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普放高利貸和高房價是貨幣政策的惡果
記者：從2011年所發生的溫州金融危機，以及近期“吳英案”的重審，你怎麼看待民間金融和民間高利貸現象？
韋森：為什麼當今中國會出現一個極其悖謬和荒唐的現象？在廣義貨幣78萬億和81多萬億本外幣存款的情況下，竟然在全國大麵積地出現了“錢荒”？溫州最近發生的事情，隻不過是這“錢荒”的一個地方表現而已。錢荒的原因，其根源在於決策層宏觀貨幣政策。2010年以來，政府決策層的基本宏觀貨幣政策是把準備金提得很高，到了一個曆史的高位（大型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1.5%，中小銀行是19.5%）但卻把利率壓得很低（目前利率隻有3.5%）這就出現了一個極其荒唐的貨幣政策組合。
宏觀經濟學裏，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作為一個數量工具，其主要功能是控製貨幣供給，而利率則主要調節貨幣需求。利率高，貨幣需求減少；利率低，則貨幣需求增加。我們的貨幣政策組合，把貨幣控製得這麼緊，需求則吊得這麼高，結果就出現中國經濟體內整個貨幣市場極度失衡狀態。這種不均衡狀態反映在全國經濟金融體係內，就是高利貸。所以，全國普遍放高利貸，可以說是我們整個宏觀貨幣政策組合的一個必然結果。
再回到溫州的例子上來，溫州缺錢嗎？不，溫州不缺錢。目前所知，溫州本地儲蓄，加上從上海、香港樓市撤資回來的資金，有7 000多億元的存款。但為什麼會呈現出如此多企業缺錢的現狀？初期真正缺錢的是銀行，而不是儲戶。銀行的錢大都貸了出去，又被央行以法準金的形式扣了一大部分，從銀行借不出錢，於是民間高利貸盛行。
目前銀行的基準存款利率是3.5%（一年期定期），貸款基準利率是6.1%。最近一位金融學專家朋友告訴我，據他們的研究團隊測算，目前中國的自然利率約為7%，而自2010年以來這波通貨膨脹來臨之後，在中國借款的真實利率約為負3%。故在目前通脹率是6%左右的情況下，誰能借到款，誰就得益。這就必然導致全國貸款需求的旺盛。民間資金又這麼緊，於是就出現這樣的現象：銀行把錢貸給國有企業和政府官員，他們拿到錢後就去放高利貸。據說溫州就出現好多這樣的例子。現在真正缺錢的是銀行，廣義貨幣主要是由銀行存款組成，而銀行把儲戶的存款大部分貸了出去，實際上銀行內部的可貸資金並不多，所以才出現了全國大麵積的“錢荒”。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記者：政府該救市嗎？溫州申報“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能有哪些新意？需要走出怎樣的路子？
韋森：政府所應該做的，是改變這種邏輯荒唐的貨幣政策組合，盡快把準備金降下來，把利息提上去。隻有貨幣市場的供求均衡了，市場才能正常運轉。
政府拿一點錢去救溫州？溫州的錢不比你任何地方都多？救不了。搞什麼金融改革試驗區，也沒多少用。關鍵是改變決策層違反市場運行邏輯的政策組合。
現在貨幣供給實際上是實行“雙軌製”，商業銀行貸款的基準利率是6.1%，但民間是20%~30%，結果與改革初期的價格“雙軌製”一樣。隻要在商業銀行拿到錢，就可以到市場上去放高利貸，賺息差，這樣全國的金融係統難道還不亂套？把法定準備金降下來，供給增加了，再把利息提上去，需求減少了，市場就均衡了，高利貸也就隨之消失了。所以我認為，拿錢去救溫州，這是非常荒唐的事，根本不管用。這種提議根本沒看到81萬億多本外幣儲蓄下出現錢荒的根本原因在哪裏。
記者：房價能大幅度下跌嗎？地方政府在分稅製沒有改革、吃財政飯人員日益龐大的前提下，如果土地財政的重要性衰退，那麼該由什麼方麵來替代土地財政？
韋森：房價這麼高，說到底也是貨幣政策組合的結果。限製房價有用嗎？有可能嗎？這根本沒在宏觀上弄清這些年房價不斷攀高的根本原因。近些年來，推動房價不斷上漲的動能，主要並不是剛性需求，即並非很多人因為結婚要買房子產生的需求所導致，主要還是投資需求所推動的。
為什麼房產投資需求這麼旺？因為在銀行存款所得是負利率，我一年的存款利率是3.5%，通貨膨脹是5%以上了，我把錢存銀行是虧的。近年來，中國股市又“跌跌不休”，人們有錢又不敢投股市，投哪裏？隻有投資買房！這樣房價還不會被不斷推高？再說，利率這麼低，我不借錢我傻嗎？實際計算一下，借錢的利息甚至為零、為負，即我借了錢，還賺了，所以大家拚命借錢買房子投資。你把銀行利率提高到10%~15%，看房價下不下來？
現在政府在各地推行的限購令也足夠荒唐，它進一步扭曲了市場。再說，你能限製得住嗎？根本不可能。這有違市場運行的邏輯。
房價不下跌，地方政府又需要依仗賣地收入，而現在賣地很難了，一是賣不出去，二是國土資源部管著你。賣不出地，就沒辦法償還地方政府負債。在這種情況下，問題確實很嚴重。
真正要把房價降下來，必須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決策層又陷入了兩難，很難做到。因為地方政府負債約14萬億元，利率上去後，地方政府要破產了。隨便舉個例子，全國170多家民用機場，隻有20多家贏利，而這些機場工程都是靠貸款建起來的，還有高鐵。政府和國有企業近幾年借了這麼多銀行貸款，央行提高了基準利率，它們就受不了了。
減稅是民企解困的唯一途徑
記者：2011年，長三角、珠三角的民營企業陷入困境的現象比比皆是，同時，很多年輕人因為覺得在地方上靠“拚爹”得不到理想的就業機會，隻好去“北上廣”，一度有逃離“北上廣”的說法，但不到一年，大氣候變成了回到“北上廣”。民營企業的委靡不振，使地方失去了活力。你怎麼分析這樣的困境？
韋森：民營企業的困境確實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遇到的主要問題，但我看主要問題還是現在政府稅收太高，使民營企業不堪重負。西方國家，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它們的經濟在短期五年、十年之內不可能恢複，人民幣還在升值，2011年的外貿出口基本上到了巔峰。現在中國企業的工資在上漲，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做實業幹嗎？做了基本上不賺錢，很有可能還是虧錢，還要慘淡經營，做得那麼辛苦，於是很多民營企業家關了廠，不去做實業了，去做私募投資、去放高利貸了。這樣一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還靠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