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reference_book_ids\":[7172013604017802248]}],\"3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8,\"start_container_index\":3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4},\"quote_content\":\"《星島》reference_book_ids\":[705698842363822387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逝世
據七月二十日蘇黎世轉巴黎電，法國大詩人保祿·梵樂希已於二十日在巴黎逝世。
梵樂希和我們文藝界的關係，不能說是很淺。對於我國文學，梵樂希是一向關心著的。梁宗岱的法譯本《陶淵明集》，盛成的法文小說《我的母親》，都是由他作序而為西歐文藝界所推賞的；此外，雕刻家劉開渠，詩人戴望舒，翻譯家陳占元等，也都做過梵樂希的座上之客。雖則我國梵樂希的作品翻譯得很少，但是他對於我們文藝界一部分的影響，也是不可否認。所以，當這位法國文壇的巨星隕落的時候，來約略介紹他一下，想來也必為讀者所接受的吧。
保祿·梵樂希於一八七一年十月三十日生於地中海岸的一個小城——賽特，母親是意大利人。他的家庭後來遷到蒙柏列城，他便在那裏進了中學，又攻讀法律。在那個小城中，他認識了《阿福諾第特》的作者別爾·路伊思，以及那在二十五年後使他一舉成名的昂德萊·紀德。
在暑期，梵樂希常常到他母親的故鄉熱拿亞去。從賽特山頭遙望得見地中海的景色，熱拿亞的邸宅和大廈，以及蒙柏列城的植物園等，在詩人的想象之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跡。
在一八九二年，他到巴黎去，在陸軍部任職，後來又轉到哈瓦斯通訊社去。在巴黎，他受到了當時大詩人馬拉美的影響，變成了他的入室弟子，又分享到他的詩的秘密。他也到英國去旅行，而結識了名小說家喬治·米雷狄思和喬治·莫亞。
到這個時期為止，他曾在好些雜誌上發表他的詩，結集成後來在一九二〇年才出版《舊詩帖》集。他也寫了《萊奧拿陀·達·文西方法導論》（一八九五）和《戴斯特先生宵談》（一八九六）。接著，他就完全脫離了文壇，過著隱遁的生涯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
在這二十年之中的他的活動，我們是知道得很少。我們所知道的，隻是他放棄了詩而去研究數學和哲學，像笛卡德在他的爐邊似的，他深思熟慮著思想、方法和表現的問題。他把大部分的警句、見解和斷片都儲積在他的手冊上，長久之後才編成書出版。
在一九一三年，當他的朋友們慫恿他把早期的詩收成集子的時候，他最初拒絕，但是終於答應了他們，而坐下來再從事寫作；這樣，他對於寫詩又發生了一種新的樂趣。他花了四年工夫寫成了那篇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獻給紀德的名詩《青年的命運女神》。此詩一出，立刻受到了優秀的文人們的熱烈歡迎。朋友們為他開朗誦會，又寫批評和讚頌文字；而從這個時候起，他所寫的一切詩文，便在文藝市場中為人熱烈地爭購了。稱頌，攻擊和筆戰替他做了極好的宣傳，於是這個逃名垂二十年的詩人，便在一九二五年被選為法蘭西國家學院的會員，繼承了法朗士的席位了。正如一位傳記家所說的一樣，“梵樂希先生的文學的成功，在法國文藝界差不多是一個唯一的事件。”
自《青年的命運女神》出版以後，梵樂希的詩便一首一首地發表出來。數目是那麼少，但卻都是費勁了推敲功夫精練出來的。一九一七年的《晨曦》，一九二〇年的《短歌》和《海濱墓地》，一九二二年的《蛇》《女巫》和《幻美集》都隻出了豪華版，印數甚少，隻有藏書家和少數人弄得到手，而且在出版之後不久就絕版了的。一九二九年，哲學家阿蘭評注本的《幻美集》出版，一九三〇年，普及本的《詩抄》和《詩文選》出版，梵樂希的作品始普及於大眾。在同時，他出版了他的美麗的哲理散文詩《靈魂和舞蹈》（一九二一）和《歐巴裏諾思或大匠》（一九二三），而他的論文和序文，也集成《雜文一集》（一九二四）和《雜文二集》（一九二九）。此外，他的《手冊乙》（一九二四），《愛米裏·戴斯特太太》（一九二五），《羅盤方位》（一九二六），《羅盤方位別集》（一九二七）和《文學》（一九二九，有戴望舒中譯本），也相繼出版，他深藏的內蘊，始為世人所知。
