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1966年“文革”來了。國家圍棋事業，連同建華的圍棋事業包括我兄妹的一切事業雄心，一股腦兒“戛然”中止了，或“終止”了。惜乎哉。
弈事瑣記（下）
我們家即將升起的“圍棋月亮”隨著這個“史無前例”的爆發殞落了。1968年是這樣的年頭，“文革”已經兩年，深入“鬥批改”，上山下山的學生們準備著接受農民再教育——這種事在全世界倒是有前例的，在中國確是第一次。別說圍棋事業，一切文學藝術和人類正常思想的體現形式，都隨著這一聲“戛然”淪陷湮沒，一切異端都變成了“正道”！我們兄妹四人，淩解放、淩建華、淩衛平、淩玉平各人的命運是怎樣分配？
我的感覺是：有點像《封神演義》裏的紅沙陣上，我們父親庇佑著我們一家過陣，被陣中的法力吸下去兩個，而我和二妹躲過了這一劫——參軍走了。
小妹玉平本來就寄養在洛陽農村，戶口也在農村，她沒有變化。真正跌落下去的是建華。她年輕，熱情待人，沒有心機，善良單純，性格開朗。她不懂“下鄉”的真正涵義，還真的以為去那裏“大有可為”。人家的“興高采烈積極踴躍”都是裝的，她卻是一片誠意響應號召，毅然地“走了”。
但建華也是第一個真正懂得這事意義的人，她很快明白了這事對她人生顛覆性的影響。她是最先去農村，而到最後才被勉強“撈回來”的下鄉知青。除了一身牛皮癬和一種對農村驚悸的回憶，沒有帶回任何東西，而她原有的東西，在那裏丟失得幹幹淨淨，她的圍棋事業也完了。
完了是完了，但圍棋的爝火仍在我家燃燒。建華的棋還在下，她下不出棋來了，隻能是業餘初段那樣水準，上網能下到兩段，一個不慎“嘩”地就又變成“一段”。她當年的棋友們誰都比她厲害，加上都是專業棋手了，但仍叫她“大姐”。他們的徒弟們也比建華棋力凶得多，但仍叫她“淩老師”。有什麼不大不小適合她參加的賽事，請她去當當裁判什麼的，還是挺風光的。圍棋界的人際友誼，比其他什麼界的幹淨、單純，沒有那麼勢利。圍棋雜誌小喬約我寫稿子，我談我的觀點，“我喜歡圍棋人，不喜作家人”。圍棋人不勢利，炎涼之態較少嘴臉——很久之後圍棋界才知道“淩建華是二月河的妹妹”，和我也有了些聯係。大家接近平和自然，使我感到了孔子中庸在圍棋中的內髓影響。
我的圍棋“事業”也沒有中止，我先在太原，到大同，到遼西諸縣，不停地在部隊戰友中尋覓“會下圍棋的”。居然也找到了幾位。我們是施工部隊，整年在大山溝裏盤占，我嚐試用河裏的石頭作棋子，都是又尖又利，顏色也不很分明，不宜使用。後來見有很多“馬賽克”，即是我們現在衛生間貼的那種方塊小磚塊，用來一邊用漆染了，牛皮紙做的“枰”，周六周日聚一處，屎棋與磁片齊飛，歡笑同評論共落。我甚至還挑選了幾個“有基礎的”士兵，參加我們這個小俱樂部，徹夜圍棋聯戰。
所以我終生都是圍棋廣大包容領地中忠誠的“屎棋奴隸”，心甘情願的“圍棋”底層棋手。這似乎是圍棋的又一寧馨特點，它不厭江河，也不棄涓滴，什麼樣的棋手都能在這裏找到他安適的位置。這之後，我曆盡千山萬水才從窘困中走出來了，這就好比八卦陣，我從景門進去，從生門出來，七聖皆迷的陣中光景，自然不是在這段文字中能夠說清，總之是成了一個作家——也就是會作文的專門人士。
我自己有了點資本，所見當然就廣了些。通過妹妹，我認識了王冠軍八段，通過南陽棋界的領袖李森林，我又見到了陳祖德、羅建文、聶衛平、華以剛、劉小光等——他們原先是我心目中的棋神，現在是活生生的人站在我身邊了，他們印證了我心中圍棋情結之“情”。
專心、好學、平等、自負、愛友……這些人文素質似乎天然地和圍棋界和融相處。我現在一天要上網下棋兩小時，不是為了贏，是為了防止“腦癡呆”。一個癡呆的二月河我覺得不好。我相信圍棋可能調整我的神經，這或許是圍棋的又一好處。
我父親學圍棋是在抗戰大學太行分校。當時講《論持久戰》，講“犬牙交錯的敵我戰線”時，教員教學員學下圍棋——說戰爭如同下圍棋，我們家的圍棋熱是有民族革命的原動力的。父親告訴我，堯的兒子丹朱不學好，堯便製作圍棋讓他來弈。丹朱放到了哪？就在現在丹江一帶罷？南陽占著丹江水庫51%的水麵，將來北京人喝南水北調的水，無可回避地要喝南陽的水，這裏是水的“源頭”，也是圍棋的源頭。
李森林是我的朋友，有業餘六段的實力，我曾經問過他意味著什麼？他有點囁嚅地回答，“相當專業初段罷？”這或許是謙虛罷。他常常語破天驚地爆一句，有一次說：“下圍棋的都是好人！”
我初聽一驚，這個說法沒有過。趕緊就回顧，盤查我有限的曆史知識——真的沒發現曆史上的大奸大惡之徒同時又是圍棋高手的。這似乎無情理聯係，但細思是有道理的。會下圍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由圍棋魅力之所在，必得“聯係群眾”——他得有棋友呀！圍棋的魅力又能相對地使他遠離女色，減少遊冶，棋道中的天道、平等的競爭意識使人摒除無端無理的強霸殺伐——堯放丹朱學圍棋，與“下圍棋的都是好人”，是暗含了古今的理與實。
母校兩個班主任老師
一個當學生出身的人，誰沒有母校呢？但我的母校和我的經曆一樣，顯得……有點複雜罷。我父母都是軍人，他們從山西昔陽1948年渡河南下，父親在野戰部隊，母親在公安部隊，他們在欒川，我就在欒川，他們到洛陽我就在洛陽……在鄧縣、在南陽……他們頻繁調動，我便隨隊搬遷，不知道到底遷了幾所學校。因為輾轉不定，這個學校與那個學校教學進程又都不相同，教學質量也各有異樣，因此我的學習成績一直都是“臭”——除了語文。語文這玩意不需要教學的嚴密連貫性，它大致的架勢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博士後都是一致連貫的。數理化、生物、外語就另是一回事了，我從來在哪個學校裏也不曾輝煌過。在學校，老師們也悄悄議論，“這孩子資質看上去很好，也不像是個花花公子，怎麼學習就搞不上去”……他們之間背地裏言語——大約因為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是相當的文明，但是一到課堂上，那就變了臉，又像個受過教育的鄉村幹部，他們絕不當麵破口痛罵，而是有點指桑罵槐那樣，“有的同學條件很好，怎麼就不肯用功？我看他像個大煙鬼子溜街狗！別人學習，他吊兒郎當——你轉悠能轉出個大學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富家子弟！”
