴書家必貧”之說。
這是因為他成了“神”，不剝脫了人性，神位坐不牢。
如今是連和尚也有“處級和尚”、“科級和尚”的人，謬種花樣層出翻新。文人也有這個級那個級，被名利枷套得死死的。上睥下，下趨上，蠅營競奔，從心理角度說與官場宦海並無二致。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物欲橫流，使名利二字和金錢扭結在一起，賣豬頭肉的在電石燈下點鈔，會說“我是部級幹部收入”。而許多道貌岸然的達官名流也真的垂涎那些揮金如土的大款，計算自己的積蓄，計較往來禮節的實惠，有了守財奴的味道。病態的心理加之病態的世情，使許多不同層次的人格扭曲變形，就像金屑和糞土被屎殼郎一股腦兒團成了圓蛋——成了無法正確評估的——混蛋。
我曆來不大恭維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於自己真的墮落了，變成文人。已經有人說我“狂”，按我自己的說法，是“囂”，我以囂避囂，而囂以為應該囂囂相通，既不相通，避囂也就成了囂。這本是一種自衛——是脆弱無力的表現，反被視為囂張，用一句文言話說：“其可怪也歟！”
就算是在宦海中沉浮升降，在文人名利場中廝混，也不是什麼丟人事。之所以“避囂”，除了覺得太費心，人格付出太多，也真是怕了“那眾人”。無論事業成就大小，諸朋友前總謙虛“哪裏哪裏，豈敢豈敢……”和他空應酬。就是這一套，要真的“不吝賜教”起來，沒有幾個不“色變”的。像小孩子的雞巴，或大人吃足了媚藥……那活兒，一招惹便勃然而起（包括搔到癢處的興奮歡喜），誰敢亂觸？夫非常之人乃有非常之事，我願我是平常人，願是一顆平常心，惟退避三舍而已。
和特別傑出的人不好打交道。就算是孔子，不講溫情，和你整日仁義禮智信說起；是朱子，開口閉口“存天理滅人欲”地鬧起，交起朋友況味如何？交個阮籍那樣的朋友，一句話說錯，甚或碰巧他吃醉酒昏頭厭與人語，就翻白眼。就是李白吧，讓你給他脫靴磨墨，（順便說一句，高力士絕非脅肩諂笑的小人）恐也使人不堪忍受。中國獨特的曆史文化所囿，文人隻是政治權勢場中的附著物。文天祥史可法聞一多朱自清那樣風骨的並不多。阮籍傲睥狂放，“口不臧否人物”，李白詩才豪放，你讀讀他《與韓荊州書》，還有一股可憐兮兮的媚氣。文人朋友隻可坐而論道，真有敵人雄赳赳打來，文天祥不多，史可法也罕見，倒是秦檜居多。就不是秦檜，他也準就先逃了。
算了，先打住了。
太陽山的故事（一）
近幾年因為反腐的緣故，在電視上經常地可以看到“不幸”罹法的官員。我是研究了半輩子“形象”的人，自然異常關注他們的“臨庭”或者“臨刑”表情、表現。
什麼樣子呢？有的在庭對辯論時言語喋喋手勢翩翩；有的似名家演講，依舊氣宇軒昂；有的深沉相對法官聽眾俯仰自若，靜聆對自家的起訴，不時翻閱自己手中辯稿，偶爾瞟視一眼周圍人眾情緒反映——一如平日在會議講壇上準備發言指示神態。
有的麵帶微笑，從容表現，頻頻與在座熟人點頭致意。這有點像——宴席未開前的東道主人：啊，請坐。真對不起，飯不好，菜也一般……這幾天忙，久違了……
有的肅穆威嚴，額頭皺眉注目庭上——那法官許是他的“老下級”：最近工作怎麼樣？
有的……
也許讀者說，也許這都是輕刑，有期徒刑，最多無期死緩，輕輕重重與性命無礙，所以他們才沉得住氣。然而也似乎不是的，慕綏新就有點從容就義的派頭，胡長清的鏡頭也看了：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去鐐——那似乎是深夜，他好像剛睡醒那樣平靜，步履沉穩地在鏡頭中消失了。成克傑到底官最大，表現也最“優秀”，他打毒針伏法前，像平時出門一樣與留守他的工作人員一一握手告別，感謝他們這一段的“服務”！
