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用鍋底灰抹黑了臉，裝成了討飯的，哭別了老姑，毅然上路了。她真的是不走回頭路，一直奔西，在敵占區穿行，一路討飯一路走，夜裏尋破廟藏身，有時索性就走夜路，太行山腹地山高林密、虎嘯狼嚎，都沒有阻止她，甚至有一次她被洪水包圍，她竟然在水中掙紮著蹚了過去……也就是膛洪水過去吧，她被父親的戰友當做敵戰區的“奸細”，她終於走進了抗日隊伍。
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她都是對的。她走後不久，日本人的飛機轟炸王家莊，大舅舅不幸遇難。爺爺把兩個兒子送進抗日隊伍，家中二十四畝地無人養種，請了一個長工，被劃為富農。她如果在家中“堅持”，也難逃“成分”劫運。
這之後，她經曆抗戰，做區婦救會主任，又參加三年解放戰爭，參加剿匪……又經曆了多少生死搏擊，憂患煎熬。待到建國時，她已是縣公安局副局長，是新中國的第一代警察，是一個成熟的職業革命者了。
母親墓道前的沉吟
我的母親是一位性情剛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來的“慈母”、“三春暉”，再文雅點的說“萱堂”、“令慈”這樣的尊仰不怎麼聯係得上。她有時也“手中線”為我補帽子，縫衣褲上掛破了的三角破綻，“繚”被腳趾頂透了的鞋，然而這印象不深，每逢憶及，她常常沒有握針，而是擦槍——堆的槍機零件擺在桌子上，各種顏色油汙了的破布條、棉紗、還有“雞（機）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裏喀喳組合著“對”起來，魔術般地又複原了：一杆閃著暗幽幽烤藍的“雙筆簫”手槍又握在手中——她是與新中國共同誕生的第一代警察，一九四八年是縣公安局的偵查股長。一九四九年已成為陝縣的公安局副局長了。除了打槍，她還騎馬，過黃河進伏牛山，都是騎馬走的。能打槍、騎馬，母親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門盼子燈下走針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兒子。因為我的淘氣調皮永遠長不大；因為我逃學不肯受調教；因為我諸門功課成績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歸竅——拖著拉著……夾著我殺豬樣的尖聲嚎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腳踢。當然，挨打的部位永遠是隻有一處，屁股……打過就忘了，以至於我永遠都以為，打屁股肯定補腦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媽媽。記得第一次挨打，是一個秋天。公安局的院子裏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樹，幾個農民裝束的人在樹上摘梨，手裏提著很長的麻袋，摘下就裝進袋裏。我當時四歲吧？就站在樹下，偶爾有落下的梨就撿起來，飛快送進屋裏塞進抽屜。如此往返，竟撿了多半抽屜磕爛了的梨。半夜時分，母親開會回來，我（其實一直熬著瞌睡在等她）從床上一躍而起拉開了抽屜，說：“媽！我撿的，你吃！”
母親的臉色立刻就變了：“你，怎麼敢，拿人家的梨？！”
“樹上掉的，我撿的……”
“掉了你就敢撿？”
“他們（別的小孩）都撿，我也撿！”
“你還嘴硬！”
……於是便開打。我的絕不認錯似乎更激怒了她，從裏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簷下……狠狠地照著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的……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聲驚動了所有的“公安”，拉著勸著才罷了手。但我現在一閉眼還能看見她的淚花。
許多年過後我才知道，當時那裏還沒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財主的院子。梨，也怕是故意掉落下來的。地處伏牛山腰裏這個小縣城四匝全被土匪包圍，而城裏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著預備蠢動，形勢是異常凶險……以後我還挨過許多次打，總沒有那一次打得冤枉，也沒有記得那樣真切。然而盡管被打，我從來也沒有怕過她，時至今日想起來就不禁莞爾，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當時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訪一下，必能寫出一篇意趣橫生的文章。然而她三十二年前就去了，隻留下這美麗的“假如”。
她逝世時年僅四十五歲，現在還安靜地躺在臥龍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了。幾年前有位記者來訪，問我：“你這樣堅強的毅力，哪裏來的？”我說：“母親給的。”
