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還得補說一句：沙爾·貝洛爾是死在一七○三年，距這本故事集之出版，隻有六年；在這六年之中，我們的作者並不曾寫過比這本書更著名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致林蘊清
蘊清先生：
新文藝月刊社轉來大劄讀悉，足下提出各種疑問，茲特奉答如下：
（一）這是兩句拉丁文的詩句，意思是：“願我在最後的時間將來到的時候看見你，願我在垂死的時候用我的虛弱的手把握著你。”
（二）Ma chère ennemie直譯為“我親愛的冤家”，典出法國十六世紀詩人龍沙（Ronsard）。Aime un peu意為“愛一些些”。Un peu damoyr，pour moi，cest déja trop！意為：“一點的愛情，在我，已經是夠多的了！”
（三）épaves是破舟之殘片。
“年海”兩字並未刊錯，典出法國十九世紀大詩人拉馬丁（Lamartine），是Iocéon des ges的直譯，見其名詩《湖》（Le Lac）。
戴望舒
附：林蘊清來函
編輯先生：
前幾日在敞處景山書社買到了一本貴店出版的戴望舒先生的詩集：《我底記憶》。在駱駝的鈴聲中，在枕邊，在靜的夜裏，它從此以後便做了我最密切的伴侶了。尤其是其中的《雨巷》，《我底記憶》兩輯，更使我欽佩不止。我真不知道要如何向作者表示我的敬意。真的，它是我們所出版的新詩中的最好的一本。不過有幾個外國文我還不很了解，看見《新文藝》上說讀者如對貴店所出版各書有疑問，可以寫信來問。所以便冒昧地寫這封信來，希望你們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複。以下我便提出我的疑問了：
（一）目次前一頁上的“Te Spectem mihi cum venerit hora，Te Tenoam moriens defic iente manu．”作何解釋？
（二）第三十六頁的ma chère ennemie，第三十七頁的Aime un peu！和Un reu dam our，pour moi，cest deja trop！作何解釋？
（三）第六十四頁上的epaves是何意義？
此外，第六十四頁上的“年海”兩字，頗為新奇，不知“年”字是否印錯，亦望見答。祝你們前途無量。
林蘊清上十月二十一日，北平
《西哈諾》譯文商酌
近來出版界的氣象似乎比以前好一些了，名作是漸漸地被翻譯出來，而且受較不淺薄一些的讀者所歡迎著了。然而僅僅翻譯的小說是如此，詩歌與戲曲呢，注意的人還是很少。在這個時候，春潮書局打起了虧本的決意把方於女士譯的曷士當的《西哈諾》送出來的勇氣是可以佩服的。
在對於我們這裏還很生疏的名字，往往在世界上已是不朽的了。Moinar是被流為奧國人了，Jude the Obscure是被譯為“判隱”了，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的Edmond Rostand，當人們一提起，就立刻會說“《西哈諾》的作者”，正如人們說“西特的作者”或是“愛爾那尼的作者”一樣而歎賞著的，但是在我們的國度裏，這部驚人的傑作出世了五個月光景還是初版。這也可算是一個不足為怪的奇跡吧。
對於曷士當和《西哈諾》，夏康農先生已在序文上約略地說起一些了。我這裏要說的是方於女士的譯文。這在我是格外有興致的，因為我在試譯了一些過。
我所看見的方於女士的譯文這《西哈諾》是第一次，聽說方女士譯書也開始於這《西哈諾》，對於她的比老譯書者更流利的譯文是可以使我們歎賞的，她很巧妙地把曷士當的風格傳達出來，正如曷士當之於《西哈諾》一樣。