看著這樣的鏡頭，旁邊圍觀的朋友往往嗤之以鼻：操媽的，這時候死到臨頭還在裝！
我起初也以為是“作秀”，後來看多了，又仔細想想方才悟出來，這一切的從容不迫、鎮定自若，居然都是真的，他真的是有這份素質與力度。
我小時候看過鎮反運動。捉到的國民黨土匪，拉去槍斃，有的也是昂首挺胸，健步服刑，被五花大綁，捆的像粽子一樣，還將身後牽繩拉得筆直，這氣概仍然威風。但也盡有麵如死灰，瑟縮不能成步，行走需人攙扶的。
比較了比較，印象還是深刻：同樣是死，國民黨反動派表現最差而共軍方麵最好。無論《紅岩》裏頭的江雪琴，還是現在成克傑，時代不同，情操差異如同雲泥，令人吃驚的是境遇一同表現差不多！這真是一道難題景觀，一入黨，不論人品好壞，都將生死置之度外了麼？江雪琴倘活到今日，看她灑盡熱血換來的江山滋生出這麼一群東西，她老人家又不知有何感受。
我從小讀到一篇課文叫《太陽山》，說是一個貪婪的人在太陽山上拾金子，忘了回家，到太陽出山時被蒸發消融掉了。為此今日有感，成克傑們是拾金子忘了回去的人。太陽出來曬到了他，他是一個倒黴的人。這些混蛋倒黴蛋，能如此勇敢地麵對現實，這可真是件奇哉怪哉的事，我想為此說幾句話，報刊容量有限，這算第一篇。
太陽山的故事（二）
小說人物進入世相，也就是寥寥若晨星的那麼幾位，如曹操輩，《薛仁貴征東》中的張士貴、國外的匹克威克先生、保爾·柯察金等等……扳著指頭可以算得，但如若公票表決，王熙鳳以她的平民社會形象肯定得票不遑讓他人。
她外在的特點夠特出，人們很可能忽略，她還是《紅樓夢》中最唯物的人。她自己就公然宣稱“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可以說，除了禮教本身對她的社會約束，她什麼也不怕，什麼顧忌也沒有。由此而帶來的後果，殺人害命掠財，坑陷尤三姐置之於死地，幹起壞事來膽子既大，幹得也徹底幹淨。因為她的思路很清晰：沒有死後來世的輪回報應，活著的利益便是一切。
現今的腐敗心理怕也是同樣。他不伸手摟錢時，爭名奪利的不擇手段、不計後果，恐怕也是這樣的唯物主義在作強大的支撐。比如下級殺上級，為的僅僅是由副職提升成正職，這罪名在古代叫弑，做這種事的刑罰要比平常殺人重幾倍，很少有人幹這事的，現在竟成了家常便飯。市縣幹部——也就是官了——多數是本地的人，曆來的傳統，兔子不吃窩邊草。現今的實在情形，買賣場上叫殺熟，貪官優先選吃窩邊草，大吃而特吃。賑災的錢、扶貧的錢、救命的錢，大到銀行國庫，小到窮人引車賣漿升鬥之資，統吃不誤——這是一群什麼樣的蝗蟲！我們好好的一個民族，偏偏遇上了這場蝗災！這股原本永遠是暗流的濁水，大有變成明河的趨勢，它還不是“黨風不正”四個字可以輕輕囊括的事，而是超越了一般層次的社會公害，為禍民族的癌變毒瘤。我看，有毒的唯物主義應該首先清算。
壞蛋真是唯物麼？據我對曆史的了解，不是這樣的。明代宦官攬權，壞事做盡，但向寺廟禪院中進香，禮拜最勤的也是他們。捐資給佛祖觀音“重塑金身”，他們是最舍得掏錢的。民國時戴笠手下特務如林，也是壞事做盡惡貫滿盈之後，這些汙物會到寺廟中捐資懺悔，請求佛祖保佑寬恕罪惡。現在的官員我不知道。大抵從理上說也該有這出戲的份？所以我以為觀人風者應該到大廊廟中去，也觀一觀神風，察一察捐資簿，瞧著是個官檀越，捐的又多，就該問一問他的收支平衡的狀態。
最唯物的，最唯心的都是他們。蒼頡造字鬼哭，周景鑄錢鬼笑。見了這群要錢不要臉也不要命，得了銀子又求神，要命不要臉的東西，鬼們是該哭還是笑？
太陽山的故事（三）
這個提法，似乎還沒有人說過，但的確是實事求是的一個觀點。我的理由極簡單：A.腐敗現象列國都有，是個普遍的社會現象，非吾國的國粹；B.腐敗“糖尿病”不僅侵蝕“我們的黨”，它害及的是整個民族，相關的是國運氣數。國民黨在北伐戰爭時期也是生機勃勃，所向披靡的，也是蒸蒸日上一往無前的；腐敗得齊根爛了，也就是氣數盡了，美國人又輸血又打氣，仍然身似五鼓山月稀，命如三更燈油盡。老蔣跑到台灣，痛定反思，整頓刷新一番，打了打胰島素，才總算維持了一個小局麵。
