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婦兩個人麵容很有些接近，都是褐色鬈曲的頭發，一雙大得出奇的黑眼睛，高聳挺直的鼻梁，臉頰瘦削，嘴巴線條盡可能地往耳根延伸，又微微往前嘟著，半開半閉，極為醒目生動，在一張典型斯拉夫特征的臉上占盡風流。有時候我目睹他們旁若無人地當眾接吻，心裏直擔心兩個人的大嘴巴會把對方一整個腦袋都吸進口腔。
那時在我將近40年的人生經驗中，似乎還沒見過如他們這般相愛、這般纏綿的夫妻。早晨總是兩個人同時起床，輕手輕腳從我家房門前經過，隨後浴室門輕微地“哢嗒”一響，聽得見嘩嘩水聲中夾雜了他們吐字極快、有點像是小鳥鳴叫的說話聲。這一過程總是持續很長，有時候我女兒急著上廁所，在緊閉的門外憋得雙腳直跳。從浴室出來，穿戴整齊，兩個人又輕輕地下樓進廚房。總是茹佳衝咖啡，魯巴烤麵包，烤出滿樓的香味。吃完飯，魯巴該上班了，那真是一場難分難舍的離別時刻，茹佳一直把魯巴送出大門，送到街口，兩個人緊緊擁抱，無聲而又傷感地親吻，真像是十年半輩子都不能再見到麵。每次我總在樓上的窗簾後麵欣賞這一幕，我丈夫嘲笑我有“窺視欲”，我自己也覺得這舉動有點不那麼光明磊落，可我總是忍不住要看，並且總是為他們深深地感動。
茹佳工作時間短，11點鍾去餐廳，幹到下午三四點鍾回家。進門後她就把自己關在樓上臥室裏。我沒進過她的房間，因此從不知道這段時間她在幹些什麼。直到晚上8點鍾，她重新下樓，一臉的寂寞之色：魯巴還沒有回家。魯巴的老板是個印度教授，為人極刻薄吝嗇，給魯巴很少的錢，卻要他幹很多的活（順便說一下，魯巴是研製機器人的）。很多中國留學生都為魯巴不平，說他太老實，擱中國人身上，早該炒了老板的魷魚，另覓高枝了。魯巴回家前的這段時間，茹佳就跟我們全家泡在起居室裏看電視。我女兒愛畫畫，可巧茹佳也有這方麵的修養，兩個人的關係就近了很多。女兒每完成一幅得意之作就要先攤給她看，她總是一副驚歎不已的神情，令女兒的虛榮心大為滿足。雙方用很少的幾個英文單詞，用眼神、手勢、形體動作溝通，看她們的交往也如同看無聲電影，有趣得很。
茹佳的耳朵這時候比兔子還靈，不管電視機裏的聲音多麼喧嘩，我女兒的笑聲多麼響亮，她總能準確無誤地捕捉到魯巴用鑰匙開大門的咯嗒聲。後來我偶然地發現她的聽力並不很好，喜歡把耳朵側過來聽電視，才恍然明白那實在是一種心靈感應，她是用靈魂捕捉丈夫的聲音。
接下來我就該帶著女兒從起居間撤退了，因為他們吃完簡單的晚餐後也會過來看一會兒電視。他們總是相偎相擁地坐在一起，茹佳的腦袋自自然然擱在魯巴肩上，魯巴的胳膊繞過茹佳肩頭，在茹佳胸前四手交握。這時候茹佳的神態像一個吃奶的嬰兒，嘴巴急切而又貪婪地在魯巴脖頸間拱來拱去，啄吻，摩挲，粘住不放。魯巴便低下頭去，溫和地給予回吻。於是我羞愧難當，急急忙忙趕著女兒上樓。過不多久丈夫也敗退上來，大概臉上也掛不住了。我們相視無言，不約而同地爆發出自嘲的大笑。
都說英國人的飯菜不是人吃的，照我看保加利亞人的食物更是比舊社會還不如。在我們同住的半年之中，我從未見他們有魚肉葷腥進門。就連相對便宜極了的雞蛋，總共也就吃過十個左右，平均每月一個半。他們一天三頓都是麵包，塗很多的植物奶油和牛油，配以加牛奶和加糖的英國紅茶。有時候用黃瓜絲和胡蘿卜絲拌油鹽當菜，或者用蔥頭、土豆、胡蘿卜、大米摻和在一起煮，煮上一二個小時，成一鍋淡黃色的糊糊。須知當時茹佳正懷著孕，正是需要營養的時候呢！每當看到他們如此簡陋的飯食，我心裏便十分地幸福，心想幸虧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比他們那社會主義高明，雖然沒有房子汽車，魚和肉可是天天有的呀！
