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於一八八○年生於阿斯都裏亞斯（Asturias），現在還活著。在西班牙革命以後，他出任為英國公使（一九三一年）。雖則已是五十幾歲的老人了，但是他的那種矍鑠的精神，在行動上以及著作上，是都足以使後生都感到可畏的。
他的文學生活是從詩歌開始的。他一共出了三部詩集：《小徑的平靜》（La Paz del Sendero，一九○四），《不可數的小徑》（El Sendero Innumerable，一九一六），《浮動的小徑》（El Sendero Andante，一九二一）。他的詩都是用舊的韻律和鮮明的思想（Ancho ritmo，clara idea）寫出來的，早年的詩雖則頗受法國象征派詩人們，特別是法朗西思·耶麥（Fnancis Jammes）的影響，但有時他的詩甚至比耶麥的更深刻點。
使他一躍而成為西班牙文壇的巨星，並成為世界的大作家的，是他底小說。《倍拉米諾和阿保洛紐》（Belarmino y Apolonio），《蜜月苦月》（Luna de Miel Luna de Hiel），《烏爾巴諾和西蒙娜底操勞》（Los Trabajos de Urbanoy Simona），《黃老虎》（Tigre Juan）等書，都使他的世界的聲譽一天天地增加起來，堅固起來。
從阿耶拉底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特點。第一，是他底文章手法上的特點：他的微妙宛轉的話術，他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用字範圍，他的豐富，流暢，嬌媚而又冷靜的風格。第二，是他的那種尖銳，奸詭，辛辣而近於刻薄的天才（而且又是隱藏在他所聰敏地操縱著的紆回曲折的語言的魅力之下的）。憑了這兩種固有的特點，接觸了英國的“幽默”作家及他本國的諸大師，又生活在西班牙的那些奇異的人物——大學生，發明者，流氓，教士，政客，鬥牛者等——的氛圍氣中，他便達到了他的藝術的最高點。
《二個皮匠》是《倍拉米諾和阿保洛紐》的改題，是使阿耶拉一舉成名的傑作。他的一切的長處，我們都可以在這本書中窺見。現在，我們且把法國西班牙文學的權威約翰·加蘇（Jean Cassou）對於這書的見解寫在這裏，作為一個有力的介紹吧：
“此書當然是自從《吉訶德爺》（Don Quijote）以來的西班牙的最偉大的著作之一。這個故事的戲謔達到了一種不能再希望的偉大。我們是置身在一部西班牙的《步伐爾和貝居錫》（譯者按《步伐爾和貝居錫》〔Bouvard et Pécuchet〕係法國弗洛貝爾的傑作之一）之前了；但是這一部卻更錯綜著聰慧的把戲，和一整個具有悲喜劇的無盡的力量的，催笑的，豐富的，有力的奇想。弗洛貝爾曾經夢想著述的，可不就是這部書嗎？弗洛貝爾的腦中是常有塞萬提斯（Cervantes）出沒的，如果他能夠用像阿耶拉一樣豐滿，一樣有味，又一樣具有善辯的口氣的語言，寫出一部像《倍拉米諾和阿保洛紐》一樣刻薄，像《倍拉米諾和阿保洛紐》一樣地在評斷中包容著我們的全部風習和認識的諷刺文，那麼弗洛貝爾準會心滿意足了。”（見Jean Cassou：Panorama de la Littérature espaguole contemporaine）
加蘇竟把這部書稱為《吉訶德爺》以後的西班牙最偉大的書之一，把他的才能和手法放在弗洛貝爾之上了。
本書是根據一九三一年馬德裏Pueyo書店出版的阿耶拉全集本，同時參考Jean et Marcel Carayon的法譯本譯出的。在譯成的時候，看看自己的譯文，總還不能滿意，因為這部書實在是太難譯了。
譯者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
《鐵甲車》譯序
伊凡諾夫是屬於“同路人”之群的一位新俄作家。他是“賽拉皮雍兄弟社”的社員，在這個高爾基所獎掖的文學團體裏，我看到產生了新俄的好一些最有才能的作家，如飛晶，曹西兼珂，尼克青等人，而伊凡諾夫是這個團體中的最傑出的一個。
在一八九五（或一八九六）年生於西伯利亞克爾格支曠野的邊境，符謝伏羅德·伊凡諾夫是有著高加索種人和蒙古種人的兩種血統的。父親是一位土耳其斯坦軍官的私生子，金礦礦工，可是也讀過一點書，然而早年就被伊凡諾夫的哥哥所殺害。伊凡諾夫是一個沒有親屬的人。他受的教育是很有限的。他當過馬戲團的徒弟，魔術師，說書人，小醜，也當過當鋪裏的夥計，排字工人。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親手排印的。在一九一八年到二○年這內戰時期中，他從事於政治生活，然而他那時對於政治理解卻很薄弱。一九二○年之末，因高爾基的幫助，他才第一次到了彼得堡，加入“賽拉皮雍兄弟社”，才算開始了有規則的文學生活。他在此後幾年內對著作非常努力，這裏的這本《鐵甲車》也就是他到彼得堡之後的第三年在莫斯科出版的。