這扯得似乎遠了一點。我要說的話是，我們倘再這樣演戲下去，就算你是革命者，在曆史上曾無與倫比地強大過，唱一唱《霸王別姬》的事怕也難免。
但我們卻在不停地暢想當初。打開我們的電視吧，還在那裏不停地演長征戲、延安戲。我自身也是中共黨員，還是全國黨代會的代表，看看現狀，再看這些“劇”，心裏真的很不是滋味，很……什麼呢……很有點慚愧的吧——我們的前輩爭氣，能代表我們的光榮麼？倘他們不是死，而是一覺睡醒，見到太陽山上這一群，撈夠的漂洋出海享外國流亡福；沒撈夠的，毫無畏懼地在山上拾金子。他們很有幾個臨刑仰天大笑的，也盡有歌詩長街行的，此刻他們還笑得出來麼？
因此，從社會效果來說，演這樣的曆史正劇未必是不好的。那麼，演反腐倡廉的劇就正確了？我以為也不佳。為什麼？因為明著的社會腐敗現象就天天在他眼前。腐敗不但不收斂，且是在日新月異地發展，貪官隊伍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地越來越壯大，且是越幹越膽大，越來越良心泯滅不畏死。你電視劇裏頭表現的那些反腐倡廉英雄，他在生活中一個也見不到，你讓他怎地信你？我們搞“五個一”工程，是為了提高全民“跟黨走”的信心。這些“戲”能成麼？
所以我們不要搞迷信。迷信自己的過去也是迷信。病重了要治病，而不是“相信”自己的身子骨兒，硬扛。還有一種錯誤的迷信，好像我們的生產力搞上去了，連這社會糖尿病也不必理會——二月河忠誠地告訴您：唐開元時期，中國的“雞剔皮”占到百分之四十。糖尿病一犯，來了個“天寶”應發症，漁陽鼓聲動起來，大唐帝國真的像受潮的糖塔一樣軟坍了下去。而美國的“雞剔皮”，現今也才不過百分之四十！
太陽山的故事（四）
有一位下派到鄉裏工作回來的幹部對我講，基層幹部過得苦。他到副鄉長家中作客，眼見景況令人驚異：家中除了一部黑白電視，幾乎沒有任何電器；門窗是破的，沙發是破的，床也是破的，水泥地板也是破的……所有的東西幾乎都是破的。然而他卻取出了上好的酒來招待這位幹部。酒酣耳熱之際道出真髓：我要弄錢送禮，扶了正（副鄉長升為正鄉長），我就好辦了。——你問扶正了以後？那當然目標是奔副縣。然後弄錢，再扶正——總之是官當得越大，弄錢越方便，送得越多，官就越大……再說，下頭老百姓過的什麼日子，我一個副鄉長在這不能太紮眼（家中招搖擺闊招人怨恨）……
這話乍聽似乎盡都在情理之中。然而我卻越思越懼，竟有點悚然了。這隻是一隻小蝗蟲，但三農問題不正是這些小蝗蟲造成的嗎？我這次開人代會，原準備上個條陳，說說三農的事的，溫總理報告說五年全免農業稅，引得與會代表掌聲雷動經久不息。
不過我還是要空處發一點餘意。若不小心，這幾百億說不定被這些小蝗蟲全吃光。而且吃出胃口來，變出新花樣來再吃新的品種也未可知。比如計劃生育課題，吃；老師工資，吃；救災錢物，吃；扶貧項目，吃……吃！有一條你永遠不要擔心，蝗蟲隻會越吃越“大”——從副鄉到扶正——再副縣到扶正——再……決計是不會吃飽、停下來歇歇胃口的。
沒有見哪個傻瓜把錢往下撒的。你“群眾基礎再好，老百姓升不了你的官。老百姓擁護你，但他們說了不算”。說了算數的是“上頭”。真個是“說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說你孬你就孬，不孬也孬”。如此這般誰肯對“下頭”負責？
顧上不顧下，可說是纏繞了中國幾千年的官場惡疾、乏藥可醫的絕症。由此引發革命造反，形成一個一個王朝更替循環怪圈。