即便如此，他們還認為生活在英國無比幸福。魯巴跟我丈夫聊天時說：他認為英國的氣候好，冬天一點兒也不冷；市場很繁榮，食品供應更是充足；最重要的是沒戰爭威脅，不必時時擔心炸彈落到頭上。他們很希望能做一個英國公民。他問我丈夫說：他們的孩子生下來以後是不是就有永久居住權？
丈夫跟他聊完了之後，顯然很有感慨。他鄭重其事告訴我：“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難，我們該知足了！”
又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討論前蘇聯現狀。我和丈夫一致地同情戈爾巴喬夫，對葉利欽不以為然，看不順眼。茹佳急得麵紅耳赤，用十分糟糕的英語跟我們抬杠，告訴我們說，她在莫斯科大學讀書的時候，蘇聯人民多麼富有多麼安樂！全怪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把一切都搞糟了，是這個人毀了蘇聯。我不知道茹佳的觀點能不能夠代表東歐國家的普遍心聲，如是，則他們顯然用一種沒落階層的心態來對待前蘇聯的解體。大半個世紀以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之間那種血肉相連的關係太過複雜，以至他們無法冷靜麵對精神和物質兩方麵的瞬間毀滅。
魯巴是一個頗具學者氣質的溫文爾雅的小夥子，謙和有禮，周到細致。他很喜歡我的女兒，上樓下樓經過她身邊時，總是忍不住伸手摸她的腦袋。有一次我們送給他一盤水餃，他馬上回贈給我女兒六片餅幹，用一隻很精巧的小碟盛著，碟上鋪一層雪白的餐巾紙，紙上六片餅幹很規則地排列著，地道的西方送禮風格。又有一次他們正在餐室吃飯，我女兒敲門進去拿東西，他很真誠地要我女兒收下他的四粒巧克力豆。聖誕節那天最有意思，他穿一身從未上身的筆挺西服，逐個跟我們熱烈握手，祝賀節日快樂。當時我丈夫正紮了圍裙在廚房裏煙熏火燎地炸土豆條，被他的莊嚴舉動弄得十分狼狽。他送子我女兒一張聖誕卡，上麵寫著：“你是一個很可愛、很聰明、很有藝術天賦的小姑娘，祝願你將來能夠充分發揮這種天賦。”這使我這個做母親的深為感激。
茹佳的性格中既有外國人的開朗熱情，又有外國人的冷漠自私。她從不知道關心別人，也從不做小樓裏的公共衛生，包括吸塵、清洗爐灶、更換垃圾袋，等等，為此我們曾有過一些不愉快。好在她從不記仇，轉眼間又樂嗬嗬地有說有笑了。她削土豆或者切洋蔥的時候，總是擺一架小錄音機在旁邊，手裏幹著活兒，屁股和腳卻在扭來扭去跟著音樂跳舞，嘴裏也哼個不停。直到她懷孕八九個月，大腹便便即將臨產時，仍然用迪斯科步伐走路，以至我總是心驚膽戰守衛一旁，隨時準備應付胎兒被她扭掉下來的險情。
有一天整個白天沒見魯巴和茹佳。晚上魯巴回來了，笑嘻嘻告訴我們：他妻子在醫院裏生了，是個女孩。又過了兩天茹佳帶了孩子出院回家，時值聖誕節前英國最冷的季節，剛生完孩子的茹佳穿一雙透明絲襪，一條齊膝棉布裙子，懷抱嬰兒進門，直看得我目瞪口呆。當天晚上她又從樓上噔噔噔下來，自己開冰箱拿蘋果，在自來水下洗了洗，哢嚓咬一大口，看得我又是一愣。東方人生完孩子的那一套忌諱、講究，在外國人麵前竟毫無作用。