這是昨晚拿方譯的《西哈諾》和原文對讀了一幕的感想，同時，有幾個譯文上的疑問是須得提出來商酌一下：
（一）譯文第二十頁第八行“我可以把一隻我店內的雞來和你賭東道”。
原文……Je parie un poulet la Raguenrau鄙意當譯為“我可以把一隻哈格諾式雞來和你賭東道”。（ la……）是“什麼式”的意思，此處方女士大意了。
（二）譯文第二十六頁第八行“我知道得很清楚”。
原文——Je suis．
此處譯者弄錯了，那扒兒手說“有一百個人在候著，我也是其中之一。”Je suis和Jy suis是容易看錯的。
（三）譯文第二十八頁第八行“好像？”
原文Il parait？
此處意思是“他出來了嗎”？譯“好像”是錯了，觀全文自明。
（四）譯文第三十頁第一行“帽子上簪滿了薔薇花，有些花朵垂到耳邊……”
原文……un chapeau garni de roses penché sur loreille……
鄙意垂到耳邊的是帽子不是花朵，因為penché一字是形容chapeau（帽子）的。
（五）譯文第三十五頁第一行“那麼你的嘴巴肯不肯借給我試一下呢？”
原文Voulez-vous me prêter，Monsieur，votre machoire？
這句的意思是雙關的，前麵一個紳士說：“你又不是薩姆鬆”，按薩姆鬆是聖經上的英雄，希伯來人的士師，曾用一塊驢腮骨殺一千個非利士人（見《舊約·士師記》），西哈諾回答說：“那麼你的腮骨（不是嘴巴）肯不肯借我試一下？”
意思是罵他是驢子，不是要打他的嘴巴，不知方於女士以為然否？
（六）譯文第四十頁第一行“隻有你一個人說得中肯！”
原文……Vous avez dit la seule intelligente chose！鄙意當譯為：“你隻有這句話說得聰明！”
（七）譯文第四十七頁第八行“先生啊！隻有畜生裏的象……”
原文……Lanimal seul，monsieur，quAristophane appelle Hippocam pelep-hantocamélos……
這句方女士省略了一些，而且這個Hippocam pelephantocamélos譯作單單一個“象”字也覺得不很妥當，按此字係由希臘文Hippos（馬）Campos（魚）Elephantos（象）Camelos（駱駝）四字拚成，方女士譯為“象”想必有根據，我未讀Aristophane之書，不敢妄論，願方女士有以教我。
（八）譯文第四十八頁第十行“末了還可以用悲苦的口氣去譏誚比哈姆，‘啊！有了這東西，把主人的五官都弄到不相稱了，它這叛逆！也會羞得泛紅呢！’”
原文……Enfin，parodiant Pyrame en un sanglot：
“Le voila donc ce nez qui des traits de son maitre a détruit lharmoniel Il en rougie，le traitre！”此句典出Théophile de Viau的悲劇《Pyrame et Thisbé》。劇中比哈姆說：“你看這把匕首，它懦怯地玷汙著它主人的血！它羞紅著，這個叛賊！”方女士譯文中“譏誚”二字弄錯了，應當譯為“末了還可以模擬那嗚咽著的比哈姆說……”
這是第一幕譯文的商酌。我希望《西哈諾》成為一個很好的譯本，所以特地寫下來。此外第十一頁第四行後缺一段，希望再版時加入；又第五十二頁至第五十五頁的詩的行數，希望和原文相等，因為前麵說“長短句共分三節，每節八句……煞尾是四句而……”而譯文前三節都隻有七句，煞尾也隻有三句，覺得很不妥當。末了，我希望人們了解我這是一個誠意的商酌，沒有什麼誤會生出來。
匈牙利的“普洛派”作家