我的母親沒有上過學，從來翻看她的筆記日記文稿，連我這個“大有學問”的也驚訝不已。母親不但字寫得端秀清麗，那文采也是頗生動煥映的。那全是自學，一點一點啃下來的，寫總結寫報告鍛煉出來的。她死後二十年，我寫書。盛暑天熱饕蚊成陣，我用幹毛巾纏了胳臂（防著汗沾稿紙），兩腿插在冷水桶裏取涼防蚊；作文困倦到極處，用香煙頭炙腕以清醒神經。記者知道了，無不為我的這樣耐苦堅毅震驚，殊不知這兩手是地地道道家教的真傳，毫不走樣學習母親當年工作的風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回家鄉，父親指點我去看母親在家勞作的磨房，石砌的牆上用炭條書的字跡宛然，如“牛”、“馬”、“羊”、“人”、“手”、“口”……父親告訴我：“這是你媽沒有參加工作前練習寫的字。”現在大約已經湮沒迷失了吧？
她的刻苦，她的嚴厲，形成了她的風格，大抵——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義加著一種頑強的執著與認真。從一個拈針走線推磨造炊的農村少婦，到一個能打槍騎馬識文斷字文武來得的職業革命者，經受了幾多磨難？我雖然不怕她，但在浩浩如煙的記憶裏，盡管她的聰明美麗，更多的成分卻是“威嚴不可犯”。幾個年輕警察在說笑，有人說一聲：“馬局長來了！”人立刻變得一臉莊重嚴肅——那時的公安局和監獄同院，串得蚱蜢串兒似的犯人在太陽下曬暖兒，見她過來，會拌動著腿哈腰低頭站起來，聽著她腳步過去才鬆一口氣。一句話，她“厲害”。
確實如此。我知道她是在1944年的五月，一個漆黑的夜晚悄悄離家出走，在虎嘯狼嚎的太行山黑黝黝的岡巒中，穿越老樹古藤林投奔抗日隊伍的。中間還過一條正泛水的大河，從敵占區一氣跑到根據地。爸爸曾笑問媽媽：“你當時怎麼想的，就不害怕？”我當時在場，聽母親說：“心裏害怕就站住想：我沒有做過壞事，老天爺不保佑我保佑誰？”我後來也獨自夜走山路，心裏想：“老子有槍，他媽的不對就給他一家夥！”這一比，我沒有母親勇敢。我有一個勇敢的母親。一九四七年在伏牛山，一頭狼半夜闖進她的住房，她出去開會未歸，隻我獨自在家睡覺。我是被一聲脆裂的槍聲驚醒的，是母親開槍了。她回來見燈熄了，沒再點燈就睡，聽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聲，反手向床下扣動了扳機……狼奪門而出，母子平安。但那次媽媽是哭了，說：“萬一叼走了你，我怎麼向你爸交代？”她的勇敢傳給了我，我沒有她勇敢，但也是個勇敢的人。當後來的苦難降臨，在井下掏煤被電擊，一步一顫背水泥登“死人崖”，從爆炸現場赤腳逃出時；當決意舍棄“士”途從文時，我覺得我所接受的是母親的偉大力量與豐厚賜予。
母親有一種大漠孤煙式的蒼涼雄渾氣質，然而恐怕沒有誰比我更能感知她的細膩溫情的母愛的一麵。有時到後半夜，母親會叫醒我，在耳邊輕聲說：“寶兒，到街上給媽買一張卷餅，或者是火燒夾肉。媽餓壞了，也累壞了……去吧，啊？”我就會順從地揉著惺忪的眼去“跑腿”。偶爾一個節日，她會弄點菠菜豆腐湯，滴幾滴香油，在火爐旁攪著黏糊糊的麵，往翻花沸騰香氣回蕩的湯裏“撥魚”，先一碗一成不變的是我吃。1960年困難時，夥房裏隻要有一點細糧，總是留給我們兄妹的，她說：“我不愛吃白麵。”這裏的母親，我常常覺得和那個舉槍對靶、槍口冒著青煙的她“封不上號”來。犯人脫逃，她勃然大怒，拍桌子嗬斥那些年輕的“叔叔”們。他們垂手聽訓，鼻尖上冒汗，然而隻要稍假辭色，溫言撫恤一下，他們又都會高興得孩子一樣。
幹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著進來，橫著出去”。或者是命終於斯，或者是犯錯誤趕出去，都叫“橫著”。母親沒有犯過錯誤（當然是指一般性質而言），她終究是“橫著”從這崗位（她死時是法院副院長）走向了生命的歸宿。已經去了三十二年了，我記不起她活著時“休息”是什麼樣子。無論什麼時候我醒來，她都在工作，在“寫字”。她犯病也是盛暑從鄉裏趕回，洗臉時暈倒的。半年後病不見起，按規定要扣工資，她說：“這樣歇著還領百分之八十工資，我已經很不安了。”
她去之後，我又經曆了很多風風雨雨，千山萬水輾轉流徙，三十二年。當我鬢發漸白，事業有成時，到“馬翠蘭之墓”前扼腕沉吟，我發覺母親始終都在注目著我，跟隨著我。
我和我的編輯
大約前年，電視劇《雍正王朝》播出期間，有位邊遠省份出版社的編輯老遠而來，興致勃勃對在病榻上的我講：“我們總編來電話，先生的小說文章我們包攬出版。不要您的書號費，一切費用全免。稿酬按規定最高的付給。”我不禁啞然失笑，回說：“多承厚意，實在感謝您和總編，不過您來遲了。”
我的這兩句話都是實話。這位編輯大約出版偏居一隅，資訊不夠靈動，不了解我的書稿正在為幾家出版社所爭奪，根本不存繳納“書號費”之類的“初級問題”，而是用優惠條件也未必能如願的事。然而他是誠心誠意的一臉的真摯，我不能心存刻薄，以得意之心應之，隻能實話實說，我的那個“啞然”，倒其實真的有點“好笑”的意思，他真的是，怎麼說呢？我這裏飽食欲嘔，他還要端盤點心：“上好的白麵做得又肥又甜，請用……”我不能有驕之心對他，也不能對那些爭奪稿子的出版社心存感激。就我的一生而言，沒有什麼值得驕的事。值得我感激的人倒是不少。其中編輯這行當中，顧士鵬、王漢章和周百義三位是的。
在部隊軍旅十年有餘，到地方又在宣傳部門，我的業務工作其實是個業餘記者，也寫過一些通訊報道、消息新聞之類的文章。那自然和現在的文學創作是兩回事。采訪、寫稿、投稿（或者到報社送稿），別的事就沒有了，看好，你就用，不行就拉倒。吃的是工資，跑的是工作，辦的是“公事”。與編輯也就沒有什麼私交。老實說，《康熙大帝》的第一卷是昏天黑地偷著寫出來的，心裏一點數也沒有，既不知自己的作品是否“夠發表水平”，也不知寫出來投給哪個出版社，怎樣一個投法。天下文藝刊物多如牛毛，文藝出版社是林林總總不可勝數，沒有二月河的杯水之交。
