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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我的懶動在朋友圈裏是小有名氣的。但是去年一年似乎一年都在動，三四月份就去了兩次北京，五六月份又去了鄭州幾次，七八月西行新疆，歸來赴西安講學，十一月到北京參加“十六大”又折回西安看女兒，該打理一下身體的，該寫稿子的，統都束了起來。有些應命而作，比如說給香港《明報月刊》的專欄文章，都要在出行前考慮日程，匆匆作好留給家人，以備時需。馬來西亞之行是年初做夢也沒有想起的事。
去年召開“十六大”前此幾十天，忽然接到馮其庸先生的電話。他說奉接中國馬來西亞大使館電話，邀請我去馬作訪。我答以“考慮考慮”。因為前些日子我曾接到過不少馬來西亞朋友信和電，這事我知道。“我再谘詢一下慶善（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亦吾友）的意見好嗎？”
馮先生的話是不能不考慮的，且是要認真考慮的。因為在我創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師，一步一步地實實在在地幫我。他於我有恩情，這是全世界曉得我的“事”的人都曉得的，再就是他電話中說：“這是大使和馬方幾個民間團體共同的意願，要舉辦一個叫《二月河一三月天》的文學講座。即使你不去，也要有一個禮體周全的回應。你可以不重視哪個人，但你不能不重視馬來人民。”當夜反複思量，又打電話與幾位密友商議。他們都知道我的心境，但無一例外地都讚同我“應該去”。後來才曉得，當夜馮先生也打電話告訴慶善說：“解放去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電話問你。你要支持他去！”打從前年以來，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就不斷刊登我的消息文章，至今還連載著《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傑雄先生剪裁下來寄給我。我也很想見一見這位與這些使我不能承受的敬重的域外神交。赴馬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輩子沒有出過國，也從不坐飛機。我的朋友田永清將軍每一見麵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這個心理根子在怕“飛機掉下來”。我年輕時當兵，那時坐飛機要級別的，有一位剛提拔起的師級幹部就興衝衝去坐了。剛起飛十五分鍾，出來一位服務員（當時不興叫小姐），神色莊重地宣布：“報告同誌們一個不幸消息。我們兩個發動機，一個壞了，一個也有故障。現在正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搶修……我給同誌們每人一支筆，一張紙條。同誌們把要說的話寫在上麵——我們保證送到你要說話人的手上……”滿機的人頓時個個呆若木雞，麵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務員又出來說：“現在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發動機已經維修好……”後來這故事告訴大家，大家都說：“飛機是最安全的，是百萬分之××了……”但我想，假若輪到了，就是百分之百，老帽是老帽，火車汽車出事，有餘地有幾率，《卡桑得拉大橋》那是特別，也並非百分之百的。這事我會想，飛機呢？有這層心理障礙。我不坐，也不許家人坐，更不許女兒坐。去年從北京到西安她和我打別扭，仍蹦就坐機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幾篇佛經。這一回，我也要坐飛機了，目是一坐就漂洋過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裏。
哈！中國、馬來西亞，哈！北京、吉隆坡。
哈！二月河，土老帽。
雲層的感
從國際機場起飛時，北京還在下著小雪，這在北京是百年不遇的瑞兆了。已經連綿了五六天，一直在飄，它的勢頭最旺時節已經過去。此刻零零星星，慢慢地悠悠地，似乎有點猶豫那樣絮絮絨絨地在機翼的暗影下蕩旋著落下。天空是絳紅的雲，有點像洪教授教我們長命百歲裏頭說的一種粥，混混沌沌，模模糊糊。低壓層裏有幾朵遊離出大氣層的雲。嫋嫋的，很輕盈的樣子，隨隨便便在風中搖擺，倒顯得灰暗空曠寥廓的機場上空有著幾分生氣。我在商務倉坐，恰正挨著窗口，忙不迭地用眼留連我的故國故土，生怕這是最後一眼了的。全神貫注的，覺得是輕輕一滑那般的動感——它動了。