梵樂希不僅在是詩法上有最高的造就，他同樣也是一位哲學家。從他的寫詩為數甚少看來，正如他所自陳的一樣，詩對於他與其說是一種文學活動，毋寧說是一種特殊的心靈態度。詩不僅是結構和建築，而且還是一種思想方法和一種智識——是想觀察自己的靈魂，是自鑒的鏡子。要發現這事實，我們也不需要大批研究梵樂希的書或是一種對於他詩中的哲理的解釋。他對於詩的信條，是早已在四十年前最初的論文中表達出來了，就是在那個時候，他也早已認為詩是哲學家的一種“消遣”和一種對於思索的幫助了。而他的這種態度，顯然是和以抒情為主的詩論立於相對的地位的。在他的《達文西方法導論》中，梵樂希明白地說，詩第一是一種文藝的“工程”，詩人是“工程師”，語言是“機器”；他還說，詩並不是那所謂靈感的產物，卻是一種“勉力”、“練習”和“遊戲”的結果。這種詩的哲學，他在好幾篇論文中都再三發揮過，特別是在論拉封丹的《阿陶尼思》和論愛倫坡的《歐雷加》的那幾篇文章中。而在他的《答辭》之中，他甚至說，詩不但不可放縱情緒，卻反而應該遏製而阻攔它。但是他的這種“詩法”，我們也不可過分地相信。在他自己的詩中，就有好幾首好詩都是並不和他的理論相符的；矯枉過正，梵樂希也是不免的。
意識的對於本身和對於生活的覺醒，便是梵樂希大部分的詩的主題，例如《水仙辭斷章》，《女巫》，《蛇之初稿》等等。詩的意識瞌睡著；詩人呢，像水仙一樣，迷失在他的為己的沉想之中；智識和意識衝突著。詩試著調節這兩者，並使他們和諧；它把暗黑帶到光明中來，又使靈魂和可見的世界接觸；它把陰影、輪廓和顏色給與夢，又從飄緲的憧憬中建造一個美的具體世界。它把建築加到音樂上去。生活，本能和生命力，在梵樂希的象征——樹，蛇，婦女——之中，摸索著它們的道路，正如在柏格森的哲學中一樣；而在這種“創造的演化”的終點，我們找到了安息和休止，結構和形式，語言和美，檳榔樹的象征和古代的圓柱（見《檳榔樹》及《圓柱之歌》）。
不願迷失或沉湮於朦朧意識中，便是梵樂希的傑作《海濱墓地》的主旨。在這篇詩中，生與死，行動與夢，都互相衝突著，而終於被調和成法國前無古人的最隱秘而同時又最音樂性的詩。
人們說梵樂希的詩晦澀，這責任是應該由那些批評和注釋者來擔負，而不是應該歸罪於梵樂希自己的。他相當少數的詩，都被沉沒在無窮盡的注解之中，正如他的先師馬拉美所遭遇到的一樣。而正如馬拉美一樣，他的所謂晦澀都是由那些各執一辭的批評者們而來的。正如他的一位傳記家所諷刺地說的那樣，“如果從梵樂希先生的作品所引起的大批不同的文章看來，那麼梵樂希先生的作品就是一個原子了。他自己也這樣說：‘人們所寫的關於我的文章，至少比我自己所寫的多一千倍。’”
關於那些反對他的批評者的意見，我們在這裏也討論不了那麼多，例如《純詩》的作者勃雷蒙說他是“強作詩人”，批評家路梭稱他為“空虛的詩人”，而一般人又說他的詩產量貧乏等等；而但尼思·梭雷又攻擊他以智識破壞靈感。其實梵樂希並沒有否定靈感，隻是他主張靈感須由智識統製而已。他說：“第一句詩是上帝所賜的，第二句卻要詩人自己去找出來。”在他的詩中，的確是有不少“迷人之句”使許多詩人們豔羨的；至於說到他的詩產量“貧乏”呢，我們可以說，以少量詩而獲得巨大的聲名的，在法國詩壇也頗有先例，例如波特萊爾，馬拉美和韓波就都如此。
這位罕有的詩人對於思想和情性的流露都操縱有度，而在他的《手冊》，《方法》，《片斷》和《羅盤方位》等書中的零零碎碎的哲學和道德的意見，我們是不能加以誤解的。那些意見和他的信條是符合的，那就是：正如寫詩一樣，思索也是一種辛勤而苦心的方法；正如一句詩一樣，一個思想也必須小心地推敲出來的。“就其本性說來，思想是沒有風格的”，他這樣說。即使思想是已經明確了的，但總還須經過推敲而陳述出來，而不可僅僅隨便地錄出來。梵樂希是一位在寫作之前或在寫作的當時，肯花工夫去思想的詩人。而他的批評性和客觀性的方法，是帶著一種新藝術的表記的。
然而，在說這話的時候，我們的意思並不就是排斥那一任自然流露，情緒突發的詩，如像超自然主義那一派一樣。梵樂希和超自然主義派，都各有其所長，也各有其所短，這是顯然的事實。
