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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捕之前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頻死難後，我先住在李達家裏，後來搬到沈從文兄妹的宿處。四月初，向《東方雜誌》鄭振鐸先生借了二百元錢做路費，由沈從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親麵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編了一個謊言：說胡也頻將去蘇聯，不能一路同來看她；我一個人在上海無法帶孩子，隻好把孩子交給她撫養。母親慷慨地答應承受這個重擔。我不敢在家裏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無法控製的時候，流露出真情。我在家隻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來比較熟，可以常常來往的沈從文兄妹隨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隻有李達夫婦是我惟一親近的熟人了。李達曾是平民女校的負責人，我一向是把他當作老師的。他的夫人王會悟是一個熱情的女性，一向對我好，而且是最愛護我的純真的讀者。三〇年也頻被捕後，他們主動邀我搬到他們家去暫住。在那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候，這種情誼是極不容易有的，是極可貴的。因此我對他們夫婦的感激之情是永遠不會淡漠下去的。李達以他多年的處世經驗，以及他對世界的認識，曾經勸我：“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政治活動了；老老實實寫點文章。”因此，這時我有一些話不便在他們麵前說，但我很需要他們的友誼。除了他們家我能夠常去坐坐，打發一點時間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後，又不能完全講心裏話，便越發感到孤獨。在這種無援的情況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環龍路租了三層樓上的一間小房子，寂寞地過著一天又一天。
我這時是二十七歲。雖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過，上過學，可那時都是同朋友們在一起，或者同愛人在一起。如今獨立生活在大上海，一個人在萬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舉步艱難，整日心神不安，憂心忡忡。窮思苦想，我強打精神，蓄積力量，為應付每一個日子而掙紮下去。
我有許多負擔：首先是政治上的壓力。也頻已經犧牲了，我應該繼續衝向前去！但究竟應該怎麼做？殺害他的國民黨劊子手們能夠放下屠刀放過我嗎？第二是經濟上的壓力。我應該奉養我的母親，應該撫育我的孩子。他們每日的吃、穿、住，都應該由我籌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夥食……我每月得寫多少字啊！過去是兩個人經管兩個人（母親還有一點點積蓄），現在是一個人擔負三個人，並且是兩地為生。第三是創作上的壓力。我該寫什麼呢？我舊有的一點點生活，我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經寫膩了。我需要開拓創作的新天地，我必須到大眾的生活中去。可是，怎麼去，去什麼地方？種種問題橫積在我的心頭。我坐著，癡癡的；躺著，悶悶的。在馬路上走著，心像被狂風卷起的落葉又被拋下。我寫過一篇小說：《從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這一段生活的寫照，看過這篇小說的讀者會更理解我的。
我曾經向共產黨中央要求去江西蘇維埃區。等著等著，後來不被準許，因為工作需要，我被留在上海，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雜誌。這件工作很重要，不是我過去辦《紅黑》的那一點點經驗所能應付的。那時編輯《紅黑》雜誌，主要是也頻做事，我隻在“人間書店”辦的《人間》月刊上掛一個空名；另外的事則由沈從文和那位書店的老板兼編輯程某負責；刊物隻出得兩期或三期就停刊了。
我這時的生活實在狼狽。關心我的左聯的朋友們有人認為在如此處境下，一個人生活太艱難，不是長久之計。但我這時對於戀愛實在心灰意懶。我相信不會有誰能像也頻那樣的純樸熱情，因此我隻願一心寫作，或做一點工作，不願用什麼愛情來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時間。我需要一個愛人，一個像也頻那樣的愛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許多麻煩。有時我甚至以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個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頻的影子老在我心裏。誰知就在這寂寞孤淒的時候，馮達走進了我的生活。這是一個陌生人，我一點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種平穩的生活態度來幫助我。他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嚇唬我，不驚動我。他是一個獨身漢，沒有戀愛過，他隻是平平靜靜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萊的私人秘書，左翼社會科學聯盟的一個普通盟員。他已參加了黨。他曾有優厚的工資，每月收入一百元。後來他把職務辭掉，在黨中央宣傳部下屬的工農通訊社工作，每月拿十五元生活費。他天天寫一點稿子，也翻譯一點稿子，把通訊稿打字、印刷，然後一一拿出去付郵。他不愛多說話，也不恭維人。因為從事秘密工作，為了迷惑敵人，他穿戴整齊，腋下常常夾幾張外文報紙。他沒有傲氣，也不自卑。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的紅色新聞給我聽，因為我平日很少注意這些事，聽到時覺得新鮮。有時他陪我去看水災後逃離災區的難民，他為通訊社采訪消息，我也得到一點素材，就寫進小說裏去。我沒有感到有一個陌生人在我屋裏，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買一些菜、麵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後來，他就搬到我後樓的亭子間。這年十一月，我們就一同搬到善鍾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樓，我們住二樓，每月我們給沈家廿元房租，和樓下的一家一同搭夥吃飯，每月給她廿元飯錢，並和他們共傭一個阿姨。“一二八”後不久我們離開善鍾路。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們東住幾天，西住幾天，經常搬家，最後搬到昆山花園路。三個月後，即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了。
