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蘭堡，夜宿Marriott旅館
在塔克西拉（Taxila）犍陀羅的故地尋找到法顯和玄奘的足跡，我之所以如此激動，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們的考察旅行第一次在文化意義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曆代皇帝雖然也自命不凡，卻很少像希臘、埃及、巴比倫、波斯的君主那樣長距離地去侵略別人。成吉思汗西進的路線很長，但他的王朝那時還沒有統治中國。與一些文明古國相比，中國確實是最“安分守己”的國度，我認為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碩果僅存、長久延續的原因之一，以後有機會再慢慢細說。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是那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幹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誌、毅力和體能。好詩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和危難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樣，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能量，他們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隻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隻有僧人。
我們這一路走來，曾在埃及的紅海邊想象古代中國商人有可能抵達的極限，而在巴比倫和波斯古道，則已經可以判斷他們明確無誤的腳印，哪怕是千年之前的舊旅程。
近代會有一些，但我們這次以千年為度，關注的重點是遙遠的古代。古代，尤其是千年之前，當其他古文明都此起彼伏地在用馬蹄刀劍作先導向外揮灑千裏萬裏的時候，中華文化還十分內向。終於有兩個僧人走出，確確實實抱著文化交流的目的，要用中國文字來吸納域外的智慧。我們在犍陀羅故地發現了他們的行蹤，怎能不激動？
我們與他們逆向遭遇，但接下來，卻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隨他們去考察印度，即他們所說的佛教聖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顯和玄奘經曆千辛萬苦來到這裏，實際上是踏入了異國他鄉的曆史，那麼，踏入了人家的哪一段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