“別看你家條件好，父母都是領導幹部，你照樣是個飯桶，垃圾！”
“廢物一個！”
……諸如此類的話，在課堂上鐵青著臉教訓人，透過閃著窗子光亮的近視鏡片冷冷地瞪著你——他根本不會想講台下的我是什麼感受。我的母親在家裏，也訓我是“吃僧”。這是昔陽話，大約也是飯桶的意思——和老師的看法一致，也許吧！她曉得我功課不好的一些原因，吃僧歸吃僧，到該吃飯時，她仍端著最好的飯菜送到“飯桶”麵前。
每年到暑假放假前，是我最困難的時光。因為要向家裏繳“學習手冊”，我就千方百計地拖拉、回避，不是說還沒有發下來，就說在同學那裏沒有取回來，我知道他們拖一拖就“忘了”，或者就拉住。父母開始時還很認真，後來每次這樣，成績就那樣，都是勉強及格甚或不及格，品德考語也差不多，說了許多模棱兩可的鼓勵話，再加上一句，“希望加強督促學習，爭取較好成績。”年年如此，像一本不變的舊掛曆，父母每次都一樣的失望。也許是忙，也許是怕自己給自己添煩惱，常常也就撂開手。1957年我十二歲，舅舅從廣西來家，他執意要看我的學習手冊。我說在學習小組長（同學）手裏，還沒有發給我。他不信，就翻我的書包，翻我的抽屜，結果在我的褥子下麵翻出來，“啊哈！這不是嘛！你還騙我！”——他一下子眼中放光了，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前就翻閱我那本倒黴的冊子，母親側在門口，尷尬地看著這一幕。舅舅的臉色也慢慢地凝注，變得肅穆，眼神也有點黯淡呆滯了，慢慢放下手冊，對媽媽說：“解放學習不行，這將來不得了。”他們姐弟倆出去，我則如同被雷轟了一樣，腦子裏一片空白站在那裏許久沒動。
談母校，似乎說這些有些離題，但這是我所有學校千篇一律的遭遇。我的第一個母校在陝縣。如今我們看電視，三門峽市的天氣預報常有寶輪寺塔的偉姿，高高地矗立在晚霞裏——那在當地叫蛤蟆塔，寺院好像被飛機炸碎了，獨獨的一座塔，若在塔前無論遠近敲擊兩塊石頭會發出“咯哇咯哇”的聲音，和池塘裏雨前青蛙叫聲一樣。彼時我沒有這樣的知識——這塔是我國四大回音建築之一，它就在我們小學對門，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夥伴一道來這裏玩，敲石頭，捉迷藏。我小學一年級的班主任叫牛轉娣，這個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個弟弟的意思罷。她個頭不高，比我們平常人的臉紅一些，很精神，隻是放了足，顯得腳還是小一點，走路略有點擰著腳的樣子，第一堂課她一上台，一手執教鞭，一手掠一把烏鴉一樣黑的秀發，臉通紅，眼中閃著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對我們說：“同學們，今天我們上第一課：開學了！”
“開學了！”那時語文課叫《國語》。第一課就這麼三個字。
“我們上學”——第二課。
“學校裏有老師同學。”
“學校裏有教室、桌椅和黑板。”
……第三課。第四課。
那是一段終身難忘的學校生涯，除了因為我的頑劣、曠課、逃學、偶爾挨母親的揍，幾乎沒有什麼痛苦。牛老師似乎挺喜歡我，因為我雖然調皮，但我活潑、天真，老師和同學沒有嫌憎我的。
但這樣的日子並不長久。父親調到了洛陽，母親還留在陝縣，他們似乎商量過，誰有空誰帶我。這麼著，在陝縣、洛陽之間來回流動上學，頻繁轉學。這當然隻能算客觀上的原因，我確實是一個不能靜下心，動腦子踏實研究數理化的孩子，對外語單詞更是深惡痛絕，不屈不撓地堅決抵觸——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門磚，就是死不背誦。
像織布機上的紡錘，我在洛陽之間穿梭了四五次。母親調到了洛陽，她在郊區公安分局當副局長，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級之後又有了一段穩定，我在洛陽西南隅小學上學，徐思義是我的班主任老師。
他是個男的，從外形到內質和牛老師全然不同。徐老師清臒，個子高，膚色極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他講語文，課本本身似乎講的不多，給我們講莎士比亞、莫裏哀，講曆史、講故事。他年紀比牛老師要大許多——我現在猜想，牛老師可能是個初級師範學生，徐老師學曆高，可能是個大學生。
洛陽是個大城，西南隅小學是個老校，分著兩個大院落。四年級以下一個院。五六年級的院子就大一些。設著各種鍛煉身體的體育器械：格子爬、單雙杠、秋千、跳遠、跳高、沙坑……有一種遊戲器械叫“巨人步”——四個帶腿套的繩子總攢在矗在中央的杆頂，四個學生各套左腿，反時針方向旋轉跳動，一步可以跳躍七八尺。我自小有暈車症，這玩藝一會兒就叫人頭暈惡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閑著，我便站在旁邊幫同學起步，接扶頭暈下來的同學。徐老師不知怎麼瞧見了，在班裏大事表彰：“同學們，我們每天講共產主義精神。什麼叫共產主義精神？淩解放這樣，自己放棄娛樂，專門幫助別的同學，這就叫共產主義精神。”
但他不久便被打成了右派。我們那時當然不能明了這是一種多麼慘苦的事。反而覺得好玩：老師也會犯錯？也會像違反課堂紀律的壞學生那樣，也會站在講台上受羞辱，低下頭，由著大人小孩——不，任何人的唾罵和質問？我平時多愛他啊，可是，我太不懂事了，隨同學們一道起哄。到他的宿舍裏起哄。隨便翻他的書和生活用具。在課桌上和別的老師一塊“鬥爭”他。平心想想，放學回家的路上也有隱隱的愧疚和刺痛。但十二歲的少年太容易思路轉移——校長讓鬥他，總不會錯的吧？這樣，自我原諒了許多許多的年頭。
