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的波蘭
他們在瓦礫之中生長著，以防空洞為家，以咖啡店為辦事處，食無定時，穿不稱身的舊衣，但是他們卻微笑著，驕傲地過著生活。
波蘭的生活已慢慢地趨向正常了，但是這個過程卻是痛苦的。混亂和破壞便是德國人在五年半的占領之後所留下的遺物。什麼東西都必須從頭做起。波蘭好像是一片殖民的土地，必須要從一片空無所有的地方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一個經濟秩序和一個政治行政。除此以外，帶有一個附加的困難：德國人所播下的仇恨和猜疑的種子，必須連根鏟除。
這裏是幾幅畫像。在華沙區中，磚瓦工業已差不多完全破壞了，而華沙卻急著需要磚瓦，因為它百分之八十五的房屋都已坍敗了。第一件急務是重建磚瓦工業。那些未受損害的西萊細亞區域的工場，在戰前每年能夠出產七萬萬塊磚瓦。它們可能立刻拿來用，但是困難卻在運輸上。鐵路的貨車已毀壞了，殘餘下多少交通材料尚待調查。政府想用汽車和運貨汽車來補充。UNNRA已經開始交貨了，而且也答應得更多一點。
百分之六十的波蘭麵粉廠已變成瓦礫場了。政府感到重建它們的急要，現在已開始幫助它們重建了。在一萬二十間麵粉廠之中，二千間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這些大都是被趕去了的德國人的產業。其餘的麵粉廠也由官方代管著，等待主有者來接收。
華沙是戰爭的最悲劇的城，又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城。在它的大街上走著的時候，你除了廢墟之外什麼也看不到。這座城好像是死去而沒有鬼魂出沒的；可是從這些廢墟之間，卻浮現出生活來，一種認真的，工作而吃苦的生活，但卻也是一種令人驚奇的快樂的生活。
你看見那些微笑的臉兒，忙碌的人物，跑來跑去的人。交通是十分不方便，少數的幾架電車不夠符合市民的需要，所以停車站上都排著長長的隊伍。
今日華沙的最動人的景象，也許就是廢墟之間的咖啡店生活吧。化為一堆瓦礫的大廈，當你在旁邊走過的時候，也許會辨認不出來吧。瓦礫已被清除了，十張桌子和四十張椅子，整整齊齊地安排在那往時的大廈的樓下一層的餐室中，門口掛著一塊招牌，驕傲地宣稱這是“巴黎咖啡店”。顧客們來來去去，侍者侍候他們，生活就回到了那廢墟。在今日，這些咖啡店就是複活的華沙的象征。
人們住在地下防空洞，臨時搭的房間，或是郊外的避彈屋。這些住所是隻適合度夜的，成千成萬的人都把他們的日子消磨在咖啡店中。那些咖啡店，有時候是設在一所破壞了的屋子的最低一層，上麵臨時用木板或是洋鐵皮遮蓋著；有時設在那在轟炸中神奇地保全了的玻璃頂陽台上；但是大部分的咖啡店，卻都是露天的。在那裏，人們坐著談天，講生意，辦公事。他們似乎很快樂，但是如果你聽他們談話，你可以聽見他們在那兒抱怨。他們不滿意建築太慢，交通太不方便。
這種臨時的咖啡店吸引了各色各樣的顧客：販子們兜人買自來水筆和舊衣服，孩子賣報紙，還有一種特別的人物，那就是專賣外國貨幣的人。什麼事情都有變通辦法，如果有一件東西是無法弄得到的，隻要一說出來，過了一小時你就可以弄到手。和咖啡店作著競爭的，有店鋪和攤位。隻消在被炮火打得洞穿的牆上釘幾塊木牌，店鋪就開出來了。那些招牌宣告了那些店鋪的存在和性質：“巴黎理發店”，“整舊如新，立等即有”等等。在另一條街上，在破碎的玻璃後麵，幾枝花和一塊招牌寫著“小勃裏斯多爾”——原來在舊日的華沙，勃裏斯多爾飯店是最大的旅館。
這便是街頭的生活，但是微笑的臉兒卻隱藏著無數的憂慮。人民的衣服都穿得很壞；在波蘭全國，衣服和皮革都缺乏得很，許多人都穿著幾年以前的舊衣服，用不論任何方法去聊以蔽體。有的人則買舊衣服來穿，也不管那些衣服稱身不稱身，袖短及肘，褲短及膝的，也是常見的了。