就在這時，當時的黃河文藝出版社來人了。社長王漢章還有後來和我多年切磋磨礪的老編輯顧士鵬（筆名顧仞九）先生。他們是道聽途說“南陽有個淩解放，在寫《康熙大帝》”。瞎貓捉死耗子地摸過來，果真地就碰上了。我的“知名度”如此之低驚動得出版社社長和編輯數百裏奔波而來，自然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拿出了《康熙大帝》第一卷的前十章給他們看，犯人聽候判決似的靜等他們裁定。他們看稿子隻用了半天，考核我用了兩天半。怎樣考核呢？那招待所是單間對麵床。他兩位坐一床，我坐一床，他們問，我答。不談家庭、社會，也不談學曆、閱曆，全部是清史上的問題。不單是康熙，清代的十代傳主全都問。不單是《清史稿》，也包括野史，大量的筆記小說，人文觀念，民風民俗，國禮典章，版圖疆域……我看，所有他們能想到的問題盡皆羅掘俱窮詳明追尋。據顧老師事後告訴我：“我們當然要全方位掌握一下你，因為我們對你一無所知……你可以說是‘對答如流’。”就我當時的感受，應對是應對了，多少有點“不為人信”的委屈。不久也就想明白了：你淩解放是誰？憑什麼叫人相信你有能力寫《康熙大帝》？不可以“考證”你一家夥嗎？看稿子，“考核”的結果，王漢章和顧士鵬兩位先生當場便說：“我們給你出書。”是年為一九八四年。
就這樣，我開始了與顧士鵬的合作，《奪宮》、《驚風密雨》、《玉宇呈祥》、《亂起蕭牆》陸續推出。其中第三卷的卷名還是顧先生的動議。待到寫完《雍正》第三卷時，顧先生麵臨退休，他希望在休息前與我再合作一次，考慮到這位品質極好的老編輯的期望，我停了《恨水東逝》的寫作，先寫了《乾隆》第一卷給他，回頭才又寫《雍正·恨水東逝》。這就是雍正乾隆兩書時序顛倒的原因。
大約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寫完尚未出書，第三卷剛剛開始的交替日子，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周百義來了。他比顧士鵬年輕了老大一截，他倆的性格也完全不同。顧士鵬老成、實在、循規蹈矩，甚至有些古板。周百義則靈動聰敏，活潑機變、令人望之可親。兩個人也有一致的，似乎身體都不強，有病在身，再就是二人的執著與誠懇。他大概讀了我的《康熙》書第一卷。在鄭州朋友處打聽到我的居處，夾著個布包，風塵仆仆便趕來，很單薄的樣子進了我的“貧民窟”中。
作為我而言，始終覺得河南社對我有“知遇之恩”，“一飯之恩死也知之”，何況於斯？覺得私與“外社”交往不義氣。但周百義卻隻是笑。他講，作者不是哪個出版社私人的，而是全社會的。希望為他們寫《雍正》，他會全力保障我的權益。沒有哪個出版社能把一個作家包攬了的，也沒有哪個作家是專為某一個出版社寫稿子的……他願意在南陽等我，我寫一章，他拿走一章……他情真如此，我很感動；他很能講，反複比喻，使我明了很多出版知識。但我還是問了河南黃河文藝出版社“此事可不可行”，他們答複說，別的不要考慮，集中一切力量，用盡最好的素材把《康熙大帝》寫好……這時我也聽說有議論，說二月河已“江郎才盡”，這才定下決心把《雍正》交給長江文藝出版社。《雍正》一書出版比《康熙》艱難。原因倒也很簡單。第一，周百義當時是個年輕資淺的編輯，僅有小說的初審，他不能作決策。第二，接到稿子不久，他就調出了出版社。他還在當著這書的責任編輯，但人，已不是出版社的人了。誰都明白這點尷尬或不方便，《雍正》第一卷被擱置了不短的時間。他對我一方是竭力安慰，又不能明白說清原委說別人什麼，又不能多解釋什麼，且又不放稿子……後來知道，他在幕後是怎樣地奔波“力爭”。《雍正》終於是出書了，後來他又回來，當上了長江文藝出版社的社長。他的耐性、腕力、精明勁，都是很有風采的。
就我今日在文壇上的位置，當然有不少出版家給我以青目，我也是感念這友好，這知音，這心境的。我永遠都不小看這份心意，因為別人看重我，我須得加倍地看重別人的情愫。但更為可貴的，是出版家中如上幾位先生朋友，無一麵之睹，杯水香煙之交，為一個陌生初起的作家修橋造路，是為人間真情的橋，社會人文的脊梁。
老喬的話沒人打斷
記不得多少次了，更深人靜萬籟俱寂之時，紛紛擾攘的朋友都已離去，隻留下一盞橘黃色的台燈和我，還有對麵沙發上兀坐的典運。兩人各執一支香煙，細線一樣嫋嫋的淡靄慢慢繚繞融會起來，彌漫了這安謐的靜室……就這樣沉思相對，已經詞窮，欲語還休。然而仍是不願打破這沉默，不願驚動這氣氛。
我曾和他笑，雖然有了幾本書，卻一直找不到“作家”的感覺，始終覺得自己還沒有進入“文界”。他一向呼喚別人名字時是略帶一點結巴的，聽見這話時回答卻十分利落：“解放，那是你自外。朋友們可沒這樣認為——就本質而言，作家就應該是平常人，應該有顆平常心。”這句是句平常話，卻化解了我寂寞寥落的孤獨感。若論起“資格”，典運是南陽最老牌的作家，著作之豐、品質之高、名望之著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高深哲理思維似乎都被一種更為強大的主觀意識掩蓋了，想在他那裏聽到一句“陽春白雪”掉書袋的話真個是聞所未聞。他的魔力也在這裏，化雅入俗的本領加上他一顆本真純善的心，使他自然地生出一種凝聚力黏著力也有排斥力，所有的朋友都離不開他，親他偎依他依托他，可以放肆地說笑，又有一份敬畏感和神秘感。他每次來，朋友們就奔走相告電話傳呼：“老喬來了！住在……”
但是老喬不會再來了。西峽的天穹仍覆蓋著他，青山綠水環繞著他，一掬黃土無情地掩埋了他。留下一個懵懂的二月河中夜推枕而起繞室彷徨：這……這樣一個人他不再說話了？這就是說，我隻能抱著你的書，再去追覓你的音容笑貌，再去體味你的智慧和雋永，再去找尋你的“黑色幽默”？這畢竟太殘酷、太難以令人置信了。