我們在陝縣小學，有一次修操場，工人們清理出一具死人白骨，很完整。學校老師們小心地把骨骼接對起來，做成了一人體骨骼標本。白森森地矗立在語文教研室。同學們有點怵那東西，有一次我問牛老師：“那副骨頭有什麼好看的？我害怕。老師為什麼還把它放在辦公室裏？”
“解放，每個人都是這樣的，都有這樣一個骨架，放在辦公室是讓我們每個人都了解自己。”
一個人了解自己的白骨像，實在太困難了。過了中年，經曆了千山萬水的跋涉，讀了成捆的書，才多少知道了一點自己——有的人可能終生都看不到白骷髏的本相。
我和陝縣小學一別就是五十餘年。離開陝縣後，多少年隻是夢中憶起。每當心中受委屈，每到人間冷曖炎涼，牛老師、李老師、徐老師——他們的影子就會出現在我枕邊，走馬燈那樣在暗中旋轉往返，淒清的淚會濕了我的枕頭。到中年時遇到一個舊時同學，我問及牛老師，他說：“牛老師死了，她是地主（出身）。”再下來的話題便無法繼續了。我常作這樣的幻想，我的牛老師烏鴉般黑的秀發在黃河的濁浪裏隨浪散漾著消逝，消逝在水天相接的地方……
徐老師在一次周末郊遊時講了這麼一段故事：有一個人，從小在老師和父母親人旁邊，感到很無聊，枯燥，沒意思，讀書沒意思，工作也無趣，和人交往也沒有興味，整個也累。人生都是很庸俗，沒有快樂和歡樂。便祈求上帝讓他擺脫這種痛苦。上帝滿足了他，把他帶到了天堂。那裏有華美的宮殿，黃金和美玉雕成的園林，瓊漿玉液流滿的泉池。每天隨時觀賞仙樂和宮娥的舞蹈和歌聲。心中想要什麼立刻就會有天使用金盤獻給他——這樣無憂無慮過了三年，他所希望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擁有了。他得到了最大的滿足。有一天，他去天上雲山上玩，突然被書上的針刺了一下，他的手指滴出一滴血，他一下子省悟到，所有的一切都錯了，自己原來的窮鄉僻壤，父母的溫存和教誨，師長的批評訓責，生活的艱難奔波——所有原來所厭倦的事物，原來都是最美好的東西……
這個故事不知他從哪本書上讀到的。我以後讀了許多書，一直留意尋找，但浩如煙海的書籍裏我始終沒有找到這一根針，但我有一次讀《楚辭》，想到了屈原。他駕著雲龍回日的雲車遨遊在廣袤絢麗的天國。在心滿意足的得意中，偶然一個回眸，從雲隙中他看到了自己苦難的楚國，這一針刺下去，他的心立刻滴出了血，一下子跌落到那個令他受盡折磨的故鄉。
小學、初中、高中，我各留級一次。陝縣的、洛陽的、南陽的、鄧州的老師們，有的親我，有的嫌憎我，沒有人打過我，也有人罵過我。不論怎樣，這是我腳下曾經走過的熱土，我是在天堂上被荊棘刺了一下的那個孩子，心中隻記得牛老師講的那具骷髏和茫然無知的那個愚人——我知道他們都是我的最親的人，他們愛我。心靈的熬煎是最珍貴的財富。
所以，當我成了所謂名人，我的一個母校請歸來遊子頌詞，我寫下了這四個字：吾師，吾母。
致老師的一封信
老師：
您好！自六歲起我就從家裏走近您的身邊，離開您的時候我已是青年，其間總有幾十位老師為我“傳道、授業、解惑”。現在，我是寫了幾百萬字的“作家”了，你們那一雙雙焦灼、期待、喜悅，有時有點憎惡的目光，還總在我的腦海裏閃過。
但我這封信不想說一些你們已經聽膩了的恭維話。
相反的，我是想……怎麼說呢？嚴酷一點，是要刺一下您。您的血和我的血都是一樣的顏色，我想證明這一點。
假若因為我駕馭語言的能力而使您覺得我對您的感情有所傷害，那絕非我的本意，“國有諍臣不亡其國，家有諍子不敗其家”，我相信有“諍生”然後才能師道昌明。
您總是蹙額沉思，總是執鞭躊躇。黑板前的他或她，都是那樣的文質彬彬，或瀟灑徐步於課堂，或頻頻垂教於課桌，時而傲然掃視著教室裏的一切。是的，您是這裏的皇帝，其實在學生心目中，您的話比詔書還要具有權威性。我知道，您的清苦使您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幹淨的人。您的知識又常使您覺得您的富有，而您在點燃自己時是否有恩賜別人光明的驕傲，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自入學到離校，始終都覺得是在仰視您。在小學，如同僧侶注目佛院；在中學，又似基督徒麵對上帝。但在寫這封信時，暫時平視一下，像正常朋友那樣，可否？
“作家”這個詞兒聽來蠻氣派。也許正為此，我的許多同窗現在見麵，都說我“當年”怎麼刻苦，怎麼肯讀書。您為什麼不言語？因為您知道，我曾是您心中的廢物，您用盡了文明人的刻薄話來傷害我，那時您總是諄諄複懇懇地教誨，讀書上學即是最幸福的事。反之，我認為上學乃是人生一大難受。誠實地說，在以後的歲月裏，我挖過煤，蓋過房，修過河堤，打過坑道，從軍十年，“夏練三伏，冬練三九”……也算嚐過人世艱辛的。但“上學苦”這點想頭卻從未動搖過。過去人們說“十年寒窗”，既然“寒”，大約就是不暖和的意思吧！我不知道您為什麼偏要把虛假的“快樂”感硬塞給學生？
逃學才快樂。
逃學真妙不可言，算得人生一大幸福！我居然想，一個人要乖乖地從小學升到大學，直至畢業，居然不曾有過逃學史，那簡直可以說是無可挽回的遺憾與悲哀——早晨吃飽了飯，背起書包堂而皇之地去“上學”。行至中途，你像兔子一樣隱到一個旮旯裏，待同學們都不見了，走出來，然後到賣花生的老頭兒那兒花一百元（舊幣，相當於現在一分錢），買一把炒得發黑的花生；你站在溢著香氣的肉鋪門口發一會兒呆，和“逃友”打雪仗，到土坡上摘酸棗，進廟裏偷老和尚的梨……痛痛快快地吃，鑽天入地地玩。待到那傳得很遠、悠揚而又沉重的放學鍾響，悵悵地背起書包，隨眾入俗下學“還家”了——想想吧，一個混沌未鑿的頑童，天不拘兮地不束，獨往而獨來，想吃桑葚便爬樹，去溪邊摘野草莓，到塘裏摸螃蟹，捉了金牛兒一一用線縛起，讓它們嗡嗡叫著繞著腦袋飛，或者撒尿澆出屎殼郎用火燒了吃……那緊張、興奮、快樂的忘乎所以和懼怕暴露的愚蠢的天真、率性的淋漓酣暢都交織在一顆並不邪惡的童心裏，僅此已夠已過中年的人回味無窮了。