顯然地，因他的複雜而多冒險的生活，伊凡諾夫是一個頑強而新鮮的作家。他描寫著雄偉的原始的俄羅斯農民。他對於革命，對於一切，都隻有根據本能的認識，因此來描寫多元的，在本質上是非組織的農民暴亂，要見其適當，然而他不能真正地把握到革命的真諦，並且他也沒有想去把握。他的主要題材是西伯利亞內戰，是農民遊擊隊的運動。
這兒的《鐵甲車》就是伊凡諾夫的許多寫遊擊隊的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是公認為最出色的一部同性質的書，此外尚有《各色的風》《遊擊隊》等。在這部作品裏，故事是非常單純的；作者的努力，我們看得出是要在這單純的故事之外創造出一種環繞在暴露四周的空氣來。
伊凡諾夫的文字，確然並非是最艱深的，有時卻很難於翻譯，尤其是因為裏麵常用了許多地方方言之故。本書的譯出，係以法譯本為根據，與中國所已有的根據日文本的重譯，在許多地方都不無出入之處。譯者是除了忠於法譯本之外便沒有其他辦法，因此我在這裏誠意地希望著能夠快有根據原文更完備的譯本出現！
一九三二年十月
望舒詩論
一、詩不能借重音樂，它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
二、詩不能借重繪畫的長處。
三、單是美的字眼的組合不是詩的特點。
四、象征派的人們說：“大自然是被淫過一千次的娼婦。”但是新的娼婦安知不會被淫過一萬次。被淫的次數是沒有關係的，我們要有新的淫具，新的淫法。
五、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
六、新詩最重要的是詩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Nuance：法文，意為“變異”。。
七、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礙詩情，或使詩情成為畸形的。倘把詩的情緒去適應呆滯的，表麵的舊規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別人的鞋子一樣。愚劣的人們削足適履，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選擇較合腳的鞋子，但是智者卻為自己製最合自己的腳的鞋子。
八、詩不是某一個官感的享樂，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東西。
九、新的詩應該有新的情緒和表現這情緒的形式。所謂形式，決非表麵上的字的排列，也決非新的字眼的堆積。
十、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來做題材（我不反對拿新的事物來做題材），舊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詩情。
十一、舊的古典的應用是無可反對的，在它給予我們一個新情緒的時候。
十二、不應該有隻是炫奇的裝飾癖，那是不永存的。
十三、詩應該有自己的originalitéoriginalité：法文，意為“特征”。，但你須使它有cosmopolitêcosmopolitê：法文，意為“普遍”。性，兩者不能缺一。
十四、詩是由真實經過想象而出來的，不單是真實，亦不單是想象。
十五、詩應當將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而使人感到一種東西，詩本身就像是一個生物，不是無生物。
十六、情緒不是用攝影機攝出來的，它應當用巧妙的筆觸描出來。這種筆觸又須是活的，千變萬化的。
十七、隻在用某一種文字寫來，某一國人讀了感到好的詩，實際上不是詩，那最多是文字的魔術。真的詩的好處不就是文字的長處。
法國通信
（關於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諦運動）