他的逝去對我來說，與其說是悲痛，毋寧說是一種無望的失落。我曾經告訴他有一天要倒在沙堆裏，但現在已經覺得累了，從骨頭裏累到心裏，我力量不夠了……需要綠、需要雨、需要荒灘上的朋友。他聽了臉上似悲似喜，久久才說，孤獨是很令人恐怖的，你在追逐著一種“不可能”，在攀登一座沒有頂峰的山脈，如果我能對你有所幫助那就好了……我期望著他的幫助能夠持久到永恒。然而造化無情，遽爾之間盡化夢幻，相期相約竟成終天之悲！心痛無聲之時我寫下了這副挽聯：燃一瓣寂寞香，此君著作猶存，風流墓道撫草樹；酹三杯無奈酒，斯哲騎箕化去，星隕崗巒托柏鬆。
我覺得他才堪是一位獻身犧牲者，他的獻身與別個不同之處在於，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是在獻身；他的殉道精神沒有悲壯激切，也沒有慷慨赴義的凜然，所有理性的東西在他身上表現出的隻是自然和質樸，他把所有的高亢激昂都消融在自己的人格和事業之中——像撲燈蛾追求光明，成了一種類似本能的東西。惟其如此，我有時覺得他一半是曆經磨難修煉得來，一半是天賦他的內蘊。
作家坐到一起其實是不多談創作的，什麼意識流、創作意圖、主題觀念等等，基本不談。常常是海闊天空，說時事夾新聞，議論加著調侃，時而歎息扼腕瞠目，時而妙語紛呈嘩然歡笑。冷不丁的，老喬幽他一默：“喬官極好，發財極好，桃花運極好——然而統統沒有的！”逗得這撥子學生一個個絕倒。你弄不清這個老喬，在一群人中他似乎永遠都是中心人物，但在中心你又找不到他。像融化在水裏，一點一滴：老喬在裏邊。記得一次去看他，進他房間坐他身邊，我問大家：“喬老爺呢？怎麼沒見他？”結果自是一陣哄堂大笑。記得他把一本新書遞給我，我一看書名就笑了：“你怎麼還會流出《美人淚》來？”他也笑，說：“這是市場啊。市場需要淚，出版家就流出來了。”
但按照我的習慣思維，《美人淚》這個名字一點商品化也是沒有的。西峽是古商之旅之地，張儀相楚所謂六百裏封地，西峽即在其中，和屈子放逐很有點關係，《九歌》之中美人墓香草寂寞在在處處皆是。“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諸種人事情景，幻化或白描，或幽緒或幻情，在老喬的著作中都浸潤骨髓。所以我告訴他：“你就是個山鬼。”
是的，他是山鬼。他一生都在一往情深地為他的心上的晨民——為全中國的晨民——在唱歌，“被薛荔兮帶女蘿”，在煉獄之火中融化自己的血和淚，手揮五弦目送秋鴻而心為人民生，仿佛被誰施了魔法永不能休歇地舞蹈，暗啞了喉嚨沒有停止、利刃淩遲也沒有停止。
他說這叫“別無選擇”。
馬興煥素描幾則
馬興煥的故事
和他一處戰友多年，每見一麵歡笑多，故事多，噱頭也多。在單調枯燥的歲月裏，他給了我們許多的快樂；沉悶無聊中給人開心那也是夜明之珠。風流雲散多年之後忽然得到他消息，說是當了什麼什麼的老，還是當地“傻人俱樂部主任”，凡幹過一件理事會（一票否決）共認傻事者始得加入資格——可見江山易改，秉性依然如舊。
初識馬興煥時，我還是一個新兵。大部隊就駐守在東北一個小縣城，連隊分隊之間卻分散在大淩河畔的山裏。當時，我剛剛調入團宣傳股幫助工作，說白了就是“抽上來”作宣傳幹事的事，不轉關係也不享受幹部待遇。“兵”裏頭能這樣，也算“出人頭地”了。那日，深秋時分吧，團裏組織司、政、後人員下去集體突擊施工。當時別說營連幹部，就是團長政委坐的也不過就是現在窮村委主任的那一號帆布吉普。瞎參謀、爛幹事、糊塗助理員——就是我們這一角，都擠在一輛“解放牌”運貨車上。
汽車哼哼地在向山坡上爬，車上人都是一群的，地位職務也差不多，自然也就沒什麼形跡相隔，副參謀長開始還興頭，出營房時領唱了兩回語錄歌。唱到縣郊沒人處都沒了勁，開始說笑磕牙。王助理說：“團服務社進了一批國光蘋果，團首長每人一簍，還有萬把斤，趕緊去買。”胡幹事說：“四連殺了頭豬，大會餐大會戰，蒸的加肉饅頭這麼大個——足有電話機那麼大！嘖嘖……連長電話裏說得我流哈拉子，可惜咱們分到了六連。王幹事，六連今兒什麼午飯？”“也還不錯，豬肉炒白菜！”那個姓王的幹部唏溜著嘴笑說：“不過，咱們去還要吃點小灶，昨天他們連套住一頭麅子。喂！黃副參謀長，你跟他連長說說，今兒招待了我們拉倒。”黃副參謀長被風吹得縮著脖子，咧著嘴笑，說：“這還用你說？昨個我就知道了！他們連是指導員當家，得給小白說——他是我帶出來的兵，好說。”方參謀長在旁苦著臉笑說：“這會兒沒上工夫想吃的。今晚我老婆來隊，七點鍾的車，得接人，得收拾房子，東邊家棚子那個髒，跟他媽豬圈差不多！也不知道前頭人怎麼住的！這一去六連會戰，還不知道幾點鍾回去呢。”黃副參謀長又說：“你怎麼不早說？待會兒打個花呼哨你就回去。”方參謀長說：“本來想說的，我怕政委那張臉。動員會上又是不準請假又是嚴守紀律，代表黨委決心奪取會戰勝利。這麼嚴肅的事兒，我就有屁也得夾著！”黃副參謀長說：“你分到我這兒我當家。”眾說笑著，王助理忽然驚乍著說：“馬興煥呢？日頭打西頭出來了！上車時候我還見他來著，怎麼不聽他說話？”
“我在這兒呢……”一個人在人縫中有氣無力地說了一聲。我這才注意到，那個叫馬興煥的人就在我身邊，瘦得伶伶仃仃的，裏著一件破工作棉衣，臉上青黃不定，皺著眉頭嘬著嘴縮蹲在車幫邊兒。我一到機關就聽宣傳股同事說起他，是全國有名的活寶，他自己就故事一大堆，肚皮裏的笑話故事也一大堆。雖然早聞其名，但我一來就下連采訪，回來機關他又下去，一直沒有見過麵，卻再沒想到他是這般形容兒。正想著，黃副參謀長笑說：“你小子怎麼了，有病？我也說這車上少點什麼，原來缺了個九段說手！”
“八段八段……”馬興煥似乎有點瘟瘟腦的，捂著肚子站起身來，依舊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兒，“不過，這會兒顧不上擺。上車前總部來個電話，接的時間長，沒顧著解手……這會和肚裏他媽龍虎鬥呢……參謀長……有紙沒有？給點吧……”
黃副參謀長就在身邊，笑著摸身上說：“幸虧幸虧，帶著六連的大批判總結呢！”說著把一卷子紙遞過去說：“你看這地方，滿地都是農民，還有女人，你再堅持一下，前頭這個村子裏有個小學，有廁所……”