飛機裏也是一片靜謐、安詳，沒有人說話走動。大家都在透窗向外看。這窗口圓圓的有鍋蓋那麼大，又有點像我們平常吃的那種叫“鍋盔”的東西，從這裏向外望，雪花徒地一下子變得很急，像一道道筆直的斜線從窗外激射而下，那速度太快，看不清它是雪片、雪花抑或是雪粒，拉直斜線、平線、交錯的線，直得不可思議。漸次的，這雪劃的直線也不見了，窗外是一味的白，調製好的奶粉一般均勻，時而稍濃，時而稍淡，絕無間隔，絕無斷層。我自知道，這是空中的霧——雲了。衝破雲層的一刹那，機窗外突地一亮。滿機都是清明的陽光，燦爛而湛青的天空上，潔淨得纖塵不染，一絲一縷煙霧也沒有，太陽斜照下來把光明賜給滿機的人。這上麵是沒有汙染的天，太陽周圍沒有汙染的痕，我兒時在地麵上曾經見過的天空，久違了，在雲層上竟仍然存在。
我坐商務艙，機上的空姐一個比一個漂亮，我覺得比中國女人別致的有兩條。一是蠟染的衣服，顏色清純樸素，毫無誇張，自然風韻嫣然。二是發飾，我以為那必是下了辛苦工夫的。光可鑒人的頂部高高隆起，你似乎覺得她挽了個偏髻，然而卻是沒有。發稍全部掩起，這真的不知道用的什麼技術手法才辦得下來的事，更顯得嬌豔大方。她們端著各色水酒點心盤子逐個溫聲笑語地與乘客交談。那當然可以肯定，我們這一群並沒有得到她特別的眷顧，她每天都是這樣的。乘客們那份安詳，使我本有點忐忑的心平靜了下來。我左右打量，都在說笑，看報看雜誌吃東西，閉目養神，絕對沒人思量“發動機”怎麼如何這類無聊事，小姐們也壓根不像要宣布壞消息、發紙條的樣子，漸漸地，我不再往這題目上想，又把目光盯向窗外。
一萬米以上鳥瞰高空的雲，絕不是地麵向上看到那樣子，一忽兒白一忽兒蒼，飛揚滾動，赤橙黃綠青藍紫色彩紛繁萬千交融變幻……這裏看雲，是凍僵的一片萬古雪原，白色的冰川、白色的原野、白色的河灣，雪牆、雪壁，我敢說那一定是飛機的傑作。明知下頭是萬丈虛空。偏是這“色”掩蓋了，看雲是那般實在、堅固，似乎你出飛機踩上去，會像在雪地一樣走得咯吱咯吱響動。看得人神遐思，不防同行的孫玉明喊我：“老淩，快來這邊看！”我忙趕過來，就在舷窗向外看，一下子便被鎮住了：是雲層上的日落！這景象我真的從未見過：太陽半掩在“雪原”下方的雲電，上麵半層弧形的雲暈，是金紅色，湛藍得有點紫黯的天，鋪地是一層黃金，再近便是雪原無垠。層次是那許的分明，色澤光彩也都帶著棱角般不混同，紅就是紅，藍就是藍，紫就是紫。也許它不夠斑斕、多彩與流動，不夠風韻與嬌媚。但那美得純潔，美得令人不敢親近，有著神的聖潔與莊嚴。這樣的景致如在地麵上常常可以見到，我相信崇信釋迦牟尼穆罕默德基督的人會更多……漸次的，它更紅、更紫、更青黯……太陽終於落了。
夜十時許，機下望去，是無邊的暗，時而掠過電子集成線路板那樣的燈光圖樣，星星點點密集一群，餘皆是一片黑暗，耳鼓膜陡地一脹：它在降落。這就是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四千七百公裏水陸兩程空中六小時，馬來西亞，啊，到了！
風情
這裏沒有冬天，出發前便知這個國家在北緯國度接近了赤道，她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那麼就是隻有一季了。這一層，其實在飛機上已經領受了。登機時穿的裏三層外三層，漸次的溫熱漸次地侵來，一件件地往下脫。好在妹妹衛平跟著，脫一件她便收一件，飛機上的空調，我想也是雙向的，在北京用的製暖，到吉隆坡必用的冷氣了。饒是如此，從密封通道走出時，外麵熱浪襲進，立時就襲得微汗淫淫。真的不假，這裏是夏天。
大使館的王太鈺早就在海關通道道口迎候了。可憐這位大使館二等秘書，為了“請二月河來馬”，他不知費卻幾多工夫心血，從辦護照到簽證——他知道我這上頭是個笨盲人——都一一關心奔走，此刻已近午夜，也不知道他等候了多久。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位“電話朋友”，他不大像很修邊幅的人，花格襯衣紮單褲裏，脖子上掛著一個牌子，顯見是外交官身份證，可以自由使用方便通道的關防。他與孫玉明是同學，老遠就認出來，迎上來，熱情地寒暄，幫我們提行李，打點物什，驗證過關……一點也不“認生”，一點也不矜持，熱情幹練，動作麻利。馮先生和我一下子便喜歡上了這年輕人。大馬華總的陳達真博士，《星洲日報》的幾位記者、一群人，一時也記認不清這些朋友的名字，早已望眼欲穿地候在外邊，捧什麼寶貝似的把我們一行四人捧出了機場。又吃夜宵，又簡單采訪，直到午夜，我們才在金馬皇宮飯店安置下來。
這是馬來西亞豪富李金友先生的產業。事後我才知道，是李金友先生與胡大使商定約請我們。《星洲日報》，華總和李金友的綠野集團出資，胡正躍以特命全權大使的名義，共同邀我們來馬。此時在紫翠交輝的金馬皇宮飯店，隻見到處是雕塑的馬，外麵被燈光和噴泉映著的，是幾匹拖車躍騰欲飛的金色的馬；大廳裏水池旁，沙發座旁，壁間鑲嵌，花盆架座，全都是馬的行蹤，馬的影像。一望可知，馬是這裏的瑞祥，這裏的圖騰。引領我們的封富強先生是李金友的秘書。他介紹說：“我的主人愛馬，這裏是馬的世界……”