但您壓迫這快樂。唉……您不喜歡的就是壞的！您喜歡聰明的神童，恭順而溫良，好學且“懂事”，即使是天真，也有您的規範與雷池，必須是“文明”的天真。老師，我真難討您的歡心。現在我們文明富有，連兒童的遊戲都毫無陽剛之氣，充滿了女人味。丟手帕、跳皮筋、擊鼓傳花、詩朗誦、彈琴、跳集體舞……一、二、三、四，啊——唱！於是一幫蝴蝶樣的小天使，在伊甸園般的校園，在鮮花叢中唱出了極為合乎語法、卻永遠也記不住的那些作家創作出來的“兒歌”。而您，站在一邊便欣慰了。但那種孩子王一聲令下，野馬一樣追逐、翻滾著、打鬥著“消滅白匪”、“捉特務”的場麵您見過嗎？這種培育陽剛之氣的文明，能有幾個老師垂青賜愛地給予過孩子呢？
還有，您喜歡打小報告的學生嗎？我的老師裏很有幾個愛來這一手，用一批學生監督另一批，用“聽話的”好學生壓製“調皮的”。從小就讓他們灌注了高人一等的心思，“明白”依附於威權的人，可以擺弄和欺負另一些人的意識。我始終弄不明白，這些連天真兒童都覺得厭惡的行為，您怎麼就樂此不疲地經營？
老師，我半點也不懷疑您的用心，知道您耗盡心血地想教好學生。但我不明白，您為什麼那麼喜歡臨摹而不喜歡創造，愛“範性”而不愛“彈性”，愉心溫柔的燈光而討厭野性的爝火。您對好壞的標準就是聽話與否和分數的高低，不太枯燥了點？您能不能更豁達、清新、寬容一點呢？
敬頌
教祺！
永遠是您忠實的學生二月河
我的父親（一）
他的大名爾文，小名起的倒比大名“酷”，村裏人都叫他“文明”。在我心目中，似乎他到老，到……我都沒有平視過他，一直敬之若神，見了麵有栗栗畏懼之感。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生都沒有打過人，好像隻有一次是大妹妹不小心把菜刀落在地上差點砸在二妹妹的腳背上，他又急又火，抬起巴掌在大妹妹腦袋後輕輕拍了一下，那姿勢今天還牢印在我心中，似打又不似打，真正似是而非，但這事全家人都記牢了不忘。
他1953年授銜就是少校，一直到取消軍銜仍舊是個少校。似乎有個沒有公開的規矩：沒有當過紅軍的不能授少將（起義人員、高級知識分子除外罷）。所以我相信他沒有做過將軍夢：舅舅曾是他的警衛員，舅舅授銜時是中尉，他是少校；舅舅上尉，他仍少校；舅舅大尉，他依然少校；舅舅當了少校，他還是少校。然而母親告訴我：你爸爸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也沒犯過什麼錯誤，他不能提拔，是因為咱家是富農，咱們成分不好。
爸爸有能力不用媽說。因為取一張世界地圖來，你用小棍遠遠地指，隨便搗到的地方，他立刻能報出該地國名，該國土地麵積人口，物產特產工業主項政治製度現任領袖……我們兄妹們多次試過，從來不爽的。他進河南一個縣，做敵工工作，剿匪，收編散匪補充大軍，進縣是帶了七個人，拉出一個團，還捉住了該縣匪首——舅舅就是為此提升軍官的，而他……說起來真叫人倒咽一口氣，隻不過當了個團政治部的副主任：正營級。
正營！上帝呀，他在昔（陽）西一區當區委書記，那就是正營呀（還略高一點），1942年以後又當昔西縣武委會主任，已經是正團了。以後參軍，地方套軍隊，別人都是高套一二級，他呢？副教導員——副營。那授銜，我看也是很勉強地給了他個少校，他的曆史放在那裏可以給人看，實在也沒法再往尉官上放了。以後當洛陽軍分區政工科長，副團，1958年又到鄧縣當武裝部政委，總算又恢複了1942年的級別水準。
但爸爸從來沒有談過一句這方麵的事，他仿佛立了禁口令，一直到老，一直到死，這都是他的大忌，家人一談這類事，他就禁止，他不許說“組織上”任何一個“不”字。但組織上待他如何，我始終以為他心中雪亮。因為他也從沒有說過組織上待他怎樣如何好。
“不好”是明擺著的，因為我們所見到，老幹部們對資曆成分是很敏感的，他資曆好，成分卻不好，是個中間人物，抬舉你時和你說笑玩談，心裏對你有什麼時，就會板起臉：“老淩同誌的家庭出身對××事情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呀？”
我們的家庭到底怎樣了？直到我23歲參軍沒有聽父親講過一個字“負麵”的問題。我知道的是外祖父是地下黨工作人員，媽媽和二姨夫、三姨夫婦、四姨夫、舅舅都是共產黨員，伯父是抗日烈士，姑父是比爸資格還老的共產黨員，這個家族是“紅”透了。直到入黨，組織調查找我談話，本來在一處極好的朋友，這時臉上也上了裝，眉頭皺起，下齶微揚異常的公事公辦：“你還有一個姑姑，支援書上為什麼不填？她是怎麼死的？”問的我一頭霧水，這才從父親那裏了解到，還有一個小姑姑，是教師，姑父是地主成分，做醫生，土改時被群眾打死。再一深入，我的伯母也是在土改中自盡，大約就是從這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成分的壓力，從此這片烏雲它籠罩在父親上空一輩子，現在又來到我的頭上。
它並不使我“受不了”，因為我畢竟沒有直觀的感受，沒有感同身受的體味，但入黨談話，我已經覺得了我與朋友友誼中的異味，他原本在我麵前略有自卑的心理開始提升，注入了某種驕傲與自尊——我不是說這兩樣東西不好，我是感覺到，人與人之間就像天平，心裏都有一個價值砝碼，他是覺得他那頭又加了（或者我這頭又減了）一個重重的砝碼。也就是這樣的心理罷。
再問一句：我們這個家庭到底怎麼了？從我伯父的遺孤哥哥那裏才曉得的備細，這真是個天大的怪圈：老爺子把兩個兒子送去抗戰，去革命，這“革命”因他“人少地多”把他劃成富農定為階級敵人，一個兒子犧牲於革命，另一個兒子，“革命”因他的家庭“不革命”、“反革命”而冷落他！且不論犧牲了的革命遺孀為了這口氣咽不下而自盡——這是想都想不通，想也想不出來的奇事、慘事。父親把它埋藏在心中，隻在我入黨時不得已閃爍透漏一下，直到死再不聲言。他名也不爭，利也不爭，都知道他老實。老天爺，我想起“文革”中那句話：“隻許你老老實實，不許你亂說亂動！”一個人要是這樣一個老實法，像父親這樣，他得吞咽多少黃連，而且還要臉上泰然自若，這是什麼樣的定力？
