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馬遷的筆下，無論是將士、遊俠，還是美女、公子、漁獵、賭徒、方士，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無一不是為了“求富”。他總結道：“凡編戶之民，貧富相差十倍則卑下之，相差百倍則畏憚之，相差千倍則役使之，相差萬倍則奴仆之，這是自然之理”，“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且擔心貧窮，何況小民百姓乎。”
司馬遷的坦誠直率，令後代文人往往很難為情，但其中的內涵卻頗值得回味。
011古代都有哪些“人口論”
韓非子是我國最早注意到人口問題的思想家。他在《五蠹》中指出：人口增加，人均財富值就相對減少，人們就會開始起紛爭，縱使加重賞罰也無法遏製。為此，韓非子認為，“民爭”的原因，就是人口增長。
韓非子的觀點很有預見性，但在當時不免有誇大之嫌。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征戰頻仍，天災人禍，人口鮮有迅猛增長，諸侯各國甚至可說是地曠人稀。
我國的人口一直都不是很多，直到清代中後期，人口猛增至四億，這才逐漸成為國家的負擔。
清代學者洪亮吉在其《治平篇》中首次對人口與財富的關係進行了論證與分析。他以一人生二子計算，認為不出四代，就發展為二十多人，增加二十多倍，田地房屋的增加則最多不過三五倍。所以，田地房屋之數常不足，而戶與口卻常常過剩。
洪亮吉的分析很是細致，清晰地揭示出了人口的過快增長與生活資料較慢的增長間的矛盾。而且可貴的是，洪亮吉還指出了減輕人口壓力的方法：一是“天地調劑之法”，即通過自然災害來調劑；一是“君相調劑之法”，即國家通過政策調控。洪亮吉的人口論有其不足與局限性，但在當時已經是認識上的一個飛躍了。
012“先富後教”是什麼意思
《論語·子路》中載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為他趕車。他們一路上看到看到衛國的老百姓很多，孔子滿心高興，便讚歎了一聲：“人真是多啊！”冉有就問：“既然人已經足夠多了，那麼下一步該怎麼辦？”孔子回答道：“人口眾多，還要讓百姓富足。”冉有又問：“富庶之後，又怎麼辦？”孔子回答說：“還要教化他們。”
這便是孔子著名的“先富後教”論。後來諸家，多有繼續發揮孔子的主張。諸葛亮家一致認為，不管是以禮樂教化民眾也好，以“修治齊平”為目的也罷，都要以吃飯穿衣為首位任務，以“民以食為天”為首要前提。
013誰最早提出了“商戰”
“商戰”指發展商業，參與國際競爭，加強國力，以進入強國之林。它是近代維新派積極倡導的強國戰略，但最早以“商戰”進行表述的卻是民族資本家鄭觀應。
鄭觀應（1842年～1921年），近代著名實業家，改良主義思想家。廣東香山（今中山）人。鄭觀應沒有功名，1858年到上海學商，並先後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任買辦。曆任上海電報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
在經營工商業的過程中，鄭觀應關心時政，留意西學，1884年中法戰爭時，曾往南洋調查了解敵情，逐一繪圖貼說。次年初，途經香港，被太古輪船公司借故控追“賠款”而遭拘禁，經年始得解脫。後隱居澳門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論證中國必須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君主立憲製度。培養具有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的實學人才。
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中，寫有《商戰》篇，其中首次提出以商戰對商戰的觀點。鄭觀應認為，“各國兼並，各圖利己，借商以強國，借兵以衛商，其訂盟立約，聘問往來，皆為通商而設”。中國“欲製西人以自強，莫於振興商務”。
在《商戰》中，鄭觀應迫切地主張發展商業，對商業蘊含的巨大力量感受十分強烈，他主張中國積極參與各項商業競爭，像貨幣戰、食物戰、礦產戰、外貿戰等等。簡而言之，就是用中國的優良產的市場。
014“耕者有其田”是怎樣實施的
這是孫中山晚年在國民黨改組後提出的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口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一項重要內容。
這一思想最早由清初思想家王源提出，他希望用國家行政權力強製推行，但當時是不現實的。孫中山到晚年才喊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以發動廣大農民起來參加革命。
孫中山設想了兩條途徑：一是授田，對於無地或少地的佃農，“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二是貸田，對於邊遠地區如新疆等地曠人稀的區域，國家要組織內地人口遷居。他站在徹底的民主革命的立場上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正確口號，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可惜的是沒有實施。
直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才從根本上廢除了封建地主階級土地私有製，滿足了廣大農民千百年來對土地的要求和渴望，曆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