被捕以前，我一直認為馮達是一個好黨員。他工作負責，耐勞，有病也不休息。聽說他有母親、弟弟，在廣州老家，但他們很少通信；他沒有別的社會關係。有一個時期，他在黨領導的“時聞通訊社”工作，每天上班。他生活上無嗜好，也沒有多餘的錢。他每月隻有十五元生活費（後來我們的房子成為黨的秘密機關後，每月補貼二十五元房租），他從不亂花，也不叫苦。
我們認識時，他在史沫特萊那裏當秘書，不久就轉到中央通訊社去了。領導他的是朱鏡我同誌。一九三二年他兼時聞通訊社的工作時（實際仍是共產黨中央通訊社），領導人還是朱鏡我。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調到中共江蘇省委，負責《真話報》工作。潘梓年同誌是報紙的總編，常來我家；領導人是汪盛荻。一九三三年春，一二月間吧，汪被捕，丁九同誌接替。我們搬住到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園路。
二 綁架到南京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晚上，馮達九點鍾才回家。他對我說：他曾去看“真話報”的兩個通訊員（沒有告訴我他們的名字），在他們住室的窗下叫了兩聲。那兩個人住的亭子間，窗戶臨弄堂。隻聽到屋裏腳步聲很雜，而且燈光搖晃。他感到與平時不一樣，懷疑出了問題，便拔步急走。走到大馬路上，也不敢回頭，趕忙跳上一部電車，半途又換了幾次車。他估計即使有尾巴，也可能被甩掉了，這才往回走。可是到家門口後，他剛把鑰匙插進鎖孔，回頭望望，看見馬路對麵影影綽綽有一個人。他來不及走避，隻好進門回家。因此他懷疑我們這間屋子也可能會出問題，應該小心。第二天是五月十四日，早晨，他又向我說，他還要去看看那兩個同誌；如果不去，這兩個人的組織關係便會丟了，那很不好；他應該去了解一個究竟。這天上午，我要去參加正風文學院一個文藝小組開會。我們約定十二點鍾以前都一定回家。到時候如有一個人未回，另一個人就要立即離開家，並且設法通知組織和有關同誌。八點多鍾，我們分手了。我去正風文學院前，特意繞道去穆木天、彭慧家，告訴他們昨夜新發生的情況，並說如果我下午不再來，就可能是真的出了問題，讓他們有所準備。從正風文學院出來，我回到家裏是上午十一點半，果然馮達未回。我認為這不平常，因為他說隻是去兩個記者那裏看看的，應該比我回來得早。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東西，如果十二點鍾馮達還不回來，我就走。正在這時，潘梓年同誌來了，我把情況告訴了他。他這個人向來是從從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會新聞》，坐在對著門放置的一個長沙發上；我坐在床頭，急於要按規定及時離開，但看見潘梓年那樣穩定、沉著，我有點不好意思再催。不一會，突然聽到樓梯上響著雜亂的步履聲，我立刻意識到：不好了。門砰的一聲被推開了，三個陌生人同時擠了進來。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們都靜靜地不說話。來人當中為首的一個高個子，馬上站在我的書桌前，我的書桌是臨窗的。一個人守在門邊，一個人就翻查書架。後來我知道，為首的那個特務叫馬紹武，是一個大叛徒。當時他嚴厲地看著我和潘，沒有說話。約三四分鍾後，跟著又進來兩個人，其中一個叫胡雷。這人一九三〇年到過我家訪問胡也頻和我。那時他在《真話報》工作，約我們去參加《真話報》的讀者座談會，我們去過。這天他一進門，看見是我，很詫異，跟著對我笑笑，點了一下頭。我心裏明白“壞了！”馬紹武看見了，立刻把他拖到門外，談了一小會兒；馬紹武得意洋洋地走了回來。我明白馬紹武知道我是誰了。我心裏想：“知道又能怎樣？反正是那麼一回事！”我對胡雷這個無恥叛徒感到憤恨，怎能為敵人當鷹犬來捉拿革命的同誌！過了五六分鍾又進來了三個人，其中有沒有胡雷，我就沒有注意了，我隻注意一個人，那就是馮達。他一看見我和潘梓年，猛的一驚，然後就低下頭，好像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潘梓年，他木然地、無神地往床頭一坐，我立刻就站起來走到立櫃邊去了。我瞪著他，他呆若木雞。我心裏想：難道是他出賣了我們？
這時，馬紹武做了一個手勢，屋子裏的人動起來了。他們推著我和潘梓年，我順手把剛才清理的衣服拿了兩件，還拿了一件夾大衣，如果睡在水門汀地上還是用得著的。就這樣，前拉後擁把我們推下樓來，帶出了門。街上沒有幾個人，那時昆山花園路一帶向來僻靜，隻有這一排房子裏住了幾家俄國人。這裏不可能有援助我的人。他們把我們推進停在路邊的一輛汽車裏，我和潘梓年坐在後邊，一邊一個特務。前邊坐的馮達和另一個特務。大馬路上人來車往，熙熙攘攘，可是有誰知道我們被押在國民黨特務的一輛汽車裏，朝著什麼地方，什麼境界馳去呢？我用臂膀碰碰潘梓年的臂膀，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想表示的是什麼？是恨，恨馮達！是愛，愛潘梓年！現在世界上隻有潘梓年同誌是我惟一的親人，惟一同命運的人了。一群匪徒，一群無恥的窮凶極惡的魔鬼，緊緊地圍著我，用猙獰的眼光盯著我。
汽車駛向黃浦江邊，在十六鋪南頭的一小塊空地上停下了，圍上來另一群人，把我擁進一棟小樓；樓前掛著“××旅館”的招牌，但我看得出這是國民黨特務匪徒的一個黑窩。
一上樓，他們把馮達和我關在一間房子裏。這時我忍不住罵道：“真看不出你是一個朝秦暮楚的人，哪裏會想到是你把我出賣了！”
馮達忙著聲辯：“不是我，你能聽我解釋嗎？”
我說：“還有什麼好解釋的？事情不是明擺著的，我們家的地址是你說出來的。隻有你！你不必解釋，我不相信你。”
馮達還是連聲解釋，說昨晚他就懷疑過，有人盯梢，我們的房子被人注意了，我不願聽他的聲辯，隻想把對敵人的仇恨發泄在他身上，我真想跳過去打他，但我們當中橫著一個方桌。這時馬紹武進來了，他勸我道：“不要生氣！可以慢慢講嘛！”原來他在隔壁偷聽。我不願再開口了。我對馬紹武說：“把我們分開！”馬紹武連說：“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後來他們把我們領進另一間較大的房子，裏邊坐著七八個人，全是穿著短衣的打手。我氣悻悻地坐在那裏，不理人，也無人理我。他們拿飯來，我沒吃，心裏隻想：“有什麼辦法逃出這裏呢？”