在生活的每一部門，都缺乏熟練的人手。醫生非常稀少，而人民卻急需醫藥。幾年以來，他們都是營養不良而且常常生病。孩子們都缺乏維他命和醫藥。留在那裏的醫生都忙得不可開交，他們不得不去和希特勒的饑餓政策和缺乏衛生的後患鬥爭，然而人民卻並不僅僅生活。他們還親切而驕傲地生活。那最初在華沙行駛的電車都結滿了花帶。那些並不比攤子大一點的店鋪都賣著花。在波蘭，差不多已經有三十家戲院開門了，而克格哥交響樂隊，也經常奏演了。
報紙、雜誌和專門出版物，都漸漸多起來，但是紙張的缺乏卻妨礙了出版界的發展。小學和大學都重開了，但是書籍和儀器卻十分缺乏。
在波蘭，差不多任何東西都是不夠供應。物價是高過受薪階層的購買力。運輸的缺乏增加了食品分配的困難，但是工廠和餐室，以及政府機關的食堂，卻都竭力彌補這個缺陷。在波蘭的經濟機構中，是有著那麼許多空洞，你剛補好了一個洞，另外五個洞又現出來了。經濟的發動機的操縱杆不能操縱自如，於是整部車子就走幾碼就停下來了。
除了物質的需要之外，還有精神的不安。精確的估計算出，從一九三九年起，波蘭死亡的總數有六百萬人。現在還有成千成萬的人，都還不知道自己的家屬的存亡和命運。幸而人民的精神拯救了這個現狀。他們泰然微笑地穿著他們不稱身的衣服，吃著他們的不規則的飯食，忍受著物品的缺乏和運輸的遲緩。他們已下了決心，要使波蘭重新生活起來。
香港的舊書市
這裏有生意經，也有神話。
香港人對於書的估價，往往是會使外方人吃驚的。明清善本書可以論斤稱，而一部極平常的書卻會被人視為稀世之珍。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親戚珍藏著一部《中華民國郵政地圖》，待價而沽，須港幣五千元（合國幣四百萬元）方肯出讓。這等奇聞，恐怕隻有在那個小島上聽得到吧。版本自然更談不到，“明版康熙字典”一類的笑談，在那裏也是家常便飯了。
這樣的一個地方，舊書市的性質自然和北平、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等地不同。不但是規模的大小而已，就連收買的方式和售出的對象，也都有很大的差別。那裏賣舊書的僅是一些變相的地攤，沿街靠壁釘一兩個木板架子，搭一個避風雨的遮棚，如此而已。收書是論斤斷秤的，道林紙和報紙印的書每斤出價約港幣一二毫，而全張報紙的價錢卻反而高一倍；有硬麵書皮的洋裝書更便宜一點，因為紙板“重秤”，中國紙的線裝書，出到一毫一斤就是最高的價錢了。他們比較肯出價錢的倒是學校用的教科書，簿記學書，研究養雞養兔的書等等，因為要這些書的人是非購不可的，所以他們也就肯以高價收入了。其次是醫科和工科用書，為的是轉運內地可以賣很高的價錢。此外便剩下“雜書”，隻得賣給那些不大肯出錢的他們所謂“藏家”和“睇家”了。他們最大的主顧是小販。這並不是說香港小販最深知讀書之“實惠”的人，在他們是無足重輕的。
舊書攤最多的是皇後大道中央戲院附近的樓梯街，現在共有五個攤子。從大道拾級上去，左手第一家是“齡記”，管攤的是一個十餘歲的孩子（他父親則在下麵一點公廁旁邊擺廢紙攤），年紀最小，卻懂得許多事。著《相對論》的是愛因斯坦，歌德是德國大文豪，他都頭頭是道。日寇占領香港後，這攤子收到了大批德日文學書，現在已賣得一本也不剩，又經過了一次失竊，現在已沒有什麼好東西了。隔壁是“焯記”，攤主是一個老是有禮貌的中年人，專賣中國鉛印書，價錢可不便宜，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他對麵是“季記”，管攤的是姐妹二人。到底是女人，收書賣書都差點功夫。