和中國差不多是一樣，匈牙利大部分的作家還是在寫著那些三角戀愛一類的玩意兒。但是新進的“普洛派”的努力，卻頗有可觀。現在就去年的出版物來計算一下：
倍拉·萊凡思（Béla Révész）出了一本《無產階級》，是一本描寫工人階級的短篇小說。
路易士·巴爾達（Louis Barta）寫了一本Stotétujj（《黑指》），是描寫農民的奮鬥的。
山多爾·吉爾吉裏（Sanéor Gergely）是新進作家之群中的最精悍的一員。他出了一部長篇小說Hibat vernek（《他們造橋》），在這部小說裏，他說出都市的無產者和鄉村的無產者的友愛的必要。
路易士·加刹克（Louis Kassk）是新進作家中的最善繪聲繪色的一個。在他的長篇小說Napok，a mi napjink（《日子，我們的日子》）中，已顯出他最於所謂前輩的猛攻。
曷麥裏克·究美（Emeric Gyomaí）出了一本長篇Uj kenyér（《新麵包》）。
洛第雍·馬克可維思（Rodion Markovies）寫了一本驚人的大戰前線上的小說，那就是Szibérisi garnizon（《西伯利亞的戍地》）。
裘萊士·伊力思出了一本詩集Néhez fold（《沉重的地》），是寫沒有土地的人的熱願和對於不公平的世紀的複仇的。
因為政治思想的關係，匈牙利各書店對於新進作家大都是饗以閉門羹的。他們沒法表顯出他們的傾向來，隻能在幾種雜誌上發表文章，如奧思伐得（Ernest Osvàth）主辦的Nyugat（《西方》），房柏裏（Rusztem Vmbéry）和伐魯（Etienne Varro）主辦的Szzadunk（《我們的世紀》），路易士·加刹克主辦的Mnuka（《工作》），第艾奈士（Ladislas Dienes）和迦阿爾（Gabriel Gaal）主辦的Korunk（《我們的時代》）等雜誌。這些雜誌雖然沒有一種顯明的傾向，但對於新進的“普洛派”作家很是能接受的。
蘇聯文壇的風波
去歲蘇聯文壇上曾經起了一次大風波。這場風波的主要人物是皮力涅克（Boris Pilniak）和柴妙金（Eugène Zamiatine）。
在兩三年前，皮力涅克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紅樹》，一部有反革命傾向的小說，對於黨和政府對農民的政策發了反對的論調。起初他將稿子送到Krasnaia Nov（《赤荒土》）去，被退了回來。他便把稿子送到柏林去。去年春天，這部《紅樹》便在柏林的“比得洛保裏斯書店”（Petropolis）出版了。這消息一傳到莫斯科，便出事了。Literatonrnaa Gazeta（《文學報》）第一個起來向皮力涅克投石，接著大家也群起而攻之了。皮力涅克辯說他不過將他的原稿寄給一個住在柏林的朋友，長久沒有得到消息。“比得洛保裏斯書店”將那本書出版是並沒有得到他的同意，他是決不會為那些“僑民”賣力的。但是這種飾辭是不能使人滿意的。蘇聯作家協會便於去年九月七日將他除名，並加以猛烈的攻擊。
至於柴妙金，那是因為他在泊拉格（Praque）的一種社會革命黨的雜誌Volia Rossii，一本反對布爾塞維克的雜誌上發表他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原故。
這兩件事件不過是導火線，皮力涅克和柴妙金，以及其他的在柏林出版受蘇聯禁止的書的“同路人”作家，如愛倫堡（Ehrenbourg），賽甫琳娜（Seifoulina）等，是早已為人們所不滿了，這次不過是將積鬱著的氣吐出來罷了。
