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魯迅相比，鬱達夫要豁達許多，他認為，“清談，閑適，與幽默，何嚐也不可以追隨時代而進步呢？”可見，在他眼裏，一個作家是否追隨時代而進步，並不在乎他的“文調”是“性靈”、“閑適”、“幽默”的，還是遒文壯節、揮戈反日的。其實，魯迅也並不像有些人出於逆反心理想象的那樣，是隻會“橫眉冷對”的“鐵板”一塊。在散文寫作理念上，他還是蠻“前衛”的。他認為散文隻要達到了真情實感的流露，寫作上“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同時，魯迅的深刻犀利卻也是旁人所望塵莫及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散文的幻滅在於“模樣裝得真。”換言之，在魯迅看來，散文最貴在“真”，尤忌“瞞”和“騙”的裝腔作勢。
散文寫作又實在是多元的，遠非“鬥士”、“隱士”兩類可以囊括。恰如梁實秋所說，“有一個人就有一種散文。”以魯迅、周作人雖為血緣兄弟，卻“文調”迥異，即可見事實也是如此。一個人的散文寫成什麼樣，或他會如何來寫，跟他的散文觀，其實也就是性格，是血脈相連的。所以，梁實秋強調，散文的“文調就是那個人。”“文調的美純粹是作者性格的流露。”他以為“散文是沒有一定格式的，是最自由的。”要“美在適當”。周作人則率先提出，現代散文是“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且“須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朱自清主張“意在表現自己”，崇尚寫“獨得的秘密”。
再比如，沈從文一味要在散文裏“寫我自己的心和夢的曆史。”並特別強調，“把文學附庸於一個政治目的下，或一種道德名義下，不會有好文學。用文學說教，根本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了。”堅持文學的純藝術性，像他的同道何其芳、李廣田、蕭乾，直至他的弟子汪曾祺，均如是；章依萍則代表“海派”作家直言不諱地表示，“所謂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來，誠為不朽之大業，而在愚拙之我看來，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的著作，無非皆是商品而已。”堅持文學的商品性。像與之歸於一派的張愛玲、蘇青等，也都明確地說，他們是為生活、為錢而寫作。在今天看來，即便是為稻糧謀，卻寫得一手好文章，已無可厚非，不太再會被輕易指摘為思想格調不高或人品低下了。
正是從這個角度也說明，誠如梁遇春所說，“自從有小品文以來，就有許多小品文的定義，當然沒有一個是完全對的。”可我還是最心儀他以26歲年輕生命留下的那份灑脫與率真，以及隻能是天賦的靈性與悟感。他以為，散文就是“用輕鬆的文筆，隨隨便便地來談人生。”而且，比起詩來，散文“更是灑脫，更胡鬧些罷！”我頗以為然。
其實，追蹤20世紀中國現代散文的腳跡，無論是早期的“語絲派”，“論語派”，讚美母愛的“冰心體”，“跑野馬”的徐誌摩散文，還是被一度奉為新經典的楊朔、秦牧、劉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峽對岸立誌要“剪掉散文的辮子”的餘光中，甚或近來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罷，至少在一點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寫我口”。不管何種“文調”，無論向雜文傾斜的硬邦邦抨擊時政的，還是抒情感懷到軟綿綿無病呻吟的，或觸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訴的，散文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作為靈魂的避難所或精神的棲息地而存在的。藝術是獨立的，散文須是個性的。
於中國現代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