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歐債危機的形勢，最近有什麼新的發展和變化嗎？
韋森：隨著歐債危機的深化，歐洲各國的經濟前景明顯比秋初時黯淡了許多。歐元區一些政府的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目前已席卷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最近來到了法國的大門前。歐洲各國經濟的黯淡前景，也使全球經濟更加陰霾密布。現在，沒有幾個經濟學家敢斬釘截鐵地斷言2012年不會再出現一場全球經濟衰退了。在此情況下，歐洲委員會和歐洲各國政府在政策選擇上可謂是一籌莫展。歐盟各國到底怎麼辦？歐洲領導人的觀點且不說，各國的經濟學家們和觀察家們的意見更是莫衷一是。不久前我在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度中國高峰論壇上講出了這麼一個觀點：“歐洲的政治家們現在應該好好讀讀中國古典文獻《道德經》。”
以前看到的關於歐債危機的觀點，包括格林斯潘的一些看法，大多是從歐元區成立時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著眼來分析問題，認為北部國家和南部國家在競爭力方麵存在的巨大差異是歐債危機的根源，即北部國家儲蓄，南部國家消費，歐元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最終導致了今天歐洲各國政府的債務危機。但是我覺得這種判斷沒有看到深層次的原因，是停留在比較淺的層麵來看問題。實際上，這次歐債危機有三點深層次的原因被大家所忽略了。
2009年，我發表了一篇“市場經濟的商業周期與中國的選擇”，其中提出一個觀點，這次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不僅僅是就業率企高不下、次貸和金融泡沫乃至華爾街投行的金融家的貪婪這些經濟係統表層的問題。從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的長波理論來看2008~2009年以來的這次世界性的經濟衰退，我們可以認為，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動的第四波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的衰竭，才是這場世界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
2010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就講到，人類近現代曆史上共有三次大危機：一次是1873年之後的通貨緊縮和市場動蕩，一次是1929年到1931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還有一次就是現在的這場世界經濟衰退。克魯格曼還認為，目前世界正處在“1873年經濟恐慌”和“1929~1933年大危機”後的世界“第三次大蕭條的早期階段”，並且他認為這一次將是一次“長蕭條”。2011年8月，畢生都在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紐約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把這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稱為“大窘迫”(Great Distress)。他也預測，這一“大窘迫”將持續5年甚至10年。
按照熊彼特和克魯格曼的劃分法，我們可以認為，第一次世界性大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以蒸汽機為基礎的機器化大工業（鐵路、輪船和機器化大生產）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動力衰竭了；第二次基本上是因為汽車工業、化學工業、電信、電報工業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動力衰竭了；而這一次呢，是因為1952年開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航空航天技術、核能以及網絡技術）所帶來的增長動力最後衰竭了。如果這個根本問題不能得到解決的話，這次蕭條將是全球性的、長期的。我個人的判斷是，美債危機也好，歐債危機也罷，都不是三五年內可以解決的事。除非整個人類社會能再發動一場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新的科技革命，從而帶來一波新的經濟增長，這一長期蕭條的格局將很難改變。現在看來，無論新能源、納米技術，還是生物工程，目前都還構不成改變未來人類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沒有新的科技革命推動一波新的經濟增長，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經濟就不可能在短期內複蘇，從而政府的財政狀況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雖然在不久前召開的歐盟峰會上，歐盟23個國家（歐元區17國加6個非歐元區國家）同意締結一項新的政府間條約，即新的財政協議，以此來強化各國的“財政紀律”，但這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歐洲目前的困境。