在這次的風波中，被卷入旋渦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同路人”，如愛倫堡，賽甫琳娜，巴別爾（Babel），羅曼諾夫（Romanov）等等。這種對於“同路人”的攻擊，在伏林（Voline）的一篇論文上說得很明白，他宣說要整頓一九二五年黨的文藝政策的決議，而那些“同路人”卻有了腐化或反動的傾向。而奧爾霍微（Olkhovy）也在Isvestia上大略這樣說，蘇聯是處於一個困難的重建時代中，階級鬥爭在國內成為更劇烈，資本主義的分子還在城市中鄉村中蠢動著……所以，諸作家應該和一切蘇維埃的好公民一道幫助著政府克服無產階級的敵人，使社會主義得以勝利。在“文藝戰線”上，正如在一切別的戰線上一樣，是應該完全服從的。一切違反的人們就是“資產階級者”，而被當作資產階級者對待。
高爾基也夾進這場混戰中去，他不敢明目張膽地擁護皮力涅克，他隻為他解辯。他說皮力涅克是一個好名之人，他希望他的作品譯成各國的文字，在這種名譽的貪求中，他便犯了過錯。他說人們對皮力涅克的處罰是太嚴了，“好像把他對於蘇維埃文學的一切服務都歸之烏有”，應該要寬一些。他說現代人才很少，那能供給出良好的作品的人們是不應該加以驅逐的。
現在，這場風波忽然平靜下來了。這是黨對於“同路人”的政策的改變嗎？我們還沒有知道，隻能在下次再報告讀者諸君了。
英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
英國的文壇上，近來有了一種新的力量，這力量就是新興的勞動者的文學，這種新抽芽的新枝在將來或許會使人們從那已經根深蒂固了的蕭伯納，威爾斯，高爾斯華斯，喬藹士等轉過頭去吧。
在這新興的勞動者的文學中，我們可以舉出來的，有礦工吉姆士·威爾須（James Walsch）的《地下世界》，那是一本敘述二十五年的礦工的曆史；礦工哈羅爾特·希斯洛伯（Harold Hislop）的《礦煤的權力之下》；礦工喬艾·考裏（Joe Corry）的描寫礦工生活的戲劇（他創設了一個勞動者劇場，由礦工自己來扮演，在英國可算是第一次。他還寫詩和小說）；礦工洛吉·達太勒（Roger Dotaller）的《礦工生活記錄》，這是一部簡單，但是動人的書。
冶金匠李卻·法克思（Richard Fax）寫了一本《製造廠的回聲》；冶金匠施·海特（S.Haid）寫了一本《工場的同夥》；愛爾蘭的泥水匠施·何凱西（SOkesi）寫了《犁和星》，《裘娜和孔雀》等劇本。他是蕭伯納之後的英國最重要的戲曲家，表現異常有力。
勞動者肯宜（R.Kenni）和愛爾蘭人馬克希爾（P.Mae Hill）是描寫勞動者和貧民的日常生活的。
這無產階級的新興文學運動，在英國非常困難地和環境爭鬥著。在英國，沒有一家書店肯出肯宜的作品。希斯洛伯的小說是在蘇俄刊行的。沒有一家戲院肯演考裏的劇本。就是勞動者協作會的劇場也以為他的劇本太左傾了。
但是這總是一時的吧。將來，像一個光耀的太陽，這新興的無產階級文學，將照遍了那消失在煙霧中的英國吧。
國際勞動者演劇會
在莫斯科，去秋成立了一個“國際勞動者演劇會”，是由各勞動者俱樂部的劇團和蘇維埃職業劇團組織成的，將擴大到和各國的一切革命的戲劇團體攜手。
“國際勞動者演劇會”搜集各國的無產階級戲劇作品；將這些作品譯成各國的語言，而且用種種方法使這些作品民眾化；將這些劇本送給各分會和會員，作一個劇本的交換，而在勞動者的俱樂部和劇場上演。
在今年夏天，“國際勞動者演劇會”想在蘇聯表演德國勞動者優伶的戲，和曾演過《改過所中的反叛》的“青年演劇者”的戲，以及巴黎的“藝術戟隊”團的，和紐約的勞動者劇團“新戲劇作家”的戲。
在本年八月，“國際勞動者演劇會”將召集一個勞動者演劇的國際大會。