雖則有時能看顧客的眼色和態度見風使舵，可是索價總嫌“離譜”（粵語不合分寸）一點。從前還有一些四部叢刊零本，現在卻單靠賣教科書和字帖了。“季記”隔壁本來還有“江培記”，因為生意不好，已把存貨稱給鴨巴甸街的“黃沛記”，攤位也頂給賣舊銅爛鐵的了。上去一點，在摩羅街口，是“德信書店”，雖號稱書店，卻仍舊還是一個攤子。主持人是一對少年夫婦，書相當多，可是也相當貴。他以為是好書，就一分錢也不讓價，反之，沒有被他注意的書，討價之廉竟會使人不相信。“格呂尼”版的波德萊爾的《惡之華》和韓波的《作品集》，兩冊隻討港幣一元，希米忒的《莎士比亞字典》會論斤稱給你，這等事在我們看來，差不多有點近乎神話了。“德信書店”隔壁是“華記”。雖則攤號仍是“華記”，老板卻已換過了。原來的老板是一家父母兄弟四人，在淪陷期中舊書全盛時代，他們在樓梯街竟擁有兩個攤子之多。一個是現在這老地方，一個是在“焯記”隔壁，現在已變成舊衣攤了。因為來路稀少，顧客不多，他們便把滯銷的書盤給了現在的管攤人，帶著好銷一些的書到廣州去開店了，聽說生意還不錯呢。現在的“華記”已不如從前遠甚，可是因為地利的關係（因為這是這條街第一個攤子，經荷裏活道拿下舊書來賣的，第一先經過他的手，好的便宜的，他有選擇的優先權），有時還有一點好東西。
在樓梯街，當你走到了“華記”的時候，書市便到了盡頭。那時你便向左轉，沿著荷裏活道走兩三百步，於是你便走到鴨巴甸街口。
鴨巴甸街的書攤名聲還遠不及樓梯街的大，規模也比較小一點，書類也比較新一點。可是那裏的書，一般地說來，是比較便宜點。下坡左首第一家是“黃沛記”，攤主是世業舊書的，所以對於木版書的知識，是比其餘的豐富得多，可是對於西文書，就十分外行了。在各攤中，這是取價最廉的一個。他抱著薄利多銷主義，所以雖在米珠薪桂的時期，雖則有八口之家，他還是每餐可以飲二兩雙蒸酒。可是近來他的攤子上也沒有什麼書，隻剩下大批無人過問的日文書，和往日收下來的瓷器古董了。“黃沛記”對麵是“董瑩光”，也是鴨巴甸街的一個老土地。可是人們卻稱呼他為“大光燈”。大光燈意思就是煤油打氣燈。因為戰前這個攤子除了賣舊書以外還出租煤油打氣燈。那些“大光燈”現在已不存在了，而這雅號卻留了下來。“大光燈”的書本來是不貴的，可是近來的索價卻大大地“離譜”。據內中人說，因為有幾次隨便開了大價，居然有人照付了，他賣出味道來，以後就一味地上天討價了。從“董瑩光”走下幾步，開在一個店鋪中的，是“蕭建英”。如果你說他是書攤，他一定會跳起來，因為在樓梯街和鴨巴甸街這兩條街上，他是唯一有店鋪的——雖則是極其簡陋的店鋪。管店的是兄弟二人。那做哥哥的人稱之為“高佬”，因為又高又瘦。他從前是送行情單的，路頭很熟，現在也差不多整天不在店，卻四麵奔走著收書。實際上在做生意的是他的十四五歲的弟弟。雖則還是一個孩子，做生意的本領卻比哥哥更好，抓定了一個價錢之後，你就莫想他讓一步。所以你想便宜一點，還是和“高佬”相商。因為“高佬”收得勤，書攤是常常有新書的。可是，近幾月以來，因為來源涸絕，不得不把店麵的一半分租給另一個專賣翻版書的攤子了。
在現在的“蕭建英”斜對麵，戰前還有一家“民生書店”，是香港唯一專賣線裝古書的書店，而且還代顧客裝璜書籍號書根。工作不能算頂好，可是在香港卻是獨一無二的。不幸在香港淪陷後就關了門，現在，如果在香港想補裱古書，除了送到廣州去以外就毫無辦法了。
鴨巴甸街的書攤盡於此矣，香港的書市也就到了盡頭了。此外，東碎西碎還有幾家書攤，如中環街市旁以賣廢紙為主的一家，西營盤兼賣教科書的“肥林”，跑馬地黃泥甬道以租書為主的一家，可是絕少有可買的書，奉勸不必勞駕。再等而下之，那就是禧利街晚間的地道的地攤子了。
致曾孟樸曾孟樸：即曾樸（1872—1935），作家，筆名“東亞病夫”。1927年創辦《真善美》半月刊，本文是戴望舒虛擬其兄戴望道給他的一封信，曾孟樸以病夫筆名回函。
