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整體陷入了自1929~1933年大危機以來所未曾有過的大衰退。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萎縮，外貿依存度已經很高的中國經濟經曆了13個多月大幅度的出口下滑。然而，就在2009年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麵臨近些年所未曾遭遇的困難環境中，政府的稅收卻不斷攀高，政府的財政盈餘也幾乎在逐月積累，到2009年10月份，全國竟出現了8 478億元的財政盈餘；到了12月份，全國財政還有2萬億元的支出預算沒花掉！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就在這樣一個宏觀經濟運行結果的事實麵前，決策層、財經媒體以及中國的許多經濟學家們還在侈談“要在2010年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一近乎荒唐的現象實在令人不可理解：還有比大危機背景中政府有近萬億財政盈餘這樣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宏觀政策”更荒唐的事情嗎？
這種令人近乎不可理解但實際上又被大多數人所忽視了的宏觀經濟運行結果，充分暴露了中國經濟與政治體製的深層和根本性問題：政府征稅和政府財政支出根本不受任何實質性的製約。
政府征稅不受任何實質性的製約，政府財政預算不透明，不僅僅是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問題，而是現代民主政治與法治國建設的根本性問題。
200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曾明確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定為我們的基本國策和社會發展綱領，黨的十七大報告又明確地把“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確定為我們執政黨的基本奮鬥目標。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法治國”和“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和基本構架到底是什麼？2007年以來，政府稅收不斷攀高——幾乎近20年來每年都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的兩倍，且每年政府財稅部門都幾乎以超過一倍的增幅來完成自己年初所定的預算收入目標——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民主政治與法治國建設的核心問題，不隻是在形式上民主選舉政府領導人和黨內民主問題，實質上是政府的民主預算問題。
在這一方麵，要感謝李煒光教授以及我國財政學界、稅法學界以及憲法學界的其他專家學者的研究工作。正是有了這些專家學者的努力，民主預算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構架和核心價值這一理念才漸漸成為我國社會各界的共識。
理解了現代民主預算的基本理念，也就能知道目前中國社會體製運行種種問題的根源在哪裏了。近些年來，政府官員腐敗案件時有發生而又屢治不果、我國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斷拉大、整個社會越來越依靠政府的項目投資和高投資率來維係經濟增長、居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消費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持續下降等現象，說來不都是國民收入中政府財政收入份額快速增加以及政府財政支出不透明的必然結果？
既然未來中國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建設的核心和基本問題是政府的財政體製和財政預算問題，那麼，要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民主政治，就要把財政體製改革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首要切入點。具體說來，要從限製政府的征稅權開始，構建公開、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財政預算製度。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需要考慮修改我們的預算法以及憲法中有關政府征稅權的條款，要把政府征稅須征得納稅人的同意以及政府每一筆預算支出都要經納稅人選出的人民代表審議批準這類保護納稅人權利的條款寫進預算法和我們的憲法。
民主政治，必定且首先是民主預算。沒有預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將是空的。沒有預算民主，法治國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沒有民主預算，中國經濟從長期來說將會如溫家寶總理所說的那樣“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修訂並頒布帶有真正民主預算精神的《預算法》，目前看來勢在必行，且已經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