《西萬提斯的未婚妻》原題是《西班牙》，這是該題（用書中一篇散文篇名為題）。1930年3月上海神州國光社刊行。作者阿左林也譯為阿索林。全書共二十六篇散文，戴望舒和徐霞村合譯，戴望舒翻譯了其中是十五篇，其目次如下：一個西班牙的城、修傘匠、賣餅人、約翰·貝特羅的兒子約翰、安命、節日、夜行者、沙裏奧、哀歌、蒙泰尼的理想、西萬提斯的未婚妻、阿娜、侍女、一個馬德裏的人、比利牛斯山間的結語。譯本小引
阿左林（Azorin）於一八九六年生於西班牙的莫洛伐爾，他的真名是馬爾諦奈·盧伊思。他和巴羅哈、烏納木諾、培納文德等同為“一八九八派”，為新世紀的西班牙開浚了一條新的河流。他的作風是清淡簡潔而新鮮的！他把西班牙真實的麵目描繪給我們看，好像是荷蘭派的畫。關於他的詳細的研究，可參看霞村所著：《現代南歐文學概觀》。
本書是法國比勒蒙所選譯的Espagna的全部轉譯。比勒蒙氏是法國西班牙文學的權威，並與原著者有私人的交誼，想來他的譯文總很可靠，而且有深切的了解。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譯後記
本書的原名La littèratureà La lumière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直譯出來是《借鑒於唯物史觀的文學》，為醒目起見，改名為《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作者Marelchowicz，從名字上看去，當是一個波蘭人，但原書都是用法文寫的。譯者除了知道他是《世界》（Monde）的撰述者，並從本書的序文中看出他是日內瓦的一個講師外，別的一點也不知道。所以，關於著者的生平及其著述，此地隻能付之闕如。
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唯物史觀在文藝上的應用，在今日，是已經由俄國的學者，如蒲力汗諾夫，弗理契等的勞作，奠定了深深的基石。作者不幸沒有見到他們的著書，以致有自以為是開山祖的蛙見。但此書除了不深切（原書是演講稿的改作，不深切是在所不免），及有幾處意見的不正確（如論未來派等章）外，大體不失為一本值得一讀之書，拿來和也是用法文寫的Pulle Pape的《藝術與唯物論》（Artet Matèrialisme，Chimère版）比較，則此書是卓越得多了。
作者對於唯物史觀在文學上的應用戒人誇張，他對於把事實荒唐地單純化的辛克萊的藝術論，加以嚴正的批判。近來看見有人把少女懷春的詩，也把唯物史觀當作萬應膏，像江湖郎中似地開出“小資產階級的沒落……”等冠冕堂皇的脈案來，則對於這一類人，本書倒是一味退熱劑。
其次是關於譯文的：
譯者在原書未出版前，曾由《世界》譯過一篇作者的短文：《文學天才與經濟條件》（現已收歸本書附錄），不久原書出版了，便又陸續地譯了幾篇，刊在幾種雜誌上。在這時期內，樊仲雲先生的譯本（新生命書局版）出版了。這譯本是根據石川湧的日譯本（春陽堂版）譯出的。日譯本很糟，錯誤和誤解幾乎每頁都有，如Cercl Vicienx（矛盾論法）之譯為“惡的輪”，Les Plantes froides des Pieds divins（神聖的腳的寒冷的腳心）之譯為“具有聖足的冷的樹木”等，不勝枚舉。所以，譯者不得不把擱置在亂書堆中的拙譯找出來付梓，免得將日本讀者背著的滿身的債，加了重利，又教我國的讀者來負擔。
一九三○，三月
詩人瑪耶闊夫司基的死
