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見我沉默，又繼續問：“恕我冒昧，我聽人說，你原本在日本留學，因為父親生病，休學回來照顧他，是嗎？”
我明白她的意思，如實回答：“是的。原本我爸爸也怕我擔心，一直瞞著我，是我的一個朋友偷偷告訴我的，我想，我一輩子都會感激這個朋友。”
靳太太說：“謝謝！”
“別客氣，很晚了，您快點去休息吧。”
送靳太太回了病房，我才回辦公室安心睡覺。
清晨四點多，我入夢不久，便被巨大的砸門聲吵醒。
“薄醫生，救命，救命！”淒厲而絕望的求助聲讓我陡然清醒。
我以最快的速度滾下床，兩步跑到門前，打開門。
靳太太撲倒在我麵前，雙手緊緊抓著我的衣擺，聲音顫抖不止：“他又昏迷了……救他……救救他吧。”
我一邊喊著護士準備醫療器械和藥品，一邊奔向重症監護室。
靳先生躺在床上，生命體征還有，人已陷入重度昏迷。
靳太太驚慌地追問我：“薄醫生，你一定要救救他，就讓他清醒一會兒也好。我已經通知兒子了，他今天就能回來了……你讓他們再見最後一麵吧……”
麵對靳太太哀求的期盼，我隻能回答：“我會盡力！但您要做好心理準備，他蘇醒的可能性很小了。”
她無言地抓著靳先生的手，悲慟欲絕之時，眼中已無淚，口中已無言。
這已經是靳先生第三次昏迷，他的全身性的體質症狀損傷嚴重，身體的機能幾乎全部遭受癌細胞的侵襲。我盡了全力，能用的藥都用了，能搶救的方法都試遍了，最終，靳先生沒有醒來。
他床頭的項目書已經完成了，而他也好好地休息了……
他的兒子從香港回來時，已經太遲了。
他一直在追問靳太太：“為什麼不告訴我呢？五年，為什麼病了五年都不告訴我？”
“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早一天也行，我至少能再跟他說一句話……就算看我一眼也好……”
靳太太沉默著坐在床邊，隻是搖頭。
守在父親冰冷的屍體旁，他失聲痛哭過，喃喃自語過，也嘶聲揭底地吼過，可惜什麼用都沒有，他喚不醒彌留之際的父親，安慰不了悲痛欲絕的母親，更加無法釋放內心的壓抑和悲傷。
靳先生走了，蒼鬆啜泣，天地悲愴，輕音低回，親朋落淚。他最後留在人世的是一份項目申請書，而對他的愛人、孩子、朋友，未留下隻字片語。
（4）
兩天後，我參加了靳先生的葬禮。
當我看到花圈擺滿了他的周圍，他的靈堂前站了近千人，每一個從他遺容前經過的人，都掩麵而泣，我被那種場麵震撼了。
葬禮上，我站在一眾從未相識的人中間，默默聽著他的悼詞，那是我聽過的最沉重的悼詞。
原來，靳先生是一位非常偉大的科學家，30年來，他在科研工作中，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完成了國家多個型號攻關任務，也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
最近幾年，他長期受到病魔的侵擾，但他卻以超負荷工作的方式與病魔頑強抗爭。親朋好友們不了解他的病情，隻看到他日漸消瘦，以為他是太累了，都勸他減少一點兒工作量，注意休息。
他卻什麼都不說，隻笑言：“隻要工作，我一點兒也不感覺到累。”
有一段時間，為了加快項目研製進度，靳先生連續出差一個多月，油盡燈枯的身體已經熬不住了，可他還是堅持要出差，他說：“不是工作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工作……我活著而不去努力工作，生命就沒有了意義！”
就連生命的最後一天，他還用盡了最後的一絲力氣，給同事們打電話，安排項目答辯事宜。
“靳先生，這一次離別，我們是真的永別了。這一別，對您來說，猶如燃燒的紅燭化為
一縷青煙，隨風飄飄行萬裏；而對於我們來說，這一別，卻猶如九天外的時空隧道，近在咫
尺，卻又遠在天邊……”
聽著這一番因淚流不止而哽咽的悼念詞，我仿佛看見了三年前初見時的靳先生，那是他腸癌手術的第三年，定期檢查的結果顯示，癌細胞擴散到了肺部。
我向他陳述檢查結果時，他垂下臉，目光黯然地低語了一句：“時間不多了，希望能來得及把項目完成。”
時隔三年，我清晰地記得他那一刻的麵容，斯文而儒雅，隨和又剛強。
走過他的遺體，瞻仰他最後的儀容，我仿佛又看見他在化療之後，咬牙忍痛爬下病床。因為疼痛和身體的虛弱，他舉步維艱，最終摔倒在走廊冰冷的大理石地麵上，他艱難地用手臂支撐著地麵站起來，扶著牆壁慢慢走向電梯……
那時，我想不通什麼會議比生命重要，現在我懂了，那不是一個會議，那是一個科學家至高無上的信仰。
我也想起他離去前的一天，我看著他寫完項目書，問他：“靳先生，您還需要我為您做點什麼？”
他搖搖頭，對我說：“你知道嗎？我是真的舍不得，舍不得我還未完成的工作，舍不得離開我的課題組，舍不得離開朝夕相處的同事，舍不得離開刻苦求學的研究生，我也舍不得我太太和兒子……可是，來不及了，我能做的隻有這麼多了……”
（5）
生命給了他最後的期限，他便在這最後的期限裏盡其所能，做了更多更多有意義的事。
我們很幸運，生命給我們的期限似乎很長，有幾十年，而我們用這漫長的時間，去做了什麼？
去等待一個明知不會回來的人？
去深愛一個明知不該去愛的人？
還是，在這個浮華的社會中追名逐利？
我們似乎早已忘記了信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