生育後的茹佳飲食稍有變化，增加了一箱從星期六市場買來的廉價水果，還有一條從保加利亞老家帶來的小孩子胳膊粗細的熏肉腸。每天我都看見茹佳用一把小餐刀費勁地在熏肉腸上削呀削呀，削出薄薄的三四片，放在麵包上烤熟吃。她沒喝過一口雞湯和排骨湯，我真是想不明白她洶湧的奶水是從哪兒來的。她不斷地下樓，烤兩片麵包或吃一個水果什麼的，看見我便有些不好意思，解釋說她總覺得餓。她抱怨說女兒太小，還用手比劃給我看：“非常非常的小！”我問她嬰兒是否每三小時喂一次奶，實際上我是想給她傳授一些經驗的。她叫起來，自豪地宣布：“不！她每小時都要吃一次奶！她吃得很多！”我隻好報以一聲驚歎。
在我離開英國之前，茹佳的女兒已經滿月了。他們經常把她抱下來一起看電視。她長得確實小，瘦伶伶的，皮鬆鬆的，瞪一雙圓溜溜的眼睛，已經初顯一個美人胚子的特征。現在是他們三個人相偎在一起，茹佳把嬰兒橫躺在腿上，魯巴用長長的胳膊圈住她們。魯巴和茹佳頭挨著頭，目不轉睛地盯視嬰兒的麵容，能夠成小時地保持不變。如果有畫家畫下來，該是一幅多麼溫馨的永恒場景。
我在遙遠的中國為他們祝福！
直擊心靈的一瞬
畫的是熱帶叢林的景象：樹、草、花、溪流、長頸鹿、斑馬、鱷魚、老虎……單線條勾勒的植物和動物熱熱鬧鬧地擠在一起
悉尼藝術館的大廳裏飄浮著咖啡的香味——我參觀過的所有西方藝術館、圖書館、博物館，咖啡香總是絲絲縷縷地彌漫在每一道門廳、每一層樓梯、每一彎穹窿間，讓你感受著藝術之外的日常和悠閑，以及把輝煌的曆史和庸常的世俗連結在一起的和諧。我看到大廳一角聚集了奇形怪狀的一堆人：一半是四五歲、六七歲的孩子，一半是他們的父母。他們中有的隻穿卡通圖案的短袖汗衫，有的卻嚴嚴實實套上了毛衣或牛仔的外套。孩子們盤腿坐在五顏六色的海綿座墊上，父母們卻隻在肥大的屁股下支一個簡易小馬紮，坐得別扭而且辛苦。有人幹脆放棄了座位，在外圈站著，雙手抱臂，或者以手支頤，一樣地屏息靜氣，滿臉嚴肅。在人群中央，是一副用木架支起來的大幅畫作，畫的是熱帶叢林的景象：樹、草、花、溪流、長頸鹿、斑馬、鱷魚、老虎……單線條勾勒的植物和動物熱熱鬧鬧地擠在一起，像是中學生對地理書插圖的簡單臨摹。站在畫前的中年人卻是典型的藝術家派頭：禿腦袋、大肚腩、鬆鬆垮垮的圓領汗衫和夾克，左手的五指間夾了數十根彩色粉筆，一邊眉飛色舞地對聽眾講述著什麼，一邊交替使用指縫間的粉筆，為畫布上的花草、斑馬和老虎們塗上花花綠綠的顏色。稚氣十足的畫麵傾刻間漂亮起來，生動起來：鮮花怒放，綠樹成陰，長頸鹿仰脖吞食樹葉，斑馬在溪邊低頭喝水，老虎在草叢中警惕地盯住爬上岸來的鱷魚……藝術家麵前的小觀眾們開始興奮，有孩子晃晃悠悠地站起來了，也有孩子控製不住地尖叫，手指著畫麵搖擺身體，或者跺腳。
我先生拉我走，去看樓上的現代藝術展。我卻對眼前的一幕感到好奇，想看看這些大人小人到底在做什麼遊戲。
藝術家模樣的人忽然抓起一塊濕布，把他剛塗上的彩粉嚓嚓地抹個幹淨。然後他揚著指縫間的粉筆，彎下腰，笑容可掬地對孩子們說了些什麼，眉眼和語氣中充滿熱望和誘惑。我聽不懂說話，憑直覺知道他是在鼓勵孩子們走上去為畫麵重新塗色。於是，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高高地舉起了手。藝術家一迭聲地稱讚他：“好！很好！你是個勇敢的孩子！”