一個人，上身穿著錦衣重裘，下頭穿一條爛褲頭，很難看是不用問的；健康呢？恐怕也是不用問的。
還說太陽山
小時讀到《太陽山》。這是一則童話，說是這座山上遍地黃金，人們可以隨便去撿取。隻是這件事隻能在黎明前去做，太陽升起時，沒有下山的人就會被曬死在山上。聰明的人撿一點立刻下山，貪婪的人來不及下山那就死在山上。
中國的太陽山在什麼地方？很遺憾，我以為最高峰是在官場。我們的官位級別，也就像一座高高的山，金字塔形的，有著穩穩的基礎。從村、鄉、縣、市……這麼一層層“上去”，有著一層層的階梯式的攀登道路。在這座山上，隻要你“知足”，取得你應有的金子，大致可以說是安全的。規則可以說極明確，隻有低頭撿金子，不看天的人，太陽出來，就會被曬死。
成克傑被曬死了，胡長清、慕綏新、戚火貴們就是這樣死的。還有成批量的人，在太陽臨出之際，一刹那間逃到異國他鄉，成了吃金子利息的外國富公。這算是暫時的僥幸。我信及他們的日子，絕不會比我們鄉裏的放羊老頭或者城裏的板爺過得舒心自在。因為他們頭上始終懸著太陽，一旦照到就完。
人的兩種本性——貪婪與恐懼，在太陽山撿金子時的形態，表現得最為充分。我相信洪昭光教授的話：貪官不長壽——那製約他長壽的要命因子太多了。但我更相信，寧可不要長壽，撿金子撿到日上三竿的人，仍舊會我行我素，隻要那山上有金子可撿，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人有的是。這不是我說說或者執太阿之柄的人說說或嚇唬嚇唬就完事的事。我們的反腐手腕硬不硬？與列國相比，我認為強度是夠的，然而強度與力度不會是一回事。
秦始皇似乎一開頭就想到了這回事，他設禦史，就是監督官員們遵守遊戲規則：太陽出山前必須住手——到後來無論世局怎麼翻雲覆雨，後人竟沒能有些須更易。我們的紀檢和輿論批評也就是這個作用罷。我已經說了，腐敗與意識形態無關，任何思想體係的政權都有麵臨“社會糖尿病”的事兒。但腐敗與社會製約、社會環境卻是有關的。有這座山，沒這座山，山上有沒有金子，與撿金子的人數是有關的。
十屆人大修憲，有了“以人為本”這個理念，但願這座山的山基有所鬆動乃至更移。
悍賊，漢賊
我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治貪，大到“副國級”，順延數去到“副股級”，佐親未入流的弼馬溫之類，殺卻了的，關起來的恐怕要算是“曆史之最”。據我掌握的曆史資料，唐宋元明清，這些法統清明的曆史時代，沒有哪個能和我們的“力度”相比。
但其實效，我卻以為“一般般”，殺掉的多，仍在前仆後繼；關掉的多，冒出來的似乎更多，有點“野火春風”味；更遑論逃出去的，——算得是太陽山上的撤溜，撈夠了，或是見勢不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三十六計走為上，到外國作寓公去了——報端介紹，這群貪官在美國仍是闊氣得不得了，讓世界首富國的公民驚羨不已。
寫到這裏，我竟無端地想起《紅樓夢》裏的話，套起來叫“看破的遁人了美國，癡迷的斷送了性命……亂轟轟，你暴露了我來幹，且把國家當我家……”如果說這是一群賊，也堪稱曆史之最，史載所無的一大群——剿不完、殺不滅、打不死、訓不順的“悍賊”。
也可以稱為“漢賊”的。也許這樣稱更貼切一點。他們既是民族的賊，也確實與民族不兩立。
建國初毛澤東殺張子善、劉青山，可以說整個官場為之悚然變色，顫栗驚心。現在搞一個“廳級”已經是“毛毛雨了”，除了他身邊幾個有關的人或有餘悸餘悲，“他人亦已歌”，大家都很無所謂的了。
什麼原因搞成這樣子呢？
A.整個風氣壞；
B.整治措施無力；
C.官員都是建國之後的人。
