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禮拜大廳的時候已經是晚上7點鍾，天黑得不見一顆星星，廣場上泛光燈勾出的宣禮塔的身姿卻在夜色中更見秀美和明亮。一個神情認真的看門人追上我們，急切地說了些什麼話，我依稀聽出是讓我們去看哪一個國王的什麼斷頭台或者絞刑架之類。然而遍尋廣場，隻看到一具很結實的粗木做的架子，不是豎立的，而是橫躺著的，因此同伴都否認這是斷頭台，覺得應該是打仗時用的一種“拋石機”。天實在很黑，木頭架子僅僅呈現了一個朦朧的輪廓，到底它是什麼，無人為我們作證。一致讚同讓中央電視台的“正大綜藝”節目在同樣的黑暗背景中來拍它一拍，給全國人民一個論證的機會。
阿拉伯英雄薩拉丁的陵墓就在倭馬亞清真寺附近，一個熱心的阿拉伯小販帶著我們順圍牆很快就找到了。卻因為時間太晚，鐵門緊閉，燈光全無，隔著門縫張望半天，隻看到依稀的一片白色，或許這就是陵墓建築？小販一個勁兒地勸慰我們：明天吧，明天再來。可是我們都知道明天不會來了，我們一早起床就得出發去黎巴嫩了。
灰色背景中的絢爛——寫在紀伯倫紀念館前
雲的一生就是分別與重逢，就是淚與笑，人也是如此
這滿坡滿牆的紅葉啊！從山坡逶迤而下的、一片疊一片傾斜著的、像火焰一樣燃燒又像落日一樣輝煌的紅葉，在走進石砌拱門的瞬間便撲進我們的眼簾，轟隆的一聲響，撞擊出周身輕微的疼痛。
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絢麗燦爛的紅葉，沒有一絲汙穢和傷痕的紅葉。紀伯倫紀念館，在完美的紅葉中默然靜立的建築。
古銅色的木門低而窄，走進去的時候須得縮肩躬腰。不知道這些古舊的門窗是不是統統由雪鬆木製成。紀伯倫生前曾經囑咐他的家人：“要把我埋在黎巴嫩的雪鬆身邊。”1931年他在美國紐約去世，家人果真萬裏迢迢運回他的遺體，在故鄉卜舍裏的山間買下這座廢棄的修道院，安置他偉大而孤寂的靈魂。幾個世紀前用來做彌撒的山洞，被人們鑿進去一個更深的套穴，放進詩人樸素的棺木。套穴和山洞之間，原先用玻璃相隔，供人們有距離地瞻仰，再後來整座紀念館修成，覺得玻璃的質地跟紀伯倫的精神不相吻合，遂拆下玻璃，在一平方米見方的不規則型洞口，安放了一大塊自然主義風格的雪鬆樹根。如果躬身向前，從樹根的枝杈間插進胳膊，套穴裏紀伯倫的棺木幾乎伸手可及。洞口釘上去的雪鬆木板上鐫刻著詩人為自己寫下的墓誌銘：“我要在我的墓碑上寫上這樣的話：我站在你的身邊，像你一樣地活著。把眼睛閉上，目視你的內心，然後轉過臉，我的身體與你同在。”
我試著閉上眼睛，希望在紀伯倫的棺木邊能感覺出他的幻像。不知道是山洞裏的空氣少有流通，還是我的鼻子過於敏感，我嗅到了潮濕而濃重的死亡的氣味。生和死畢竟是兩個不能溝通的空間，時間和空間把我和詩人永遠地隔開了，我可以從詩人的書中進入他的靈魂，但是我無法清晰地看見他的容貌和身體，哪怕隻是短暫的一瞬。