孟樸先生：
四天前曾叫舍弟望舒來拜訪過一次：叫他送上一部譯稿，還請他代陳鄙人對於貴雜誌《真美善》的一點小小意見。昨天他回來了，說沒有遇見先生，所以現在不得不撐起久病的身體來寫這封信。
真的，《真美善》的發刊，在蕪雜而頹廢的中國文壇上，可算是一種新火，它給我們新的光和新的熱，這是我們所長久等待著，期望著的。我很歡喜地感受著它們；同時，為了過分的愛好，便生出一種過分的要求來。我很坦白地（當然是很魯莽）向先生陳述些意見，望先生肯坦白地接受：
我覺得不滿意的是《真美善》的封麵和裏麵的插圖。我覺得封麵最好樸素地隻寫“真美善”三字，不要加彩色畫圖，而且是並不十分好的畫圖。因為《真美善》是一本高尚的文藝雜誌，而不是像Iecture pour tous或Golden Book一類的東西，所謂通俗的讀物；雖然文藝是要民眾化，但我們隻能把民眾的興味提高，而不可去俯就民眾的低級趣味，插圖最好也不用，至少也要好一些的。
翻譯方麵我覺得你們太偏重於英法方麵。我希望你們以後德奧及北歐的文學作品多譯一些。譯文希望是語體的，像“煉獄魂”這種文言的翻譯，不但右傾的氣味很重，而且使全雜誌不和諧。（我想煉獄魂一定是舊稿）
補白最好是不要。或者登載些短詩也好（應酬的詩詞千萬不要登載）
論文希望多登載些。不要為了些淺薄的讀者低級趣味的要求而失了你們的勇氣。（第四期一篇論文都沒有）
以上是我的小小的意見。
你翻譯的Hugo的戲曲我隻讀過一本《歐那尼》。對於你的譯文，我隻有佩服。但其中頗有漏譯的，如第一折第一幕第六頁上Don Carlos說“我照辦”之後漏譯
Serait-ce lecurie au tu mets davanture
Le manche du balai qui te sert de monture？
第七頁上Dona Josefa說：“天主，這個人是誰？”後漏譯Si Jappelais？Qui？等等。第七頁上有個小小的錯誤，原文是：Don Carlos：Cestune femme，est-ce pas，quattendait tamaitresse？
你譯作：“這是個婦人腳聲，不是你等的主人嗎？”
似應譯作：“這可不是你女主人等待的女人嗎？”不知是否，還乞指教。
希望你快些給我一個回信，給我一個歡樂在我病中。
我的通訊處是“杭州大塔兒巷二十八號”。
戴望道十二月念二日燈下
附：曾孟樸的回信
戴望道先生鑒：
我下筆之前，先祝你清恙的康複。
先生，我雖不認得你，在我想象中，卻早浮現了你的影象；你是個誠懇而溫藹的人，身材似乎長長兒的，麵貌清瘦而敏活，敏活中卻交和一些憂鬱的薄彩；你的病一定感覺著腦神經係的不寧——和我一般——的痛苦；我仿佛已認得了你；這是用我心靈上的攝影無線電，在你來信字句夾縫裏照見的。我和你通信的開端，就說上一大套神秘的話，隻怕你要笑我做狂人了！
你來信囑我速複，我忙著社務，遲延了半個月，這是我對著你，很抱歉忱的事。
你對於《真美善》刊物的期望和愛好，實在過於優厚了些，我們自問，覺得非常惶愧。但在這文學亂絲般糾紛時代——不獨我們中國——尤其是我們中國沉睡了幾千年乍醒覺惺忪的當兒，我們既有一知半解，何嚐不想做個打掃夫，明知力量脆薄，開不了新路徑，但拾去些枯枝腐葉，驅除些害菌毒蟲，做得一分是一分，或與未來文學界，不無小補。可惜我的年紀已與《歐那尼》劇裏的李穀梅差不多了，“年代消磨了他聲音和顏色，隻剩幾根忠實的老翎”，不知能在文苑裏回翔多少時光，隻怕要辜負你熱烈的希望呢。