這樣整整坐了一下午，到夜晚，我要小便，打手們也不肯出去。我隻得當著許多男人坐在便桶上，盡管便桶是放在床後邊，當中隔著帳子。第二天清晨，他們一群人前呼後擁把我同馮達送上火車，在二等軟座，他們包圍著我，不使我接近乘客。途中我到廁所去了一趟，我用燃燒過的火柴棒寫了幾句話在一張紙上（因為我身上沒有筆，但有香煙、火柴），籲請仁人君子把撿到的另一短簡寄到上海開明書店葉紹鉤（即葉聖陶）收。給葉紹鈞的信裏隻說我被綁架到南京，署名“冰”。我把紙條和信用一塊手絹包著，裏邊還包了四元錢是給撿信人的。我把手絹包從便盆中投了出去。自然，這隻是徒勞，像石頭丟到海裏，連一個水沫也沒有。後來我也沒有問葉紹鈞先生是否收到過這封信，他也從來沒有談起過這事。
我一心隻想把我被綁架的消息傳出去。我撿過一份他們看過的報紙，是當天的，但當中被他們剪掉了一小塊。我不知道這被剪掉一塊的內容，我猜想可能同我有關。以後，我才知道果然是報道丁九在我家樓上摔下來遇難的消息。當時我懷疑他們為什麼要剪掉這一塊，是因為怕我看見，或是因為是別的重要新聞才剪掉的呢？
中午時候，火車進了南京站。南京是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屠殺革命人民的總指揮部。像歡迎國民黨的黨國要人那樣，湧上來一大群人，像看猴子似的擠近前來看我。押解我的人簇擁著我坐進一輛大巴士，車子先開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停了一會兒，才把我們送到一個完全中國舊式的比較高級的旅館，但看樣子，這旅館不是普通做買賣的，這裏非常安靜。我們住進一間比較大的房間，仍是好幾個看守與我們一起。我開始過一種特殊的囚犯生活。
三 兩隻癩皮狗
在這個旅館裏隻停了一天，第二天又換到另一個旅館。這裏是兩三排平房。我們住的是前後兩間。前房住三個看守，後房就叫馮達同我住。有一個向北的小窗戶，小窗鑲著毛玻璃，釘著鐵絲網，關得死死的。看來，在我以前這裏住過別的人。房間裏除床、桌外，有一個小凳子，一個洗臉架，上邊放置著盥洗用具。外間屋較大，有兩張床，一個吃飯的方桌，臨窗放著四五個小凳。除洗臉用具外，還有一把茶壺，幾個茶杯。三個看守住在外屋，晚上通宵有人值班。廁所在我們這排屋的盡頭，去廁所要走過一間空屋，沒有外人去。門前是院子，對麵也是一排房子，不知道幹什麼用的，是否關得有人，或是空著，都不知道。總之，狹長的一條院子，除我們幾個人外，見不到別人。偶爾有人送水來，我也不以為這是旅館裏的什麼人。自然我們屋後還有後院和類似的房子，它們派什麼用的，隻能令人想象，大約不是住的過往旅客。
送我們到這旅館來的是一個小官員。我問過看守，他們說是王科長，在中央黨部調查科做事，但不是調查科的科長；調查科的科長叫徐恩曾。但調查科又是一個什麼機關，是幹什麼的，以我當時的窄狹的社會知識，我是不理解、不知道的。我隻懂得他們在這裏關著我，管著我，這裏是可以致我死命的地方。
在頭一家旅館，我就向看守提出來要與馮達分開。我對他有懷疑，不願同他再在一塊。到第二家旅館後，我又向看守提出，他們推托說這要問上邊，他們無權處理。
十七號上午，我還躺在床上的時候，聽到一個人在室內與馮達說話，是一個熟人的聲音。慢慢我聽清楚了，原來是曾到過我家不少次的原共產黨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汪盛荻。我一時不明白，這個人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他現在是什麼身份？我腦子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敲打！慢慢我明白了，嗬！他一定是叛變了，他是來勸降的！真可恥，真可惡！我簡直沒有勇氣去看一個神聖的共產黨員失身成為這麼一隻可鄙的走狗。他走到帳子外邊，不敢直呼我的名字，隻說：“起來，起來吧！我們可以談談！”
“哼！有什麼可談的！”我不理他，仍舊睡著，隻希望他趕快走開，我怕見齷齪的東西，他真齷齪！
他不走，我隻得起床；我一眼也不望他。他對馮達說：“我那年一被捕就提出要見陳立夫，我和他在中學同學。他能不照顧嗎？”聽到這話，馮達怎麼想，我不知道，我隻感到忍無可忍。
汪盛荻終於對我說了三點。他說：“第一，你是共產黨員，你無法抵賴。我已經向國民黨講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產黨員。你憑什麼瞎說？！你有什麼證據？！我隻是左聯的盟員。”
他說：“第二，你不要幻想宋慶齡、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他又說：“第三，胡也頻被捕是共產黨內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頻是被國民黨槍殺的。”
他不再說話了，可是也不走，賴在這裏捱著。我坐在裏間，馮達也坐在裏間。他就在外間同看守閑聊，還在這裏吃中飯。吃飯時我問他：“你怎麼還不走？你不是有人照顧嗎？為什麼要在這裏陪我吃牢飯？”他不高興地看看我，無可奈何，隻低頭吃飯。
第二天，是十八號，汪盛荻又來了，他想再同我談話，我不理他。他又捱到吃中午飯。我有點看出來了，便說：“你是不是向人誇下海口了？你昨天來時還有點神氣；今天，你已經明白了，你是交不了差的，可又不敢不來。唉，脖子上套了一個圈，是嗎？”我哈哈大笑。他不敢發脾氣，勉強吃完這頓飯，很快就走了。十九號上午，他沒有再來。我問看守：“今天那隻狗怎麼沒來？”三個看守都笑了，說：“他來有什麼用？我們都跟上峰講了。”我心裏真有點痛快。
跟著，又來了一個小癟三式的文人，自己報名叫張衝（叫張衝這個名字的人真多！），聽說我來了，住在這裏，他順路來看看、聊聊，還說在北京時同胡也頻很熟。真會說謊！他好像真的是路過這裏，很自然地聽說我在這裏，就隨便進來看望老熟人。難道我真會相信這裏是一個可以自由進出的旅館？我是一個可以讓熟人隨便來看望、隨意說說閑話的普通人？我一本正經地回答說：“你同也頻熟是假話，也頻的熟人，我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你不要攀老交情了。你來要談什麼，是用什麼身份來跟我談，敞開門說吧。”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敢承認，隻連聲說：“是順便來看看，是看看你……”大約他看出我是一個不識相的人，他沒有準備，或準備不夠，便沒有再談什麼，局局促促地坐了一小會兒就起身走了。
四 去雨花台嗎？
又過了一兩天吧，來了一個大高個子，看來像是負點責任的。他一見麵就笑著說，像是問話，又像是自語：“來了幾天了？”我“晤”了一聲，心想：“真是廢話！”我說：“你不比我還清楚嗎？”他裝著沒聽見。接著問：“生活還好嗎？”我生氣了：“有什麼好！現在是在吃官司！”他讓我坐，自己也坐下來，接著說：“不要這樣想嘛！你完全可以自由。”我更生氣，他在說鬼話。我一點也沒有理會出他的言外之意。我氣悻悻地說：“什麼？你們現在能讓我出去嗎？如果你們認為我有罪，那為什麼不公開逮捕、不送法院，不公開審訊？！簡直是土匪，綁票！”他不聲辯，隻是笑笑說：“冷靜一點吧。過幾天再來看你。”他走了。此後，事情就晾在這裏了。一天到晚就是三餐飯。