自從希特拉掌握德國政權以來，德國便處於一個絕端的法西斯諦的恐怖之中；德國的智識階級，也逢到了它的厄運。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加特·考爾維茨（Kate Kollwitz）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是被逐出國家學院了；作家如吉希（Kisch），路德維希·雷恩（Ludwich Renn），勃萊赫特（Brecht），和平主義者如萊卜曼·區爾比德（Lebman Kuerbild），封·奧西次基（Von Ossietzky）等等，都被投入牢獄了；藝術家如萊因哈特（Reinhardt）是逃亡了；連世界的大學者愛因斯坦，也免不掉家裏被查抄，存款被沒收。勞動者和猶太人的虐殺，那更是天天有的家常便飯。在德國，人們已回複到野蠻時期了。我們能相信這是歌德，海納，華格納，貝多芬的家鄉嗎？
得到昂德列·紀德（André Gide）的參加，法國A．E．A．R．（革命文藝家協會）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了一次大會，而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了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恐怖的最猛烈的反抗。
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雖然去年有說紀德曾加入過共產黨的這個謠言，其實，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發表他的第一部名著《安德列·華爾特的手記》（Cahiers d’Andre’Walter）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於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閑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再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吧），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在晚間八點鍾，當我到大東方堂去的時候，不但演講堂中人已經擠滿，甚至加代路上也站滿了等機會擠進去的人群了。幸而找到了A．E．A．R．的秘書伐揚·古久列（Vaillant-Couturier），我才得排開了群眾，在會場上占到了一個席位。
在不斷的拍掌歡呼聲中，紀德站起來了。他在群眾中發言，這是第一次。現在我試將他用洪亮而稍稍有點顫動的聲音所說出來的話，迻譯在下麵：
我很榮幸置身於諸君之間，而表示我對於我有許多朋友在其間的這作家和藝術家之群的同情，他們比一切都使我更感到關切。
我隻是一個發言人，無論如何我是沒有主持者的資格的。我很願意在說了幾句話之後，離開了這個講壇，而混入聽眾之中去。
一個極大的共同的痛苦，那由德國最近的悲劇的事件所惹起的痛苦，使我們聚集在此地。這有些人崇拜的國家主義者的重握政權，由於恐怖，由於競爭和抬價拍賣的需要，有撞到一個可怕的衝突上去的危險。這個衝突，有些人卻期望著；或者他們不公然地期望著，但他們的行動卻弄得使這個衝突成為不可免的事。把我們聚集在此地的，我相信是一種的信念，這信念便是隻有一種高於國家的利害的利害，一種不同的民族所共有著的，使這些民族聯合起來而不是使他們對立起來的利害。社會爭鬥在各地都是同樣的，而那些被派出去交戰的民眾（他們是不完全了解那交戰的理由的，如果他們真的知道了，他們當然不會讚同的）他們各自都有著他們已漸漸明白起來的那同樣的深切的利害關係。喪身在歐洲大戰期中的兵士是受了欺騙了。人們使他們堅信他們是“以戰爭對付戰爭”，而用了這個我們早就應該糾正的荒謬的口號，人們叫他們犧牲生命。如果他們能預見到現在歐洲所生的危境，那麼誰能說他們之中有多少人會去作這種英雄性的犧牲呢？如果他們能夠複活的話，那麼誰能說他們之中有多少人現在還會答應去做這種犧牲呢？不，同誌們，我們知道“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唯一的態度，那便是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在他自己的國家中向帝國主義宣戰；因為一切的帝國主義是必然地產生戰爭的。
諸君是都被牛津的勇敢的大學生們底非常的動議所感動了。曼徹斯特的大學生的動議不久也應之而起。這些大學生之中，或許還有一大部分保持著這個幻夢：隻要不參與其間，抵抗是可以消極性的。我承認，這也是我長久的幻夢。咳，這樣的一種抵抗，是有立刻被掃除了的危險的。但是，要采取另一種抵抗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說要使這個抵抗有效——那麼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最大的聯合：一個在你們之間的密切的聯合和各國的全部勞動階級的聯合。