第二個觀點是什麼呢？這次歐債危機與西方民主政治製度的實際運作有關。我最近寫的一篇“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層次問題——重讀哈耶克之八”，主要就在談這個問題。在現在的西方民主政製中，任何一個政黨要上台，都需要盡量滿足所有選民的要求。它一方麵會對富人說，你們選我上台後我會給你們減稅；另一方麵則會對窮人說，你們若選我上台，我會提高你們的福利。這樣政治製度的運作所導致的結果是，每一個西方民主國家都背負了沉重的債務——又要減稅又要增加福利，隻會讓政府花的錢越來越多，財政赤字越來越大。意大利、希臘、西班牙、愛爾蘭、法國，包括英國在內，都是這個毛病。按照哈耶克的觀點，美國、歐洲等一些發達國家的一個政黨要上台，並不完全取決於自己黨派所代表的利益團體的訴求，還要看中間選民。你看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還有英國的工黨和自由黨，兩黨的基本選民是固定的，決定誰上台的，是遊移不定的中間選民。一個政黨要想競選上台，就得滿足這些人的需求。於是，每個政黨要上台都一個勁兒地承諾。哈耶克甚至批評這種為競選上台的承諾是一種腐敗。從這一點出發，我得出了這麼一個觀點：歐洲政府最好不作為。因為，這次歐債危機的核心是政府的債務危機，它是民主製度長期運作的結果，而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後歐洲各國政府的救市，隻是一個導火索而已。
我之所以說歐洲的政治家應該學學《道德經》，積極地“為無為”，恰恰是因為是過去政府的“作為”導致了它們的債務越來越重。現在危機來了，政府去救市。越去救市，花的錢越多；花的錢越多，背的債務就越重。這就像一個不會遊泳的人掉進了大海裏，你不掙紮，或許還會沉得慢一點；你越掙紮，就會沉得更快。既然短期內歐洲各國不可能從這場經濟衰退中走出來，任何政策選擇目前看來似乎都是無用的，作為與不作為，結果都差不多。目前歐洲各國的失業率大都在兩位數以上，近期各種宏觀指標都表明經濟衰退的跡象更為明顯並且正在加劇，在此情況下，縮減政府的開支，是否會進一步加速經濟衰退？現在看來，歐盟各國的經濟真是積重難返，故歐盟委員會和各成員國政府左右為難，很少有合宜的政策選項。
我要講的第三點是，歐盟各國經濟複蘇步履維艱且目前有可能陷入長期蕭條的一個根本原因是歐洲的人口結構。按照2008年歐洲統計局的一項報告，21世紀以來，歐洲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接近於0，且人口老齡化嚴重。2008年，歐洲的每5個人當中，就有1個超過65歲以上的老人。這項報告還預計，從2015年開始，歐盟27個成員國在整體上會出現人口負增長。由於歐洲人口老齡化程度很高，且很多國家已經是人口負增長，加上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沒有大的科技革命發生的條件下，經濟低速增長甚至沒有增長，應該是常態。然而，在前些年美國次貸危機時期，歐洲各國政府也采取了各種刺激措施來推高經濟增長的速度。這正如長期靠服興奮劑來保持自己長跑速度的老運動員一樣。政府長期采取刺激經濟增長的宏觀政策，後遺症就是現在的政府債務危機。
盡管2007年全球金融風暴和2008~2009年的世界經濟衰退對歐洲各國的經濟打擊很大，但受衝擊最大的卻是政府，日子最難過的也主要是政府。本來歐盟各國政府就有沉重的巨額養老金負擔，2008年之後經濟衰退來了，政府不斷加大失業救濟和刺激經濟的財政開支，另一方麵政府的財政收入在經濟衰退中又下降很多，這就使大多數歐盟國家政府的債務不斷攀高。最近還有研究表明，在2005年，歐洲國家的適齡勞動人口與領取退休金的人口的比例是100∶35，但如果照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到了2050年這個比例將會達到100∶75，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比例將會發展到1∶1。歐洲人口出現負增長，老齡化又這麼嚴重，怎麼期望它們在未來能有較快的經濟增長？從人類曆史來看，一個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總是伴隨著人口的增長，幾乎無一例外。
但是，要看到，盡管歐盟成員國政府的日子很難過，但普通民眾的生活還過得去。盡管他們的收入下降了，生活與以前相比有些拮據，但領到了失業救濟金後，他們仍可以去超市買生活必需品，仍然可以到酒吧去喝啤酒。2010年和2011年，我到過歐洲大陸幾個國家，也在英國轉了一圈，發現大家的日子照常過，好像並不是處於一個經濟大衰退時期。概言之，由於歐洲各國的人口已老齡化了，生活水平也已經很高，很舒適，因此要期望歐洲經濟有較快的複蘇，從人口結構上來說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