金馬皇宮是一家六星級飯店，外飾內修都是超一流的，初來夜分，但見到處火樹銀花，繁燈如織，周匝的環境蒙在夜色中甚是朦朧，都不很清晰。黑甜一覺醒來，窗簾拉開，我們頓時被外麵秀麗景色迷住。啊！這裏並不是我想的那樣平坦，綠得栽絨地毯一樣的草地，閑適地站著幾匹塑馬，幾個大人和孩子在草地上快樂地追逐嬉鬧，斜坡草地下去，是湖，約兩公頃的麵積吧，湖中碧波搖漾，岸邊綠樹掩映。水灣環抱的各色樓閣錯落有致地分布在微微起伏的小丘嶺上，有斜坡式、方頂式、羅馬宮廷式的房頂，甚至也有紅的，有藍的，有白的，有紫的，也有灰色的，可見到我們中國的歇山式的。濃密的樹木就在這些色彩各異的建築中搖曳生姿。我站在茵茵芳草間，望著湖麵美景，不禁神馳慨然，我們的建築師怎麼的便隻懂得隻曉得設計麻將牌、火柴盒、手機那樣的樓？他們似乎是色盲，怎的總是認定了灰色？在旁陪我們的封先生指著遠方：那是我們老板辦公處，這裏水麵上去，我們又開發了更大的湖，更大的人工島還沒有辦完，但產權已經定了……湖那邊是別墅，再向北是水上超市，也是李先生的……我不禁暗自驚歎他的豪富，但眼前這用舊錫礦坑改造的人工湖，廢礦土堆成的丘陵，在金馬酒店四周景觀的配置，沒有相當的人文素養不可能辦到。
按照日程安排，當日中午，我們驅車去大使館拜會大使。沿途風景依然秀色可餐。封富強是一個很棒的小夥子，熱情穩重，馬來語、英語、華語都能操作自如，他介紹馬來西亞人的收入、物產，介紹汽車擁有量，各個沿途地名的由來，與中國的淵源關聯。口若懸河，幾乎見到什麼便說什麼。我指著窗外一大片鐵鏽色石塊頂標誌房說：“窮人也還是有的。”他坦率地回答：“這是貧民區，我們的市政建設一時還不能解決。”從他那裏，我知道了，這常年常青的闊葉林，葉子怎麼更新換代；知道這國家平均兩人便有一輛汽車，怪不得大道上幾乎看不見行人；知道了“敦”、“丹斯裏”、“拿督丹斯裏”種種爵位，知道了馬來本地人享受的種種優惠，華人在馬來經濟、政治諸方地位，華人為了生存，甘心承受種種苦澀而含笑和含淚的社會心境。汽車婉轉在吉隆坡泛著熱氣的街道上穿行，悠然到了使館區。封指著一帶圍牆說：“這是美國大使館。有錢，怕死。‘9·11’以後加固了人防護，你看他們護得多結實，他們緊挨著伊拉克大使館……”滿車人神情貫注地聽著，不知不覺地，已經進了胡正躍大使官邸。
胡正躍這人
他年輕得讓我吃驚。我們到他的官邸，他已在大廳門口迎候。握手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大使館來接我們的官員。他個頭不算魁梧，修潔且整暇，舉止言談從容優雅，看上去也就四十歲上下，已是老練的外交家形容。
官邸裏壁間廊下，擺設著一些名人字匾和古玩，但數量不算多，裝裱修飾也很簡單，整個看上去有點空曠，簡樸得像是正在草創。他邊帶著我們觀覽邊說：“官邸建築規製不小，但還沒有真正搞好，剛剛租來不久……”我聽著，心裏想，這無論如何就是正當的財政支出，隨口便問：“您怎麼不買下來呢？”他笑著攤攤手說：“恐怕要幾千萬馬幣呢，我一時還辦不下來。”
他和馮其庸先生不少朋友有淵源。他們談字、品畫、玩賞古董，談得很高興投機，有點相見恨晚的樣子。我們一同隨意散遊——這是異國土地上我國租來的一塊土地，青茂濃綠的常青樹、溫潤清簡的房舍、壁間的圖書、丹青古色古香的陶瓷，都是我們故國的情韻，踏在這靜謐的庭院裏自是別有一般溫馨思緒。
午餐很隨意，大使如數家珍地談起兩國文化交往諸情形，談中央首長來馬方訪問情況，談起這次我們來前，他已向外交部長李肇星彙報過馬來西亞的這次文化交流活動。在文化上兩個國家要加深加密來往，增強聯係紐帶的韌性與彈力。我談起“十六大”期間李肇星打電話找我，我不知李肇星何許人，在電話中支吾良久的笑話。我談到2002年夏日我去新疆的感想，風土人情鄉俗民意，談到新疆建設兵團的艱苦與困難，也談到西北大開發應該加上“文化開發”這個概念。胡大使聽得很專注，問我：“這些看法你在十六大上提了沒有？”我說：“草案討論時談過。”胡大使說：“這些都很重要，我也可以向中央建陳。”
據後來聽到，胡大使並不是我國派出的最年輕的大使，但比他更年輕的似乎不多。依照慣例，國內來的部級、副部級幹部領導，他也隻是來時見一見，去時見一見。但我們這次去，我們每次聚會幾乎都有他的影子，他都要發表即時演說。落落大方的談吐，恰到好處的風度，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妹妹衛平說：“這個人真了不起。”
大使是什麼？其實它真正的意義就是我們國家派到外國的欽差大臣，專門與所在國人民交朋友的使者，那當然還有其更廣義的含蘊。但主要的也無非是這兩點。我注意他每次演說，著重點就在於“增加互相了解，加強多方聯係、文化交流，鞏固發展友誼”這幾條上。思路清晰，敏感，處事練達機智。“在家靠娘出門靠牆”，在馬來，胡就是我們的“牆”。