隻有一次，“文革”之後大家隨便說話，我們談及某個領導不能令人滿意，他在旁說“不要亂講”，我們都笑說“您老還心有餘悸呀”，他怔了怔說“我不是‘餘悸’，我渾身上下全是悸”，聽見這話，我當時就打了個冷顫。他的舒張也偶有的。鄧小平“取消成分”他舉杯高飲說“千古偉人”，再就是我的《雍正》書出，他又飲酒，說“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我聽著頗有得意之音。
兄長這份資料是極客觀的。我早就聽過了，心中的震驚也是“革命性的”，父親把我瞞到長大成人成熟，真有他獨到的思維，如果從小就知道，從小就會唬得筋軟骨酥，哪有今天二月河“拿起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沒有這心態，寫什麼書？知道了事情的複雜性，了解了人生艱難步履，知道世情的險，就會在待人處事上小心一點，公道一點，原恕別人一點，這就是“放下筆夾起尾巴做人”，或者“放下筆老子天下第末”，我是不欺侮任何人的，包括我恨的人。這同樣也是父親的賜予。
我的父親（二）
父親在部隊，母親在地方工作。他們兩個人長期吃“供給製”——每人每月，父親是六元，母親是四元吧？這個數，今天看是有點天方夜譚，但其實在共產黨革命隊伍中長時間全麵執行過這個製度。我是後來“有了學問”才曉得，供給製還有一個名字，叫“戰時共產主義”——貧困的平衡按需分配。其實很舒服的，有點像初入伍時的義務兵——我們現在去當兵，也大致還是這個待遇，吃、穿、住、用的都是公家管，穿的，除了褲衩，連襪子都是“發的”，父親那時連牙膏肥皂都是“供給”。好處是什麼都不用操心，到時候就會有人給你發；不好處是沒有積蓄，攢不住錢。就那幾個零用票，想打打牙祭，改善改善夥食都有點窘困。但我們兄妹——部隊子弟都一個樣——不享受“供給”，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貼。
所以當時在部隊有口諺，一個孩子是貧農，兩個孩子是中農，三個孩子是富農，四個孩子？則是地主。父親出身成分是富農，很不體麵，但在部隊，他又是堂堂正正的“地主”——他有四個孩子，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九十元。這個數字，在建國初期，可以說是筆巨款了。
曾經有一段時間，地方上已經實行工資製，但部隊仍在供給。母親的收入一下子漲到八十多元，而父親還隻是供“六元”。這樣，父親就必須吃我們兄妹的津貼，吃母親的工資。但是很快的，在軍隊的父親實行了工資製。他還另有軍齡補貼。每個月工資袋裏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加上母親的錢每個月就是三百元了。
老子講“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直到人類消滅，爝火熄盡，這句話也是真理。當時一個縣委書記工資不過八九十元，一個地委書記一百三四十元，那是“普遍現象”，即使軍分區的司令老紅軍，工資也就三百元吧——而我們家處洛陽，應該說是個不小的名城。父親“進步”雖慢，然而資曆較老，收入不菲，加上母親的，在洛陽這樣的城市裏，也是很紮眼的。
已故作家喬典運的生花妙筆寫過，人要想活得平安，就得活得不如人，你不如人，可憐而無害，一般來說，如楊白勞那樣，隻要不欠黃世仁的債，黃世仁不大會主動拾掇他。楊白勞也有強項，他的女兒太好看——這一條比人強，所以招來無妄之災。
父親母親都很安分，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他們入伍早，進步慢，在革命隊伍裏，本來是個弱者：處處不如人。在供給製下，大家區別不很大，一下子跳進工資製，人們一個早晨就明白過來，這個吃中灶的老淩，原來比首長還有錢！軍銜定得低，該晉升軍銜時送他到不能晉升軍銜的幹校去“學習”，母親在陝縣如魚得水，到了“工資製”，在洛陽就受排斥。我看有兩條原因，一成分高，好比軟柿子，好捏；二“工資”冒尖，收入豐厚。可憐的父母，我認為他們第一條原因記牢了，第二條原因是忽略了——他們認為是洛陽風氣不好，換一換地方就成。到了縣城，他們才知道這裏的日子更難過。因為好人壞人、正常人偏執人，隻要是社會人，都有點正常劣性，妒忌——很平常的一個思維方式：“他們收入三百，憑什麼？”——人們這時不大會想我的父母都是“老抗日”，父親打遊擊在古墓中住過多少年。“他媽的！”人們如此想，二月河也這般想。
唉……人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我的感覺，父親母親一輩子都在矮簷下，我就沒見他們抬過頭，也不曾聽到過他們真正歡快的笑聲。真的，一次也沒有聽到過！他們的憂鬱沉悶伴隨了他們的生命進程。父親有一次歎息：做一個共產黨員真難，母親更正說，作一個人就真難！還有一次，是反右鬥爭之後，父親問母親：假如我劃成右派，你會和我離婚嗎？母親連想都沒想，說：“必須離——解放他們一輩子重要！”這個話是父親快要走到盡頭時，垂老風燭中傳告給二月河的。他還告訴我，盡管知道母親的話理智，盡管他也知道她愛他，盡管事情並沒有發生……
這是多麼淒冷的情韻！
我們家收入高，不講究穿，但吃的絕對是軍區頭一份，每天我和妹妹到分區食堂打菜，紅燒肉、木須肉、紅燒魚、燒肚片……用塑膠大盤——直徑有一尺，打得冒高——河南話說叫“崗尖”一大盤，招招搖搖穿過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見了，走過去都嗅見了，我認為是嗅到了心裏頭——這種“味道”也是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