你不滿《真美善》雜誌的幾點，說得都很有理由：封麵及插圖，完全不用，我也甚讚同，但不便驟改，以後惟有加以注意，使增美感；翻譯偏重英法，這也是確的，隻為我們父子，一習法文，一習英文，庋藏的書籍，也是英法的多，便成了自然的傾向；可是最近幾期裏已經加入了許多日本跟歐洲各國的作品了。你又不讚成多譯文言，我們現在原是白話的多，但偶然插入一二種，似也不至討厭；至多加論文和批評，也是我們極想努力的誌願；但我們才力有限，你能加入戰隊，幫助我們些材料，隻要宗旨相同，是極歡迎的。
至於你對於我的《歐那尼》劇譯本批評的話，我極感你的忠實。詩劇譯成散文，本是件最困難的事，尤其是直譯。你是個過來人，這句話想也表同情。所以我譯《歐那尼》劇的開始，原想用意譯，後來才改為直譯，第一折裏麵，恐怕和原文有出入的地方，還不止你舉出的幾處罷。
第六頁漏譯的兩詩句：
Serait-ce lecurie au tu mets davanture
Le manche du balai qui te sert de monture？
這兩詩句的意義，譯成白話，很難明了，又疑心是法國一種慣語，恐怕譯錯，不覺略了過去，這就是我不可諱言的惰性。我現在想補譯如下：
再察看那櫥。
（卡）這不成了個你用掃帚柄當馬騎著去找奇遇的馬房嗎？
第七頁漏譯兩語：
Quest Cet homme？Jesus mon Dieu！Si Jappelais？Qni？
改補如下：
（饒）這個人是什麼？我主耶穌！我叫喚嗎？叫喚誰呢？
你看這樣譯法，對不對？
第七頁二行：
Cestune femme，est-ce pas，quattenda-it tamaitresse？
你改譯的很是。我想爽性直譯做：
這是一個婦人，是不是，你女主人等待的嗎？
你以為何如？
我很盼你有閑工夫時，給我一個答複，更希望對於我的作品或譯文，時時給我些忠實的批評。
一七，一，四，即“1928年1月4日”。病夫
《鵝媽媽的故事》序引
我很猜得到，小朋友們從書鋪子裏買到了這本小書之後，是急於翻開第一篇《林中睡美人》或其他題目最稱心的故事來看。因此之故，我又何嚐不明白，在這樣一本趣味豐富的童話集上加一篇序引，雖然是短短的，也終於是一樁虛費的事。
但是，我想，這樣一個享受了三百年大名的童話作家和他的最使全世界的兒童眉飛色舞的《鵝媽媽的故事》，到如今，完完全全的介紹給我國的小朋友，那麼在這時候，略為寫一些介紹的話，似乎也不能算是多事。況且，我又想，雖然名為序引，我卻希望小朋友們在這小書中所包含的八篇故事都看完之後，重又翻轉書來，讀這小引：那麼，既可以不先阻了小朋友們的興趣，又可以使這故事的閱讀或聽講者，對於這講故事的人，有一些較密切的認識，不也是一個較妥善的辦法嗎？
為了上麵的原故，這篇小引便如是寫著：
這一本美麗的故事集的作者，沙爾·貝洛爾（Charles Perrault），是法國人；一六二八年生於巴黎。他的父親比哀爾·貝洛爾（Pierre Perrault）是一位辯護士。他有三個哥哥，都是很出名的人，尤其是他的二哥，格洛特（Claude），始習物理學，繼業建築，所享聲名，卻也不亞於他。
在幼年時候，八歲零六個月，他被送到波凡學院去讀書，但因為他有過人的天才，求知欲的異常的發達，讀書的不肯含混，所以曾經與他的教師起了劇烈的辯論。後來，因為過分的厭棄學校生活，他的固執的，自信甚強的癖性，幫助他居然爭到了父親的允許，任他退出學校，自由研究學問。
既放任了他的自由意誌，聽他精進地獨自采索著博大宏深的知識，他的過人的成績使他在一六五一年，在奧萊盎，得了法學碩士的學位。他便回到那濃雲密霧的巴黎，執行律師業務。但這時期並不長久。
從一六五四年起，他父親也在巴黎得了一個較大的官職，他便不再出庭，而改充他父親的書記。在這時期中，他一方麵從事於職務，一方麵卻依舊沉溺於文學，藝術和其他學問。在一六五七年，他曾用他藝術的素養，幫助他二哥格洛特建築了一所精美絕倫的屋子。這種天才的表現，當時就受知於總理大臣高爾培爾（Colbert）。一六六三年，他受聘為這位總理的秘書，讚襄一切科學，文學，藝術事項。