在我站在人群外圍好奇地觀望他們的十多分鍾時間裏，我曾經對孩子們的身分做了多種判斷。我起先以為他們是一群學美術的小畫童，被父母帶著來上繪畫課，就像中國很多辛苦學畫的孩子一樣。後來又猜他們是幼兒園組織的集體活動。再後來又覺得不是幼兒園，是隨父母逛藝術館的孩子被偶爾召集到一起，上一堂免費的藝術教育課。所以，當那個胖胖的母親一步跨過去，小心挽起兒子的手，把他帶到畫幅麵前時，我震驚地發現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這是個看不見世界的盲童，他甚至不能獨立走過座位到畫布間的短短距離！
藝術家問他：想給什麼塗上顏色？盲童回答：花。藝術家遞給他一支紅色的粉筆。盲童搖頭，不接，他要自己挑選顏色。他的小手在藝術家手心中的一大堆粉筆中摸索，小心地選擇，甚至一支支拿起來放在鼻子下麵聞它們的味道。最後他嚴肅地選中了其中一支，是黑色的。他居然挑了一支黑色的！他在藝術家的妥帖幫助下，給畫上的花朵塗上了黑色。他被母親引領著走回座位時，滿臉洋溢著成功的喜悅，額頭和鼻尖都閃耀著晶亮晶亮的光。所有他的觀眾——藝術家、孩子們、家長們、圍觀的人們，無一例外對他報以熱烈的掌聲！
接著舉手的是一個智障女孩：雙眼分得很開，嘴巴微微地張開著，走路的步態搖搖晃晃。她選擇了長頸鹿。她一筆一筆認認真真為長頸鹿塗上了鮮亮的綠色。也許綠色是她最喜歡的顏色？最喜歡的顏色給了她最喜歡的動物，多麼開心！她放下粉筆，自己先為自己拍手，笑得口水都淌出來了。
那個聾啞孩子是比較聰明的一個，看他的眼睛就能明白他是有想法的小人。他走到畫架前，用手語跟藝術家進行了一番溝通，然後他選擇褐色和淺黃色的筆為斑馬穿上花衣。斑馬的花紋應該是黑白兩色吧？奇怪，它穿上聾啞孩子為它設計的黃色時裝，居然也很漂亮啊，而且神氣得像活了一樣，像要走下畫布用舌頭溫順地舔那孩子的手……
就這樣，一個又一個孩子走上去，給畫上的動物們塗抹著奇怪的顏色：紅紅，黃黃，藍藍。所有漂亮的顏色都是他們精心挑選出來的，是他們認為應該這樣的。所有的顏色又都被那個有權威的藝術家所肯定，所鼓勵，所讚許。在漫長的時間裏，我目不轉睛地看著眼前奇特的一幕，一直到目光模糊，鼻腔酸熱。離開他們的時候，我的腦子裏恍恍惚惚想到了很多個名詞：福利、慈善、教育、素質、義務……最終盤據不散的隻有一個字：愛。
俄羅斯姑娘
她挺挺的胸脯和翹翹的屁股，把衣服鞋子都穿出味道來了，再配上一雙會跳舞的黑眼睛，說是“風情萬種”一點都不過分
出了海參崴機場，我們見到了來迎候的旅行社翻譯達婭。她是個矮個子，非常矮，也就是1米5左右吧；皮膚有點黑，我想是夏天曬多了陽光的緣故。一副典型的俄羅斯女人的麵孔：寬額頭，小洋蔥樣的圓鼻子，再加一個洋娃娃似的圓下巴。一雙眼睛跟中國女孩相似，也是黑的。但是中國女孩的眼睛比較文靜，或說是呆板吧，眼珠常常凝固不動。達婭不同，初跟人見麵，那雙眼珠就如同安著彈簧，不停地忽閃和跳躍，把一張原本平常的臉襯得特別生動。她的衣著也時髦，上身一件帶拉鏈的收腰短袖衫，下身一條短短的A字裙，腳上是鬆糕鞋，鞋跟足有二寸高。她後來告訴我說，這一身衣服都是在哈爾濱買的，如果在海參崴買，價格會很貴。我估計她的一身行頭（連鞋）在哈爾濱不會超過200塊錢，以這種價錢買了衣服再買鞋，可見不會是什麼好東西，在中國城市裏也就是中學生穿穿而已。然而穿在達婭身上真的很時髦，她挺挺的胸脯和翹翹的屁股，把衣服鞋子都穿出味道來了，再配上一雙會跳舞的黑眼睛，說是“風情萬種”一點都不過分。
