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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這才是曆史的達觀

我一直把老子看成是一位偉大的清道夫,他用“做減法”的哲學把中國人的思維引向簡約、質樸,使得中華文明長壽。其實,人的長壽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我們一生,常常為層層疊疊的虛設目標、虛設賽場所困。你們今後隻要又一次被困,不妨抬起頭來,看看雲端之上那個白發老人的平靜目光。

把中庸看成是至高無上的天理、天命、天道,這與“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維有關。中華文明的基礎是農耕文明,緊緊地依賴著四季循環、日月陰晴,因此很清楚一切極端主義都不符合天道。夏日炎熱到極端必起秋風,冬天寒冷到極端即來春天,構成一個否定極端主義的生態循環圈。

中國的古代哲人把中庸看成是存亡的關鍵,而事實證明,中華文明確實成了人類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或湮滅的幸存者。

據我本人對各大古文明遺址的實地考察、對比、研究,確認中庸之道是中華文明長壽的最重要原因。正是這種堅守中間態、尋常態、隨和態的彈性存在,使中華文明避過了無數次斷裂和崩塌。

我同意有些學者的說法,孔子對我們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種迷人的“生命情調”——至善、寬厚、優雅、快樂,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讓君子充滿魅力。

君子之道在中國曆史上難於實行,基於君子之道的治國之道更是坎坷重重,但是,遠遠望去,就在這個道那個道的起點上,那個高個兒的真君子,卻讓我們永遠地感到溫暖和真切。

作為遙遠的後人,我們可以對儒、墨之間的爭論做幾句簡單評述。在愛的問題上,儒家比較實際,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層層擴大,向外類推,因此也較為可行;墨家比較理想,認為在愛的問題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術,但他們的“兼愛”難以實行。

如果要問我傾向何方,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墨家。雖然難以實行,卻為天下提出了一種純粹的愛的理想。這種理想就像天際的光照,雖不可觸及,卻讓人明亮。儒家的仁愛,由於太講究內外親疏的差別,造成了人際關係的迷宮,直到今天仍難以走出。當然,不徹底的仁愛終究也比沒有仁愛好得多,在漫無邊際的曆史殘忍中,連儒家的仁愛也令人神往。

墨子以極其艱苦的生活方式、徹底忘我的犧牲精神,承擔著無比沉重的社會責任,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種巨大的感召力。他去世之後,這種感召力不僅沒有消散,而且還表現得更加強烈。

據記載,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後來此君因受國君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難再堅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殺。自殺前,墨家首領派出兩位弟子離城遠行去委任新的首領,兩位弟子完成任務後仍然回城自殺。被委任的新首領阻止他們這樣做,他們也沒有聽。按照墨家規則,這兩位弟子雖然英勇,卻又犯了規,因為他們沒有接受新任首領的指令。

為什麼集體自殺?為了一個“義”字。既被委托,就說話算話,一旦無法實行,寧肯以生命的代價保全信譽。

慷慨赴死,對墨家來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這不僅在當時的社會大眾中,而且在以後的漫長曆史上,都開啟了一種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

司馬遷所說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的“任俠”精神,就從墨家滲透到中國民間。千年崇高,百代剛烈,不在朝廷興廢,更不在書生空談,而在這裏。

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後,那些高水準的哲學派別開始出現。這個時間值得注意,表明一個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著力於文化建設,淺層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後就能看到,而深層次的成果則要等到一百年之後才能初露端倪。準備的時間長一點,出來的成果也像樣一點。文化的事,急不來。

像樣的成果一旦露頭,接下來必然林林總總接踵而至,擋也擋不住了。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黃金時代。宋代哲學思想的黃金時代延續了一百三十多年,其間真是名家輩出、不勝枚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李侗……終於,一個輝煌的平台出現了,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陳亮、葉適等一眾精神巨匠,相繼現身。這中間還不包括我們前麵已經說過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如此密集的高層智能大迸發,隻有公元前五世紀前後,即中國的諸子百家時期和古希臘哲學的繁榮時期才能與之比肩。

朱熹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有一種高貴的寧靜,企圖為中華文明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永恒體係,並為這個永恒體係找出一個唯理論的本原。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為長期處於散逸狀態的儒家教誨找到宇宙論和本體論的基礎。他找到了,那就是天地萬物之理。因此,他也找到了讓天地萬物回歸秩序的理由,找到了聖人人格的依據,找到了仁、義、禮、智、信的起點。

