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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向有鬥士和隱士兩類散文家，其最大區別在於鬥士把散文當利劍，隱士拿散文當雕刀。鬥士慣有特立獨行，寧為玉碎的血性，也許他的劍術並不高明，卻一定要刺中要害。“特殊的時代一定會產生特殊的文體”，魯迅式與茅盾式散文的現實性和戰鬥性，實在是他們當時所處的那個大時代的造物。要在他們的散文裏尋覓矯情自飾的小情調，小惆悵，“小擺設”，則不免徒費無益。他們是把散文當“投槍”和“匕首”的，才不會把它變成高人逸士手裏的小玩意，去“專論蒼蠅之微”。正如阿英所說：“在中國的小品文活動中，為了社會的巨大目標的作家，在努力的探索著這條路的，除茅盾、魯迅而外，似乎還沒有第三個人。”
因而，正當大時代而一味地“品賞”“幽默”與“閑適”，就顯得十分不合時宜了。不是嗎？曾幾何時，“幽默”的老舍就遇到過難堪的尷尬，他怎會想到“幽默”竟會給他帶來“危險”！他那篇《“幽默”的危險》既是一次辯白，也是在為一己的“幽默”正名。這自然起因於魯迅對林語堂所辦《論語》半月刊的批評，而老舍當時常給《論語》寫稿。當國家身處內憂外患之際，林語堂倡導“幽默”、“性靈”，“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自然便有了專事玩弄之嫌。眼裏從不糅沙子的魯迅，批評林語堂將幽默導向“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也就順理成章。可要是單從魯迅1934年6月18日寫給台靜農的那封信來看，他當時對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說：“文壇，則刊物雜出，大都屬於‘小品’。此為林公語堂所提倡，蓋驟見宋人語錄，明人小品，所未前聞，遂以為寶，而其作品，則已遠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將與老舍半農，歸於一丘。其實，則真所謂‘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這實在有點冤枉了老舍，因為即便當時來說，老舍與林語堂的幽默路數也畢竟是有區別的，“林語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帶滑稽，老舍則幽默而帶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