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私塾因師資和生源的差異，教學效果不一，但在漢語教育上的功效，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說明，傳統的學校教育方式，應該有其合乎漢語規律的成分，盡管它很土，很不現代。
不僅如此，私塾還告訴我們，對於中國人來說，語言的學習，並不隻是個文字的識別掌握和訓練的問題，漢語教育，原本就和中國文化的母體息息相關，當中國文化的命運淪落到被逐漸邊緣化地步的時候，學生對漢語的掌握不可能好，甚至，對漢語本身都不會太在意。
眼下，高考的英語已經和漢語語文一樣，達到150分的水平，意味著在中國的中小學裏，英語的學習的時間和力度都要超過漢語。教育部所提倡的英語教學，正在成為時髦，中國的現代化，終於迎來了它的雙語時代（其實是英語偏重的時代），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像香港一樣，學生會寫漢語不多了，人人說話都夾雜著一個又一個的英語單詞。西方人說，所謂的中國人，不是一個種族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的概念，不知道按這個說法，到那時候，這個世界還有中國人沒有？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是一個巨大的文化黑洞，裏麵伸手不見五指，但正吞噬著一切。
2004年4月11日深夜
曆史在大學轉了一個圈
我曾經說過，曆史的好玩之處在於，它不見得總是推陳出新，而是經常舊戲重演，演員雖然變了，但戲的內容卻依然如故，有的時候連戲名都換了，曲牌也不講究，亂七八糟，但是細聽聽，還是那個老調子，連台步都按老規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舊戲重演，靠的是演員一輩輩地心口相傳，過去唱戲的師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幾出戲，肚子裏的戲越多，師傅就越值錢。但是，曆史上的舊戲重演，卻沒有師徒相授，可一樣傳得真、演得像，看來，咱們中國人的曆史，背後有一個老是重複的大腳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蔡先生回憶說，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師大學堂的遺風猶存，學生在學校，不是為了求學，“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麵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學生的另一個毛病是，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並不見得受歡迎，“考試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前蔡元培時代的大學，是前清衙門轉來的，清朝的大臣，奉旨辦學，辦的就是官學，京師大學堂原來隻招進士，科舉停辦，大家都把大學堂當成翰林院，畢業生就是翰林。以至於有個大學究陳漢章，大學堂請他去教書他不幹，非要去做學生，為的就是日後可以做“翰林”。因此，習慣上，學生被稱為老爺，而監督（校長）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北大已經慶祝過自己110歲誕辰了，我們大學裏的學習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師一份講義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紙黃頁爛不肯換，倒是可以評節約標兵。比那時進步的是，老師不發講義，要靠學生當堂記筆記。學生們平時不燒香，考前磨著老師要考試範圍，老師不肯給的，臨陣磨槍，狂背筆記，上課缺課多的，則借同學筆記複印完了再背。老師肯通融的，則師生皆大歡喜，掌聲雷動。對於相當多的學生而言，最好的老師，就是那些上課不負責、考試寬容放水的老師，他們不在乎學到了什麼，隻在乎那張畢業文憑。