前頭不遠村子裏果然有所小學。這是北方農村極常見的那一號學校，院牆低得一個跨越式跳高就過去了，八九間房子外一個籃球架子一片土場，靠院牆就是廁所，站在高高的汽車上，校園全景、廁所裏外、蹲坑便池全都一目了然，卻是學校正上課，鴉沒雀靜的隻聽小學生課堂中齊讀聲。
那馬興煥速度極快，翻身下車飛也似躥進校園，不辨門路直奔廁所而人，跨上蹲坑解褲帶蹲下就拉，屎尿齊流還夾了屁聲，車上人都笑，看他進了女廁所更是一車前仰後合。
開始還沒什麼，孰料老馬解手將了，學校一陣急促的電鈴聲，下課了！眾人目瞪口呆間，一群小學生從教室裏蜂擁而出，唧唧喳喳叫著喊著跳著笑著，男女生分撥向廁所奔去。馬興煥猶自在整理手紙，幾個小女孩已經進了廁所。為頭的女孩眼尖，一伸臂攔住同學，尖嗓叫喊：“慢著！裏頭有個解放軍叔叔！”
馬興煥這時才意識到進錯了廁所，頓時手忙腳亂，胡亂揩了，提起褲子就跑。忙中把筆記掉在地上。那個排頭的小女孩紮著小辮，抓起筆記本就追。邊跑邊喊：“解放軍叔叔……你的筆記本……你的筆記本……”
……汽車哼了一聲又開動了。車上人搖晃著身子和馬興煥說笑。馬興煥驚魂稍定也就恢複了常態，無所謂的笑話：“我這算什麼事？前日晚我在東院廁所，王助理帶著弟妹一道進去拜望我——你們問他有沒有的？”
一車人都笑了，東院是機關後勤，沒有女廁所，王助理愛人臨時來隊，夜裏入廁丈夫自然要陪著。他卻說人家兩口子去“拜望”他。
癌症
“馬興煥得了癌症！”
消息不脛而走，半日光景，機關裏已經人盡皆知。我剛從辦事處總部送文件回來，在辦事處大院還見他和唐主任“打鐵”，涎皮笑臉向後勤部裏要木材，且看中了辦事處大院剛鋸倒了的十幾個大樹蔸。主任問他要樹蔸做什麼，他說：“上半截做菜墩，這玩意剁肉不掉渣兒，下半截劈了燒柴……嘻嘻……主任，下頭當兵的可憐，您手指縫裏漏一點，我那裏庫房就滿了，日子就好過些……”當時不在意，回來方參謀一說，竟嚇得一跳：“怎麼會呢！大前天我們還在一處打撲克！”方參謀說：“不信你問汪秘書，辦事處那邊打來電話，說叫給他送衣服，要他住院呢！”
汪秘書叫汪聲高，機關辦迎春晚會製燈謎，馬興煥出的謎是“聽見大狗叫生人——打一機關幹部名”，謎底就是他的尊諱了……卻是個老實巴交的忠厚人。我去問才知道，馬興煥竟真的得了癌症！是結腸癌！原本他去要木材，說去去就來的，偏辦事處管著的四三二一醫院要給首長檢查身體，恰好他也在主任那裏，說：“順便咱也享受享受首長待遇。”就跟著去了。結果檢查明白，首長們都沒事，唯獨我們馬助理被醫生留下來。對他本人說“還要再全麵檢查一次”，對我們單位說：“懷疑是結腸癌。要留院檢查，要辦手續，送衣服去。”
這麼著戰友都十分黯然。他出差幾天，全機關的人便覺得缺了一大塊什麼，何況如此？想想看吧，成年攢在山裏炸石頭，電影是《地雷戰》、《地道戰》、《打擊侵略者》，再不然就是《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還有八個樣板戲，來回翻，八輩子來一回慰問團，看的仍是樣板戲。沒有書讀，沒有聽說過電視。除了平日打坑道，允許的娛樂就是打撲克、下棋，且是隻許星期天來。本來日子過得就淡出鳥來，上帝還要奪走我們的馬助理！這於他而言自是極為殘酷，於我們而言也太不公道了罷？
天天都有他的消息：
“馬興煥轉院了，到二六八醫院了！”
“馬興煥送北京檢查，確認腸癌，不是結腸癌——晚期！”
“他自己知不知道？”
“馬助理能得連蠍子都蜇不著，還不知道？看看陣勢他就明白了！”
“四三二一醫院的護士跟他說了，嘿！真他媽不懂事小丫頭片子一個！”
“別怨護士，馬興煥那兩片嘴，什麼消息探問不出來？”
說著、議著相與歎息著，一天天無聊打發沒有馬興煥的日子。過一段日子傳聞說他轉院了，又一段日子說他老婆已經和別人談戀愛，又說他去了上海，病情沒有再議，大約是不中用了。這種病誰都知道，沒法子的事……
都想是沒指望了。不料時隔四個月，快過“十一”，馬興煥仿佛從天而降，回到了部隊。我當時在炊事班幫廚，外頭飯堂裏班長一聲招呼：“馬助理！你回來了！”“閻王不收我，我不回來哪去？”馬興煥仍是一副擠眉弄眼的模樣，滿麵紅光，身板比過去還要直了些，笑眯眯和大家一一握手：“老馬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老王，你這老班長，又要吃你的高粱米發糕了！老規矩，哎——雞屁股的，我的米西米西！”老王班長嗬嗬直笑：“還有豬蹄子，都是你的！你活得這麼結實，我這裏有的是搡狗肚子的！”眾人有說有笑，我也笑，心中卻暗自詫異：他還一去幾個月治癌症，不但癌症沒能要他命，似乎原來的胃痛肚子痛毛病也沒了，真怪！忍不住在旁說：“老馬，我還以為你這一去嗝兒屁朝天了，你倒愈精神了，是誤診了吧？”“單是北京一三〇一醫院，查了四次，上海二醫大是三次。”馬興煥給大家分口香糖，自己也嚼了一塊，若無其事地在板凳上蹺足而坐，侃侃而言：“結論是直腸癌三期，食道裂孔癌。幾個醫院用了最現代化的——名字說給你也不懂——都他媽一樣！”
我小心地接著他的話問：“那你現在呢？”“好了。”他嚅動著嘴說，“對了蕭林，我從總後回來，《後勤通訊》姚再新，叫你寫一篇連隊用辦證法作思想工作的報道，或短評也行，這個月送去——你可別忘了，上回打撲克輸了，你還欠我一篇大批判稿兒哩！”
“忘不了你的，雞窩裏找蛋，別說一篇，十篇也現成！”我說。又追著問：“哪個醫院治好的，這麼利索的——看去真不像病號！”
“不像吧！”馬興煥一拍大腿，得意洋洋地說，“不但不像，現在已經沒了病灶！別說你奇怪，一三〇一幾個教授都直犯迷糊……”“他們犯什麼迷糊？病是他們治好的嘛！”“不——是！”馬興煥拖長了聲音，賣關子地說：“是馬大夫治好了馬興煥，這不好好回了咱們這窩裏！”