後來在海參崴的大街上，滿眼見到的俄羅斯女孩一個比一個漂亮，一個比一個時髦。她們的衣服色彩都特別鮮豔：火紅、桔黃、鮮黃、蔥綠、雪白。眩目的色塊裹在她們修長婀娜的身上，裸露著帶彈性的雙腿，大步流星地從我們麵前走過去，飄散的金發和褐發旋起一股帶香水味的熱風，那真是大街上一道流動的風景。起初我以為那些漂亮的衣服應該是歐洲名牌，逛過幾回市場之後，才發現原來都是中國的“垃圾貨”，做工和質料都極差，有的針腳能有一個米粒那麼長。問題是，如此廉價的東西一經穿在俄羅斯姑娘身上，怎麼就顯得那麼光彩靚麗呢？能把差東西穿出一個“好”來，不能不說是她們的本事。當然這跟氣質有關的奧妙，我在這裏就不準備囉嗦了。
達婭在政府的教育部門工作，月薪50萬盧布，合人民幣700元上下吧。像大多數的俄羅斯姑娘一樣，她化妝，睫毛刷得挺挺的，嘴唇塗得亮亮的。我問她用什麼化妝品？她說是法國貨。我說法國貨很貴。她說是啊是啊，她全部的工資都用在買化妝品上了。她的同事們也是這樣。我想，工資全買化妝品，那麼房子呢？汽車呢？日用食品和衣服呢？她笑笑說，各人有各人活下去的辦法吧。比如她，暑假或是業餘為旅行社當導遊。她在中國讀過書，口語相當不錯。我們在海參崴的四天中，她把我們接過來，交給了另一個導遊喬巴，而後又去哈爾濱接別的客人。而後再來我們的賓館幫助辦理各種手續，緊接著又去哈爾濱，幾乎馬不停蹄，很辛苦。她說，為了去中國，她跟男朋友都吹了。此地的女孩子一般都是十七八歲結婚，她今年卻已經21歲，是個地地道道的“老姑娘”。她說有一次在中國，帶著一個比她小一歲的女孩，中國人問是不是她的女兒。說這話的時候她聳肩搖頭，做出很無奈的樣子。我感覺達婭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個幾歲，卻怎麼也不致被誤認為有個20歲的女兒，我那位問話的同胞實在有些荒謬。
俄羅斯人似乎比較會享受（其實所有的歐洲人都會享受）。每天下午5點鍾，街上所有的商店都關門，除了賣冷飲的小推車，你不可能買到任何東西。他們的下班時間早，5點鍾隻相當於我們國家的兩點鍾，太陽還高高掛在天上呢。剩下的時間幹什麼？去海灘遊泳，去體育場看足球，或是在街上遛狗，三五成群坐著喝冰鎮啤酒。對此我很有些感慨。會享受生活當然是一種文明的體現，可是西歐人優閑是因為他們富足，而俄羅斯人過得這麼寒酸，竟也有這種優哉遊哉的願望和勇氣，不能不說這是他們樂觀的天性了。像達婭這樣整天辛辛苦苦為自己掙錢的女孩，在他們那裏算不算是一個例外呢？我總覺得達婭是因為在中國生活過，她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轟轟烈烈，感受到了中國人的生活節奏，又被中國市場上豐富的商品勾出太多的欲望，所以她改變了自己。或者說，是中國的現狀改變了她。
褐色眼睛的喬巴
從前我讀俄羅斯文學作品，腦子裏將俄羅斯人想象得十分優秀，去過一趟海參崴之後，多少感覺有些失望
喬巴是海參崴旅行社派給我們的第二個導遊，一個不那麼稱職的導遊。他個子很高，走在我身邊比我高出大半個頭，晃來晃去的，估計有1米9還多。他說他20歲，可我總覺得他小，處處顯得稚嫩，或許是因為他臉上長了一層淡淡的白色茸毛的緣故。他的睫毛也是白乎乎的，褐色眼睛藏在淡白色睫毛下，給人的感覺常常是驚慌、羞怯、不知所措。他到旅行社打工的目的是掙錢交房租，他讀遠東大學中文係三年級，租一間小小的房子，月租金100美元，合幾十萬盧布，這在俄羅斯算一筆不小的款子了。他父親原來是海參崴的海員，後來回家鄉開一個“小小的”商店，估計也就是解決溫飽問題吧，所以他必須打工。
