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麵上，有一個顯見的事實：經過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中國經濟體內部出現了自1998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生產能力過剩。譬如，2007年，中國的鋼產量已經達到4.89億噸，比日本、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的總和還多，已經占世界鋼產量的40%。中國的水泥產量在2007年也達到13.5億噸，占世界水泥生產總量的大約一半。煤炭產量中國在2008年也高達25.23億噸，亦占全世界煤炭產量約60億噸的42%以上。盡管2007年中國仍然進口高質優質鋼材和煤炭，但許多研究均表明，中國目前的低質量粗鋼材和大部分地區煤炭生產能力已經過剩。這幾年經濟高速增長，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水泥。但整個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方麵一出現不景氣，巨大的水泥生產能力過剩也很快地昭顯出來了。除了這些關係到國計民生和整個宏觀經濟基礎產業外，中國製造業的絕大多數行業在過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也基本上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包括化工、家電、紡織、汽車、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等行業。譬如，目前中國的汽車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已經高達年產量1 400萬輛，但據估計目前每年大致隻能銷售800萬~850萬輛。在過去內需疲軟的情況下，中國第一和第二產業的大規模生產能力過剩，為多年來持續和強勁的外貿出口增長所緩解。然而，在目前全世界經濟放緩和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陷入經濟衰退的國際環境中，中國製造業大範圍、大規模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極其明顯地凸現出來。在此格局中，大規模的生產能力過剩漸漸失去了向外“泄洪”的出口，未來的中國經濟能否保持一個相對高的速率繼續增長，或言能否保持宏觀經濟增速不至於急劇下滑，關鍵就在於如何“向內”來啟動內需“消化”了。
一、中國大規模生產能力過剩條件下如何才能啟動內需？
如何才能啟動國內需求，從而消化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從而保持宏觀經濟增速不致急速下滑？從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內需（即“國內需求”）有三個要素，因而，要啟動內需，也要從三個方麵分別有所動作：第一，政府財政購買和政府投資；第二，企業投資；第三，家庭消費。這三個方麵，無疑都與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2008年11月上旬，中央政府決策層推出高達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的計劃，各級地方政府又在加碼配套加入這刺激各地經濟增長的宏大計劃。按24個省市的合算，就有了全國投資計劃總額的18萬億之說。然而，問題是：這4萬億乃至18萬億資金從何而來？又有多少能付諸實施？如果絕大部分投入基本建設或按發改委的意向投向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等9大“支柱產業”，又能在長期中拉動內需多少？在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因素中又會擠出多少民間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歸根到底，這巨額的政府刺激經濟的投資計劃，有多少來自政府的財政預算？如果這樣來追問，我們就會發現，在2009年以及今後數年中，政府投資方麵能真正促動內需的，實際上在於在2009年以及今後數年中能有多少預算赤字，其他方麵均是虛的。然而，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2009年上半年，盡管中國企業經營的國際國內環境極其險惡，盡管有政府號稱的4萬億的刺激經濟的計劃，仍然出現5 073億的財政盈餘！甚至到9月份，財政盈餘竟然擴大到6 316億元。到10月份，全國財政收入58 363.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 087.99億元，增長7.5%，國內消費稅同比則增長83.8%；全國財政支出49 886.04億元，竟然政府財政盈餘增加到8 478億元！2009年1~10月份中國政府的實際財政收支執行情況來看，很難否認在世界衰退的國際大環境中決策層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實際上卻采取了緊縮性的宏觀財政政策。
其次，即使假定政府采取了刺激經濟的宏觀財政措施，要想拉動內需，單靠政府購買和政府公共投資增加這一個刺激經濟增長的因素“唱獨角戲”顯然不夠，還必須大幅度地提高企業界，尤其是關係到經濟增長的房地產行業和民營企業的企業家信心。在目前國內宏觀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和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尤其是出口需求持續減弱的情況下，要提高企業家的信心指數，從而令他們敢於投資和擴大生產規模，顯然不是件易事。2008年11月份決策層提出的數萬億刺激經濟的計劃，從目前來看對提升企業家信心指數收效甚微。在目前的格局下，由於中國企業實際上已經稅負過重，合宜的政策選擇是：與其通過高稅收、高財政支出來拉動政府方麵的高投資——從而實際上是政府替企業花錢，不如采取大幅度地降低企業各種稅負，把資金留給企業自己去花、去投資。尤其是考慮到目前很多中國企業——尤其是許多民營中小企業——資金鏈短缺，經營困難，政府目前最適宜的政策選項，恐怕莫過於降低經營稅、企業所得稅以及其他各種稅負了。隻有企業稅負真正減輕了，企業有贏利的預期和“理性計算”了，看出了賺錢的商機，企業家的信心指數才會提升，企業才會擴大投資和改進技術，進行產品更新換代和企業技術升級，從而才能真正啟動企業投資擴張所引致的國內投資需求的增加。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無論政府在多大規模上采取赤字財政政策，也不管企業投資和擴張是否有新一輪的啟動，無論是從長期來講，還是從短期來看，如果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繼續疲軟，在國內生產能力大規模過剩而世界經濟又瀕臨衰退從而令中國產品出口增長進一步下滑的情況下，任何啟動內需的政策都將會落空或收效甚微。換句話說，改變多年來國內居民和家庭消費持續疲軟的狀況，是拉動內需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終決定因素。然而，現在問題是，如何才能改變居民消費需求多年持續不振的格局？要回答這個問題，關鍵還在於弄清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居民消費需求一直不振的現狀及其原因。
從國際比較和當代中國經濟的演變曆史兩方麵來看，目前我國消費率太低，而固定資產投資率太高，積累與消費比例已經嚴重失衡。按照當年價格計算，2003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5.4%，資本形成率為42.9%，其中固定資本形成率為42.8%。近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卻不斷下降。按照商務部最近的統計數字，2007年，中國最終消費率隻有36%左右，三年時間下降了19.4個百分點。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費率約77%（美國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為86%，德國為78%，日本為75%），固定資本形成率為23%。結果，2007年，我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個百分點。更令人感到有些觸目驚心的是，目前的中國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後於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比較也有相當大的差距；不僅低於過去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於“大躍進”之後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對於這一點，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級研究員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放慢腳步”文章中稱：“中國的家庭消費支出在過去10年中增長較慢，現在僅占總產出值的1/3略高，是全球所有國家中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