為此,他在儒學各家各篇的基礎上,汲取佛學和道學的體係化立論法則,對天地萬物的邏輯進行重新構造。他希望自己的思考獲得感性經驗的支持,因此用盡了“格物致知”的功夫,而且他相信,人們也隻有通過感性經驗才能漸漸領悟本原。這樣,他就把宏觀構建和微觀實證的重擔全壓在自己身上了,近似於以一人之力挖幾座山、堆幾座山、扛幾座山。這種情景,直到今天想來,還讓人敬佩不已。

宏觀的因果,是一種不朽的因果。為此,胡適先生曾寫過一篇《不朽》來表述。

節約了一杯水,細細推導,正麵結果將是不朽的;隨地吐一口痰,細細推導,負麵結果也將不朽。那麼同樣,美言不朽,惡語不朽,任何一個微笑不朽,任何一次傷害不朽……它們全都輕輕地傳遞著,曲折地積累著,遲早會歸並成兩個世界,一個讓人喜樂的世界,一個讓人厭棄的世界。

佛教的邏輯出發點,倒不是善,而是苦。人為什麼有那麼多苦?因為有很多欲求。而細究之下,所有的欲求都是虛妄的。世間種種追求,包括人的感覺、概念、區分,都是空相。在快速變化的時間過程中,連自己這個人也是空相。由此,得出了“無我”“無常”的啟悟,可以讓人解脫一切羈絆。

包括佛學家在內的很多哲學家都認為,人之為人,在本性上潛藏著善的種子。灌溉它們,使它們發育長大,然後集合成一種看似天然的森林,這就是文化的使命。

從古到今,中國民眾對抽象學理缺少“消費欲望”。幾千年來他們隻記住不多的幾句聖人教言,自在度日。背得多一點,是為科舉。那些評古論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與千家炊煙、萬家燈火關係不深。如果這些人成了氣候,空論、激論、偏論泛濫,對誰也沒有好處。

總之,根子上的農耕文明使中國民眾很難信奉一切離開腳下大地太遠、離開直覺經驗太遠的東西。躲避灌輸,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種自救。

天下長壽之人,大多簡食薄飲。中華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長壽的原因之一,是不太喜歡精神文化上的濃脂厚味、巍樓巨廈。

惡,在亂紛紛的時代傲然挺立;善,卻在這個時代萎弱衰退。心地光明的女主角,把人生與愛,交付給了一個心造的幻影;把仇恨與蔑視,交付給了一個亂世英雄。於是,道德準繩背後牽連著巨大的遺憾,曆史車輪的近旁雜臥著難割難分的善與惡。

隻有哲理,才能使遙遠的故事煥發出普遍魅力。

陶淵明畢竟是一個大藝術家,他在深入地體驗過生命哲學以後,就從自己的院子裏跳了出來,跳到了桃花源。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田園是陶淵明的“此岸理想”,桃花源則是他的“彼岸理想”。田園很容易被實際生活的艱難摧毀,因此他要建造一個永恒的世界。這個世界對現實世界具有一種寧靜的批判性,批判改朝換代的曆史,批判戰亂不斷的天地,批判刻意營造的規矩,批判所有違背自然的社會形態。但是,他又把這些批判完成得那麼美麗,那麼令人神往。

桃花源是無法實現的,這是一種形而上的存在,構成了一個精神天國。有人說中國文化缺少一種超世的理想結構,我覺得桃花源就是。

一切偉大從外麵看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從裏麵看則是一種無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對於周邊的無序有一種強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無序對於秩序也有一種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顛覆能力,誰勝誰負,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麼樣的智慧濃度。

人們看到,儒、道、佛這三種完全不同的審美境界出現在中華文化之中。一種是溫柔敦厚,載道言誌;一種是逍遙自由,直覺天籟;一種是拈花一笑,妙悟真如。中國文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種,但如果從更高的精神層麵和審美等級上來看,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後麵兩種。在後麵兩種中,又以第三種即佛的境界更為難得。

儒家重善,道家重真,都看輕了美,而法家當然更不在乎美,因此造成了中華文化在整體上對審美問題的若即若離。

陶淵明以自己的詩句展示了鮮明的文學主張,那就是戒色彩,戒誇飾,戒繁複,戒深奧,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滯。幾乎把他前前後後一切看上去“最文學”的架勢全推翻了,呈現出一個完整的審美係統。

在人類審美的高低雅俗等級中,大凡自然、和諧、中性、收斂為高雅,反之,人工、極端、豔麗、刺激為低俗。現代派藝術家會突破這種常識,但那顯然不屬於中國的宮殿式建築和餐館。