高爾培爾很欽佩他的才能和人格，很看重他；在一六七一年，高爾培爾便推舉他為法蘭西學院的會員。在這個光榮的學術團體中，他盡力地秉著他的才幹，把它好好的整頓了一番，使法蘭西學院樹立了永久的基礎。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富有進取精神的人，他要革除舊的，建設新的；他要推倒傳統思想，樹立自由的意誌，所以當他有一次在學院中宣讀例課的時候，他讀了他的一首詩《路易十四時代》，其中有幾句話盛讚現代遠勝古代。這些詩句，當下引起了文壇的一場論戰，尤其是詩人薄阿洛（Boileau），為了袒護古典的光榮起見，在盛怒之下，竟用許多粗暴的辭句來抨擊他。他雖然是一個有好脾氣，好品格的人，但為了他自己的意誌和思想，在一六八八至一六九六年之內便長長地寫了一首《古今較》，在這首詩中，他更詳細地闡發他的今優於古的見解。於是兩方麵便旗鼓相當地互施掊擊，同時又有許多文人加入了戰團，各為自己所信仰的一方麵援助。這次論戰，雖然並沒有顯明的勝負分出，但其影響後來卻竟波及英國文壇。
一六八三年，他的知遇者高爾培爾死了，他也便結束了他的政務生涯，從此息影家園，笑弄孺子，以了餘年。
他很快樂地教導著他的孩子，高興時便寫了些文字。於是在那首《古今較》之外，他又采取了意大利濮加屈（Boccaccio）的故事，用韻文寫了一部小說《格利賽利第的堅忍》，一六九一年在巴黎出版。到一六九四年，他又出版了兩種韻文故事：《驢皮》和《可笑的願望》。
但是，因為貝洛爾的天才不能使他在詩人一方麵發展，所以他文學的成功卻並不在以上幾種韻文的著作中。在一六九七年，他將一本散文故事集在巴黎出版了。立刻，歡迎的呼聲從法國的孩子口中到全世界孩子口中發出來，從十七世紀的孩子口中到如今二十世紀的孩子口中還在高喊著，法國童話傑出作家貝洛爾的大名，便因此書而不朽。
這本散文故事集，便是我現在譯出來給我國的小朋友們看的這一本《鵝媽媽的故事》。
《鵝媽媽的故事》在最初出版的時候，卻用的另外一個書名：《從前的故事》。作者的署名是他兒子的名字：貝洛爾·達爾芒戈。因為這一集中所包含的八篇故事——《林中睡美人》，《小紅帽》，《藍須》，《貓主公》或《穿靴的貓》，《仙女》，《灰姑娘》或《小玻璃鞋》，《生角的呂蓋》，《小拇指》——都是些流行於兒童口中的古傳說，並不是貝洛爾的聰明的創作；他不過利用他輕倩動人的筆致把它們寫成文學，替它們添了不少的神韻。又為了他自己曾竭力地反對過古昔，很不願意用他的名字出版這本複述古昔故事的小書，因此卻寫上了他兒子的名字。
所以他便把這些故事，故意用孩童的天真的語氣表出。因了這個假名的關係，又曾使不少人費過思索和探討，猜了很多時候的謎。
至於這集故事之又名為《鵝媽媽的故事》的原故，也曾經不少人的研究。大部分人以為在一首古代的故事歌中曾說起過一匹母鵝講故事給她的小鵝兒聽，而在這本故事第一版的首頁插圖中畫著一個在紡紗的老婦人，身旁有三個孩子，一個男的和兩個女的，在這圖下，有著“我的鵝媽媽的故事”的字樣，所以便以為貝洛爾是將古代的故事歌中的母鵝人化了而擬出這個書名的。此外，還有許多對於這書名的不同的推解，我想，這於小朋友們沒有什麼需要，也不必很累贅地費許多文字來多說了。
至於這幾篇故事的真價值，我也想，小朋友們當然已能自己去領略，不必我嘮嘮叨叨地再細述了。但是，有一樁事要先告罪的，就是：這些故事雖然是從法文原本極忠實地譯出來的，但貝洛爾先生在每一故事終了的地方，總給加上幾句韻文教訓式的格言，這一種比較的沉悶而又不合現代的字句，我實在不願意讓那裏麵所包含的道德觀念來束縛了小朋友們活潑的靈魂，竟自大膽地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