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因為無數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我們缺少人類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大多是從封建正統觀念逐漸引申出來的，帶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係列中所出現的繼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財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即便有一千條一萬條道理，也站不住腳，真偽、正邪、忠奸全由此劃分。由姓氏正統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論。這種觀念要比姓氏正統論複雜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闖將們與封建主義的姓氏正統論勢不兩立，卻也需要大聲宣揚民族正統論，便是例證。民族正統論涉及到幾乎一切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許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個在今後仍然要不斷爭論的麻煩問題，在這兒請允許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僅僅是這樣一點：滿族是中國的滿族，清朝的曆史是中國曆史的一部分；統觀全部中國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總體上還算比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說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與唐太宗李世民一樣使我這個現代漢族中國人感到驕傲。
既然說到了唐太宗，我們又不能不指出，據現代曆史學家考證，他更可能是鮮卑族而不是漢族之後。
如果說先後在巨大的社會災難中迅速開創了“貞觀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兩位中國曆史上最傑出帝王都不是漢族，如果我們還願意想一想那位至今還在被全世界曆史學家驚歎的建立了赫赫武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麼我們的中華曆史觀一定會比小學裏的曆史課開闊得多，放達得多。
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漢族當然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淩，當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難時當然要挺身而出進行無畏的抗爭，為了個人的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當然要受到永久的唾棄，這些都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不能由此而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把中華曆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漢族一邊。與其他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汙濁、昏聵和醜惡，它的統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曆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賤而品格高潔，在清兵浩蕩南下、大明江山風雨飄搖時節保持著多大的民族氣節！但是，她萬萬沒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戀人侯朝宗為抗清扶明不惜赴湯蹈火、奔命呼號的時候，恰恰正是苟延殘喘而仍然荒淫無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踐了他們。那個在當時當地看來既是明朝也是漢族的最後代表的弘光政權，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們的忠君淚、報國心，而隻要她們作為一個女人最可憐的色相。李香君真想與戀人一起為大明捐軀流血，但叫她惡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來強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濺紙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這樣的朝廷就讓它去了吧，長歎一聲，氣節、操守、抗爭、奔走，全都成了荒誕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後裔，連他，也對曆史轉捩時期那種盲目的正統觀念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他把這種懷疑，轉化成了筆底的滅寂和蒼涼。
對李香君和侯朝宗來說，明末的一切，看夠了，清代會怎麼樣呢，不想看了。文學作品總要結束，但曆史還在往前走，事實上，清代還是很可看看的。
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莊。清代的史料成捆成紮，把這些留給曆史學家吧，我們，隻要輕手輕腳地繞到這個消夏的別墅裏去偷看幾眼也就夠了。這種偷看其實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從小埋下的曆史情緒和民族情緒，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