看守中有一個年輕人，大約十八九歲，一天到晚拿一本《三劍客》看。無人時，就是另外那兩個看守不在時，他悄悄同我聊天，說是看過我寫的書。他說：“你填一張表就什麼事也沒有了。我看見不少共產黨員順著填表，你何苦來呢？”他還拿出一張楊杏佛先生的照片給我看，說國民黨要殺他，他們調查科派了二十個人去上海，他也跟著去了，但沒有成功，全都叫了回來，每人扣發一個月的餉；現在是複興社的人又去了。聽後，我真為楊先生擔憂，而又痛感無能為力。但我看這個人比較年輕單純，想利用他，便同他談，勸他離開這裏，說他幹的工作，是劊子手的工作；他，一個青年，應該走光明正道；每月為了二三十元錢，幫這群土匪殺人是造孽，是很不光彩的；如果我死了，他的手上也沾有我的鮮血。他對我說，他們做這項事，都要有人作保，他的姐夫全家為他擔保，他如走了，姐夫一家便脫不了幹係。他自然不能聽我的，但對我卻一天天近了。我相信他不一定是接受了更多的任務，不會是一個圈套。最後我求他說，我想寫一封信，請他寄給蔡元培。他先是不敢答應，後來勉強答應，也許是敷衍，說假如我死了，他就一定寄。這個人的名字叫什麼，我不記得了。一九七九年，報紙上報道我複出的消息以後不久，曾收到他寫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很後悔當時沒有聽我的話，全國解放，新中國成立後，他坐了一陣子牢，現在已刑滿釋放，回家種田了。
大約在廿七或廿八日，又來了一個有官架子的人。他沒有到我們住的外屋來，而是把我叫到隔壁房子裏去的。他一開始就說：“你知不知道魯迅是拿了盧布的？”我說：“這不是新聞，是造謠，一些報紙老早就登過。”他問我魯迅的住處，我答道：“你們比我清楚，他的住處經常有你們的特務盯著。”他又問茅盾的住處？我說：“你當然知道，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會告訴你的。”他說，聽說我對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有意見，他願聽一聽。我說：“你們不就是殺人、抓人、恐嚇人嗎？你們還有什麼別的文化政策，我不知道。”他可能覺得我有些蠻橫，不可理喻，於是皺著眉頭不耐煩地說道：“好，你回去吧！”我就回屋去了。事後我問看守，這人是誰，他們都不說，隻說是一個官。我一直不知道此人是誰。
正是這時，有一天，我從窗戶裏忽然看見一個我認識的人走過來了，走過我住的房子，到隔壁的隔壁的屋子裏住下了。和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大約是他的妻子。這個人叫韋叢蕪。過去我同他雖不太熟，但我聽說他是“未名社”的，屬於“語絲”派的，是屬於魯迅一派的。他的哥哥韋漱園同魯迅關係非常好。我沒有多加思索，沒有想到這裏是不可能有什麼旅客的，以為有了一點希望。我便寫了一封給蔡元培的短信，請他轉去。我先問他能不能辦到，如能，就貼一塊手絹在玻璃窗上。這信是在馮達上廁所時，路過他的房門口扔進去的。當晚我果然看見他們貼在窗戶上的一塊小手絹，真高興極了。我以為隻要這封信能到蔡元培先生手裏，總會起一點作用的。而韋叢蕪我認為應該是一個有良心的詩人。
五月三十一號的晚上，天氣很熱，我要求到屋外透透氣。看守恩準了。出屋後才知道，原來房子旁邊，有一塊很大的草坪，並且種得一些樹。我坐了一小會兒，韋叢蕪也從他們的屋子走到草坪上來。我請看守替我買汽水，他們去了，隻剩下那個年輕人。我慢慢散步到韋叢蕪的身邊，悄悄問道：“送到了嗎？”他說：“蔡先生不在南京。”我說：“中央研究院可以轉交。”他說：“對。”正在這時，買汽水的看守回來了，我隻得走開。“天嗬！”信到底送去了沒有呢？
一九三五年我問過姚蓬子，韋叢蕪這人怎麼樣。姚說韋在一九三三年來南京，是找陳立夫的，後來當了縣長。一九八三年我又問馮至同誌，他告訴我：韋叢蕪老早就投奔了國民黨，解放初期他還翻譯書，後來被清查出來了。現在的情況不知，可能逝世了。
後來，韋叢蕪回屋，看守人退汽水瓶去了，那個年輕看守忽然告訴我：“他們今晚要來領你們走。前天你說話脾氣不好。是聽我姐夫說的。”我感到他好像有些惜別的樣子。便緊叮了一句：“你答應我死後一定要把我的信寄出去的！”他說“是”。我們回到住處。我又塞給他一封短信，說明我的處境和我的態度。我等著事態的發展。
果然，不一會，那位王科長來了，說有一位王先生（又是姓王！）要見我，請我們到他家去。我們坐上一輛汽車，車門兩邊都站有便衣打手，汽車在中山大街往南開去。朝這個方向，我斷定是去雨花台。我默默思索：我還有什麼事要做，什麼話要說呢？不行！都晚了，我什麼也不能做了。大塊的烏雲壓著我。我隻能回去，回老家去，到也頻去的那兒去。
五 國民黨的神經戰
我正以為我短促的一生將在雨花台宣告結束的時候，汽車在離城門不遠的地方忽地向右拐彎了。大馬路上還有渾黃不亮的路燈，這小胡同裏就隻是一片漆黑。人們大概都已沉入夢鄉，四周寂無聲息。汽車在小胡同裏向北拐，又向西拐，彎彎拐拐，在一家大石庫門前停下了。即使是在深夜，我也感覺出這是一棟很闊氣的府第的大門。我被挾持在如狼似虎的人群中進入一個大院，走進前廳。那位王科長讓我坐下後，說是向主人通報，他就走入後進屋子去了。我打量這間廳堂，完全是舊式大戶人家的氣派和擺設，正中間一張條桌，條桌前邊有八仙桌，兩邊是八張太師椅和四個茶幾。家具雖不珍貴，卻應有盡有，夠得上整齊、清潔。我隨意坐在一把椅子上，馮達坐在我下手，正房兩邊屋裏都住著有人。這時他們一個一個地走出來看我們，全是些彪形大漢。天氣還不十分熱，都打赤膊。八仙桌上放著點燃的三枝蠟燭，他們一走動，一個人都出現好幾個影子，真是鬼影憧憧。我想：這麼大的廳堂，為什麼沒有電燈呢？
誰也不理我們，我隻能焦灼地坐著。大約過了大半個鍾頭的樣子，那位王科長才出來，說：“裏邊的王先生今夜要去上海，不能談話了。過兩天再談。這兩天暫時住在這裏。”啊，真奇怪，這是什麼花招呢？但我有什麼權力說不住呢。反正哪裏都是一樣。我沒說話，他就走了。於是這一群赤膊大漢，有五六個人吧，前邊兩個人各擎著一枝搖搖曳曳的蠟燭引路，燭光微弱，隻能照到兩三步遠的地方。左右前後都有人緊跟著。走出這間前廳，進入一個更大的大廳，四周漆黑，我無法左右顧盼，隻感到一陣陰涼冷氣，好像到了一個杳無人跡的曠野。然後，向右轉，進入一條甬道，一條很窄很窄的長巷。我這時才感到真正的恐怖，我想他們要在這裏下手了。這麼黑的夜，這麼深的甬道，兩邊這麼高的圍牆，這地方正好動手，任何有本領的人都無路可逃，也無能掙紮的。我等著，無能為力地警惕著。但他們並沒有動手。我們走過甬道，向右拐進一個敞廳，然後又一道牆，出了牆門，又進入一個院子，然後來到一個倒廳。按著舊式建築的格局，我琢磨這是朝北的，從正麵的前廳來說，這是一間西花廳。這和我們剛進來時坐等的那間前廳是應該有門相通的。後來證明果然有扇月亮門，不過門已經釘死了，也聽不到外間的動靜。