說是大三的學生，但是他的中文程度我實在不敢恭維，跟另一翻譯達婭相比差得太遠。開始的時候，我挺喜歡他，準確地說是憐愛，像母親對孩子的那種親近，時不時地塞一包口香糖給他嚼嚼。我問他：“為什麼讀中文？”他老老實實：“海參崴離中國近。”我跺跺腳下的土地：“知道這裏原來是中國的領土嗎？”他眨巴著眼睛看我。我又說一遍，兩個字兩個字的，很慢。他愣了一會兒，之後終於反應過來，回答我：“是中國的，但是我們俄羅斯人不喜歡知道。”瞧瞧，多孩子氣的話：不喜歡知道。如果不是他緊繃著麵皮一臉嚴肅，我真要當他是幽默了。後來又談過一次話之後，我就對他很失望了，那一次談的是文學。因為他學中文，我問他知道中國的哪些作家和作品，他思考了半天之後說：“魯迅。”還有沒有？古代的，當代的。我對他擺出種種口型，幾乎要把幾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喂到他嘴裏。最後我終於忍不住提了一個：“李白知道嗎？”他撲閃著眼睛看我，不那麼肯定地點點頭。我在心裏歎氣，心想作品什麼的就別問了，知道個魯迅還不錯，沒交白卷。我就反過來問他們俄羅斯的作家。“托爾斯泰？”他搖頭。“《安娜·卡列尼娜》？”搖頭。“契訶夫？”點頭（總算有個點頭的）。“果戈理？”搖頭。換個說法：“死去的農奴的靈魂？”還是搖頭，而且麵色緊張，眼睛直瞪瞪地看著我。我原來的打算，是問問他們俄羅斯年輕一代對這些作家作品的看法，結果談話根本無法進行下去。不知道是不是他聽不習慣這些作家作品的中文譯音？可他是大三的中文係學生，“托爾斯泰”的名字用中文怎麼講，難道不該知道嗎？我想這要是我的孩子，一頓臭罵起碼是免不了的，三年大學都學了些什麼呀？
除了因為腿長而走路比我們都快之外，他幹什麼都是慢吞吞的，問他一句話需要好半天才得到反應，褐色的眼睛溫順而不機靈，總是眨巴著眼皮不知所以，透著一種機械和木訥，並且結巴，表達一個意思十分費勁，讓聽的人替他出汗。跟那些青春豔麗、動感十足的俄羅斯姑娘相比，俄羅斯的小夥子怎麼總有點兒智商不夠似的？
盡管如此，他還挺有點大國沙文主義，常把“我們俄羅斯人”幾個字掛在嘴上。“我們俄羅斯人”如何如何，“我們俄羅斯人”怎樣怎樣……有一回喝酒，我給他倒了小半杯“伏特加”，他皺著眉頭說他不會喝烈性酒。我說那就一點點喝吧。結果他端起杯子咕咚幾口下了肚，而且鄭重聲明：“我們俄羅斯人喝酒是要一口喝幹的，女人才分幾次喝。”還有一次參觀夜總會，別人慫恿他請女士跳舞，他也是一本正經地說：“我們俄羅斯人沒有這個習慣。”他喝了酒之後便兩眼酡紅，楚楚可憐的樣子更像個沒長大的兒童。他跳舞的時候喜歡拗著女伴的胳膊使勁往兩邊擺，幅度很大，仿佛坐海船遇到了10級風浪。
喬巴是俄羅斯小夥子中獨特的一個，還是較為普通的一個？這我就不知道了。大部分的小夥子是比他靈秀一些，還是豪放一些，還是深沉厚重一些？可惜我們這趟旅遊接觸更多的是老太太：售貨的、看門的、賣票的、餐廳的、旅店的……老太太們無一例外地凶而且蠢，都有點像普希金筆下貪婪的漁夫老婆。接觸的另外幾個小夥子，是海參崴機場的海關人員，似乎給人的印象跟喬巴無大差別。從前我讀俄羅斯文學作品，腦子裏將俄羅斯人想象得十分優秀，去過一趟海參崴之後，多少感覺有些失望。
名叫中村的小夥子
比如“豆腐”這道菜，拿一隻漂漂亮亮的木製蓋碗端上來，揭開蓋子，要伸長脖頸才見碗底拇指大的一塊豆腐
