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能讓靳先生與病魔抗爭五年的，除了他的信仰，還有這一份心靈深處的溫柔。
（2）
我去辦公室，用一次性水杯倒了一杯熱水，走到樓梯間。
“陳阿姨，”我坐在她身邊，將手中的熱水遞給她。
她接過水杯，說了聲：“謝謝！”
“需要我做什麼嗎？”我輕聲問她。
喝了一口水，她忽然停下來，轉過頭問我：“薄醫生，老靳說他明天下午要去北京出差，我擔心他的身體撐不住，你能給他開點藥嗎？”
“明天下午？出差？”我幾乎以為自己聽錯了，“他明天上午還要做化療。”
“他想做完化療就出差。”
“什麼！？”我想都沒想便一口拒絕，“他絕對不能去。”
靳太太沉默了許久，抬起頭，用一種懇切的目光看著我，我以為她會說：你幫我勸勸他。
可是，她說出口的話卻是：“你讓他去吧，這個會議對他真的非常重要，他如果不能去，他會很難受的。”
我張口結舌好一陣，才說出話來：“那個會議有多重要？比他的生命還重要？”
靳太太苦笑著點點頭：“對他來說，是的。”
我再也無話可說，隻覺得像是吞下了整個檸檬，滿心都是酸楚。
第二天，靳先生做完了化療，他隻略躺了十分鍾，便咬牙忍痛爬下病床。
我問他要去哪，他告訴我，他要去北京參加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必須馬上去機場。
我剛要說話，靳太太拉住我的手說：“薄醫生，你別攔著他了。他想做什麼就讓他做什麼吧。”
“可是……”
“我陪他去北京，我會好好照顧他的。”
“……”我沒再阻攔，眼睜睜地看著靳先生步步艱難地走出病房的門，剛走到走廊，他腳下一軟，摔倒在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麵上，靳太太趕緊過去扶他，他艱難地用手臂支撐著地麵站起來，在靳太太的攙扶下，倚著牆壁，慢慢走向電梯。
我並不是一個喜歡打聽病人生活和工作的人，但這一刻，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會議，對他如此重要，比他的生命都重要。
這個問題，我在半個月後終於忍不住問了，雖然我知道自己不該問，可我確實忍不住了。因為，我和靳先生預約的化療時間已經過去了四個小時，他還是不見人影。
我給他打了十幾個電話，他的手機始終處於關機狀態。最後，電話終於打通了，我焦急地問他是不是身體出了什麼狀況，怎麼還不來醫院？
他回答我：“對不起，薄醫生，我還在開會。”
“開會？”我的心窩一陣刺痛，聲音不禁變得尖銳，“您預約了要來做化療，您不記得了嗎？”
“我記得，可是會議還沒結束，我要晚點才能去醫院。”
我咬牙，又咬牙，最後還是問了：“靳先生，您能告訴我是什麼會議，這麼重要嗎？”
他猶豫了一下，告訴我：“是一個科研項目的評審會，我是項目負責人，我不能離開。”
“科研”這個詞彙離我已經很遠了，但也並不陌生。畢竟，我身邊有很多人都去讀博士，做科學研究，我也經常看見所謂的專家在媒體上頻繁活躍，發表各種讓人費解的言論。
靳先生的職業似乎很重要，但我還是無法理解，他的工作真的重要到必須要一個垂死的病人去參加嗎？以靳先生的心髒狀況，他隨時可能死亡。
“對不起！”靳先生很抱歉地說，“我這邊的會議還要晚點結束，您如果有事……”
“我沒事。”我急忙說，“您安心開會吧。我在醫院等您，不管您幾點來，我都等您。”
他笑著說：“謝謝！給您添麻煩了。”
“我應該做的。”我不是客氣，我是真的覺得這是我應該做的。
一個身患癌症的病人還可以堅持在工作崗位上，我這個醫生，多等幾個小時又算什麼？
（3）
那天晚上，他十點才趕到醫院，我為他做了個簡單的檢查，準備第二天一早為他做化療。不料，當天晚上十二點，靳先生的病情惡化，陷入昏迷。
楊主任搶救了整整五個小時，才將他從死亡線上搶了回來，他在昏迷一整天後，恢複了意識。經過檢查，是因為癌細胞轉移到心髒，導致積水，他的心髒隨時可能停止跳動。此時此刻，任何的治療都沒有意義了，他隻能留在重症監護室，密切觀察。
即便如此，每個午夜，重症監護室裏的燈依舊亮著。
我走進重症監護室，看見靳先生無力地靠在床頭上，膝上放著電腦，他一隻手扶著電腦，一隻手撐著枕頭，勉強睜開的眼睛緊緊盯著電腦屏幕上的項目申請書。我看不懂項目的內容，隻瞄見碩大的兩個字“秘密”。
我憂心忡忡地提醒他：“靳先生，您該休息了。”
他對我笑笑：“我已經不需要休息了，我很快就能好好休息了。”
“……”看著他的笑容，我的眼淚再也抑製不住，含淚走出重症監護室。
我不想再勸他了，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他有權利選擇如何度過。
我去辦公室倒了一杯熱水，走去樓梯間。靳太太果然還坐在樓梯間發呆。
我把熱水遞給她，說：“陳阿姨，你也累了，該去睡一會兒了。”
她搖搖頭，滿眼無助地望著我：“薄醫生，他撐不了幾天了，我想讓兒子回來看他最後一麵，可他就是不同意。我兒子在外地工作，如果再不回來，怕是來不及了……”
我知道她一向尊重靳先生，一切都希望如他所願，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
骨肉分離，痛如抽筋剝骨，若是連最後一句道別的話都來不及說，逝者已逝，生者將背負多深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