這間倒廳空空的，靠東邊擺一張大床，靠西擺兩張小床。中間一個大八仙桌，有一個茶幾、兩把太師椅和幾個小木凳。他們把蠟燭往八仙桌上一放，就都站在那裏不說話。這個廳堂大約很長時間沒有人住，一股股的濕氣、黴氣往鼻子裏鑽。我在方桌邊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來，有人給我倒了一杯茶。有幾個人悄悄走了出去，留下三個人收拾床鋪。馮達先睡下了，另兩個人也睡下了。我無法睡覺，就在桌旁抽煙，煙不錯，哼！是“白金龍”牌的。另一個看守坐在桌子對麵，他也抽煙。他的影子照在牆上顯得很大。可能我的影子也映在我背後的牆上，顯得很大很大。夜既安靜，也極沉悶。過了一會兒，這個看守鬼鬼祟祟輕輕地送過一張紙條。我側頭看了一下，上邊歪歪扭扭寫了幾個字：“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我搖搖頭，我的確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他把紙條收了回去，又寫了幾個字送過來，我再看，原來是這樣寫的：“這是國民黨的音殺機關。”我懂得“音殺”就是“暗殺”兩個字。我沒有任何表示，心裏想：可能是的，也可能是嚇唬我，這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怎樣，我應當相信是真的。真的又怎麼樣？反正我已經有準備了。我輕輕問他：“你是什麼人？你姓什麼？”他便又寫了兩個人的名字給我看，是“羅登賢”、“廖承誌”，還悄悄問：“認識他們嗎？”我搖搖頭。但我知道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在不久以前被捕了。民權保障同盟正在營救他們。他又悄悄地說：“我同他們原是一道的。我是工人。”我倒抽了一口氣：“原來又是一個叛徒！”我討厭極了，便不再理他，摸到大床上，在另一頭躺了下來。我瞪眼望著天花板，他的影子倒映在天花板上，怎麼也離不開我的視線。這時各種各樣的思慮，一齊來到我腦子裏：“這裏很可能真是一個殺人魔窟。這個叛徒很可能就是執行命令先來嚇唬我的，但也可能是毫無緣由隻是給我遞來一個不祥的消息。自己死在這樣一群又蠢又髒的壞蛋手裏真冤。他們將怎樣動手呢？用刀、用繩、用毒藥。唉，管它咧……唉，這夜真長，怎麼還不天亮！就這樣永遠黑暗下去嗎……潘梓年現在哪裏？他還活著嗎？左聯的同誌們現在在幹什麼？他們一定都搬家了。其實，不搬家也沒什麼，我不會講出他們的住址的。看樣子馮達也沒有說出別人的地址，他在旅館裏還一再辯解，說我們家的地址特務們早就注意了，頭天晚上他不是還告訴我他的懷疑嗎？反正，我還得問他，我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是他出賣我和潘梓年，那就太卑鄙了，他就成了敵人，我要再提出來，一定要和他分開關押……”
天亮了，一個娘姨走進來把馬桶拿出去倒了。馬桶依然放在床後，我還是不能避開人大小便。不一會兒，一個廚子模樣的人把飯搬了進來，於是團團圍了一桌，除了看守我的三個人以外，還有那個娘姨、那個廚子。可是飯呢，隻有稀飯、鹹菜，不如那邊旅館裏的豐盛。這裏洗臉用具也沒有，我隻得用看守用過的一塊髒毛巾；他們中有的人明顯的有沙眼。牙刷是我離開家臨走時帶出來的，沒有牙膏。我想，可能他們沒有要我在這裏久住的打算，所以這些全沒有準備。早飯後，那位王科長來打了一轉，把馮達叫出去了一會兒。後來我問馮達，馮達說，他問你怎麼樣？這意思開始我不明白，覺得含糊，後來我理解出來了。原來頭天晚上，汽車走在去雨花台的路上以及大廳、甬道、燭光、空院、“音殺”機關等等的詭秘行為都是有目的的。因此一清早便要來打聽我的反應，我的神經經受得住嗎？他們還問馮達，我有沒有可能答應寫一個自首書登報。馮達答複他們說，沒有可能，丁玲不會答應。馮達告訴我這些以後，我恍然大悟，心想：“嗬！一夜的作為不過就是為的這個？”這樣，我倒放心些了。
不過，這樣的把戲還得繼續耍弄下去。有時候，忽然一個或兩個看守殺氣騰騰地衝了進來，手裏拿了一根麻繩，好像要幹一番什麼大事，不過東望望西望望，然後又走了。有時，我忽然發現在那小牆門後邊放了兩把鐵鍬，他們談話中又故意露出一點消息，影影綽綽地說晚上要幹掉什麼人什麼人……總之，就是要使你心驚膽戰，時時都感到會發生突然事故。我的確擔心過，等著他們動手，但有時又覺得可笑。他們到底要幹啥呢？要幹又不幹！不過有時我很心寒。特別是每當夜晚，孤寂的一輪明月掛在中天，我獨自倚門望著這荒涼的到處長著一層綠苔的庭院，涼風微微掠過我的長發，我會淒然地意識到：難道這裏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嗎？
六 徐恩曾的出現
這樣又繼續了好幾天，慢慢地他們自己也有些疲倦，而我也麻木了。他們再怎樣折磨我，我也無心再去注意。我隻愁一日三餐的飯食真是難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頓一點老韭菜，真正的牢飯可能會好吃點。沒有零食，不吃又餓。有一壺粗茶。隻有煙倒是好煙，看守都跟著抽，一天兩聽。我實在熬不過，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裏邊還有四十來元錢。家裏原來還有從良友圖書公司剛拿到的二百元稿費，真可惜不知落在哪個混蛋手裏了！我拿了伍角錢叫看守替我買板鴨。好大一盆嗬！擺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誰也不客氣，就算我請客了。早晨，我要他們為我買鹹鴨蛋或者鬆花蛋，或者好點的鹹菜。看守對這差使都願意幹。屋子裏的空氣隨著和緩了許多，他們有時也同我說點閑話，沒有再把我當成一個江洋大盜那麼防範和那麼嚴厲了。我討厭他們，把他們這夥小人物當癩蛤蟆、小老鼠看待。我雖然不屑於同他們談話，但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這裏又沒有一本書、一張報，也沒有任何可以混日子的東西。隻有癡癡地坐在凳子上抽煙，或者躺在床上望天花板，或者用蒼蠅拍打蒼蠅，有時就蹲在院子裏看螞蟻來來去去搬家。我似乎還在等著，天天等，等著一個什麼結果。現在才知道完全不需要等了，一切都任它自然發展吧。自從發現了可以買菜，慢慢又想到該買毛巾了，買肥皂、牙膏了。最後又發現我的旗袍已經不適宜，該換一件涼快衣服了。於是我叫他們替我買一點薄布，自己縫了一件簡單的連衣裙，好像準備在這裏長住下去的樣子，實際我心中成天裝著一盆火，隻想找人發泄！本來嘛，別人吃官司總還有家裏人可以送送牢飯吧，在堂堂國民政府的所在地，我卻無緣無故地成了秘密死囚牢裏的人，完全與世隔絕。我真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裏的老虎，懷有一顆餓狼般的心，隻想吃人！