但即使是這樣吃，以那年頭的物價水準，他們的錢也是遠遠花不盡的。然而母親逝後，父親有一天向我們兄妹交代“賬目”：我家僅餘一千餘元。他把情況詳細介紹說：“我就要給你們續娶母親，有句俗話說——有了後娘就會有後爹。但現在我還不是後爹。把經濟情況告訴你們，把餘錢也大家分了……”他生恐自己“變心”，在“變心”之前把不變的原則交代清楚。
這樣我才知道邯鄲大姑家的祖母，大舅舅家的聚財大表哥，現在寫著《二月河源》的大哥，是他的常年資助戶，另有二姨家表姐吳愛明，大姑家大表哥是他臨時困難資助戶。這幾個受資助的親人，在1957年前我除了表姐吳愛明之外，都是影影綽綽的印象。知道有這個人，沒有見過麵。見過大哥（淩振祥）一麵，但已沒有了形容記憶。“愛明姐”的印象比較深，因為1953年我回昔陽，大人們忙他們的，多半時間是她帶我玩，到堖堖上去看場院，走路拉著我的手“看崴了腳”，告訴我“你是城裏人，不要欺負人家鄉下人”。愛和我一塊玩，這就行，印象深。對這位大哥，我的印象是他會拉胡琴，用玉茭稈做的“琴”也能彈出很好聽的“叮咚”聲，我當然沒想到他有音樂天賦，十二年後，湖北藝術學院在河南招生，僅錄取三名學生，他便忝居榜上，我更猜想不到他們日後會結為夫妻完全加入我的河南家庭，但我們從小就非常友善。
他們之間的邂逅也是頗有意思的。我的姑表大哥呂貴成是小學老師，振祥哥和愛明姐到他臥室玩，看到了牆上掛的父親的照片，愛明姐說“哈！那是俺姨夫”，振祥哥說“那是俺屋屋（叔叔）”！大表哥哈哈一笑說“那是俺舅舅”——這樣，他們才徹底“弄清關係”。
大表哥的父親呂倜在河北，領導著他那個“係統”紅色家族。振祥哥和愛明姐卻是屬於父親統率的“河南係列”。
姑表兄呂貴成是小學教師，舅表兄馬聚財務農，隻是生活有點困難，父母對他們隻是有些關照。吳愛明是孤女，但她有二姨夫照顧，繼父對她也頗憐惜愛護，父母對她的照拂比表兄們多一點。我的印象，他們最關心的還是我的大哥淩振祥。振祥哥說“叔叔對我的愛比對解放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他的感受，比較實際的情況是：父母的心公道，能設身處地為這些弱者想事情就是了。我常聽父母在燈下議論。
父親問：“振祥的錢寄了沒？”
“寄了。”
“這個不能短。”
“知道。也給聚財寄了點。”
“愛明還有貴成，要想著點，寫信問問。”
“信已經寄出了，還沒有回信。”
這種場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義，認為和我沒有關係，但事實上，這和我家的經濟情況有關。
我始終有個感覺，父親對伯父有一種負債的情結：沒有伯父就沒有淩爾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師，引路人，親愛無間的長兄。把他帶進了人生新境界，而他自己卻離開了人間……留下的這兩個孩子，當然應該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當地政府，我大哥是烈士遺孤，上學、生活應是國家全供，但父親沒有讓哥哥接受這個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負起了責任。
這是父親百密一疏，或者說，由於他本心的過於善良，造成了錯誤。孔子講“過猶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鋼絲，從右邊掉下去和從左邊摔下去結果是一樣的。過於善良毛病就出在這個“過”字上，他忘記了社會學上一個重要的原則：形式有時比內容還重要——部隊是打仗的，勇敢、能廝殺就可以，為什麼還要走隊列，甩正步，無端地夜裏緊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個部隊都會被帶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費、學費以及諸類的政策，他就是全掛子標準的“烈士子弟”，連同政治待遇也是與之同步的。人們不記得他叔叔，就會更多的憶到他的父親“曾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現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家中還有一個富農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養呢，又全由他遠在河南的一個叔叔！當然，哥哥受欺侮，還因他敢於直言，梗直率真等等原因。但我談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質。大哥在學校受盡踐踏，最終還是給了他一碗飯，到深山區丁峪去初中教書，還是理念在起作用：一個本質的事實是他的父親是抗日烈士，是在河北武安縣被日本人包圍，機關槍打死了的。
大哥在學校糟透了，愛明姐卻很好，是學校團支部書記，她的政治梳理很自然也很和諧——烈士子弟，繼父姓翟，她姓吳，吳可糾的女兒，用賈誼一句話“陳利兵而誰何”。這個地方是老抗日根據地，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就沒有打進過，人們受的都是抗戰熏陶，烈士應享受的待遇也是很優厚的。父親的仁愛撫孤，反而讓人忽略了“抗日子弟”這個政治理念。“思想右傾”也好，“反動”也罷，都是衝“富農”這條而來的。