幾個炊事員聽得直眨巴眼睛，攛掇著說：“馬助理，跟咱們吹吹，咋的回事？”
“癌症是沒問題的，治好了也是沒有問題的。”馬興煥變得有點深沉的樣子，慢慢道出了原委，首長們檢查身體，當時我在部隊辦公室，和林部長說得投機，部長一高興說：‘早知四八五有個馬助理，今日一見名不虛傳——走，一道去檢查身體。’我也想占個便宜回來吹牛，高高興興搭部長的紅旗就去了。
檢查結束，醫院通知我留下，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你們知道，前頭青年股徐股長就是這麼出情況的——還是我去二六八醫院幫辦手續什麼的。醫生們這一套——隱瞞病人——都他媽玩爛了！
找了幾個熟人問，都是編好了的圈，說：‘你瞅瞅你瘦的，糖尿病四期還有胃潰瘍——不住院不要命了？’誆我，他媽的哄我！
我尋了個小護士，一問是小老鄉，她也騙我。我哭著詐她說：‘我的病王院長已經透了實信，是癌症三期，你也甭騙我。我也不是問你這個的。我找你是因為你是咱山東人，講義氣，實話跟你說，我死，你嫂子守不住，這就苦了兩個兒子。咱們好歹是幫邊子戰友，和尚不親帽兒親，你探家回去，悄悄叫我弟弟來一趟，有些事我跟小三交代一下，得留住我的根子。就這，我在地下也感你的恩……’
我哭她也哭，就說了實話：‘你放心，這事我準給你辦到……你也甭盡往窄處想，二內李主任說還不能最後確診，直腸癌能動手術……先檢查確診先治病比什麼都要緊。’
就這著，我就知道了內情。以後到北京、上海大醫院，我都明明白白，大夫們神神秘秘，我說：‘是直腸癌，請診斷！’
事情似乎就這樣有了結論。醫生們說：‘先保守治療，身體強壯一點再動手術、化療，五年生存率還是有希望的。’
“我想的是又一回事：老子來世上走一遭也不容易，多少好東西先頭看著好，舍不得買。又沒個兒，白白死了便宜別人——。”
我忍不住在旁問：“你不是對護士說有兩個兒嗎？”
“那是騙她的。”馬興煥接著又說，我還存兩千塊錢，留給誰？再說這輩子淨攢山，居然沒有享福，這就得了，一是高興，二是轉悠，三是吃吃玩玩——這主意不賴。
從上海轉院我就沒再回北京。帶了一包子藥也沒咋吃。先去南京，再去武漢，又奔廣州，走路住宿能報銷，津貼再加我的兩千塊，碰見什麼新鮮物就吃。什麼燒雞、鹵牛肉、驢肉、狗肉、螃蟹、香腸……隻要不要票，隻要買得起，就吃！吃美了招待所倒頭大睡。轉著地方連吃帶玩。
“吃了三個多月，眼見兩千塊快吃完，病也不見個動靜。我心裏奇怪：‘這他媽咋搞的，怎麼還不死呢？再不犯病沒錢吃東西了！’看看再堅持下去不是事，又隻好回了總後醫院。作怪的是醫生一檢查：腫瘤消失！”
這時我們都聽愣了，馬興煥咂著嘴，似乎在品嚐那滋味：“還是那些機器，又檢查了三遍，前後照的片子對著，又看又研究，先頭我是癌症馬興煥，現在是好人馬興煥！”我問：“醫生怎麼說的？”馬興煥說：“他們沒說的，隻是奇怪。問吃什麼藥，我沒吃藥。他們又叫我提供食譜，我他媽這會子瞧見冰糖葫蘆，隻吃了，等會兒又吃炸魚、買巧克力、喝啤酒看見什麼想什麼，想吃什麼吃什麼，誰還記？有屁的個食譜！”
一番話說得人人喜笑顏開。過後看，他真的是痊愈了，二十年後，前幾天還通了電話，仍舊嘻天哈地。
有一天晚上他道出秘訣：“蕭林，我告訴你。也可能你已經得過癌症又已經好了，但你一直都不知道。知道了就完了。癌症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嚇死的，隻有百分之十，一半是真病死的，一半挺著活過來了。”
也許吧，他可能說的是真相。
參觀軍博館
不久，我得到一個機會，和馬興煥一道出差。他帶了五個戰士進京拉器材。我是帶了一篇稿子要送到總部，順搭他的汽車。和他一道走路你用不著擔心寂寞，他似乎也不太介意我們都是戰士，他是幹部，一路在汽車上不是打撲克下棋，就是說笑話，一個接一個沒個完，葷的素的都有，吃飯打尖都由他出麵聯係——都在沿途部隊吃，也不知怎的到處都有他的朋友熟人，吃飽抹嘴走路還要捎上牛肉、花生、酒之類的車上打牙祭，整整兩天，又吃又住沒花一分錢。高興得我們直想衝他喊萬歲。臨近到北京，幾個戰士提出：“馬助理，能不能帶咱們進軍事博物館開開眼？”
“成！”馬興煥想都沒想，說，“事辦完，先不裝貨，我帶你們去。”但我是去過軍博的，知道進出手續嚴格，在旁說：“咱們好幾個人呢！有不有政治部的證明？我們向部裏請求一下，叫他們出個證，就好進了。”馬興煥說：“這又不是進國防導彈基地，博物館就叫人看的，咱們又是軍人，哪來那麼多規矩！”
……到京第二天，我已送完稿子，如約來到天安門。遠遠見他們六個已在樹下等我。看看軍博館門口，兩個軍姿筆挺的戰士戴著紅箍站崗，進館的都是列隊齊整，持介紹信魚貫而入，斷然難以混進去。馬興煥見我來，便開始布置：“你們就在這樹下，我和這兩個（站崗的）交涉，瞧著我招手，你們就過去，是兩個新兵蛋子，好對付。”說完抽身就走。
那邊順風，話也能聽見，我們眼巴巴地瞧著，他如何動作。見他昂首挺胸旁若無人走近，正替他捏把汗，隻見兩個新兵一齊立正“啪”地一個軍禮。一個說：“首長，請出示證件。”馬興煥微笑著從兜裏掏摸了一陣，揚著手說：“這是我的軍人通行證——同誌，我曉得這裏規矩，單拿這個不中的，想請兩位通融一下。”
“對不起，首長，要有軍以上證明，這是製度。”
“小同誌，今年才入伍的吧？”馬興煥仿佛全身都是笑，一欠身說，“當兵到北京來，又能到這值勤，不容易呀，福氣喲！別看我長三年入伍，還是頭一回來北京，這天安門，這人民大會堂，這景致，隻在電影裏見到過！我要是有福氣在這裏站一班哨，睡夢裏也笑開花！”
兩個戰士聽他說，隻是微笑，左邊的一個問他：“首長，部隊在哪個軍區？”