這樣又過了十來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裏用死蒼蠅引螞蟻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對我說：“徐科長來看你了。”我一下沒有聽清，也沒意識到這徐科長是何許人，隻是仍然盯著院子裏的磚地，繼續玩著我的老玩藝兒。這時從小牆門的門外轉進來一個穿長衫的人，幹幹淨淨，大約是個官吧。他看見我沒有站起來，也沒理他，便自個兒走進廳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師椅上。看守走到我麵前再次說：“徐科長看你來了。”他把徐科長三個字說得很重，但我還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個國民黨的小小科長有什麼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個多麼大的官，既然出麵來找我，我還是應該理理他的。我便站起來走到八仙桌邊，在他對麵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了。他還是像過去那些官員一樣問我道：“生活怎麼樣？”我還是那麼答：“現在是吃官司，說不上什麼了！”到底是科長，他倒很會說，他道：“不要這樣想嘛。我們這邊也有你的朋友。彭學沛你還記得嗎？他就很關心你。”我說：“胡也頻曾在他辦的報紙編過短時期的副刊，他們說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頭解釋：“有些人聽說你到南京來了，以為我們釣到了一條大魚，實際不然。就說你吧，你不過寫幾篇文章，暴露一點社會上的黑暗，這算什麼呢？充其量我們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這指的是《北鬥》雜誌。他又放慢聲調說道：“你又不是共產黨員。”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產黨員，汪盛荻就說過他一切都向國民黨講了，還對我說過：“你是一個共產黨員，是賴不掉的。”這位科長現在反而把我開脫出來，這是耍的什麼花招？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裝著無所動心的樣子，不說話。他接著說：“你又不知道別的黨員的住處，也不會幫助我們抓人，你對我們毫無用處。你也明白，我們並不是特別去抓你的，我們隻是想去破壞共產黨的機關，偶然碰著你的。隻是，既然來了，卻很難放。我們不怕有人說我們野蠻、殘暴、綁票等等，什麼蔡元培，宋慶齡，什麼民權保障同盟，什麼作家們，我們也都不在乎。我們隻怕引起外國人的抗議，我們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這事已經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議，說我們侵犯了他們的‘治外法權’。我們不願引起更多的麻煩，隻得咬定不承認。現在的事態就是這樣。”他一口氣說了這樣多，停住了，眼睛看著我，在觀察我。我懂得了，這是比過去來過的所有人都要厲害得多的一個人，可能是我一生中還從未遇到過的對手，是一隻笑麵虎，是真正的敵人。我隻死死地想著：“既然我什麼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麵虎又能怎樣呢？”笑麵虎又微微帶笑地說：“不放你是怕記者問你，你是怎麼來南京的，那就讓外國人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應不見記者，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躲開他們，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說：“彭學沛可以資助你出洋，他願意送你六萬元錢，供你出國……”他又停頓下來，看著我。我不會為之所動，我清楚地答複他：“我不能拿彭學沛的錢，我們並非朋友，我們沒有絲毫關係。你說什麼出國，這是我從來也沒有想到的，現在我也不願出國。這就不必再談了。”
對我的回答，笑麵虎似乎早有所料，所以他沉住氣，隻靜靜地望著我。我當然不會收彭學沛的錢，也可以說是不會收他們的錢！他仍隻靜靜地觀察我。過了一會兒，他又說道：“我剛才說過，我們把你弄到南京來，實在是一個‘誤會’，我們並沒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對我們沒有用處，而且引起了一些社會輿論。據說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訴。自然這不會有結果的。”
這倒是一個晴天霹靂。我母親已到上海並向法院起訴，多好啊！這說明有人、有黨在我母親的身後。好媽媽！你起訴吧，向國民黨要人，揭發他們！
笑麵虎又非常關切地說：“怎麼能讓令堂寬心才好，你不是在這裏平平安安地生活著嗎？要不，你在報上登一個啟事，說明你平安無事，隻這一點就行。也許令堂正以為你已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這會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個簡短的啟事較好？”我答道：“我在這裏，怎能向她保證平安無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心裏想：我不會上當的。母親也是一個堅強的人，任何艱險不幸，她經得起的。如果她真到了上海，這就更好，她的周圍有比我更強有力的人們。她不孤獨。
笑麵虎又拐彎說：“你不肯登啟事，就寫封信給她也行，再寄點錢去，讓老人家放心。過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錢給她呢？我們可以替你寄去；作為你借的也可以。”
我答道：“她有錢，不需要我寄。”
母親嗬，她哪有什麼錢嗬！她正等我寄錢去，她正等我寄信去。年過半百的母親已經熬過胡也頻慘死的打擊，這兩年母親給我來信，從不提胡也頻。我猜想她完全明白胡也頻的慘死，隻是我們都不提。現在母親又要承受我的災難，為我擔憂。她還能有多大力量？她還要撫育著麟兒，這個失去了父親，又將失去母親的孤兒！媽媽嗬！請你原諒女兒吧，媽媽是很理解自己的女兒的。我寧讓你們挨餓，也不能為你們的苟延殘喘而接收這些狐群狗黨的腥臭錢！
笑麵虎不再笑了，也許有點不耐煩了，我們沉默地坐了一會兒。後來他耐著性子又說道：“我想你可以寫封信給她老人家，不管你說些什麼，我們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寫幾個字給什麼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們通信的。”
我多麼想給朋友們寫信呀，想給葉聖陶，想給蔡元培寫信，但是我自然不會相信他的鬼話，停了一會，我說我可以寫一封信給沈從文。他滿口答應，還問我有什麼別的要求。我說給我報紙書籍看，他答應了。馮達趁機會說要找醫生，說我的腰腿都因為屋子潮濕痛得厲害，晚上睡不好；他也一口答應。他對屋子環顧了一下，大約認為沒有什麼再說的了，便站起身，裝出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與我告辭。自然不會握手，也沒有點頭，但也不便一下變臉，擺出法官的架子，因此顯得有點尷尬。他站起身，抖抖衣服，昂頭望望窗外的天。屋子外邊的幾個看守趕忙走進來，卑躬屈膝，哼哼唧唧。他甩一下衣袖往外走，我把臉朝裏望著，沒有站起來，也不在意那幾個看守對我不滿的顏色，他們可能覺得我這個人太不識相了。原來這個所謂徐科長便是那個赫赫有名的徐恩曾。