我在讀《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裏頭有這樣的話：“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我敢肯定，父親沒有讀到這篇文章：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呀！那是多好的物件？你在夜裏投出去，接受的人非但不感激，還會按著寶劍向你瞪眼——為甚的呢？他不能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的意思！你憑什麼那麼大量，自己養活侄兒呀？
父親一生都念念不忘伯父的恩情。這種感覺：他愈是進入老年，愈是使人強烈認知。他的追念是很真摯的：“我哥哥說，小家庭好，他是勇敢呐，首先提出分家就分出去了。你爺爺問我：‘孩呀！你是不是也要分家？’我實際上也想分，但我不敢說，我回答你爺‘我不分家’……”“我哥哥說‘大丈夫患立業之不就，不患家室之不立’……”“我哥哥說‘要學樊噲、張飛能在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
“我哥哥說……”他不停地反複地念叨，他希望他的大兒子淩解放能像“我哥哥”一樣善待弟弟。有時他沉吟，閉目躺在那裏誰也不知他想什麼，我認為他是在回憶他曾經有過的壯麗，問他，他卻說：“那裏能用壯麗？不堪回首呀，有些事連想都不能的……”我勸他：“沒有人能夠再傷害你，不要心有餘悸，爸。”他悵然一聲歎：“要是心有餘悸就好了，我渾身上下全是悸，連一點餘不悸都沒有。”我也打心裏歎息：“這是心病，母親如在，也許能醫，子侄輩不是過來人，沒這個能力……”
1962年三年困難緩解，但母親的病卻日漸沉重，當時，我獨自留鄧州，舉家已遷南陽。組織上找父親談：如果他願意，可以到洛陽軍分區幹休所去休養，父親拒絕了，他告訴我：“已經在南陽何必到洛陽？那個幹休所大，熟人也太多，恩怨也多，不如在南陽……”我知道，南陽軍分區的首長待他親和，他離休到分區大院住，為了不影響他休息，分區司令曾下令，停止早晚廣播吹號，改吹哨子行動。政委是他在欒川剿匪時的戰友，政治部主任也在長沙軍校同過學，有情誼，無恩怨，當然在南陽要心情暢適些。
就這樣決定了下來。為了照顧母親的病，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讓我輟學，他們知道我學沒上好“有個工作，有碗飯就行”，但母親不同意，說，解放不是個伺候人的人。他根本就不會，也下不來身子。不如讓他和愛明早點結婚，讓愛明過來……但愛明姐比我大兩歲，兩個人又商量，把振祥哥和愛明姐撮合起來，兩個人都調到南陽。
就這樣，這個南陽淩家有了一個新的整合，大哥和表姐都是烈士子弟，一個和我同祖父母，一個和我同外祖父母，他們之間沒有血緣關係，從小在一處，也從小都在我父母卵翼之下生活。他們之間素來感情很好，確實是天作之合的美滿，這樣就構成了現在這樣一個大格局。這件事做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使是南陽幾十年舊交，也長期以為大哥和我是親兄弟，聽我叫嫂子為“姐”，很多人驚訝“你們家奇怪”。
1963年，母親工資因久不上班減少百分之二十，1966年部隊取消軍齡補貼，我不但沒看到父母沮喪，反而見到他們有點高興，“少一點好”“錢夠用就好”“早就該這樣做了”——他們作如是說。也許他們曾經過時間的沉澱，看到了“比人強”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識地認為：可以讓別人稍微消消氣。
關於我的父親二月河
淩曉
關於笑和沉默
我參軍走，父親跟我講“平安、健康、工作、笑”。我去大學讀書，父親給我題字“平安、健康、讀書、笑”。
笑有大笑、微笑、幹笑、陰笑、奸笑……
但是總而言之要笑，父親說的最多的是微笑。
笑是防衛武器，抬手不打笑臉人。我笑，別人挨打我就少挨打。
笑是製作周圍良好氣氛的配劑。笑是傳送友好的紐帶和橋梁。
笑是化解仇恨的催化劑。
笑是一種對於人生樂觀的體味。
父親給別人題詞經常提笑：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十年俏，既少又要俏，永遠都要笑。
他提倡微笑。他認為女孩子最美的笑法就是微笑。語言少些，加上適度的沉默，就是一種完美的人生語言姿態。
沉默是一種嚴肅的人生態度，它代表了深邃、含蓄、柔韌、豐富……
沉默是最好的防衛武器。老子不開口，神仙難下手。
沉默代表對對手最高的輕蔑。
沉默代表對友好朋友的深沉肯定。
沉默是一種飄渺變幻不可撲捉的人生智慧。
在這種險風惡浪的人世間，我們雖不去進攻但我們需要防衛。父親在書中寫了一個人叫張廷玉，他有一句名言：“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我們平常都知道沉默是金，爸爸說即使是最強大的敵人也無奈“沉默”二字。即使是腦筋最好用的人也猜不出“沉默”的意思。
這一點兒我現在還差得很遠，還做不到。有話想說，說起來就沒完。沒有忍性，爸爸笑著說我：“屎沒出來，屁一大堆。”
錢，錢啊——入口守得最緊的門衛
我父母從初高中前就很少給我錢，也不喜歡讓我把錢花在穿衣打扮上，教我追求自然美。但在心裏我總希望父母多給我錢，買女孩子的東西。我是學美術的，很喜歡漂亮美麗的東西，我每當買那些東西的時候，在父親眼裏就算是花錢，是亂花揮霍了。這使我很痛苦：生活就要適宜，追求舒適也不是錯誤。和別人比起來太不平衡也不好吧。
這是我對錢的態度。
現在父親每次見我強調最多的都是自力更生，節約，會過日子，依靠自己生活。父親捐款都超過100萬了，我們家還過著現在這樣平常的生活。我們蠻可以過得好一點。問他，他說：“不必多說什麼。你沒見過那些可憐的人，你給他們捐錢最終得益的是你。從心理狀態上講對你的品德、修行都是有極大的好處的。這種心理狀態上的充實和滿足與愉快是無與倫比的。”對爸爸這種做法我在缺錢的時候還是痛苦的，不理解，發了工資就想開了。但其實一直理解這件事的。偶爾有些鬥爭罷了。我見到爸爸八開的稿紙上寫4000個字，字比螞蟻還小，他說那是他最困難時候用的稿紙。他可真能摳。