這需要作點解釋，中國的腐敗風，正規地起於青萍之末，應該是從“走後門”那辰光滋生，這個腐敗小小的：要辦事，弄個炸藥包（點心）手榴彈（酒瓶），把後門弄開……其來也漸，其入也深，浸潤也廣，——從“文革”的禁錮中走出來，那種苦行僧的生活一下子消失，有酒可以喝得昏天黑地，有肉可以脹得腦滿腸肥——盡吃盡喝愈弄愈大，且是上下一致“與時俱進”，血糖指數達三十，陽性到四個加號，尿糖試紙：黑色。
就整治情形來看，我認為當局決心和腕力都是頗有可觀的。但明擺的事實是措施含糊，缺乏製度支持。武則天肅貪，是弄一些密告箱，用私人特務網巡察，確實冤殺了不少人，但這不失於一種製度，就治貪本身，也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雍正治貪，是用密折製度。他不設內閣，躬親朱批這些私人奏折，對各地各要員的情形相當熟稔，這種製度我以為對官場的“他律”儆戒，確實有極大震懾。我們呢，“文革”之前有“三反五反”等運動，其它的政治運動也連帶有肅貪力度，是“運動治貪”。後來沒有了運動，其它措施跟不上去，貪風也就漸熾漸烈，成燎原之勢。“發現一個查處一個”這隻能說是辦法。世界整個曆史沒有哪一個國家團體，“發現”了危害自身的異類而仍“不查處”的。問題本質是在“怎麼發現”，而不是發現了“追究不追究”。就“辦法”而言，我的看法也是少了又少的了。
而貪官那隊伍呢？卻是不斷“成熟壯大”熾盛得成了氣候。現今的幹部隊伍已經沒有了“新中國的締造者”。很簡單，這江山不是他打的，也就是說這家業不是他創的，他敢情就不愛護、不心痛。負責任的少了，巴結者混混兒“上去”的人也就多了。再就是貪官本來就有較高智商——紀曉嵐說過類似這般的話：君子未必有才，而小人莫不有才——他們都是念過大書的人，又都是積極的“唯物”者。好智商加之強大的心理素質，又遇上了製度不健全，又逢改革轉型環境秩序劇變……這一切一切，為貪風的滋長造成了千古良機。這悍賊的出現與發旺，實在有著它的社會深層因由的。
腐敗亡政一鑒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投降，作為中日戰區的最高軍事長官，蔣介石的民眾威望可以說達到他畢生的極峰。是全國民眾的“眾望”所歸。淪陷區人民“想中央、盼中央”——其實就是盼的重慶政府。結果呢？他派到偽區搞接收的人，個個都是重慶一隅躲了八年，還有窩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又是一群餓極了紅了眼的狼，看到汪偽政府留下那許花花世界，六朝金粉之地空落無主，這群狼哪裏忍得？偽房產，占；偽銀行，撈；偽人員姨太太，霸娶。隻要是“國軍”的人，幹什麼都行，怎樣幹都有理，所有傷天害理的事都辦出來了。人民的期望和失望來得一樣快，“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國民黨是刮民黨”便成了新的口頭禪。人是不能沒有希望寄托的，以中國當時情事，人們很自然的把目光注視到了共產黨和毛澤東。共產黨就是趁了這個勢勃然而起的。
搞家庭統治，蔣、宋、孔、陳統帥一切，不是四海賢豪的集中統治；信任特務，特務便橫行霸道胡作非為，戴笠可以說壞了蔣氏的王朝大事；再就是國統區的獨裁與接收大員的“劫收”。這三條沒有一條不是腐敗。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以是“公天下”或者叫“天下為公”。一下子，人們感覺是私天下。所有行為都是在為他們的一己之私。即使沒有共產黨，這個天下肯定也會出大問題的。即使沒有武裝的其它的什麼黨，也會有機可乘，作為一番的。何況共產黨是武裝黨，北方南方謀士如雲戰將如雨，數十萬雄兵枕戈待旦！何況共產黨在解放區土改搞得如火如荼，內部清廉團結，外部統戰，政策對頭幹勁十足，人心威望如日中天！這種時候國民黨僅僅仗著人多槍好，便大搞腐敗，實在說是一棒打在豆腐上，不開花才是稀奇事。