七 謠言殺人
國民黨調查科科長徐恩曾很快顯示了他的存在和作用。表麵上他似乎表示對我這個案件稍稍放鬆，不那麼緊張，不過也不難看出這無非是兵家常說的欲擒故縱。他離開我的時候是悄無聲息的，但他走後，囚房卻熱鬧起來了。幾個看守忙著打掃房間，把他們的床撤到小牆門外去了。三頓飯也都在外邊那間廳裏吃。滿桌是菜，雞、鴨、魚、肉。陪我吃飯的那群牢頭禁子都喜笑顏開。第二天，買來了蚊帳、枕巾、被單等等。第三天來了個醫生，給了些阿司匹林。第四天拿來很多舊小說；還讓我開單子，說買什麼書都可以。一個看守悄悄對我說，“原來他們告訴我們說你能‘飛簷走壁’咧！”
這時，我寫了一封信，是給沈從文的。在信裏，拜托他在我死後請他看在也頻的麵上，照顧我的母親和也頻的孩子。這封信隻是為了表明，我對國民黨從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將視死如歸。為什麼我寫給沈從文呢？因為那時在我認識的故人中，隻有他給人的印象是屬於胡適、陳西瀅、徐誌摩等一個派係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隻有他不會因為我給他寫信而受到連累。我更希望，也隻需要從他那裏透露出一點信息：讓朋友們和同誌們知道，我現在南京，我準備作最後的犧牲。自然，徐恩曾也要從我信的內容來了解我的內心思想，他怎麼會把這封信真發出去呢。全國解放後，見到沈從文，他壓根兒沒有提到這封信，隻說當時他無從打聽我的消息。
此後一個時期，他們沒有來打擾，表麵上我是安靜在這裏“閑住”，實際上他們卻變著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刺激，製造新的恐怖。
我開了一張我需要的書單，有舊的古典小說，也有新的雜誌，都買了一些，但很不全，零零星星，自然是經過他們嚴格選擇的。報紙也是這樣，我找不到任何我想知道的消息，連可以供我捉摸的新聞都沒有，可是，過了一陣，我看到夾在幾本雜誌中的一本《社會新聞》。這是國民黨辦的刊物，中間有一篇很長的文章，是談我的曆史的。文章的作者，叫丁默村，從文章看，自然又是一個叛徒。他說他是常德人，認識我母親，知道我的家庭，他對我肆意造謠誣蔑，把我寫得很不堪。看到這種肮髒的文字，真是怒火中燒，恨不能把這個什麼丁默村痛打一頓。但這時，我能找誰算賬呢？能在什麼地方找到公正呢？不久以後，又在一張包書用的報紙上讀到一篇完全是造謠、寫得很長、很詳細的關於我的新聞。這份報紙我記得清清楚楚是《商報》。《商報》與我有什麼關係！自然又是那些人有意這樣作的。此文造謠說我被捕後不單是自首了，而且與來捕我的叛徒、特務馬紹武同居；後來馬紹武受到共產黨的製裁，死於上海三馬路他的相好的一個妓女門外，說這一暗殺案件也同我有關。還說我現在又怎樣怎樣，把我形容成一個無恥的、下賤的女人。國民黨用大刀機關槍屠殺了成千上萬的愛國誌士和革命青年，現在他們又要用卑劣惡毒的謠言從精神上來殺害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婦女，一個在社會上有聲譽的革命女作家，這些惡毒卑劣的鬼把戲顯然是有人幕後操縱製造的。這時那幾個看守更加掀風鼓浪，把馬紹武被殺的事，向我大肆渲染，而且還經常講一點其他的暗殺故事。原來這夥人都是雙手鮮血淋淋的殺人犯，他們是以殺人為職業的劊子手。他們有意把我住處的空氣弄得陰森恐怖，充滿陰謀和殺機。
我成天擺著一副麻木的毫無感覺的樣子，好像是一無所知，無所用心，無動於衷。我極力壓製自己，勉強寫字、看書、玩撲克。一到夜晚，隻剩下我同馮達的時候，我就罵他，用最刻薄的語言，希望激怒他。但馮達隻是賭咒、自己罵自己，他承認犯了罪，連累了別人，是一個不可饒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認他自首。他分辯自己沒有一點點要自首的念頭。他恨自己太愚蠢，輕信了敵人的謊言。他去看那兩個記者的時候，被敵人扭住了，盤問了，他竭力分辯，也無法脫身。他們說你既然是一個普通人，那你總有妻室，總有家，總要到你的家看看，證明你不是共產黨，與共產黨也沒有關係，就沒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盤算已經超過了我們約定的歸家時間，我一定早已離家走避，而且家裏任何可疑的東西都沒有，不會出事，所以說了住家的地址。他實在沒有想到我尚未出走，還在家裏，而且連潘梓年也等在我們家裏。他痛恨他在無知中犯了罪，並且說無論如何不能再犯罪。他賭咒說他沒講出其他任何同誌的地址。他訴說他現在活著的意義隻是為了向我表白，幫助我能脫離這險惡的囚牢，讓我能回到黨內去。
我是不原諒他的，但那時我認為他講的是真話。在我看得見的地方，他的確沒有供出別的同誌的住址，也沒有寫自首書。我想，隻要他不是存心為敵人做事，不再陷害我和別的同誌，假如他真能給我一星半點幫助，我是可以忍耐一下的。而且敵人明明知道我們的關係，在那種環境裏，雖然我曾幾次提出要和他分居，但那些掌握我的生命的人，隻是置之不理，我無法和他分開。我同馮達有時還要爭吵，但無法做到完全決裂。
八 越牆逃跑吧
我這時為國民黨的卑鄙謠言所激怒。謠言容易為人輕信；特別是對於一個婦女，社會上有些人喜歡這種謠言，輕信它，傳播它，而且加油加醬，利用它，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慢慢謠言竟會成為社會輿論，成為人所共知的莫須有的“事實”。謠言製造者心滿意足地用這種謠言來欣賞你，審視你，猜度你，算計你，給你定罪判刑。那時我實在閱世不深，不能有周到的設想，更難做到忍辱負重。我以為這些謠言將毀掉我的一生。在毀我清白之後，國民黨即使能還我自由，我也無法洗清匪徒們潑在我身上的汙水。我千思萬緒，徹夜難眠，我決定走，要設法逃走。我知道我是走不脫的，但隻要能走出這個大門，到了街上，那裏是光天化日，即使被匪徒們打死，我這個下落不明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蹤了的人，總是可以公開了。世人將得到我的消息，真相可以大白於天下。我仔細考慮，我的前途，終是一死。當初也頻和許多同誌關在龍華，在雪夜中被機槍殺害；今天，我自然也難免這同樣的命運。在這陰森恐怖的大廳裏，什麼事不能發生呢？這群陰謀家、劊子手，這群嗜血成性的惡魔，難道會輕易放棄扼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的樂趣嗎！與其慘死在這間屋裏，倒不如鋌而走險，拚死逃出去。即使沒有一線生機，但有可能真相大白，稍稍揭穿那些無恥的彌天大謊。於是我計謀著，觀察著，揣度著。小牆門整天都是緊關著的，沒有人進出就不打開。每日三頓當我走出小牆門去吃飯時，總是圍滿一桌子的人，眾目睽睽。有時我有心對其他地方、對廚房、對往正廳去的方向多望一會兒，都可能引起這夥鷹犬的注意。最後我想，我隻能走那個看守我的人說過的“飛簷走壁”的一條路了。