佛經最重要的是善與緣
父親佛經講得很多，常給我們講《金剛經》、《心經》。他自己把佛經當優美的哲學散文來讀。
父親說曆史上很多頂尖級的文化人物，都與佛經有緣。他們被博大的佛經文化征服了。父親被征服了沒有？我不知道。但是他對佛經有很濃厚的興趣是毫無疑問的。有時候他興之所至，會把家人親戚集中起來講佛經，談他自己的感受和體會。他這幾年給我發的短信最多的就是“悟”，慢慢的悟，變成一下子開悟。對人生對事情莫不如此。父親講的最多的，是他認為的佛教最重要核心的“善”與“緣”。
善是佛的靈魂。無論佛經還是自身的經曆都是教人為善以善為本。慈悲、關懷、愛護、幫助、友善……都是善性的社會關懷。這和儒教裏講的“愛人”，是文化渠道不同的殊途同歸。善到什麼程度算是善呢？善到完全無心，不知不覺自然而然地去幫助。如果有意識地做善事也是好的。就算有私心雜念，它的社會效果也是好的，所以不用深究別人做事的動機。
“緣”是怎樣產生的？“緣”就是“因為”。父親說，佛經裏麵有一個詞叫“阿賴耶識”。這個古印度詞說的是人的“第八意識”。中國人講到第七意識叫“潛意識”。古代印度人認為人還有第八種意識。這個詞在漢語裏找不到對應詞，因此隻能用音譯叫“阿賴耶識”。比如單位新來一位同誌，第一次見麵，看上去這個人就很親近，好像很容易接近；或者一見就感覺“煩”，光看相貌就不順眼，這是唯物主義解釋不通的。但是這是阿賴耶識儲存的信息導致的結果。不知何時何地他們之間肯定發生過什麼。這就是阿賴耶識在起作用。這就是緣。
所以佛經裏講緣，還要求人們經常做善事，以免在阿賴耶識裏麵出現不良的信息。
父親跟我講見了討飯的可憐人一定要給錢，其中有騙子也有不是騙子的，你幫助100個可憐人裏麵99個是假的，那一個你幫對了的就會把99個損失都彌補了還有餘。這是在培養你的性好尊重的人格。幫助人要量力而行，也不要給太多，要用自己的血汗錢來幫助，多多少少是有自己的，不要把自己搞窮反而讓別人再來幫助你。
隻有用自己辛苦錢幫助出來的才是好的。
關於盜版
父親的書從1986年一直在出，也一直在被盜版侵犯，我見到一些作家對這一類事情表示異常憤慨。我們國家在打擊盜版的力度上也不夠大。父親的書被盜版了多少我不清楚，也沒有人能說清楚。
有一次他和人開玩笑說：“盜版的錢可以修一座飛機場吧。”但是我感覺父親對此沒有憤慨之情。他自己說他是“感情複雜”，盜版損壞國家利益，損壞出版社利益也損壞作家個人利益，盜版有這麼多的錯誤和不當，但是盜版對窮人有利。父親的書一整套《二月河文集》，豪華精裝版五百多元，最便宜的軟精裝也要三百多元，這是正規出版社的價格。這對於中產階層和小康家庭不算什麼，但對於一個進城務工的青年、對於一個低保家庭、對於一個下崗失業家庭是一個令人望而卻步的數字。無論富人窮人，讀書是一種社會權利，想讀書是沒有錯的，更沒有罪。盜版書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窮人讀書的需求，雖然排印質量有種種問題，但他一家幾十元把我父親的書買去，也算把我父親的書看了，父親為此感到欣慰，想社會總要用一種統籌的辦法來妥善地解決這一問題。
三個“天下”
我爸爸在吃飯時候說，他在大學講學，跟學生們講三個“天下”：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天下老鴰一樣黑。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不能期盼僥幸成功，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爭取自己的成功。但我有自己的想法，看到很多幸運兒，有些人隻因為有個好父母就能成功，有些人有好的社會關係也能成功，不需要費勁。人家都能免費，怎麼輪到我就不能免費？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很多人認為這句話沒用處，以為不過是說說而已，但是我的父親認為這句話最重要。我的爺爺說：“人生不得意的事情居多，人生對待自己感到不公道的時候居多，人生碰到不如意的事居多，人生能夠有一兩件順心的事情已經很不錯了。”人生的煩惱鬱悶是居多的。你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安慰自己呢？那就得這樣想：“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比如單位領導如果對我不好，可我又躲不開他。我就要這樣想，你能領導我幾年？你總不能在這裏一輩子吧！惹不起我躲得起呢！你總要走的，你不能限製我一輩子吧，我的命是上天是父母給的，你隨便拿不走。“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去參加別的宴會，不在你這張桌子上了。有了這種思維可以逃離很多鬱悶。
天下老鴰一般黑。唐代柳宗元說過：“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人各自利也。”因此，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走遍天下都是這樣。隻是這種自私自利，不以損壞別人的利益為前提。這樣的思維就是正常的。一個人忙了一天，晚上睡在被窩裏還在想，“明天我怎樣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奮鬥？怎樣犧牲我自己，為他人做出更大貢獻……”這樣的人我不敢說沒有，但我敢說很少。至少在普通人的視野裏麵極為罕見的。所以說我們不能指望別人犧牲他的利益來為我服務。我隻能憑自己個人奮鬥和努力完成自己的事業，這個意思與“沒有免費的午餐”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