梵樂希已逝世了，然而梵樂希在法國文學中所已樹立了的紀念碑，將是不可磨滅的。
載《南方文叢》第一輯，一九四五年八月
悼杜萊塞
美聯社十二月二十九日電：七十四歲高齡的美名作家杜萊塞，已於本日患心髒病逝世。
這個簡單的電文，帶著悲悵，哀悼，給與了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進步的人。世界上一位最偉大而且是最勇敢的自由的鬥士，已經離開了我們，去作永恒的安息了，然而他的思想，他的行動，卻永遠存留著，作為我們的先導，我們的典範。
杜萊塞於一八七一年生於美國印第安那州之高地，少時從事新聞事業，而從這條鄰近的路，他走上了文學的路。他的文學生活是在一九〇〇年頃開始的。最初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加裏的周圍》和《珍妮·葛拉特》使他立刻聞名於文壇，而且確立了他的新現實主義的傾向。
他以後的著作，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走過去的，他抓住了現實，而把這現實無情地攤陳在我們前麵。《財政家》如此，《巨人》如此，《天才》也如此，像愛米爾·左拉一樣，他完全以旁觀者的態度去參加生存的悲劇。天使或是魔鬼，仁善或是刁惡，在他看來都是一樣的文獻，一樣的材料，他冷靜地把他們活生生地描畫下來，而一點也不參加他自己的一點主觀。從這一點上，他是左拉一個大弟子。
他的寫實主義不僅僅隻是表麵的發展，卻深深地推到心理上去。他是心理和精神崩潰之研究的專家，而《天才》就是在這一方麵的他的傑作。
在《天才》之後，他休息了幾年，接著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了他的《一個美國的悲劇》。這部書，追蹤著雨果和陀斯托也夫斯基，他對於犯罪者作了一個深刻的研究。忠實於他的方法，杜萊塞把書中的主人公格裏斐士的犯罪心理從萌芽，長成，發展，像我們拆開一架機器似的，一件件地分析出來。到了這部小說，從藝術方麵來說，杜萊塞已達到了它們的頂點了。
然而，杜萊塞真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到美國社會的罪惡，腐敗，而無動於衷嗎？作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對於這一切肮髒，黑暗，他會不起正義的感覺而起來和它們戰鬥嗎？他所崇拜的法國大小說家左拉，不是也終於加入到社會主義的集團，從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嗎？
是的，杜萊塞是一個有正義感的藝術家，他之所以沒有立刻成為一個戰士，是為了時機還沒有成熟。
這時，一個新的世界吸引了他：社會主義的蘇聯。在一九二八年，他到蘇聯去旅行。他看見了。他知道了。他看到了和資本主義的腐敗相反的進步，他知道了人類憧憬著的理想是終於可以實現。從蘇聯回來之後，他出版了他的《杜萊塞看蘇聯》，而對於蘇聯表示著他的深切的同情。蘇聯的旅行在他的心頭印了一種深刻的印象，因而在他的態度上，也起了一個重要的變化。
從這個時候起，他已不再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一個明知道黑暗，腐敗，罪惡而漠然無動於衷的人了。新的世界已給了他以啟示，指示了他的道路，他已深知道單單觀察，並且把他所觀察到的寫出來是不夠，他需要行動，需要用他藝術家的力量去打倒這些黑暗，腐敗和罪惡了。
在一九三〇年，他就公開擁護蘇聯，公開地反對帝國主義者對蘇聯的進攻，從那個時候起，蘇聯已成為他的理想國。他說：“我反對和蘇聯的任何衝突，不論那衝突是從哪方麵來的。”在一九三一年，這位偉大的作家更顯明了他的革命的崗位。他不僅僅把自己限製於對於時局的反應上，卻在行動上參加了勞動階級的鬥爭。他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去揭發出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勞動者們所處的地位是怎樣地令人不能忍受。他細心地分析美國，研究美國的官方報告，經濟狀況，國家的統計，預算，並且親自去作種種的實際調查。經過了長期的研究，調查，分析，他便寫成了一部在美國文學史上空前，在他個人的文藝生活中也是特有偉大的作品：《悲劇的美國》，而把它擲到那自在自滿的美國資產者們的臉上去。