陳達真這人
博士水準，大姐風範。這是我心中的陳達真。早起先約我赴馬的，有一位先生叫柯傑雄，一位女先生姓陳名達真。我那時與柯先生有書信往來，北京文化界也有朋友介紹了大馬的陳先生。她是華總的文化委員會主席，比我大一點，還不算老，這年紀在我們這搭，恐怕要“一刀切”了的。你一見到她就立刻能感受到她的活動力量——不設城府，熱情真摯，關愛所有的人，也不對哪個人存有戒心——據我一生觀察，此一類型人，乃是天生厚福長久擁有者。她是得之先天，抑是後來修德所是，我就不知道了，此後所見，聊可證明我見不爽——幾乎多有人都叫她“大姐”——性格就是命運，這是她的性格掙來的彩頭。
她是邀約我們的“華總”代表，我們的“場合”她當然都在，在“二月河一三月天”講座正場開場前，她有一個致詞。大姐登台據案娓娓而言：“午夜十時許一架銀色的飛機從北京起飛。這架飛機沒有飛向美國，也沒有飛向加拿大或澳大利亞，而是首先來到我們大馬。二月河先生……”她誇獎我的話，這裏述說沒什麼勁，但即是誇獎，她也不是“作”，沒有“張大”的意味。
2日去雲頂賭城，我這個隻是在小攤上和資料上見過“玩賭”的，見到如此大規模，受到國家保護，成為世界名境的賭城，總算見到一次大世麵——這其實與“玩”已是隔膜的概念，贏的輸的，是“鬥爭”的結果，除了輸贏幾十萬百千萬若無其事神態安詳離開牌桌的豪客，也有“初級階段”進來玩玩的。中國很有幾個官員經不起這誘惑，從這裏出來，回去後又走上刑場的。在驅車的路上，陳大姐一直都在滔滔不絕地談她的“賭經”……絕不大賭，小賭要到別人賭喪了氣，你才投注……見好就收……一兩注不勝不要堅持，認輸走人……
我邊聽邊想，這其實是極委婉的勸誡，真是菩薩心腸。果真聽了這樣的勸，那些個被崩了的官兒們哪會有此結局？
因為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風。真的按這日程操作，在大馬我們就沒有時間觀看市容，也就是隻能在賓館和宴桌上了。大姐她們曉得我們心思，擠掉了一段路上往返路程，騰出一個多小時給我們逛了吉隆坡的地攤小市場。我為女兒挑了幾件小飾品，妹妹也為她的女兒挑了一點——多了也帶不動，大馬市場上並沒有什麼出奇的貨，一般的比我們國內市場還要貴些——原以為就地便可兌換一點馬幣的，竟是誤傳。陳大姐見我們為難，帶著我們又挑又選，又嘰裏咕嚕用馬語與商販砍價。豐豐滿滿買了一大堆，卻是她出了錢，給她錢又不要，想起來直要出汗。
蕭依釗這人
到馬第二天就見著了她的罷？消瘦，用雅一點的話說是“清臒”，嚴肅而不苟言笑，做事專注是一望可知的，但是我沒有想到她便是《星洲日報》的大腕主刀。很快的，她采訪我的情形便見報了。問的問題也文如其人，很嚴肅，文筆卻不死板，相當靈動。
這張報我並不陌生。因為它一直在轉載著我的小說，柯傑雄先生雖不是每期必郵，但大致出的其他信息都源源寄來。台灣朋友也有訂看它的——這是報紙可看的實證，因為從大馬到台灣，報紙的“時效”意義已經不大。我沒想到是蕭依釗這樣的女性在辦這件大事，且辦得頭頭是道。讀了讀她這些文章，她卻也不拒絕活潑與開朗。拜訪過胡大使，第二個程序就是拜訪《星洲日報》。胡大使若是“針”，這三家便是“線”，蕭依釗是“線”也是“地主”。
在報社，我為他們簽了有一百多套書罷，然後便是講談會。放錄像、看資料、吃飯——馬來西亞請吃飯這規矩和我們差不多，大會小會吃一下。不同之處是他們分餐，我們吃剩了扔。蕭依釗的老板是丹斯裏張曉卿，張曉卿在講座上曾發了言，他對我的書的熟悉程度讓我感動。講談會上談了這報的辦報理念，我的理解是“宗旨”了，叫“正義至上，情在人間”。
馮其庸和孫玉明都對這宗旨稱讚有加。是非分明，仁者正義，同情弱勢，敢於拍案直言，這都是報人報國的優良品質。概括成了這麼八個字，當然是很好的。因此我也稱許“正義至上”是“理”，是天理；“情在人間”是情，是人情。循天理人情，這叫順天應人。
這頭上做實文章，當然前景看好。隻要“正義至上”，義幟高揚，就是真善美實在搏擊假惡醜偽，溫情仁道自然滿溢人間。她的這點風骨，受到讀者的青睞也就不奇了。
李金友這人
他是不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財主，我不知道。我的經驗，這些弘揚出來的東西，常帶著幾分虛，胡正躍談增強兩國來往的“含金量”，含金量不可用鍍金或其他東西來修飾。
李金友不是個張揚的人。他的巨大財富是明擺著在那裏，但卻質樸得有點像我們內地的一位大廚師和汽車司機。我見過幾位億萬富翁主兒，其中一位現在出門打的，隨隨便便在三流館舍找一個鋪躺下便睡。大排檔裏也常能見到他的影子——這一類型，是“中國特色”所造就的富翁類型：始終認準“當初”二字，會過日子，能富耐貧，能吃苦耐折騰，忍得辱，打碎門牙和血吞，會替別人想事情，人情世態撚透，三教九流結識得卻不失去自我，紙醉金迷燈紅酒綠間頭腦清醒，細致毫發可鑒，失漏的事情能最快地彌補且極少露怯。這樣的人，走入文界，也許就是個×月河之類的作家，走進財商界，他就成了那裏的“丹斯裏”。俄國的萊蒙托夫寫過長篇敘事詩《商人卡拉希尼柯夫》，寫的沙俄時期新興資產者的那種心態、理念思維，從李金友這些人物身上可找到通絡的神經。繞指柔是百煉鋼，我對李金友說：你本人就是一部書。