“哪個軍區也不是，咱們是總後下屬部隊。”馬興煥愈發放鬆，索性叼上了煙，向兩個戰士讓一讓，見他們連著擺手，又裝了兜裏，說：“施工部隊攢山，苦啊！鐵絲網圈起來一年三百六十天，打坑道搬石頭，修軍事基地！那地方都是山，抬頭一線天，滿天懸崖峭壁，一步踩不到石頭你是活神仙！沒有商店，沒有馬路，沒有老百姓，一色兒清，見麵都是大頭兵！”
站崗的戰士似乎對他有了好感，一個說：“你真是頭一回進京？”“當然！這還騙你？”馬興煥吞雲吐霧，又歎息一聲，“不瞞你說，要不是導彈基地急需一批器材，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見過世麵！我們是一天一塊二的夥食，你們是四毛五的吧？一月五十斤糧食。你想想看，是多重體力勞動？”
“噢，導彈基地！”兩個戰士不禁對他肅然起敬。他們整日在天安門，對軍隊的導彈基地自然有一種神秘感。我們在樹這邊聽得清楚，都抿著嘴笑，卻見兩個戰士說了句什麼，馬興煥一個敬禮說：“兩位同誌真好，準能提幹！我們代表山裏的戰友向你們致敬！”說著向我們招手喊：“喂！過來！謝謝兩位同誌批準我們進去。”
我們莊重地跟著馬興煥進去。兩個“崗位”站在門旁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他們必定以為馬興煥一人進館的，看他還帶了這麼一幫，愣了。
軍博館裏參觀是很規矩的，觀眾有軍隊上的也有地方上的，大家都列隊一小方塊一小方塊滾動著，聽講解員講說。隻有我們這一撮像遊擊隊，自由自在這裏聽聽那裏看看，引來別處不少好奇的目光。待到參觀坦克，又出了新戲，那裏是一輛蘇製坦克，當時中蘇珍寶島戰事風雲剛過去，這是烏蘇裏江拖回來的戰利品，四周用鐵鏈子和活動鐵柱擋起來，觀眾都站在圈子外麵看，圈裏有一個講解員手執長鞭指點著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解放軍戰士就是用方才我們見到的那些普通裝備，戰勝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事實充分證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號稱無敵強大的蘇修烏龜殼，被我解放軍擊毀在江中再也一動不能動！”
她講得琅琅鏗鏘，可是忽然發現人們神色有異，目光不在她身上，詫異地回頭一看，一個解放軍幹部不言聲地跨進了鐵欄，正大大方方走近坦克，我們一看是馬助理，頓時都傻了。
馬興煥卻一臉莊重肅穆，站在坦克旁邊若有所思地端詳一陣，眾目睽睽中爬上了坦克塔，揭起上頭蓋子竟跳了進去！
外頭的人連講解員和觀眾都目瞪口呆，麵麵相覷看他所為，我們都把心吊在嗓子眼：馬助理把事招大了！少時，又見他從坦克裏冒了出來，動作十分麻利地下了坦克，對講解員說：“對不起，打擾你工作。打蘇修時我沒注意坦克，特意來看看……”
老天爺！這竟是他打的坦克！是珍寶島來的戰鬥英雄！人們“忽啦”一下就把他包圍了，請他講戰鬥故事的、請合影留念的、請簽字的頓時亂成一團。我卻覺得一下子頭漲得老大……馬興煥擠得一頭大汗出來，連聲不住說：“沒什麼好說的……對不起，我還要開會……再見！”回頭對我們說：“走，我們歸隊。”
圍棋香火盛
一個九段棋手，倘站在大街旁的樹下觀看初學者圍棋遊戲，他會是什麼感覺？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是“在段”的專業棋士。但據我已看到的資料，有的白國手黑國手，會蹲下來和小孩子在枰上調侃“擺招兒”。或許他會含著微笑聽周圍的看客評論盤上形勢是非。或者會目注棋盤陷入沉思——他當然不是在考量這盤棋，是回憶起了當年他自己的經曆吧？
琴、棋、書、畫都是我們國學中的風雅事。但是，這裏頭有非常細微的人文心理區分，就是圍棋本身具有的人民性、大眾化和它的普及性，是別個學術藝術中不能類比的。誰都可以來一下。棋藝的高低不必掛懷。絕頂的國手和國際手，與平民共享圍棋之樂，和諧而自然地相處——謂予不信？若有人在你麵前亂彈琴，他水平不高，撥弄幾下就會聽得你心煩意亂；他的字畫看不得，偏要寫，偏要送你，你不好意思力拒，會滿腹假笑連聲道謝“珍重”收下，然後帶回去，然後……在衛生間處理掉它……就是我吧，我在文學界是幾段？我同樣不知道，有些個文學愛好者，帶上他的稿子“請二老師指教”，甚至興高采烈地朗誦他的“詩”。我當然要忍耐。心裏是個“掩耳而逃”的想法，卻裝出很欣然的樣子“聆聽”，這份難受不足與外人傳……我讀蒲鬆齡的《聊齋》中有《司文郎》一篇，把這種痛苦形容得淋漓盡致，令人捧腹。
圍棋界有沒有這樣的心態？我想也是有的，高端棋手之間名韁利索所羈，那自然也是不能免俗。然而民眾與專業棋手，總的來說是和諧同樂的那樣一個境界。你若走進大觀園，可以看到丫頭們、小姐們在那裏“趕圍棋耍子”。賈府的四個小姐，元、迎、探、惜，她們的貼身丫頭分別叫“抱琴”、“司棋”、“侍書”、“入畫”，隻有司棋一人有大段的情節，悲惻纏綿的藝術表述，其中有沒有曹公社會理念的應合？這是不好說的一件事。怎麼的？其餘三位就沒有一個……介入她們的情感生活？獨獨就凸顯了一個“司棋”！
我從一九五八年學會圍棋，到今年垂垂五十年矣。確實無疑的，一直是臭不可聞的屎棋。那原因絕非我“不勤奮”。我至今每天還要上網，和屎棋們殺上兩盤。我有老師，是我的爸爸淩爾文，他是搞政工一生，一生也是屎棋。從我的經曆看，過去有說法“圍棋非四十年不能成器”是個誤區，應該改成“圍棋非高手指點不能成器”，“圍棋二十歲前不能成器就完了”。由我倡導，我去部隊當兵時也教了幾個徒弟，很遺憾，他們也都成了終生酷愛圍棋的“屎棋群”。