喜劇美,是一個大概念,其中有一項叫滑稽。滑稽的一大特點,就是用荒誕的方式讓人跳出慣性,然後破除更大的荒誕。人是容易沉迷的,因此需要喚醒。沉迷得淺的,可用悲劇來刺激;沉迷得深的,可以用喜劇來阻斷。因為悲劇用的是和沉迷者同一邏輯,而喜劇用的則是另類邏輯。

人間尊嚴的一個關鍵形態,是美。

美有可能被迫失去尊嚴,但尊嚴總會轉化為美。

美之於人,集中了自信、教養、風度、見識,最終凝結成一種外化形態,舉手投足氣象非凡。這種氣象,使尊嚴獲得塑造,從此不再渙散。

《紅樓夢》則完全是另外一個天域的存在了。這部小說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尋人性美的存在狀態和幻滅過程。

它為天地人生設置了一係列宏大而又殘酷的悖論,最後都歸於具有哲思的巨大詩情。雖然達到了如此高度,但它極具質感的白話敘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準、不同感悟的讀者深深吸引。這又是世界上寥寥幾部千古傑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國得不能再中國。

一位兵家女孩,極有才華又非常美麗,不幸還沒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認識這家的任何人,也不認識這個女孩,聽到消息後卻莽撞地趕去吊唁,在靈堂裏大哭一場,把滿心的哀悼傾訴完了才離開。阮籍不會裝假,毫無表演意識,他那天的滂沱淚雨全是真誠的。這眼淚,不是為親情而灑,不是為冤案而流,隻是獻給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於此,高貴也在於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聲,中國數千年來其他許多死去活來的哭聲就顯得太具體、太實在,也太自私了。終於有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像模像樣地哭過了,沒有任何其他理由,隻為美麗,隻為青春,隻為異性,隻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盡致。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盡矣。

這些在生命的邊界線上艱難跋涉的人物,似乎為整部中國文化史做了某種悲劇性的人格奠基。他們追慕寧靜而渾身焦灼,他們力求圓通而處處分裂,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誌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在他們的血統係列上,未必有直接的傳代者,但中國的審美文化從他們的精神酷刑中開始屹然自立。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後的百年間,書法家王羲之、畫家顧愷之、詩人陶淵明相繼出現;二百年後,文論家劉勰、鍾嶸也相繼誕生;如果把視野拓寬一點,這期間,化學家葛洪、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祖衝之、地理學家酈道元等大科學家也一一湧現。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幾乎都稱得上是開天辟地的巨匠。魏晉名士們的焦灼掙紮,開拓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在而又自為的一方心靈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從這方心靈秘土中蓬勃地生長出來的,以後各個門類的千年傳代也都與此有關。

陸遊企盼的王師和辛棄疾尋殺的敵人,在曆史進程中已失去了絕對意義。但是,這些詩句包含的精神氣質卻留下來了,直指一種剛健超邁的人生美學。我一直不希望人們把這樣的詩句當作曆史事件的寫照,或當作民族主義的宣教,那實在是大材小用了。人生美學比什麼都大,就像當年歐洲萊茵河流域中世紀莊園的大門突然打開,快馬上的騎士手持長劍,黑鬥篷在風中飄飄灑灑掠過原野。曆史銘記的就是這個形象,至於他去哪裏、與誰格鬥,都不重要。

有的學者說,宋代扼殺了大詩人陸遊和辛棄疾,我不同意。陸遊是活到整整八十五歲才去世的,辛棄疾沒那麼長壽,也活了六十七歲。我不知道所謂的“扼殺”是指什麼。是讓他們做更高的官嗎?是讓他們寫更多的詩嗎?在我看來,官不能再高了,詩已經夠多了。

我的觀點正相反:是宋代,造就了他們萬古流芳的人生美學。

這就是魏晉名士的風采。按照羅宗強先生的說法,他們把莊子的理想人間化了,也就使生活變得詩化、藝術化了。

他們鄙視權貴、漠視世俗、傲視成規、無視生死,最後凝聚為一種充滿詩意的孤傲美和寂滅美。這種生態在後來世世代代知識分子身上無法重複,後人隻能仰望,或者隻能局部模仿。

中國古人喜歡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尋找人生品質的對應物,因此,水的流蕩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寧靜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這還不僅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會由此而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自然環境,這已近乎現代心理學所說的心理格式對應關係了。在我的記憶中,先秦諸子都喜歡以山水來比附人間哲理,但最精彩的還是“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個說法,直到今天還給人們許多聯想。