這也好比是下圍棋，好好的可為局麵，一步子兒走錯，全線崩潰，心情壞了，更昏招迭出，結果必是大敗虧輸。
天縱英明的毛澤東，看準了這個，成功的土地改革，嚴明的內部自律（我認為，當時大敵當前，壯誌未酬，這種自律是有嚴重的他律保證的），明潔仁德的政治，強大勇悍忠誠如天的軍隊，浩漫如海的地方武裝（民兵）……這些積極因素統由共產黨組織了起來，調動了起來，其實已是仁者無敵，對付的又是那樣一個腐敗無能的“刮民黨”，當然必定是摧枯拉朽一樣了。延安時期毛澤東一位愛將殺死了棄他而去的女友。毛澤東揮淚斬了這個情種（我說他“揮淚”，我肯定他殺這將軍心情極壞；建國初，一個團長占據了北京一處偽產，毛澤東暴怒之下，當場便要下令槍斃這個團長；劉青山、張子善的事出來——那都是跟著他長征出來的人——也毫不猶豫判了極刑：請你吃炮子，炮敲了你！這樣一比，蔣介石的毛病便顯出來：他不反腐敗。國民黨糖尿病十八個加號，還猛吃葡萄，他不完誰完？）。
我在前篇文章中寫，腐敗不是意識形態的產物。什麼意思？腐敗是反社會的、反人性的東西，好比鴉片、海洛因，誰吃上誰完。不管你是什麼人，也不管你是什麼政權、什麼黨派，一個樣。
不同的舌頭“忽悠”
薩達姆的事完了。他如今再也沒有朝天開槍的那份囂張，而是昏頭昏腦坐在美國人設的牢房裏等著“那一天”。其實，他現在死不死，對伊拉克、對伊拉克人的實際狀態，都沒有什麼意義了——判一千年的刑與上絞架吃槍子，也就是政敵的解恨程度而已。
薩達姆為什麼落到今天這一步？不曉得我們許多國際研究分析家又會嘮叨些個什麼——他們常常能預言什麼事情，但事情既不是他們預言的那樣過程，結果也不是他們預言的那樣結果。
所以這次美國和薩氏動真格的，列國媒體態度可說猶如萬花筒一般，隻我們這塊態度統一，顯得有點滑稽。從開戰伊始，便是電視同步跟蹤，跟著畫麵說，指手畫腳見事就說：這事是什麼來龍，又是怎樣個去脈，發展前景又將如何，各個都是口若懸河，甚至搬出我們的電影——見美國兵踹門入室，就講“怎麼不在門後吊個手榴彈？”——如同《地雷戰》那般，打得美國兵暈頭轉向。美國人快進城了——巴格達，又大談巷戰，大談薩氏還有殺手鐧，報上說薩達姆的特種兵，又是什麼美女兵，伊拉克的空軍什麼的……總之是“聽薩哈夫的”，我們的舌頭跟著薩哈夫的舌頭轉，這不滑稽麼？當國人聽得精神一震，真個拭目以待那一刹那間，戰事突然結束了，薩達姆的飛機突然蒸發了，特種兵也沒有出來，美女也不見，巷戰也沒有，觀眾目瞪口呆間，我們的國際專家也在電視上迅速蒸發。
應該說，薩哈夫的舌頭是相當能“忽悠”的，此人能在美國人已經上了大街，薩氏要鳥去巢空的事下，依然鎮定自若地召開記者招待會——我是後來讀到報道，他最後其實是餓得前胸貼脊梁筋侃侃而言說謊話，上班道上碰見美國兵才不上班的。如果說讓我在這次美伊之戰中找一個我佩服的人，很奇怪，薩哈夫居然是我的頭一票。他作為他這個國家機器的成分之一，他的忠於職守、敬業精神也有正麵的意義。這用得著李白的一句詩“所守或匪人，化為狼與豺”，大劫之下，玉石俱焚，他在耍“撲克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問題是我們，我們的輿論，怎麼可以跟著他的“忽悠”舌頭轉？
傾向。傾向性也就是偏心眼了。凡是美國人倒黴的事、吃虧的事說得就多，說得就透徹；凡是美國人興頭的事常常一帶而過。中國人同情弱者，許多人想看美國笑話，我和評論家也許是接受了這種心理暗示的吧？