屎棋有屎棋的快樂，一樣的樂不可支。我的棋友們下棋，一律的“見小忘大”，一律的“圖近疏遠”，一律的沒有大局觀，同樣的粗疏，同樣的貪吃，同樣的顧首不顧尾，大家一律都是臭棋。也許有段的棋手們站在旁邊會一個莞爾，或一個忍俊不禁。但那有什麼幹係呢？如果在網上，已經臨敗之際，突然發現對手破綻，一按鼠標，“轟”的一聲絕響，提掉對方一大片子兒；或者偷襲成功，突破防線安全殺入敵陣，享受“所向披靡”那種英雄快意；或玩弄個小詭計小花樣捏造出個金雞獨立之類的玩意——我的一個朋友，他專門在盤上製造“倒提”，千方百計玩這樣把戲。你隻消識破，他永遠也不會成功。但他敗而不餒，下一盤棋仍樂此不疲，一旦不小心被他吃掉棋一片，他會高興得嗬嗬大笑……我經常有這樣的事，在網上眼見敗局已定，瞧定對手一個疏忽，殺吃他一條大龍，真的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不可支。尤其對手一遍又一遍地反複懇求“悔棋”，我則一遍又一遍地用鼠標點按“NO”，心裏的滋潤就別提了。隻是這樣的對局，當對手要求“再來一盤”，你絕不可答應，否則會敗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孔子講“殷有三仁”，箕子、微子、比幹。三仁者不同道，仁而已也，何必同？圍棋也一樣，高段起手贏半目，高興啊！中級的殺條大龍，高興啊！還有屎棋們，“倒提”你一塊，高興啊！同是高興，不在乎檔次之高下，身份之雲泥。殺屎棋之快樂在《儒林外史》中有出色的藝術表述，高手是“將遇良材”，屎棋與屎棋何嚐不是“棋逢對手”？
我寫小說有些名氣後，有不少青年作家也出了他們的得意之作，有人讓我評論“文學多元化”的現象，我說了這樣的話，“允許大狗叫，同樣允許小狗叫，各種狗都叫，看誰叫的妙。”鄭州王冠軍八段請我寫字，我寫了“棋道即天道，人間第一趣”，就是這個意味。棋，屬於“人間”，無論廟堂無論地攤，共享真趣。
棋道，樂乎哉？樂也！
弈事瑣記（上）
照習慣說我不該用這個題目。應該說個“下棋的事”才對。“弈事”這樣的詞通常說的是“弈林”那些高手們的事似乎更貼切些。這也就是吾國人言語使用微妙的區分。皇帝叫“更衣”，平民則叫“拉屎撒尿”。皇帝叫“進膳”，常人叫“吃飯”；文人叫“溺”，常人叫“撒尿”，一回事。
前不久我在中國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書，名叫《密雲不雨》，回憶我兒時的家。其中說了許多話，不過沒說下棋的事。但我父親確實就是我學會圍棋的啟蒙老師。
1958年，我十三歲，上初中。這年父親教我兩樣東西：騎自行車和下圍棋。對騎自行車他有個基本要求。一是學會慢騎，二是學會拐彎。慢到一秒鍾隻走一尺，拐彎要在三十平米的地上扭出“8”字形。這樣就不會撞到人或者自己摔下來。下圍棋他沒有什麼要求。父親隻是說：“這東西太迷人（引人入勝），別耽誤了功課。”騎自行車沒什麼難的。十幾分鍾就學會了。我騎到五十歲，沒撞到人，也沒摔著。車技上乘。但和雜技演員一比，完了。後來安步當車，不騎了。
下棋的事就複雜了。我家的棋事“膨脹起來”，在南陽市成了一時之風。父親教會了我，又教會我的大妹二妹學棋。一家四口星期六星期日其樂融融，吵鬧在棋枰旁。不知怎的就傳出去了。說“淩爾文（我父名）家是個圍棋家庭”。這就驚動了市體委。當時的南陽市是個小市，縣級市。沒幾個人會下圍棋。一個“老革命”帶子女下圍棋，自然引起了他們注意。於是開始組織活動，召集“棋人”聚集手談，大會小會張揚表彰。居然也就成了“圍棋名家（庭）”。由我們家到南陽軍分區大院子女，再擴軍到社會。以家為據點經常串連“戰鬥”，市棋協則帷幄指揮，小南陽市的圍棋事業成了小氣候。
我小，妹妹們更小。經常的是兩個人下，兩個人在旁觀戰。我們都不是什麼“君子”，也不是“大人物”。不講究“觀棋不語”。為悔棋的事經常鬧得不可開交，大妹是最為認真的一個。輸了棋會滿眼是淚，抽泣著嗚咽著繼續投子，淚水滴在棋盤上。冷不丁的旁觀支招或對或錯必出事端，嘩然吵叫起來。什麼父子之情，父女兄妹姐妹溫情脈脈的麵紗“刷”的就撕去了。大妹氣得嚎啕大哭，二妹則推枰拂袖而去。我是擰著脖子盯視多嘴的旁觀者。父親倒是不惱，忍氣吞聲賠笑：“別氣了，爸爸錯了。再來一盤，啊！”
如果就這個形勢發展，很可能我家要出大棋手的。因為大妹已“下出來了”。1963年省裏在開封辦圍棋培訓班。選了我的大妹淩建華到“省棋培訓班”。因她年紀尚小，不能自理。當時是暑假時間，十八歲的我也就充作家長去了。這是我人生很興奮的事。第一沒有家長，我是家長。第二夥食好，吃住有人管，坐車不用自己操心。第三，可以到開封見見世麵，學學棋。我一生沒有圍棋事業，隻有“圍棋玩樂”。開眼的圍棋事兒也就這麼一次。大妹聽課我也聽課，練習，複盤，講解“大”、“小”、“粗”、“細”都是在家想也沒想過的事。通過這事，我們也結交了一些棋界朋友。這是意外收獲。我由此得出終生結論：無論什麼會議，聆聽領導講話永遠是即興的。開會交朋友才是永遠的，實惠的。從這次培訓過後我才明白過去讀到“圍棋非四十年不能成器”的說法，根本就是混賬話。知道什麼叫“新手”，什麼叫神童，也懂得了許多新鮮的圍棋知識。後來我搜到了一些圍棋書讀，也打棋譜。到我寫康、乾、雍小說時，不少處用了文學手段來表達它們。1963年我十八歲，下棋是沒指望了。但大妹還行，我看她資質和我也差不多，但她認真、執著，要棋不要命。這些個人成功的基本要素她都有。而後她又參加了幾次培訓班。回來就不一樣了：不悔棋。對手悔她不悔。這一樣挺好。第二，下棋慢，半晌走一步，這叫人怎麼耐得？我惱了，有時就訓她：“走，走啊！你走子兒啊！出去什麼也沒學會。學了個慢，回來折磨人。”真正的事實是：原先我比她略強，現在不是她的對手了。她會“手筋”，下不過她。建華的棋在家凸顯出來，在市裏也凸顯出來了。後來在中南六省比賽中她還拿了名次，登在《圍棋》雜誌上——這是我家人名字第一次以鉛字公布於世。父母家人俱各歡喜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