我曆來提倡“審美曆史學”。美不是曆史的點綴,而是曆史的概括。商代曆史的歸結是青銅器和玉器,就像唐代曆史的歸結是唐詩,或者說,歐洲好幾個曆史階段的歸結是希臘神話、達·芬奇和莎士比亞,而不是那些軍事政治強人。

好好的女孩子,為了追求“美”,每天在自己的臉上塗抹,塗抹成虛假而又雷同的形象,這就走向了不美;又如,偶爾舉行一些選美活動本來也不錯,但是如果夾雜著很多競爭、覬覦、嫉妒,也就走向了不美;再如,美和美感,本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感覺,不知怎麼冒出來那麼多“美學教授”,連篇累牘地把美講得那麼枯燥、刻板、囉唆、冗長,這也走向了不美;更可笑的是,由於美的極度張揚,結果造成美的無限貶值,以致像一個諷刺段子所說的,現在街上隻要有人呼喊一聲“美女”,滿街從老太太到小姑娘全會回過頭來。

用哲學態度對待古人,古人也就變成了理念;用美學態度對待古人,古人便從理念中釋放出來重新成為活人。美學態度是一種親切態度、俏皮態度、平視態度,可能會引起學究們的不悅,不管他們。因為好的人生就是詩,隔了兩千多年還在被人惦記的人生,更是詩。

從審美心理學的立場來看,藝術作品的留存史,比藝術作品的發生史更加重要。那麼多作品都自然問世了,為什麼就是這些作品能夠留存下來?這與民族的深層心理有關,與社會的變遷有關,其間又一定沉潛著一部部有關抗擊人們厭倦、贏得時間青睞的心靈探索史。可惜曆來的文化史家缺少這種視角,隻知記錄一部部作品的問世,無視它們問世後的萬般滄桑,更無視人們圍繞著它們的命運所做的各種努力。

其實,藝術的可貴,人類的堅韌,很大一部分就體現在這些沉潛著的心靈探索史之中。

照理,審美爭論是很難成立的,因為審美沒有是非。但是,任何民族對自己精神家園的最佳風景,總會有難分軒輊的徘徊和猶豫。因此所謂審美爭論其實不是爭論,是同行者們充滿享受的徘徊和猶豫。

請相信:一往情深是一種審美狀態,徘徊和猶豫則是一種更富足的審美狀態。

小時候每次進山,總會采摘一些不同的樹葉帶回來,夾在書本簿冊間,讓它們慢慢幹去。有時不小心翻到,脈紋清晰而生機全無,卻能讓人想起滿山樹林,輕風一過,聲如湖潮。

我的那些文章和著作,也算是栽種在山間的一棵棵樹木吧,栽種之時隻考慮到它們的整體生命,不敢想象它們的葉子會被一片片采摘。在我看來,樹葉之美,在於樹杈的能量和姿態;樹杈之美,在於樹木的能量和姿態;樹木之美,在於山巒的能量和姿態;山巒之美,在於天地的能量和姿態。

因此,樹葉不宜采摘。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是不智之舉。

但是,此論不可絕對。寒冬季節,萬木凋零,山河失色,隻有夾在書本間的那些樹葉還為人們保留著某種記憶。即使不在冬季,世上還有很多人無暇或無力暢遊山林,那麼幾片樹葉也算是一種不俗的饋贈。如果不同的樹葉還能拚接出幾組神奇的圖案,那就更有意思了。

無論是濃黑天際的一道微曦,無論是黝黝叢山間的一星孤燈,還是數裏之外的一堆野燒,都會給夜行者帶來生機和興味。

光聽著窗外夜色中時緊時疏的雨聲,便滿心都會貯足了詩。要說美,也沒有什麼美,屋外的路泥濘難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渾身濕透。但正是在這種情境下,你會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囂一時澆滅,天上人間隻剩下了被雨聲統一的寧靜,被雨聲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歸位,死心塌地地在雨簾包圍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總是特別專注,特別遙遠。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對窗而立。暗淡的燈光照著密密的雨腳,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嗬出的熱氣嗬成一片迷霧。你能看見的東西很少,卻似乎又能看得很遠。風不大,輕輕一陣立即轉換成淅瀝雨聲,轉換成河中更密的漣漪,轉換成路上更稠的泥濘。此時此刻,天地間再也沒有什麼會幹擾這放任自由的風聲雨聲。你用溫熱的手指劃去窗上的霧氣,看見了窗子外層無數晶瑩的雨滴。新的霧氣又騰上來了,你還是用手指去劃,劃著劃著,終於劃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隻有在層巒疊嶂之中,才有巍峨的高峰。