中村是個極普通的日本姓氏，名叫中村的人也是個極普通的日本小夥子。我估計他身高1米68左右，這在日本人中算不得矮小。順便說一句，在日本生活幾天之後，我很能理解日本人何以都生得如此“袖珍”。這話後麵還要接著再說。中村的長相很逗，瘦瘦的長條臉，臉頰極賣力地往裏縮緊，把鼻子和嘴夾得無容身之地，似乎不得不擠出來喘一口氣，而後卻再也收不回去了。他的雙眼有點互不能容似的，遠遠地相互躲開著，距離之大，乍見之下給人一種“弱智”的誤覺。頂有趣的是那張薄唇大嘴，沒事時緊緊抿著，說話或者微笑時，嘴角就仿佛被一隻看不見的手使勁往下牽扯，變成一張拉滿的彎弓，且久久地保持不變，實在叫人忍俊不禁。他喜歡穿西裝——其實也算不得喜歡，是習慣，是約定俗成。日本夏天的氣溫跟我們這兒相差無幾，炎炎烈日之下，但見滿街匆匆行走的日本男人都是西裝領帶一絲不苟，某種程度上這是不是體現出一種日本民族的特性呢？中村的西裝既肥又大，褲腳足足要長出兩寸，常常踩到了皮鞋裏麵。自然鞋子也大出不止一個尺碼，走路時，別人的皮鞋聲是“篤，篤”，他的鞋聲是“篤拉——，篤拉——”，不緊不慢，抑揚頓挫，好有韻味。據說寬衣大鞋是眼下日本年輕人的時尚，這是一種雅皮士的標誌，還是對寬鬆自由浪漫社會的向往？我不得而知。
中村是福風大學經濟係的畢業生，起初在一家建築公司做事，七八年後跳槽到了福岡縣國際交流中心，從小科員做起。第一天我們正式拜會該中心時，頭頭腦腦們在桌前就坐，中村畢恭畢敬垂手佇立一旁，日本社會等級森嚴的製度由此可見一斑。中村的月薪是二十多萬日元，每年另有相當於四個月薪水的獎金。聽起來很多，實際上日本物價極其昂貴，中村的這點工資要置家立業也不容易。中村在距市區很遠的小鎮上租房子住，每天坐電氣火車來回，單程時間是一個多小時。這當然是因為小鎮房租相對低廉的緣故。想象著他趿拉著一雙大皮鞋在這條路上日日奔波的情景，心裏不由感歎：生活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不輕鬆。
在福岡活動的那幾天中，一直是中村做我們的陪同。不知道是他剛做這個工作不懂規矩，還是交流中心的頭兒給過他什麼指示，總之那幾天裏從吃到行，他事事都聽從於我們的意願，使我們頗有種“放任自流”的快樂。前麵我說過日本人都很“袖珍”，那實在是日本的飲食太過精細。所謂的“和式料理”，但見造型、質材各異的餐具一套套端上來又撤下去，盤腿坐著吃半天，站起來抖落抖落，覺得肚子又餓了。比如“豆腐”這道菜，拿一隻漂漂亮亮的木製蓋碗端上來，揭開蓋子，要伸長脖頸才見碗底拇指大的一塊豆腐。我們這個團的主要成員是書畫家，寫字作畫是力氣活兒，因此頗有幾個食量大的，一到吃飯時間，大家異口同聲要去吃“食放題”，也就是自助餐。中村就憨憨地笑著，領我們去“食放題”。卻原來他也很能吃，肉量酒量都不在我們之下，就不知道平常他吃“和式料理”會不會總處於一種半饑半飽的狀態？
出訪日本的最後兩天，日方安排我們去別府溫泉遊覽觀光，陪同還是中村。當晚住“和式房間”，所有男士們睡一個鋪滿“榻榻米”的大統鋪。因為泡過溫泉精神興奮，都不想睡，由我提議每人講一段愛情故事。中村眉開眼笑地擠進來參加。在所有出訪日子裏最溫馨的這個夜晚，未婚的中村深受感動。我想，這是中村的福氣，這輩子他無論走過世界上多少地方，無論他將會爬到多高的官位，他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品嚐這種人生醇酒的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