連當年學生對教師的態度，都在重演，認真負責而且有點學術水平的老師，不見得真受學生歡迎，而那些在政府裏身居高位，或者曾經身居高位的人，無論在學校裏做兼職也罷，來掛名也行，都無一例外地受到熱捧，哪個學校那些兼職的博導們，都有最多的人報考，得以廁身高官或者曾經高官的門牆之內，不僅在“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而且畢業的當口，就有若許進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學問大，不僅在大學體係內是顛撲不破的鐵律，也得到相當一部分學生的認可。稍有不同的是，學生不再是老爺，他們已經變成了聽話的良民和不聽話的刁民，老師類似於三班衙役，而管理人員則是六房書吏，我們的校長和院長，則是不折不扣的大人，青天大老爺。
中國的大學，走過了百多年的曆史，曾經，我們的大學已經走出了文憑時代，這個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為標誌的，可是到今天，我們居然又轉了回來。奇怪的是，在已經早就不包分配的情況下，學生對於學校的要求，還隻是文憑，而學校方麵對於教學學生如何適應社會需要，也沒有多少改進，甚至感受不到改進的壓力。社會對於大學的期待，好像就是一個蓋章發文憑、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總是在嘲笑我們曆史的循環論，但是，中國的曆史還就是總是在轉圈，轉一個，又一個，什麼時候，我們能從這圈裏走出來，而且永遠不再鑽進去呢？
武夫軍漢辦大學
大家都知道，北洋時期是武夫軍漢當家，這些武夫軍漢我們平常管他們叫軍閥。在現代中國，凡是被稱為“閥”的，都帶有貶義，軍閥尤甚，所以一提起軍閥，人們腦海裏立刻冒出來的，就是些專橫跋扈的軍人，打砸搶，吃飯不給錢，搶女學生做小老婆，隨便殺人，等等。當然，這麼幹的軍人不是沒有，打起仗來，尤其是打了敗仗之後，幹得比這過份的也不少。但是如果用這些行為來概括所有的軍閥和軍閥所有的行為，好像也不合適。
北洋時期，媒體罵軍閥，罵也就罵了，最大的懲罰是派人封了報館，往往是這邊封，那邊又開了；抓記者槍斃，那是北洋末期，胡子出身的張大帥當家時候的事。大學裏，教授們愛講什麼講什麼，當局如果想派進個校長去，教授如果不同意，任誰也沒轍，武夫們居然就是不敢派兵護送強行進入。更有意思的是，某些武夫軍漢，居然自己辦大學，比如唐繼堯辦了東陸大學（即後來的雲南大學），張學良辦東北大學，連布販子出身的曹錕，也辦了一所大學——保定的河北大學。
唐繼堯和張學良，都是喝過墨水的人，出過洋，見識過，有點閑錢，辦個大學，不奇怪，曹錕一個粗人，雖說也上北洋速成軍事學堂，但那是混出來的，在家鄉，人送外號曹三傻子，而且，他所在的直係，一向錢緊，居然也有興致辦大學。
曹三傻子辦的大學，不是軍校，而是一所綜合性大學，在原保定農業專門學校基礎上擴建而成，那一年，是著名的1919年，那年，曹錕在做直隸督軍。督軍是一省的天，但在這所大學裏，教授是天。
曹錕出錢，管事，但是，辦大學，靠教授。進學校來，如孔夫子進太廟，每事問，問誰？問教授。他經常說，自己就是一個推車賣布的老粗，什麼都不懂，大學得靠教授。隻要他在學校，就經常在教授休息室候著，對下課的教授噓寒問暖。大暑天，在教室外麵看見教授講課講得滿麵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課的時候送毛巾到課堂上，給教授們擦汗，後來幹脆往教室裏裝了鐵櫃，放冰塊降溫。每逢發工資的時候，曹錕都囑咐行政人員把大洋用紅紙包好，用托盤托著，舉案齊眉式地送給教授。
河北大學的教授工資，要比北京的一些大學稍低，但對於物價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個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資，已屬天價，曹錕的副官們，能拿到零頭，已經要念佛了。但是這樣的工資，曹錕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見教授在用顯微鏡做試驗，居然說，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錢，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呢。
這位粗魯的軍漢，對學生要粗一點，文化低、詞少的曹督軍曹大帥，偏愛給學生訓話，每訓必強調尊重教授，說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請來的，如果誰敢對教授不禮貌，就要誰的腦袋。然而，沒有哪個教授把所謂的學生不禮貌行為，告訴曹錕，因此，也沒有誰真的掉了腦袋。