使我們聚集在此地的，是德國民眾的重要的一部分（正就是我們能夠希望並應該希望互通聲氣的一部分）受到了鉗製禁塞的這件很嚴重的事。雖則希特拉黨加以極大的壓製，他們是總不能被消滅掉的：但是人們卻削除了他們的聲音。人們削除了他們的發言權，甚至削除了他們的發言的可能：他們已沒有了申訴的權利，而他們的抗議也被遏住了。
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是也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麼並怎樣會在這裏讚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社會的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主張說那些沒有說過話的人們（受壓迫的個人或民眾，種族或社會階級）是無話可說，實在是荒謬之談。他們曾經受過強力的壓製，被人弄得呆木了，以致連他們的聲訴也是格格不吐的了。那占著發言權的統治者們，主張保留著這個特權。他們把它保留了長久。而現在，當他們有被奪去了這種特權的危險的時候，他們便格外說得高，說得響了。人類的曆史是一切當初被羈囚的人們底遲緩而苦痛的向光明前進的曆史。雖則是暫時地遲緩了一點，但是這向解放的進行，總還是不可免的，而且任何帝國主義也都沒有阻止它的能力的。
我們現在對於德國的受壓迫的一部分有什麼辦法呢？那些比我更勝任的人們當然將對諸君把那辦法說明的，我很高興讓他們來說。
事情是在乎和德國的被壓迫者聯合起來；事情第一在乎在我們之間聯合起來。我想一切將發言的人們都感到這一點吧；我希望他們格外關心於那使我們今天聚在一起的公共的國際的利害，而去開了一切可以引起內訌的動機。
紀德的發言結束了，但是他並沒有離開講壇而混到聽眾中去，他坐下來；現在，他喝著水，吸著煙，望著四周的群眾，微笑著，呼吸著窒熱的空氣，聽著其他的人發言了。
繼續著他發言的，是貝留思（Berlioz），《巴黎的郊外》（Faubourgs de Paris）的作者達比特（Eugêne Dabit），昂多納（A．P．Antoine），醫士達爾沙士（Dalsace），畫家奧上方（Ozenfant），《歐羅巴》月刊主編葛諾（Guehenno），茹爾丹（Francis Jourdain），勒加希（Bernard Lecache），超自然主義詩人愛呂阿（Eluard），《王道》（La voie royale）作者馬爾羅（Malraux），維拉（Willard），華龍教授（Wallon），他們都用熱烈的，透徹的話攻擊德國法西斯諦的殘暴，並指示出必然的出路。
在群眾的歡呼聲中，由一個隱名的德國作者向法國文藝界致謝之後，伐揚·古久列便把這天的集會下了一個結論，他說，“我們不是向德國民族宣戰，卻是向全部資本主義製度宣戰。”
由紀德宣讀了議決案（其實紀德隻念了一半，因為嗓子不好，由伐揚繼續念完的），聽眾一致附議後，這場熱烈的集會才告了結束。
我不知道我國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麼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於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是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三月二十三日，巴黎
附筆：加入這個戰線的，尚有巴比塞，羅曼·羅蘭，維德拉（Vildrao），勃洛克（Jean-Riclard Block），杜爾丹（Durtain），及超自然主義者之群阿拉公（Aragon），勃勒東（A．Breton），夏爾（R．Char），克勒維（R．Crevel），曷乃斯特（Max Ernest），貝萊（B．Peret），查拉（Tristan Tzara），於宜克（P．Unik），布紐爾（L．Bunuel）等等。
西班牙近代小說概觀
前言
西班牙文學是在一個很早的時候就達到了成熟期的。在十六七世紀，那時候許多現存的文學都還在漸次的形成，而西萬提斯（Cervantes），羅貝斯·德·委伽（Lopez de Vega），和他們同時的人們的作品，卻已經顯然的達到了藝術上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