我這個話是有根據的，薩達姆從洞裏被掏出來，那個狼狽樣，可以說讓整個世界都吃了一驚。他真的是投降了的，那個找到他的人摸他的胡子，看他口腔，有報道說是檢查有沒有虱子、病之類的事，我以為是在找有沒有毒牙，或胡子裏有沒有自殺性的東西——中國人講究“刑不上大夫”，作為一國元首他就那麼老老實實讓大頭兵揉搓褻瀆，看上去真叫人不習慣、難受。我們的——記不清是否還是開戰時那幾位——專家卻說是“落魄”，是“像個哲學家”，不久又進而說他“從容”，“準備在法庭上”怎麼怎麼樣……總之，想盡辦法遮掩。
美國人不經聯合國打伊拉克，師出無名，伊拉克人戰敗可憐，這都是事實，繞著這些話題說，不好嗎？不是同樣同情弱者嗎？怎麼會弄得自己“什麼都不準確”呢？
水兮歸來
我們中國用“陽”作為城市地域名字似乎是個現象了。貴陽，那是省會了——僅就河南，你數數看：洛陽、濮陽、信陽、南陽，加上縣城那就多了去了。我老家在山西，生我的地是南李家莊，李家莊在哪？昔陽。
為什麼會是這樣，有個說法“山南水北謂之陽”，這些城市都依勢建在山下河邊。怎的“陽”就這麼多？這裏頭可能有堪輿學方麵的原因。風水、風水，人們就講究這個“風”還有“水”。住在山南有傍勢形勝之利。靠著河可方便汲取飲用，這就好活了。實際上即使不叫“陽”的地兒，大至都市，小至村落，必須有水源，源源不絕的水供應，或河、或湖、或澤、或塘……“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水土水土，水在前頭。總之沒水難辦。
然而我們現在發現水少了，能夠用“滔滔”二字的河，從大流域上說，似乎隻剩下了一條長江。而長江的流量也在逐時遞減。有時居然也會有水荒危機。冬天乘火車北去，過了黃河，一直到北京，中間過多少河？統統是幹的。幹得涓滴全無，長滿了灌木沙棘的河灘上沒有一線之流。旋風裹著沙塵在廣袤又荒涼的河灘河床上野樹叢莽中掃蕩，淒涼景觀頗是令人心怵膽寒。這與西部沙漠景象相比雖不中，亦不遠矣！
這是怎麼回事？我曾與幾位水文行家聊過。從大循環角度，應該不是這樣的。人喝了水，還要尿出來。工業用了水還要排出來。蒸發掉，到天上還會變成雲，再下雨回到地上。這地上怎會缺水？但實際上它就是缺水，而且愈來愈缺。依我躺在床上的胡思亂想，很可能的原因是我們采地下水太多了。工農業用水，采了地下水的儲水，老天爺來不及補充就采了用了排放流失去了。地下水位低，河裏水慢慢往下滲。到處的大地也往下滲水。上頭就沙漠化。我不是科學家，這個想頭也許很愚蠢。愚蠢歸愚蠢，是我的私人問題，水越來越少卻是天下公事。靠限製用水或提高水價來解決水的問題似乎是更愚蠢一點。不知怎的，我每見新聞媒體誇說某某地兒發現地下水，如何怎樣開發利用，總會有一種不祥預感，我們非把這些水用幹，然後再渴死子孫嗎？
再往前推幾十年，我們似乎不缺水。我小時在欒川，那是山城，記憶裏到處是山溪小河，後遷陝縣，除了冬天冰封大河，一城人都伴在黃河的悶嘯聲中安然人夢；又到洛陽，洛陽人有“邙山跳”（意謂夜觀邙山，起伏不定的山巒似乎在跳動）、“洛河哭”（洛河終年都嗚咽著）——音無哀樂那也隻是舊時代人們心景的“靈照”。現在再看洛河，我看有點欲哭無淚罷。洛陽人把它聚起來，成了湖，這當然也挺好，但卻是沒有辦法的事，看起來是“浩浩蕩蕩”的，其實是人工的，缺水就隻能這樣。龍門伊闕的大濕地也沒了，“治理”沒了，1958年那裏曾打到過幾百斤重的魚，現在有嗎？
河流缺水，濕地幹涸，地下水大量采失，這是很嚴重的民族生存問題。我有幾個傻想頭，能否加強工業汙水的循環利用研究。一利用，再利用，三利用，四利用……利用到不能利用再排放處理？能否人力多造濕地，人工湖泊，屯集天雨等等，工業汙水用多少地下水，能否用雨水重新注入還給地下？保有陸地水存量，各城各地理事的都用心操辦這事，也就頗有可觀。在長江黃河源地及那條件適合的地方營造大澤，廣植草樹，保有源地水量充沛？
這當然很需要花錢，問題是，現在我們省了這筆錢，將來兒孫有錢也買不到水。