事實上，對曹錕這種人來說，辦大學，跟比較開通的財主在家裏辦私塾的心態差不多，無論布販子出身的曹錕怎麼開明，怎麼喜歡附庸風雅，他辦大學，也隻是給他的家鄉辦一個大個大私塾，教授，都是他為家鄉父老請來的“西席”。對教授的尊敬、厚供給，就如同一心希望子孫爭氣的鄉下財主，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讓老師食有魚，起居有禮。而且學生不聽話，也都放任老師去責罰，如果老師為此告狀，學生多半要挨一頓揍。這樣的財主，這樣的事情，在過去的時代，每個好一點的鄉村教師，都會遇到。
曹錕其實根本不明白什麼叫學術自由，什麼叫教授治校，連什麼叫做現代的大學，他都沒有見過，他熟悉的，隻是怎樣管大兵，立正稍息，齊步走，獎就是大洋、升官，罰就是軍棍、禁閉和砍頭。但是他沒用軍隊的一套來辦大學、管大學，盡管他也在大學裏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馬弁，但是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連曹大帥都對教授一說話三點頭，他手下的這些小軍漢們，還不隻有聽喝的份？
形勢比人強，那時的大學，全中國都這麼辦，武夫軍漢來辦，自然也得這麼辦，不這麼辦，就不叫大學。看來，誰來辦大學並不重要，即便是一個大學問家來辦大學，趕上一個大學不叫大學的年代，也隻能辦成衙門，反過來，武夫軍漢，趕上合適的時候，也能辦出一個像樣的大學來。
同文館的成就
1862年，北京出現了中國第一所國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學校，名叫同文館。
這所學校，教洋文的教師一概都是外國人（後來教西學的也大部分是外國人），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上課絕對的“情景教學”。學生初進館，每月3兩銀子的補貼，以後陸續增加，最多可以達到每月12兩，當時一個七品的翰林，每年俸祿不過45兩。不僅補貼可觀，而且管吃管住，除了衣服之外什麼都管發，據進過館裏讀書的著名戲劇理論家齊如山回憶，館裏的學生每六人一桌，每餐四大盤、六大碗，有魚有肉有海鮮，夏天還有一個大海碗，放著水果蓮藕什麼的，冬天海碗改成火鍋，什錦鍋、白肉鍋和羊肉鍋任選。如果這些你都不樂意吃，那麼可以另外隨便點菜，如果學生來了客人，也可以隨便要菜，一個子都不用花。就這樣，同文館的學生還動不動就嫌夥食不好，摔碗砸碟鬧罷餐。
同文館開始的時候設英、法、俄文三館，隨後又加了德文館，分前館後館（高年級和低年級），後館比照西方的中學，前館比照西方的專科，學製八年，從小皇帝同治登基開始辦（1862），一口氣辦了20年，轉眼到了光緒年間，俄國人總是借勘界的機會，蠶食中國的領土，跟俄國人交涉成了大問題，總理衙門想起了同文館，於是到館裏找人才。一下子從俄文館找來了七八個學生，一個俄文學了13年，其餘的也學了7年，結果呢，沒有一個懂俄文的，成績最好的一個剛剛能把俄文字母念上來，其餘的連字母最多也不過認識一半。
原來這所西式的國立高等外語專科學校，雖然設施好、待遇優，但師資可是一般般，有學問的西方人，在那個時候根本沒有人樂意來中國教書，即使有樂意來的，中國的官僚機構也請不到，結果是一群粗通文墨，甚至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老外混了進來，其中不乏下級軍官和士兵，自己連象樣的文章都讀不通，上課隻好呀呀嗚。好在從學校負責人到學生，對外國的事情什麼都不知道，隻要判定人家是洋人，也就可以了。師資差，管理更差，同文館從開辦那天起，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衙門，管理大臣外加提調、幫提調以及一群辦事人員，除了公文往來，就是麵上的安排，隻要學校開張，課堂有人，其他的什麼也不管，也管不了（還好，還沒有假裝懂行）。
同文館的畢業生，最出息最有名的一個，是齊如山，此人幫助梅蘭芳策劃了京劇的改革，使梅走向了世界。他在戲劇上的造詣，也許跟在同文館上學，待遇過好，課程太鬆，有時間有精力和閑錢去泡戲院有點關係。
最後說一句，京師大學堂開辦後，同文館的大部分呀呀嗚的外國教授，都進了大學堂，直到蔡元培時代才恨恨地走人。
（全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