像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俄羅斯大詩人賽爾該·葉賽寧（Sergoy Essonin）自殺的消息之使我們驚異一樣，本年（一九三○年）四月十四日同國的未來派大詩人符拉齊米爾·瑪耶闊夫司基（Vladimir Mayakovsky）自殺的消息又傳到我們底耳裏來了。最初，我們在新聞紙上所見了的，大約隻有這些話：“俄國詩人瑪耶闊夫司基於本月十四日以手槍自殺於莫斯科，自殺原因聞係因試驗詩劇失敗雲。”這兀突的消息，起初在我們是不可解的吧。葉賽寧是“最後的田園詩人”，他知道自己的詩歌是沒有什麼可以贈送給新時代的，於是他便和他所憧憬著的古舊的，青色的，憂鬱的俄羅斯和一切舊的事物，因著“鐵的生客的出現”，同時滅亡了。這自殺我們可以拿舊傳統和新生活的衝突之下的逃世來解釋。但是瑪耶闊夫司基呢？他並不是舊時代的人物，他是在革命的鬥爭中長大起來的。他以自己的詩為革命的武器，同時，他是建設著新生活的，建設著社會主義而且要把它擴大到全世界去的人們底詩人。他是夢想著未來的世界是要由他的火一樣的詩句來做向導的。但是他卻像不慣新生活的舊時代的葉賽寧一樣，懦怯地殺害了自己的生命。它的意義是什麼呢？
據本年四月十七日莫斯科《少共真理報》的瑪耶闊夫司基特刊上的記載，瑪耶闊夫司基死後，曾由賽爾差夫（Sertsav）去調查他自殺的原因，賽爾差夫作了這樣的一個報告：“前此調查之結果，指示出這次自殺是那與詩人的社會行動及文學品行絕無關係的純個人的原因引起的，此外詩人所不能恢複健康的長病，才成為自殺的先導。”俄國“革命文學國際委員會”的關於瑪耶闊夫司基之死的宣言上也說：“……個性的狂放與不久前得到的病症，給與詩人這一個悲慘的死的說明。……”
我們所得到的關於瑪耶闊夫司基自殺的動因，隻有上述的兩個，就是所謂試驗詩劇失敗和不能恢複健康的長病。關於前者，我們覺得是不足為信的。第一，他決不是那種因為偶然受到了一點小打擊而至於萌短見的人（他的著名的長詩《一萬五千萬》出版時，竟沒有人說它好，他也不以為意）；其次，他的戲劇常是受著群眾熱烈的歡迎的。一九二○年的《神秘的滑稽劇》如此，一九二八年的《臭蟲》如此，就是他自殺的當夜在梅伊爾霍爾特（Moyerhold）劇場上演的《澡堂》也如此。關於後者，即不能恢複健康的長病這原因，也是有點牽強的吧。果然不治的病是可能成為一個人的自殺的動因的。但是各方麵的記載都沒有說出他是患了什麼不治之症，而且，我們是知道的，瑪耶闊夫司基是有一千七百格蘭姆重的腦髓，尼阿加拉大瀑布一樣洪大的聲音，方而闊的肩，和六英尺高的健全的身體的。在自殺的前兩天，即十二日，他還出席蘇維埃作家聯盟的關於著作權新綱領的討論會和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關於前草案的討論會議；自殺的前一天，即十三日，他還和蘇維埃作家聯盟的主席討論關於列寧格拉特旅行之事；就是自殺當天的清晨（他是在上午十時十五分自殺的），他也還在自己的寓所裏和幾位作家作事務上的談話。
現在，我們且讀一讀他的最後的遺書吧（以下的譯文是根據法國Surréalisme 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第一號譯出），他這樣寫著：
致一切人：
關於我的死，請不要責備任何人。而且請不要造謠。死者是痛恨謠言的。
母親，我的姊妹們，請你們恕我：這不是一種方法（我不勸別人這樣做），但是我是沒有出路。
當局同誌們，我的家屬是：裏裏·勃裏克（Lili Brik），母親，我的姊妹們和薇蘿尼珈·維托爾陀芙娜·波朗絲珈牙（Veronica Vittoldovna Pollonskaia）。
假使你能使他們生活，謝謝你。
未完成的詩，請交勃裏克等。他們會加以整理。
人們是如何說的：“意外事是終結了。”
愛情的小舟，
撞碎在奔流的生命上，
我是和生命沒有糾葛了。
用不到去檢閱，
那些苦痛，
那些不幸，
和那些相互的謬誤。
願你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