在去馬六甲海峽中途，我們一行經盤山道到他的碧野山莊，登門拜訪。隻見層層山巒迭起迭伏，茂林修竹星羅棋布，盡突顯美麗豪華的山莊別墅。這個莊到底有多大？車上望去疊翠直接遠方嵐氣氤氳處，綽約不見邊際。盤山路也是曲徑通幽，穿行於濃密叢綠之中。帶路的是封富強，他是李的總裁助理，也會走岔了道，返回重新再找他的主人家居。
李金友在他的四周歇雨長廊的家裏接待了我們。房子很好，修飾卻簡陋，三層樓罷，相當闊朗明爽，因為聖誕節，傭人都放了假，隻有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家。一律都是赤腳寬妝，十分和諧自然。他當然很熱情，他的夫人也極表熱忱。她很美，也很聰慧，話不多，靜靜地微笑著看人，聽話，端茶送點心，有點像電影裏的日本婦人那樣。他們的樸素與房舍的寬敞無華都是我想象得到的，因為李金友不是那種珠光寶氣的暴發戶形象。我沒有想到的是他的子女，一個一個也都是那樣樸實，幫著爸媽照顧客人，擺鞋，送東西，孩子們大的還是孩子的天真稚嫩，小的還在蒙童之時，都教育得懂事知禮而不失童真，這一條真的讓我佩服。
在李金友為我們設的筵會上，他講了讀我的書的心得和感受，多有溢美之詞。我的感覺是，他和張曉卿等幾位主人真的是用“心”在讀我的書，我是經曆了一點滄桑的人，不會隨便幾句好話便打發了我。但他們從人性、從人文心理、從個性剖析的社會學方麵對拙作的理解，都結合了他們自身的人生感受；他們的讚詞和他們的人一樣情真，我的感動就與聽理論家們的讚譽時不是一般情韻。李金友在陪我遊他的兩個人工湖時說，也要為社會分一點責任，這裏雨季，我的湖要蓄水，防護吉隆坡市。這是宏觀思維了。他在讀台灣《天下》月刊時，讀到該雜誌說在我年輕時的理想，是有兩千塊錢存款，能隨時吃一吃燒雞。這次特意著他的廚師為我做燒雞。我敢斷定，他的廚師肯定沒有吃過中國的德州扒雞、道口燒雞。那燒雞是仿北京烤鴨做出來的，可謂是馬來西亞燒雞，味道與心情一樣的好。
胡大使也有致詞。他談的是兩國交流的“含金量”，博得一片彩聲，輪到我說：“佛家有八識。在平常人看，隻有第七種叫潛意識，這是最深層次了。第八識沒有相應漢語詞彙，隻好用古梵音譯，叫‘阿賴耶識’。是人與世界種因之地。我覺得我與馬來人阿賴耶識種因有緣，見了馬來西亞人生歡喜心。我願意從我的角度做好工作，加強文化聯係的紐帶，為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努力。”
李金友聽我這話，送了我一部佛經，一盤佛經磁帶。知道我有氣管炎，他把自己用的藥送我。我以為他是知道人的人，知道人是怎麼回事，也許因為近，因為親眼看到他的發達，總會有一點什麼話的，世界各地是然，曆史各時是然，人受擠兌武藝高，高時道聲“天涼好個秋”，隨緣俱然。
風情之一
我對賭城毫無興趣，但出了賭城吃了一次榴蓮。這種果被稱作果中之王，在南陽的超市裏也偶爾能見到，但聽說極臭，吃不慣的，且價格不菲，且堅硬如木難以剖解。雖也偶有食指蠢動，興致隨起隨滅。問馮老師，他說吃過、好吃。我們三人還是土老帽，榴蓮在馬來西亞價格也是相當貴的，水果店老板見一下子這麼多人來吃，很高興，親自搬一張桌子到大路旁，用刀砍開硬殼，雙手用力掬開，裏邊嵌著的果實便露出來了。
我其實是個饕餮者，這東西嗅上去是有點臭臭的異味。但它明擺著是樹上結的，硬的椰殼一樣滿身尖刺護著果實。憑經驗就看出是好食物，吃這種東西不能用挖耳勺或牙簽那種東西一點一點品，是要掏出來一塊大口嚼，找出感覺來，然後再細品。
我很快就進入了“感覺”，臭中有香，淡淡的甜，有點香蕉的意思，更像我們的老頭樂甜瓜。我更啖了幾枚，也吃出了它的毛病：膩、不爽、不清、不素。好吃，但幾口就夠用了。
陳達真大姐見大家都已過癮，笑著說：“吃了果王，還要用果後，山竹，保證又是一般滋味。”老板端出來，我一看，眼熟得很，南陽這裏居然也有售。深水紅色，熟透了的桃尖般、柿子那樣的輪廓，下頭還有一片“柿把兒”，色樣很好，毛毛的不甚光豔，陳大姐給我們做示範，一邊用手用力掬——長揖那樣臂伸直了。“離身子遠一點。不要染了衣服，這是永不褪色的……”
掬開了，潤潤的紅色皮質中裹著新蒜那樣的白色果瓤。再入口便是一陣軟醉酸甜，和著方才那種臭香的膩，泥巴樣的黏糊，全然是一般食味天地。品嚐著，我慢慢地悟出了：“怪道一個叫‘王’，一個叫‘後’。”一個是臭的、粘的、膩的、濃的，一個是香的、酸甜適口的爽口。這種鮮明的反差，使人感到的是反差的美。水果有了個性，也和人類差不多。我無端地想起《紅樓夢》寶哥兒的獨特心得，榴蓮吃起來口感有點像吃泥巴，這不是男人的骨肉？而女子則是水作骨肉，這就是山朱了。
