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來中國訪問，參加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編製的《2030年的中國》研究報告的發布會，他所帶來的這項研究報告的中心信息是：“中國現已走到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中國必須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體製改革，才能避免在“沒有太多預兆”的情況下快速經濟放緩的危險。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這份報告還警示說，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可能會令銀行業和其他產業中的問題惡化，甚至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進一步深化改革，已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一般共識。中國社會已經到了非進一步改革不行甚至到了改革刻不容緩的關頭，但問題是如何改？中國的下一步改革，尤其是政治體製改革，從哪裏著手？如何啟動？改革的核心和關鍵又是什麼？
2012年2月28日，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向中國政府決策層進一步提出了改革的6條建議：（1）重新界定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作用，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2）推動創新，建立與全球研發網絡相連的開放型社會；（3）促進綠色發展；（4）為所有人提供均等機會和社會保障；（5）加強財政體係建設，改善財政可持續性。這涉及三個關鍵領域：確保各級政府有充足的財力以滿足支出需求；籌集更多的財政收入；調整支出結構，提高社會和環境方麵的支出比重；（6）確保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利益攸關方繼續融入全球市場。
佐利克提出的這6項建議乍看來宏大、全麵且現實，但仔細分析一下，好像每一條建議均非常“虛”，並沒有真正觸及當今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體製運行的核心問題。並且，即使這6條改革建議涉及的確實是當今中國社會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其具體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也值得懷疑。
在經曆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所麵臨的根本問題是什麼？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大致理清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一些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主要有哪些。
縱觀近些年來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的種種經濟社會問題，大致可粗略地將其歸納為以下8大類：
第一，政府官員腐敗、貪腐案件大量發生且屢治不果。
第二，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斷拉大，社會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已經接近0.5。
第三，整個社會越來越靠政府和國有部門的項目投資和高投資率來維係經濟增長。
第四，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費占國民收入的份額持續下降。
第五，廣義貨幣不斷膨脹，房價和消費品物價快速上升，導致中國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物價水平已經接近有些甚至超過發達國家。
第六，在普通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政府用在醫保和社保方麵的財政支出又嚴重不足，導致民生困頓、民怨積累。
第七，社會誠信和商業倫理嚴重缺失，食品安全、產品質量、環境汙染乃至商業欺詐等問題在各種媒體上不斷曝光，屢治不果。
上述七類問題不斷惡化，又衍生出了困擾當今中國政府決策層的第八個社會問題：一些惡性事件和萬人以上群體事件時有發生，社會內部的緊張程度不斷增強。
為什麼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蘊生並積累下來上述8大社會問題，且上述問題交織在一起而不斷惡化？追根溯源，就會發現，上述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問題，直接或間接地——或多或少地——與政府的行政權力不受任何實質性的約束與製衡有關。
單從中國的稅收和財政體製來看，現在中國各級政府已掌握了十幾萬億的財稅收入，加上各地政府的賣地收入和其他各種預算外收入，保守地估計也有十七八萬億元（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曾估算，在2010年中國各級政府的實際財政收入已達到了15萬億元）。這麼大的政府財力“盤子”，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又不公開透明，政府官員腐敗時有發生且屢治不果，還不是這種缺少民主預算和財政公開透明的製度安排的一個必然結果？當今中國社會內部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拉大，中國的大多數富人大多與權力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難道不與具有這種財政體製安排的基本政治製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