一代藝術不能沒有最高代表,但最高代表往往是孤獨的,違逆常規的。因此,與他們一起熱鬧了劇壇的同行,往往也會變成他們的對頭。在這裏,主峰和群巒的關係,常常以對峙的方式出現。但是,他們又畢竟是一個係統,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係統。

在中國曆史上,唐詩和書法都產生過長時間的社會性癡迷,社會的精神翅翼圍著它們轉,人生的形象、生活的價值都與它們不可分,為著一句詩、一筆字,各種近乎癲狂的舉動和匪夷所思的故事都隨之產生,而社會大眾竟也不覺為怪,由此足可斷定唐詩和書法在中國的古典審美構架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代的研究者大多把東方美學作為一種觀照對象來看待,很少把它當作一種立身之本或思維工具,東方美學雖然為現代孕育了不少美的實績和創造者,卻未能在理論上構建起自身的現代形態。它在現代學者中能夠找到不少眺望者、理解者和讚賞者,卻很難真正找到魂魄與共的代言人。因此我們需要重新追尋它,這其實也是追尋自己。

任何一種事物的特殊性隻有在設身處地的體驗中才能確切感受到,如果隻是以陌生的眼光做一些外在的觀照就容易大而化之地模糊掉。明哲精細如黑格爾在他的宏偉巨著《美學》中談到東方美學時也隻能顯得十分粗疏和籠統,搞不清東方美學本身真正的多元性。這就像對東方未曾長期深入的歐洲人會覺得東方人從長相到性情都差不多一樣。

藝術和美歸根結底隻屬於人文現象而不是科學現象,而人類精神是無法用邏輯的解剖刀細加分割的。人是一個有機整體,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人類發展也是一個有機整體。在這個整體中,交錯、倒置、回歸不僅大量存在而且渾然一體,原始情懷和現代困惑難分難解,科學的清晰性在這裏往往束手無策。

中國古代美學的重要原則是“氣韻生動”,這裏的“氣”指的是宇宙生命,是一種遊蕩廣遠而又包涵廣遠的整體性存在,容不得分割和阻斷。這種“氣”化解著主、客體的界限,也模糊了人與自然的鴻溝,是“天人合一”哲學的派生概念。

自然的最美處,正在於人的思維和文字難於框範的部分。讓它們留住一點虎虎生氣,交給人們一點生澀和敬畏,遠比抱著一部《康熙字典》把它們一一收納有意思得多。

無論是人類與自然的關係還是人類本身的互相關係,都是從混沌整體出發,經過分解、衝突、個別化,然後重又進入整體。

東方繪畫喜歡取鈍角、圓線、曲線,而不像西方繪畫那樣有更多的銳角、直線、硬線,這些小節正直逼一種由柔靜態、被動態組合成的和諧。

東方美學的至高境界是人和自然的默契。人不是對抗自然、索取自然、淩駕自然,而是虔誠地把自然當作最高法則,結果自然也就人情化、人格化,這樣的山水畫也就因描繪了人化的自然而充滿了整體意識,包容之大遠超於西方的風景畫和人物畫。

早期東西方有的圖騰圖案包含鮮明的原始宗教意義,雖然有裝飾性卻不自覺,隻有在一種特殊文明的許諾下進入“逍遙遊”的狀態並“遊於藝”,才會把人生的瀟灑蛻化成對形式美的張揚。

也許是先民艱難生態的審美凝結,有些東方藝術追求著一種與通暢、朗潤相反的格調,洪荒中的玄黃,激烈中的獰厲、野樸、粗悍、破殘、蒼涼感、風霜態,組成一種不願獲得現代安慰的天然性悲苦……

美學在東西方的差異隻不過是人類精神在不同的方位展現出不同的側麵罷了,那麼,現代交融的無數動人實例則進一步證明這不同的側麵畢竟依附於同一機體之上,在深層本性上有許多相通之處,因此藝術和美學的現代選擇,既不是讓西方來選擇東方,也不是讓東方來選擇西方,而是在兩方的碰撞、交彙、比較中一起強化全人類的意識。

沒有悲劇就沒有悲壯,沒有悲壯就沒有崇高。雪峰是偉大的,因為滿坡掩埋著登山者的遺體;大海是偉大的,因為處處漂浮著船楫的殘骸;登月是偉大的,因為有“挑戰者號”的隕落;人生是偉大的,因為有白發,有訣別,有無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臘傍海而居,無數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間前仆後繼,於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臘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