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為他跟許廣平年齡相差18 歲，又有一位形式上的妻子，因而覺得慚愧，唯恐辱沒了對方。但許廣平非常勇敢，非常主動，非常執著。他們之間的愛情在當時遭到一些人的非議，或者是出於嫉妒心的攻擊。魯迅感到這些人“貌作新思想者，骨子裏卻是暴君、酷吏、偵探、小人”。他毅然向守舊勢力和流言蜚語發出了挑戰：“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從覺得“不配愛”到感到“我可以愛”，這就是魯迅在愛情生活中的心路曆程。
1927年10月，魯迅跟許廣平在上海開始了他們的同居生活。
1929年9月27日，48 歲的魯迅喜得貴子。許廣平當時是難產，嬰兒的胎心隻有16 跳，而且越來越弱。醫生征詢魯迅的意見，問一旦發生意外，是留大人，還是留小孩。魯迅不假思索地說，“留大人！”結果醫生用產鉗從母腹裏夾出了胎兒，母子平安。
嬰兒誕生於上海，所以取名為“海嬰”。魯迅晚年得子，當然格外鍾愛。有人因此嘲笑他。魯迅寫詩作答：“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答客誚》）大意是沒有感情未必是真正的英雄豪傑，憐愛孩子怎麼就不是男子漢大丈夫呢？你知道嗎，那在深山老林興風狂嘯的老虎，還時時回首關注著它身後的小老虎呢！可見，魯迅在家庭生活中，不僅是一個好丈夫，而且是一個好父親。
不過，魯迅的魅力雖然跟他的人情味有關，但主要還是來自他的智慧和人格。
魯迅智慧的結晶是他300 多萬漢字的創作和250 萬字左右的譯文；如果再加上他輯錄校勘的49 種古籍，他的文化遺產總共有1000 萬漢字左右。在56年的短暫生涯裏創造了如此巨大的精神財富，這不能不被視為奇跡。但是，魯迅從來不認為他是什麼天才。他的舊體詩《別諸弟》中有一句：“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他還說，我哪裏是什麼天才，我無非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在工作上罷了。他的休息方式叫腦、口、手輪流休息；寫作時動腦、動手，口休息；談話時用口、用腦，手休息。就在晚年病重的時候，他還對友人說：“與其不工作多活幾年，倒不如趕快工作少活幾年的好……”直到臨終前一天他仍然在執筆。他好像春蠶在悄然無聲地吐絲作繭，直至耗盡最後的一絲精力；又好像耕牛緊曳著犁杖，在田野上進行永不疲憊的耕耘。
在魯迅的文化遺產中，其小說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造詣是舉世公認的。魯迅在作品中不僅關注中國人的現實生存境遇及其出路，而且進一步挖掘由生存困境而導致的種種複雜的精神現象。
在廣泛而深入地剖析中國國民性弱點的基礎上，他塑造了阿Q 這樣一個以“精神勝利法”為特征的精神典型。如今，魯迅筆下的阿Q 跟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塞萬提斯筆下的唐·吉訶德，岡察洛夫筆下的奧勃洛莫夫一起，進入了世界文學名著中典型人物的畫廊。
除了創造出阿Q 這樣一個傑出的典型之外，魯迅對世界文學的另一貢獻是創造出了雜文這樣一種新型的文體。魯迅的雜文是一種文藝性的論文或短評。它一方麵吸收了外來的隨筆（essay）和小品（feuilleton）的特點，又跟中國古代散文（特別是魏晉文章）的民族血脈相連。雜文在魯迅的創作中占有極大的比重，由於魯迅把他那罕見的深刻思想，驚人的藝術天才，淵博的書本知識，豐富的人生體驗，都凝聚在他的900 多篇雜文當中，因而使他的雜文成為了中國思想史上的輝煌篇章，中國現代散文難以逾越的高峰，同時也是20 世紀初至20 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
魯迅的雜文是戰鬥的，因為它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強烈的論辯性，論爭幾乎貫穿了魯迅雜文創作的始終；但魯迅的雜文又是藝術的，因為它在議論時仍然采用了文學的表現方式，通過描寫、敘述、比喻、象征等手法將議論直覺化、藝術化、意象化。
比如，他把表麵上毫無立場的人比喻為蝙蝠。在《伊索寓言》裏，鳥與獸分別開會，蝙蝠到獸類的會場上去，因為它有翅膀，獸類不收；它又到鳥類的會場上去，因為它有四足，鳥類也不要。魯迅又借用豪豬的故事來揭示上流社會人與人之間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戒備的關係。豪豬身上有刺。冬天為了禦寒，它們需要互相貼近，但身上的刺會紮痛對方，它們又需要保持必要的距離。為了說明對於傑出的曆史人物不應求全責備的道理，他寫了《戰士與蒼蠅》一文：“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見《華蓋集》）我想，有些出自不良動機，極力否認魯迅雜文的文學性，進而貶低他的主要文學成就的人，也跟魯迅筆下的蒼蠅相似。雖然魯迅的雜文原本不見於美國的文學概論或舊中國的大學講義，然而它畢竟驕傲地進入了高尚的文學樓台，即使魯迅的論敵也不敢抹殺和輕視。
比魯迅的具體創作經驗更吸引中國讀者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早在年輕時代，魯迅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軒轅是傳說中中華民族的始祖。魯迅一生中走過的由科學救國、醫學救國到文學救國的道路，履行了他要將鮮血和生命全部奉獻給祖國、奉獻給民族的誓言。魯迅是一個愛憎分明的人。他的愛是神聖的愛，他的憎也是神聖的憎。在有些文學家的心目中，作品是名利雙收的支票，而在魯迅看來，創作是一種使命，一種責任，而不是獵取名利的手段。比如，1931年3月，魯迅結識了日本青年漢學家增田涉先生。當時增田涉想把魯迅的學術專著《中國小說史略》翻譯成日文，閱讀時遇到很多障礙。從這年的4月中旬至7月17日，魯迅幾乎每天下午都花兩三個小時為增田涉答疑。然後，再邀增田涉一起吃晚飯。增田涉歸國後，遇到新的難點，又一一寫信詢問魯迅，魯迅也一一認真筆答。前些年出版的《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就留下了他們合作翻譯的原始記錄。1935年4月，增田涉寫信告訴魯迅，說《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文版已由賽棱社出版，他翻譯的《魯迅選集》也被列為《岩波文庫》之一由岩波書店發行。增田涉建議把《中國小說史略》作為他跟魯迅的合譯共同署名，同時待《魯迅選集》日文版出版後再贈送魯迅一些禮物。同年4月3日，魯迅給增田涉回信，誠懇而幽默地表示：“《小說史略》有出版的機會，總算令人滿意。
對你的盡力，極為感謝。‘合譯’沒有意思，還是單用你的名字好。……再：如得到《選集》版稅，請勿給我送任何東西，否則，東西一多，搬家不大方便。”透過這封信的字裏行間，增田涉看到了一顆比黃金更貴重的博大的愛心。
豐富的人情味，卓越的文學成就，深刻的人生智慧，對祖國、對人類的滾燙的愛心，這些都成為了魯迅吸引和感召讀者的魅力。這種魅力是持久的、永恒的。記得魯迅說過這種意思的話：人的軀體和精神是相反的。前者距離越遠變得越小，而後者距離越遠就會越顯高大。在曆史的進程中，我們都會清晰地看到魯迅的精神背影。它在昭示我們：人應該怎樣生，路應該怎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