下山的路上突然下起雨來。吉隆坡這地方雨多，都是在下午四五點鍾布施。封富強說：“那雨下起來，是直落直瀉地砸下來，車頂和車玻璃到處呼哧呼哧響。”這聽起來怎樣思索都和我心中的熱帶雨迷蒙纏綿掛不上鉤。很想看這雨季的山水情態，但一連數日偏就無雨，或許外頭有點小雨，我也困在賓館裏無緣得識。這一次剛吃過果王果後，雨來了，我還在回味榴蓮的那臭和膩，一邊問封富強：“榴蓮樹是什麼樣子？”封富強指著車外說：“喏，那就是榴蓮樹。”
但前窗已無任何清晰的景物，天色陡地黯淡下來，山巒夾著彎曲的公路變得狹窄幽深，都蒙在雨幕之中，隻能聽到雨刷在前窗不停的擺動聲和車頂爆豆樣的雨點擊打聲，從側窗外望，路兩邊的榴蓮、棕櫚、榕樹，在風中瘋狂地扭旋，層層岡崖上的樹冠也垂下身子，與路邊的樹搖曳呼應，在迷迷幽絕的天色雨幕中變幻不定地舞蹈……我來馬已經數日，每天打交道的多是說華語的華裔朋友，感到與在國內差不多的氛圍。至此，終於見到了這極富異國情調的雨。噢！榴蓮，雨中的榴蓮樹！
風情之二
正場的《二月河一三月天》講座，其實是每人四十五分鍾的發言。按照順序，孫玉明先講，次是馮其庸，最後是我。我的感覺他們二位都比我這“正角兒”講得好，觀眾沒有離開我，場麵好，是觀眾們素養好，再就是有點看我的書和電視劇的麵子。我在北京出發前便有點感冒，嗓音嘶啞，氣不下接，下麵的觀眾多看過我的書，就好比吃過雞蛋現在聽老母雞在台上咯咯。講到後來，我自己總結八個字——“聲嘶力竭、氣急敗壞”。馬來人麵子是給足了我，我也不願矯情地偽裝。妹妹就在台下，後來我問她，她說：“這裏都是兩廣福建人多，你的話確實難懂，有人告訴我，要非常仔細才能夠聽出味兒來。”我想這是事實。假如這篇文章馬來人能看到，我想讓他們明了我的感激之情——因為一般在馬來舉辦兩千人的講座，是很龐大的，場內場外的馬來人都肯聽到最後，外地甚至還有在國外乘飛機趕來聽講，聽我的破鑼嗓音，我不感謝就是我的寡情。
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要從文化上尋根。談《紅樓夢》是這樣，我的書也是這樣，我的書當然不能高攀，但可類比。內中文化部分可能和馬來西亞人緣分相對。兩國人“阿賴耶識”中都有這因根，交流融彙起來便格外容易。
“江總書記來馬，就站在這裏照相。”李金友指著草地間嵌著的一塊鋼牌說，“那是布什，美國總統站的……總書記是偉人，一天早晨我到他房間，發現他親自洗內褲……”他的這一觀察，思路與感受，全然是中國式的文化思維。
“我們老板用人有個前提——必須孝順。”封富強談李金友，“你再強，再能幹，你不孝順，丹斯裏李金友不用。”
這同樣是吾國國粹，很明白，忠臣出於孝子，未有不孝而能忠者。
我甚至這樣想，他們海外這些堅持不肯被某異域文化同化的華裔遊子，期盼中國富強那份殷切誠摯，比我們中國很多人還要強烈，還要純真。李金友公開私下場合不下四次都是同樣的話：“美國三億人，中國是十三億，讓他美國總統來管管中國看！十三億這樣一個大國，總會有點事的，但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在穩定和發展上。”對中國大陸上的事的關注，對台灣的事，對十六大，對“與時俱進”，他們“保持一致”的心態之真，讓我暗自驚歎。
這次的訪問是從《二月河一三月天》為引領題目的。馬來西亞最美最好的算是三月。我覺得我的名字正是個載體。大馬人願交我這個朋友，因為兩個“月”加在一起就是朋友的“朋”。我很高興自己有這樣的幸運，成了民間文化和友誼的小小紐帶。
風情
馬來西亞的美是無需多說的，她的娟秀、美麗、姿態婀娜，看一眼便會使人終生難忘。所以我在講演時談印象說這個國家如同亭亭玉立姿色絕佳的少女。平均每兩個人就有一部汽車，但汙染控製得很好。我在馬來西亞四五天，皮鞋還像剛擦過般鮮亮。街街道路交通秩序，處處看去井然，所以我又說：“如同進了大觀園。”在大道上是絕然見不到行人的，因為那汽車已普及得同我們的自行車一樣的了。進了鬧市，也不見擁擠，不聽吵鬧與喧囂，陽光明媚而燦爛，晴空澄澈絕纖埃，一年到頭不凋謝的濃綠闊葉，濃綠夾著蜿蜒曲折的道路，將吉隆坡扮靚了，美得令人沉醉，留連忘返。
但他們的飯菜我無法接受。馮先生除外，他是出國慣了，其餘三人，也許都是土老帽，盡管主人使出渾身解數，四日八宴請我們吃，馬來西亞最好的東西都奉出來了。可惜至今我無法接受“咖喱”那味道。我在吃飯上最隨便的，八個字評語：“飽則飽矣，未之見妙。”每次吃飯我都有一個想頭，要是吃一碗打鹵麵，澆上蒜泥，就美了。這事當然不能對著主人說，隻是心裏想想而已。主人已用盡全力，我不能傷他的情與心，更不能出難題給他。回想起，倒是拜會胡大使共進午餐吃川菜師傅做的飯菜最合胃口。
文學講座結束那晚，馮先生寫過字，已是深夜十二點半，孫玉明、王太鈺二人鼓勵我們：“咱們去吃大排檔怎麼樣？”天已經很晚了，我還是忍不住他們誘惑，在夜色深沉中溜出了金馬皇宮。
