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鬼子悲憫三部曲》
李敬澤《人民文學》副主編
現在是2003年12月，我重讀《鬼子悲憫三部曲》。此時，上千萬民工正在政府的強力介入下領回他們的血汗錢；在美國，中國總理向哈佛大學的學生們發表講演，他說：“不切實保護廣大勞動者特別是進城農民工的基本權利，他們就有可能陷於像狄更斯、德萊塞小說所描寫的那種痛苦境地。”
而在六年多以前，一個名叫曉雷的年輕人死去，他也曾被拖欠工錢，他在與貪婪、欺詐、腐敗，與不義、不公的抗爭中死去。
是的，民工們的激憤與歡呼、政府首腦的政策宣示，這些畫麵和言語幹預著我對《鬼子悲憫三部曲》的重讀，我不由自主地想象小說中那些人物的此時此刻，曉雷如果活著，他在想什麼？那個女孩子，她漂流到了什麼地方？是否找到了父親？而那個曾經陪伴孤獨老人的拾垃圾的少年，他正在幹什麼？
鬼子的《悲憫三部曲》由三個中篇組成，《被雨淋濕的河》發表於1997年5月，《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發表於1999年6月，《瓦城上空的麥田》發表於2002年10月。作為編輯，我可能是這三篇小說最早的讀者，而且多次重讀，它們曾經拓展了我的世界觀，使我得以接近和理解“遙遠”的人群--對我來說，他們是遙遠的，遠在我的生活疆界之外--理解他們的生活和心靈，並且意識到那些遙遠的人隱蔽而確鑿地參與了我的“現實”的構成。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在2003年的12月不得不把《鬼子悲憫三部曲》與文學之外生活的壯闊湧動聯係起來，我至今記得在1997年春節前，將《被雨淋濕的河》放在負責終審的韓作榮先生桌上時戰戰兢兢的心情，在那時，鬼子對“現實”的“描寫”是偏僻的、刺耳的、可能“越界”的，所以當老韓斷定這部小說很好時，我真是且喜且憂。
然而現在，當你讀著《鬼子悲憫三部曲》再看看電視新聞，你發現曾經刺耳的聲音已經被主流的聲音所容納，它堂正地進入了這個社會的知覺結構。
--這正是文學的社會力量的例證。中國的小說家們大多已經喪失了對這種力量的信念，他們都準確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們都是“個人”，“個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他們難以想象寫作會成為一種主動性力量，影響千百萬人的生活和思想。
但是，2003年12月間的“現實”不僅是真實發生的事情，也是一個漫長、執著的講述過程的結果，聲音最初是微弱的、孤單的，漸漸變得嘈切、洪亮，某些事物從公眾的意識和想象的地平線上浮現，成為公眾意識和想象的重要對象，孤單微弱的講述彙集起來，最終改變了我們對“現實”的意識，進而改變“現實”。
狄更斯和德萊塞直接證實了這個過程，當中國總理提到他們的名字時，那些美國青年們想必能夠領會問題的含義，因為這兩位作家以他們的作品參與塑造了那個社會的世界觀，那種被他們說出的“痛苦”已經成為基因般的記憶。
《鬼子悲憫三部曲》同樣屬於這個過程，鬼子以他的敏感、道義激情和剛猛的筆力參與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公共空間的拓展。
但是，一個問題也同時尖銳地凸顯：當小說和“現實”具有如此直接的對應關係時，小說會不會被“現實”所遺棄？簡單地說，假定所有的民工今後都能公平地獲得他們的勞動報酬，那麼，當我們再看《被雨淋濕的河》時，我們是否仍會被曉雷的命運所激動、所震撼？
對一個小說家來說，這是根本的考驗，其實質就是，他有沒有能力在“現實”的具體議程之中提出更為超越而持久的人生問題？
重讀《鬼子悲憫三部曲》，我相信鬼子能夠通過考驗--
2002年，我曾經談論過《瓦城上空的麥田》：
事情的起因隻是人心中一點微小的麻木：孩子們忘記了今天是父親的生日，他們誰也沒有趕回去為老爹祝壽。
當然，我們都很忙，我也經常忘記我爹的生日，但我認為這不能證明我是不孝之子。但在鬼子這兒，我們就偏偏碰上了一個較真的老爺子，他大發雷霆，興師問罪，從鄉下衝到城裏。故事由此極其曲折地展開，簡單地說，陰差陽錯，兒女們以為老爺子死了，老爺子不得不艱苦卓絕地向孩子們證明他還活著，他是他們的爹。
讀這篇小說，你常常會覺得很“險”，它似乎完全依靠接連不斷的偶然，而在任何一個環節上按說都有完全相反的可能性，隻要哪個兒子或子女腦筋稍一轉彎，就會骨肉相認，皆大歡喜。但鬼子執拗地、堅決地向前推進，他為全部的“偶然”提供了一種“必然”的動力，那就是遍布於生活的壁壘森嚴的猜忌、疏離和冷漠，我們不會轉彎，我們完全被孤獨的、防禦的、警覺的生活邏輯所支配，兒女們躲在戰壕裏，目光如炬地盯著前方出現的這個老人，就像瞄準喬裝改扮、前來偷襲的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