這廳子臨院子的那麵沒有窗戶，有六扇隔柵門。其中的兩扇門在我未來時就摘下來了。大概因為那時天氣已經很熱，看守也住在屋子裏，空氣夠悶的，要把門打開；為了省事，索性把門摘下來了。後來看守搬出屋外，天氣仍很熱，門就沒有再安上去。而且這兩扇門上的玻璃都早已不翼而飛，怕熱，可能就是不再安上去的原因。院子裏兩邊都有牆。正麵通前廳的牆，就是有月亮門的那堵牆較矮；正廳裏還住得有一群特務。院裏的牆卻高過屋脊；牆那邊，可能是另一家。南方比較闊氣的房屋建築大都是這樣的。看來，“走壁”是不可能的。但是上房，從房上翻到臨街的牆上，我以為是可能的。臨街的牆通常與正麵屋簷差不多高，約一丈的樣子。隻要爬上牆頭就可以跳下去。或者還可以把隔柵門移到那邊，權當梯階，爬下去。自然這都有危險，但或者可以走出這間牢房。應該不計生死成敗，豁出去試試。我把這想法告訴了馮達。他不是一再許願要幫助我逃走嗎？而且我假如要走，連他也瞞住是不可能的。馮達以為不容易，但同意試試，並且決定要與我一同逃走。
一天夜晚，半夜，萬籟俱寂。小牆門外邊傳來陣陣鼾聲。我和馮達輕輕把茶幾搬到院子裏。把那隔柵門抬在茶幾上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隔柵門靠到屋簷邊。我說不出的歡喜，先爬上茶幾，然後一步步跨上隔柵門的窗格子，格子吱吱哢哢地發出微微響聲。現在我站得高高地，壓不住心裏為能離開這牢房所激起的跳動。我以為很容易就能上房了，誰知屋簷外一溜水槽，薄薄的一層洋鐵皮，很寬。隔柵門上邊的橫木靠近水槽，但我隻能站在門格子上，離水槽還有一截，要越過水槽，爬上房去，還是夠不著。鐵皮水槽搖搖晃晃，叮叮哐哐，看來它承不住我，我守在這裏，上不能上，下不願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我心慌，出汗，真想跳下來摔死痛快。在茶幾邊扶著隔柵門的馮達，輕輕地連聲問道：“怎麼了？怎麼了？要不，你下來，讓我上去。”我無奈隻得一步一步爬下來，把情況告訴他。正當他準備爬上去的時候，小牆門外傳來咳嗽的聲音，而且原來從兩扇門縫中透過來的亮光一下沒有了，是不是有人在窺伺？我們怕被人發現，趕緊把隔柵門抬下來，把茶幾搬開，急速離去，躺在床上。我一直注視著小門。隔了一會，從門縫裏又透出燈光，幸好他們沒有開門進來。這時我已筋疲力盡，隻得幫馮達把隔柵門輕輕抬回原處。以後，我們並不死心，接連再試了兩次。但馮達也無法越過水槽爬上房去。逃走的計劃不能實現了，我失敗了。
九 死也不容易啊！
人，一個人的最大苦悶，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中感到自己已經無能為力和無所作為。我成天問自己，我還能做點什麼呢？怎樣能做出最後的一點貢獻呢？除此以外，對生活我一無感覺。看書，書上寫些什麼，我不清楚。白天，我不覺得熱，夜晚我不覺得涼。馮達也好，看守也好，於我都無關係。我的過去，引不起我的悲苦；我的將來，引不起我的幻想。我想：我隻能用鮮血來洗刷潑在我身上的汙水，用生命來維護黨的利益。我死了，是為黨而死，我用死向人民和親人宣告：“丁玲，是清白的，是忠於自己的信仰的。”我隻能這樣，用死來證明我對黨的忠誠。
可是，怎麼死呢？屋裏的電燈吊得那麼高，緊緊釘在天花板上。原來早就裝上了電燈的，我剛來時沒有電，一個星期以後才通電，可能是為了演演戲，故意那麼安排的。想觸電是不可能的。看來我隻能用中國可憐的婦女姊妹們通常采用的最原始最方便的方法，上吊。我的那張床是一張大的雙人床，四周都是木柱，床柱與床柱之間架著橫木，原來為了掛帳子的，現在隻有這個可以利用。於是在一個更深人靜的夜晚，我悄悄坐在帳子裏，把一件連衣裙撕成碎布條，把它編成粗布繩子。馮達緊緊捏著我寫的一封簡短的遺書，遺書上說明我不得不自殺的原因。馮達勸我不要這樣。我卻希望他活著，無論如何把我這遺書交給黨，交給一個可靠的人轉交。後來他坐在院子裏的台階上哭泣。我的心很橫，一點不為他的懺悔和他表示的痛苦所動。
繩子編好了。我抖抖它，拉拉它，覺得還合意。我望一眼仍然坐在台階上的馮達。他曾經多麼傷心地攥著我，捶打自己，他曾經是我的愛人，我的丈夫，現在卻隻是一個路人，離我那麼遠遠的。痛哭有什麼用？是的，他曾說過，他應該死去，而我應該活著。但我怎樣活嗬！現在是我死去，我求他活著。因為我認為他是我死的惟一的見證人。他在那裏哭，而我沒有一滴眼淚。我要離開這人世了，我要走了。人世的一切，對我都無所謂了。永別了，我的同誌們嗬！我的親人們嗬！請原諒我，這是我惟一的一條路呀！我冷靜地從床上溜下地，把凳子放在床頭。我站上去，把繩子係牢在橫木上。我望望屋子，很不明亮，有點灰灰的。我望一望用連衣裙編的繩子，是淺藍色的。我把頭伸進了繩套，又把它緊了一緊，然後我心一橫，咬了咬牙，蹬開了凳子。我聽到了凳子倒在地上的砰的一聲，我立刻感到氣堵，憋得難受，更感到身子在往下墜。不一會兒，我別的什麼感覺都沒有了，隻仍感到身子在往下墜，往下墜。好像在兩山之間，好像在棉絮中，好像在泥土中往下墜，往下墜，越墜越快，要墜到什麼地方去嗬？然後，我墜到一個無知覺的深洞中，然後，我失去了一切知覺。
怎麼，我好像到了一片空虛幽深的境地，我又從遙遠的一片幽深的地方慢慢有了一絲一縷的感覺。這感覺如此微弱，如此戰戰兢兢，如此淒苦，如此痛楚。我無法製止，而且慢慢清晰起來，愈清晰，我的感覺愈深。我的感覺愈深，就愈加清晰。天嗬！我怎麼還沒有死，還留在這痛苦的人間！
昏黃的燈光，首先照人我的眼簾；抽泣的聲音送進我的耳底。我厭煩地環視周圍，那根藍色的布繩還拖在床邊。我伸手去拉，那一頭正壓在什麼地方。嗬！原來我身旁正伏著一個人。我想一定是這個人把我放下來的。我本來已安然歸去，你為什麼這樣殘忍，還要把我留在人世，到底為了什麼？馮達哭喪著臉訴說，你蹬踢得厲害，動靜很大，我不忍心呀，又怕驚動了看守。這時我心如刀絞，渾身酸痛。慢慢地酸痛蓋過了心痛。而頸邊又感到刺痛難忍，我想回過臉來，卻扭不過來。無須鏡子，我知道在頸項的兩邊，留下了長長的紫色的傷痕。我是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癱在床上，絲毫不能動，我等著另外的最難堪的時日的到來。
十 顧順章的出現
我躲在帳子裏睡了一個星期。表麵上我說頭痛、肚子痛。看守給我拿了一點清涼油，每天三餐給我送點麵湯、稀飯。實際我是休息，更是躲人，我不能讓看守發現我脖子上的紫痕。過了一個星期，我的精神稍稍有些恢複，能起床了，但我仍用一條毛巾圍著頸項，假說我仍有點咳嗽，保護氣管。隻在這時，我才十分深切體會到我的確是無所作為，無能為力了！隻能任人宰割了！逃既不成，死又未遂，我心力俱瘁，還有什麼力量來重複這種絕望的行動呢？我即使能逃到街上，也會被劊子手們打死，國民黨可以大造其謠，使我含冤莫白。即使馮達不把我放下來，我真就這樣死了，我對得起生我養我的寡母嗎？對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來惟一的幼兒嗎？對得起一切對我友好、對我懷有希望的同誌和戰友嗎？我丁玲在敵人的魔掌中就這樣認輸了嗎？我決不甘心。這時我對一切充滿著仇恨，無法解除的仇恨。我苦苦思索：我究竟該怎樣才能脫離這魔掌與苦海，才能有一絲希望？我怎樣衝破黑暗，在黑暗中找到一條縫隙，從這條縫隙中能重見天日，哪怕隻是一縷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