這裏的夜市竟和中國如此相像！密排著的汽車擺在街道兩旁，橫七豎八的不甚有規矩，車旁便是人流，不算擁擠，但也是人頭攢擁。午夜時分哪來這麼多人？王太鈺一邊用手機和孫玉明的一位朋友聯絡，一手指指附近說：“這是紅燈區。”
我對紅燈區有自己的看法，這在我國是禁止的，這裏都是金吾不禁。但我們哪個城市裏沒有暗娼暗妓呢？這是下一道令，或“不承認”就能“不存在”不“危害社會”的事麼？事實上，因為缺乏了管理，性病、艾滋等等的蔓延根本失去控製，國家也少了稅收，黑道社會，無良警察、流氓，得以更方便地欺壓這些最底層的女人……既如此，何必掩耳盜鈴？但這是社會學家與政治家的事，我還是到大排檔吃中國餐吧！
這裏和我們北京上海與南陽的大排檔小吃店毫無二致，敞露的店口與店鋪同寬，一旁廚房，人行道和店內擺著劣質飯桌，但上來的飯菜還算中國的地道，大家吃得興高采烈。喝了些啤酒，雖說外頭陪客妓女嘰嘰咯咯的笑聲有點煩，我們仍是人人心滿意足。直到三點鍾，玉明同學開車，我們打道回“宮”。
回程路上出了點插曲，中途有幾個警察攔住了我們的車。孫玉明在車中，向外指指：“請你來看馬來西亞的腐敗。”我透簾外望，隻見那警察很嚴肅地說著什麼。玉明同學不慌不忙取出執照什麼的，下麵壓著一遝錢一塊遞上去。那警察也就眉開眼笑了，一手打開車門，一手讓著“請”司機上車。雙方都做得相當養成有素。司機車門一關，笑著說：“我給了他兩百。平時隻要五十馬布就可以了，今天我喝了啤酒，淩先生又在車上，出了麻煩要出新聞的，便宜這小子！”
馬來西亞還有些事，至今也不能明白。到馬六甲海峽，我們基本沒有下車。在車上觀景自然是走馬觀花。看見路旁一座鄭和的石像在鐵柵中，不知已塵封幾時。但一隻海盜船，不知是西班牙、葡萄牙還是哪國的，卻堂而皇之地，在海灣供人觀賞遊覽。鄭和七次下西洋吧，到馬來西亞幾次？我記不清楚了。帶去的是明王朝的優質產品和友善之情，不曾對馬來西亞有寸草尺地的主權要求，那侵略來的海盜船，何以比鄭受到青睞與器重？
到馬六甲，我算是到了海——我一直沒有見過它的，到了這裏我也才明白，各國的首善之區都是精心扮過的，北京的金水河和南陽的溫涼河不同，吉隆坡的水和馬六甲也就有異，這裏的海麵已經汙染得一望無際，目之所及全是一色，不見海鷗也不見沙灘，全是汙泥。這和這個國家那無與倫比的美，看著是不協調的了。
我曾問過一位先生：“你們這裏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棕櫚園底層勞工的生活待遇低，那裏是犯罪的溫床。”他思量了一下回答我，“再就是周圍國際環境對國家的影響，我們這裏的有錢人，隨時都準備著走。”
“走，往哪裏走。”
“歐洲吧，北美吧，都有他們的產業。一旦動亂，就走。”
這一點，李金友若明若暗地談過，他有一架波音737飛機，亞洲風暴來了，他把它送到了美國。
美麗的少女，漂亮的絕世佳人，也有她的憂思與焦慮的。
歸程
歸程起初很順利，王太鈺幾乎送我們直到飛機艙口，不足六小時便回到了北京。覺得下麵輪子一落地，我寬鬆閑適地欠伸了一下，無論如何，回到自己家了。不料過關檢查出了麻煩。我目送馮先生上車回家，已經提著小包出去，但不知為什麼，妹妹和孫玉明被卡在裏邊，等了許久，打手機來說：“哥，人家叫你進來一下。”
我詫異著返回，隻見我的大紙箱子開了封，孫玉明和妹妹站在一個類似櫃台的木台旁，幾個海關長官都神色莊重，滿麵嚴肅地站在“櫃台”上：“這是你的嗎？”一個官員指指櫃台。
我原本很緊張的，不知犯了什麼事。一看，鬆了一口氣：原來是一本《明報月刊》。賠著笑說：“是我的，如果不合規定沒收好了。”
“你還滿不在乎！”一個圓臉長官嗬斥我，“收了就算了？”
“對不起……”
“你不是對不起我！”那圓臉不肯饒我，“這是國家命令禁止的！”圓臉先生問一位年紀稍長的先生：“給他（當然指的我）填因公還是因私（出國）？”“因私吧。”那先生說，“填因公他就玩完了。”我心裏一邊詫異著這無妄之災，一邊又覺得太累，原來我還得另出一份誠意來感謝他們。
他們一邊批評我，旁邊的官員拿出一個表格：“你在這上簽字。”
這次交了簽字運，本來《二月河一三月天》講演前安排十五分鍾簽字儀式，馬來人買我的書，排隊簽字的人太多，延至二十五分鍾，又延至四十五分鍾，我簽名，妹妹蓋章手磨出了泡。這裏又要簽字了，心裏不是味道，還是老實在“上頭”簽了，不過不是二月河而是原名“淩解放”。
這事原本不難說清的，這雜誌是我撰寫專欄文章的雜誌，《明報月刊》是丹斯裏張曉卿的下屬產業。新出的這一期是在說“情理”二字時他們送我的一份。沒來得及看，也不知它違禁，就帶回來了。但我不能多加解釋。因為那個小夥子上綱也上線了。不曉得他要怎麼查辦。我剛下飛機，感冒也沒痊愈，外頭接我的人還在等著，倘若他照著“不是對不起我”而是“……”這名目追究起來，不知弄到何時。再就是我有點知名度，這樣公開場合，有小報記者來一篇《二月河攜帶違禁品被海關怎麼如何》，熱鬧起來。掃興不掃興呢？我說聲“對不起”，你放我過關，咱們天各一方。至於說我對不起誰，真的，我自己還是不懂。我想起巴黎公社時，一個小孩因偷麵包被法國官方捉到判刑，法官審問他時說：“你吃偷來的麵包，不燒你的嘴麼？”我們的海關，有沒有這個理念思維呢？
