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大都以農業為“本業”，以“雕文刻鏤”一類奢侈品的生產和流通為“末業”。他們把發展農業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雖不否定工商業的社會職能，但認為不能聽任民間工商業過度發展，必須加以抑製，才能保證農業所需的勞動力。
商鞅在秦國推行的變法令，采取一係列政治、經濟措施，控製“商賈技巧之人”的數量，以保證大多數人致力於農業生產。韓非還指責工商業者為五種社會蠹蟲之一，進一步將“末”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工商業，從而形成“農本工商末”的完整概念。
秦統一中國後，將“上農除末”定為國策。漢初社會經過長期戰亂，土地荒蕪，亟待恢複，為防止大商賈操縱物價，重農抑商成為當前急務。漢高祖、文帝、景帝都采取了一係列重農抑商的政策，恢複國家經濟。
到了漢武帝時，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同時也為了應付戰爭，推出了一係列崇本抑末的政策。在抑末方麵的政策是：鹽、鐵、酒專賣；施行均輸法；設平準製；算緡告緡；禁止商人擁有田地；限製奴婢數目等。在崇本方麵的政策是：大力推廣鐵農具及牛耕；興修水利等。
但漢代有一些思想家如司馬遷雖認為“本富為上，末富次之”，仍肯定農、工、商都是致富的源泉，無輕重之分。桑弘羊則指出治理國家應“開本末之途”，富國也要靠發展官營工商業，而不是單靠農業。東漢王符提出新的本末劃分標準：以“農桑”、“致用”、“通貨”為本，以“遊業”、“巧飾”、“鬻奇’’為末，而不是將工商一概稱為“末”。但總的來說，在漢代“重本抑末”論是社會的主流思想。
此後，傳統本末思想雖仍占統治地位，但發展民間工商業的新觀點卻在不斷擴大其影響。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工商業的發展已經孕育和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與此相適應，反對抑末、輕末的觀點也同傳統經濟教條形成了日益尖銳的對立。
明清之際，黃宗羲抨擊世儒“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提出工商“皆本”的新命題。清初王源則從國家不能“有農而無商”的認識出發，強調“本宜重，末亦不可輕”，把矛頭直接指向根深蒂固的輕商思想。
008貴粟論是怎樣一種經濟思想
貴粟論是主張提高糧食地位或農產品價格以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思想。我國古代有許多人主張貴粟。戰國時商鞅在秦國采取了提高粟價、獎勵農耕等一係列具體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對後世影響最大、最具有典型性的貴粟論者是西漢時期的思想家晁錯和他的《論貴粟疏》。
晁錯反對商人對農民的剝削，並認為這是商人對農人之“兼並”並使農人流亡的根本原因。對農民，晁錯又抱著極大的同情。這種對前資本主義商業賤買貴賣進行欺詐的深刻揭露和生動描繪，是他以前的思想家論述不多的。晁錯提出的“貴粟”主張更多地著眼於農民的疾苦，而不僅僅是統治者治國安邦的方略。
對於如何實行貴粟，晁錯提出可以用捐獻粟米的辦法取得官爵或抵除罪役。這種具體辦法把自古存在的重農思想推到了新的高峰。晁錯認為實行貴粟政策能取富人的餘粟以供上用，能減少貧農的捐賦，即所謂損有餘而補不足，這項建議被文帝采納後，對促進“文景之治”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晁錯的貴粟論所表現出來的重農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直至幾千年後人們還引用他的話強調農業生產的重要性。
009輕重論是什麼樣的貨幣價格理論
輕重論是我國古代著作《管子》中以商品流通過程為研究對象的貨幣價格理論。《管子·輕重篇》主要講商品流通、貨幣流通和價格的關係。後人凡是講到輕重理論或輕重之學，都是指《管子》的輕重理論。
戰國中後期，各諸侯國內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大發展，在諸侯國之間有鹽、鐵、糧食等重要商品的貿易，貨幣亦由大而重的刀幣、布（鏟）幣等鑄幣，逐漸改變為便於流通的圓錢，黃金則主要在諸侯國間流通。那時各國講求富國強兵，設法用經濟政策加強國家財力。《輕重》各篇所述，就是這些客觀存在的反映。
《輕重》各篇的基本思想，是通過貨幣和價格政策的規定，控製全國的重要物資如糧食、鹽、鐵等的流通，以達到加強國家財力和打擊富商大賈的目的。這就是所說“以輕重禦天下之道”。
由於輕重理論是從貨幣具有作為流通手段和貯藏手段的職能出發，進而論述貨幣可以用來作為控製各種物資的政策手段，所以貨幣的貴賤，即貨幣價值的高低，成為這一理論的中心問題。輕重理論對後世影響很大，在中國封建社會言貨幣理論、貨幣價格政策以及糧食儲備、均輸平準、鹽鐵官營等，都不斷引用這種理論，並用以製定各種實施方案。
010司馬遷如何看待崇富論
崇富論是漢代史學家司馬遷的財富觀。司馬遷在《史記》中為商人大賈專門作了一個“貨殖”列傳。貨殖就是商人的意思，通過這些傳記，司馬遷很直率地發表了對貧富的見解，並從人性角度出發。揭示“求富”乃是人類活動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