杜萊塞的這部新著作，可以說是他的巨著《一個美國的悲劇》的續編。在這部書中，杜萊塞矯正了他的過去，他在一九二五年所寫的那部小說是寫一個美國中產階級者的個人的悲劇，在那部書中，杜萊塞還是以為資本主義的大廈是不可動搖的。可是在這部新著中呢，美國資本主義的機構是在一個新的光亮之下顯出來了。杜萊塞用著無數的事實和統計數字做武器，用著大藝術家的尖銳和把握做武器，把美國的所謂“民主”的資產階級和社會法西斯的麵具，無情地撕了下來。
這部書出版以後，資本主義的美國的驚惶是不言而喻的了。他受到了各方麵的猛烈的攻擊，他被一些人視為洪水猛獸，然而，他卻得到了更廣大的人，奮鬥著而進步著的人們的深深的同情，愛護。
從這個時候起，他已成為一個進步的世界的鬥士了。他參加美國的革命運動，他為《工人日報》經常不斷地撰稿，他親自推動並擔任“保衛政治犯委員會”的主席，他和危害人類的法西斯主義作著生死的戰鬥。西班牙之受法西斯危害，中國之被日本侵略，他都起來仗義發言，向全世界呼籲起來打倒法西斯主義。
從這一切看來，杜萊塞之走到社會主義的路上去，決不是偶然的事，果然，在他逝世之前不久，他以七十四的高齡加入了美國共產黨，據他自己說，他之所以毅然加入共產黨，是因為西班牙大畫家比加索和法國大詩人阿拉貢之加入法國共產黨，而受到了深深的感動，亦是為了深為近年來共產黨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中的英勇業績所鼓舞。在他寫給美國共產黨首領福斯特的信中，他說：“對於人類的偉大與尊敬的信心，早已成就了我生活與工作的邏輯，它引導我加入了美國共產黨。”然而，我們如果從他的思想行動看來，這是必然的結果，即使他沒有加入共產黨，他也早已是一個共產黨了。
然而在這毅然的舉動之後不久，這個偉大的人便離開了我們。杜萊塞逝世了，然而杜萊塞的精神卻永存在我們之間。
載《新生日報·文協》第四期，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
十年前的《星島》和《星座》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那時我剛從變作了孤島的上海來到香港不久。《吉訶德爺》的翻譯工作雖然給了我一部分生活保障，但是我還是不打算在香港長住下來。那時我的計劃是先把家庭安頓好了，然後到抗戰大後方去，參與文藝界的抗敵工作，因為那時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已開始組織起來了。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卻叫我在香港逗留了下來。
有一天，我到簡又文陸丹林先生所主辦的“大風社”去閑談。到了那裏的時候，陸丹林先生就對我說，他正在找我，因為有一家新組織的日報，正在物色一位副刊的編輯，他想我是很適合的，而且已為我向主持人提出過了，那便是《星島日報》，是胡文虎先生辦的，社長是他的公子胡好先生。說完了，他就把一封已經寫好了的介紹信遞給我，叫我有空就去見胡好先生。
我躊躇了兩天才決定去見胡好先生。使我躊躇的，第一是如果我接受下來，那麼我全盤的計劃都打消了；其次，假定我擔任了這個職務，那麼我能不能如我的理想編輯那個副刊呢？因為，當時香港還沒有一個正式新文藝的副刊，而香港的讀者也不習慣於這樣的副刊的。可是我終於抱著“先去看看”的態度去見胡好先生。
看見了現在這樣富麗堂皇的星島日報社的社址，恐怕難以想象——當年初創時的那種簡陋吧。房子是剛剛重建好，牌子也沒有掛出來，印刷機剛運到，正在預備裝起來，排字房也還沒有組織起來，編輯部是更不用說了。全個報館隻有一個辦公室，那便是在樓下現在會計處的地方。便在那裏，我見到了胡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