不問情由不由分說，居高臨下麵目可憎。這就是我對這群權勢擁有者的印象。海關，一向在我眼中是神聖莊嚴的，但不知怎的，這一來，本有的那份敬意消失了。真的，我弄不清他們的意識，也不懂得他們是怎麼回事，可能因加班熬夜或情場失意或賭輸了或有什麼病之類發作了吧。
不管怎樣，我還是回到了自己的國度，自己的家，看到了北京，踏實走在上頭，仍是一片溫馨。女兒打來電話：“老爸，您沒有掉進太平洋，我就擁有一切！”
我和女生
我生活在一個自由度相當寬鬆的家庭。父親母親最關心我兩件事，吃穿和品德作風，其實就第二件事而言，他們注重的也隻是我和女同學的關係——不準談戀愛。作風上頭要求是不許稀稀落落丟三忘四。
別的不說，“不準談戀愛”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不單是行動上，且是思想上也要“遠離女生”。我們家的保姆老太太在這上頭和父母配合得也極密切，她告訴我：“看女人要這樣看——離著四五十步，看臉，看身個兒；二三十步看腿；再近就看腳。”這麼著“每況愈下”地看，弄得我一輩子都不能迎視對麵過來的女子。不談是不談，但心裏其實沒有停止過“想”。照了老保姆的話去做，做是做了，偏是我天生目力極佳（驗空軍，我的視力是2.0）。離四五十步，對麵來的“芳容”全都一目了然，妍媸之分心裏仍是十足。
有同學到家裏來，倘是純色男生，家裏就會格外熱情大方，父母會破例放下手中的家務和工作，無拘無束地和他們聊天，家中的好東西都盡數取出來大家說笑享用。假如雜有女生，他們就會“謹慎”起來，說笑歸說笑，眼風不停地打量那女孩，也打量我，觀察會不會有“別的情況”。若是單個的女生來，他們會變得矜持起來，禮貌格外周全，言談格外莊重，熱情沒有。這種“鎮靜”，今天回想，仍覺壓力不小。隻有一次例外，父親的一個老戰友帶著女兒到家來，也是我的同學。他的戰友讓我和女孩“比比個子”。我們真的立正站好，幾乎零距離地對麵相望著，呼吸相通。這對於已經習慣“每況愈下”的我，反而如同針芒在背，“比”出一鼻子汗來。以後，發生了滄桑巨變，“文革”開始，母親病故，家也讓朋友同學們抄了幾次，“翻黑材料”翻了個底朝天。我已和兩個妹妹各自參軍，走遍了千山萬水。我在國防施工第一線，根本沒有女人，更遑論“作風”什麼的。倒是偷著讀了不少的書，社會閱曆多了，知識也豐富起來——我想素質肯定也提高了。因為有事實證明：我寫了一些書和文章。
但這些書遭到幾乎一致的批評：二月河不會寫女人。老實說，書裏的故事也有些男女情事，多是根據“資料”、別人講述、書上寫過了的，加上自己的心裏感受和想象，杜撰而來。因為實際生活中，我和女同學們“沒啥”，後來的情形又不可能“有啥”。因此也隻好“就這”了。
記母親入伍
母親是幾時嫁給父親的？這件事我沒有問過父親，母親也沒說過。現在兩位老人都已謝世，已經無從談起了。但我知道，是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候，伯父犧牲，父親在“無人區”晝伏夜出，在古墓中攢著與日寇周旋的時候，她來到這個家庭的。
她年輕、美麗。當時我的外祖父（我黨地下工作人員）被捕犧牲。大舅舅見日本人掃蕩越演越烈，棒子隊、二鬼子、漢奸每天在鄉間滋擾，擔心母親“出事”，就把母親送到了外婆家。但母親的心思卻一天也不願在家，她隻有一個心念：“出去，找抗日隊伍，找我的丈夫！”她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因為我的伯父、父親都在抗日隊伍裏。爺爺在淪陷區，是“抗屬”，也是日本人和漢奸騷擾淩辱的“重點戶”。她除了在磨房、家裏、地裏勞作，每天都在打聽父親的落腳地，打聽“隊伍在哪裏”。這樣“不安全”，爺爺、奶奶自然擔心焦急，因為與兒子音容隔絕資訊不通，生怕她“跑了”，將來無法向父親交代，無奈之下，又將母親送回了王家莊大舅家。大舅也拿她沒有辦法，見她每天癡癡呆呆，想事情，也害怕她突然出走，就把她鎖在一間空房裏，讓她紡花織布。
但母親是個果決人，她看定了的事是一定要做的。一九四四年農曆五月的一個漆黑的夜裏，她撬開窗戶，終究投向了自由。她是逃出來的，身無分文，一口幹糧也沒有。她先逃到一個老姑那裏。這位老姑是懂一點相麵算命的，在燈下輪指掐算，說：“俺孩，你走是對的，我給你帶點幹糧，我的這枚戒指你帶上——一直往西，不要走回頭路，你就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你就能找到文明小（父親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