《誇父追日》的故事我們都知道。那是寓言，我覺得也可用作“預言”來警示我們民族。要知道，渴，是件很難受的事。
危險的症象
凶殺風已經彌漫進官場，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社會現象。我印象中最初的案例是河南省某市的一位政法委書記雇凶殺人，殺的是他下頭一位“刺頭”幹部。這已經令人瞠目了。後來報刊披露的情形愈來愈多，愈演愈烈。有同級官員情感意見相左的；有下級副官殺主官，以掃清晉升階梯的；上級殺下級，下級殺上級，同級殺同級，政法官員殺非政法官員，非政法官員謀殺政法官員……殺得五花八門，殺得叫人眼花繚亂。這樣的“禮崩樂壞”，孔夫子見了，恐怕也要“舌翹然而不下”的。
正看得昏頭昏腦不知所以，忽見又有報道：黑龍江一位檢察官蔣英庫，本人就是一幫“黑手黨”的老大，一邊當檢察官，一邊組織殺人，共殘殺二十一人，屍體一律肢解焚燒。他的結局不足為奇，是和四個“哥們”同時吃槍子兒。令人詫異的是，這一號人物怎麼混進去當了檢察官的。
這樣的“人文景觀”，出現在和平時期，出現在“管理層”裏，想一想都會令人不寒而栗。以暴力處置文官政府中的矛盾，也是亙古奇創。
和平時期應該是個什麼樣兒？
官們愛錢，出來成克傑、胡長清們索賄受賄，不稀罕。唐宋元明清，出來些子貪官，折騰折騰又折騰，折騰得“國家政府”這棵大樹空了，倒了，算完拉倒。天下動蕩時武官們又怕死，一個又一個與原來的主人“拜拜”——就是人說的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其實它原本也就沒有過想“支”的意思，倒是“棄暗投明”主動撤出這木的居多。所以嶽武穆曾說：“（幾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還有，諸如球場裁判吹吹黑哨，汽車碰死人，碰死白碰；商店裏買點假貨；評獎給評委送個紅包什麼的……那都是盛世之疣，雖在肘腋之間，也不過是疥癬之疾罷了。
官員們介入黑社會，或者官員們自己就是“黑幫”赤膊上陣殺人越貨，這類事曆史上有沒有呢？有的。但那大都發生在亂世，發生在奪取中央機樞政爭之中。或特大家族的承繼權力爭鬥裏，也有這回事。中國的西晉時，五胡十六國期間，五代十國那些年頭，官場裏燭光斧影經常閃爍。孔子家族也發生過“真孔假孔”的事，也是殺人謀位。最顯眼的是清嘉慶年間一個下司殺了上司，是為了追補虧空引發而來，嘉慶是將其剜心致祭，淩遲處死了的，這件事我還把它移植進了我的乾隆皇帝裏頭。
“官通匪”是曆史現象，但不是現在這個“官同匪”的案例樣兒。“要做官，殺人放火去招安”不假，但“招安之後”也就安生了，不再胡亂殺人了。再如《隋唐演義》裏的秦瓊，分明就是那時的一個“公安局長”，卻和瓦崗兄弟相善，但那時是天下大亂的哇。他也沒有去殺他的同行。
現在我們出的這種事，真的在曆史上“書無稱載”，真的太可怕了，觀察一下，蔣英庫這王八蛋，他一個電話約了“朋友”去，這朋友就此失蹤了——喝酒——吃迷藥——殺——解肢焚燒連十八年！連同那些雇凶殺人的官，官員載進殺人的“刑名”案子屢書不絕，這是惡極了的社會征候。這當然是“腐敗”所引發，但它所代表的“層次”卻與“亂世”的相匹。偌大的中國，偌大的社會，這樣的人事當然還是“個別”的，然它的“借鑒”意味卻是十分嚴重的。
我們總在嘲笑“封建社會”如何怎樣。據我有限的曆史知識，唐貞觀年間，最好時候，每年全國處決死囚犯人不過百人。我們這上頭怎樣？我們期望著有一個好的治安（情勢不同，我不作類比），但官員自己的“治安”都這麼著，真可令人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