紀伯倫在他的散文詩集《淚與笑》的引子裏寫道：“海水揮發，蒸騰，聚積成雲，飄在天空。那雲朵在山山水水之上飄搖，遇到清風，則哭泣著向田野紛紛而落，它彙進江河之中，又回到大海——它故鄉的懷抱。雲的一生就是分別與重逢，就是淚與笑。人也是如此：他脫離了那崇高的精神世界，而在物質的世界中蹣跚；他像雲朵一樣，經過了悲愁的高山，走過了歡樂的平原，遇到死亡的寒風，於是回到他的出發點，回到愛與美的大海中，回到主的身邊。”紀伯倫的一生就是雲一樣飄泊的曆史，他12歲離開祖國，隨母親去美國暫居；兩年後回來，進貝魯特的學校接受阿拉伯文化的教育；25歲發表小說《叛逆的靈魂》，激怒了當局，作品遭查禁和焚毀不算，本人還被驅逐，不得已再次落腳美國。之後他進法國巴黎藝術學院，師從羅丹學繪畫和雕塑，1912年定居紐約，直到逝世。特殊的經曆使紀伯倫的作品唯美而又傷感，東西方兩種文化的撞擊和交融，又使他的心靈永遠處在安靜和動蕩的邊緣，他筆下的生命、愛情、夢境、廢墟、黑夜和死亡，無一不閃爍著東方的神秘之光，是阿拉伯文學中的珍奇。陪同我們的黎巴嫩現任作協主席，在紀念館的題辭簿上恭恭敬敬地寫了這樣一句話：“你是我們的先知，你所過的每一分鍾都等同於我的一生。”
紀伯倫是作家又是畫家，他一生創作了600多幅油畫，紀念館裏存有其中的170多幅。性愛似乎是他的畫作中最常出現的主題，男女交歡的人體畫比比皆是，各種姿態，各種體位，背景一律灰暗得近乎黑色，濃黑的色塊中浮現出灰白發光的人體，皮膚是珍珠一樣柔和的亮色；男性軀體也如女性般纖美，女性的唇和乳頭鮮紅如血，在黑色和珍珠灰的映襯下觸目驚心。猛聽紀念館的館長在旁邊介紹說，紀伯倫一生未婚，悚然間我有一種驚懼，似乎油畫上的男女人體都慢慢地活動起來，走下牆壁，從我的麵前列隊而過，麵容中殘留著美到極致的悲苦和壓抑。其實，我知道這是我對紀伯倫的世俗的理解，當年在他精心創作這些畫作的時候，他未必對自己有太多的悲憫，性愛給人生帶來的難道不是歡樂和愉悅嗎？或許紀伯倫是在燈光幽暗的畫室裏，帶著笑意勾勒這些美侖美奐的人體線條的呢。紀伯倫曾經在一幅畫裏，忠實紀錄了他母親臨終的一刻：年老的婦人安詳地躺在床上，臉上浮動出柔美如夢的光暈。紀伯倫給同時代的一個女作家寫信解釋他的這幅作品，他說，人的靈魂離軀殼的一瞬，會在臉上留下最後的光輝。這是紀伯倫對生命的讚美和留戀，無怪乎他會在畫布上對男女之愛留下那麼多的想象。
下午4點鍾我們鑽出紀伯倫紀念館的小門，腳下的山穀裏陽光燦爛，麵對落日不由得有一種暈眩感，像是體內氧氣在過去的兩個小時裏被消耗過多了一樣。回頭再看石牆上的紅葉，恍惚中一叢一叢都是火苗兒在跳動，滿世界都是耀眼的橙紅。牆根的灌木還綠著，一隻筆杆長的蜥蜴無聲地鑽出來，瞪了我一會兒，倏忽不見了，我不知道它會不會穿過門窗爬到石洞裏紀伯倫的棺木上。在整個世界中，能夠自由地與紀伯倫的骨殖親近的，大概就隻有蜥蜴了吧？
館長助理是一位30多歲的溫婉女士，臨別時她端出一托盤赭紅色的陶杯和一把小小的銅壺，給大家斟上土耳其咖啡。年老的館長親自端著小罐在她身後給大家加糖。20天前初到中東，我喝這種咖啡很不習慣，太濃太苦，而且滿嘴都會留下沙沙作響的咖啡渣。喝過幾次之後，慢慢地開始喜歡，此時已喝完一杯不能過癮，同行的陳喜儒先生善解人意地遞上他的一杯，我貪婪地再次喝光。兩杯咖啡下肚，提神醒腦，通身舒暢，是喝透了的愜意，覺得這世界有許多美好。
孤獨的旗手
他像我一樣地不動聲色，隻不過我是因為不懂而茫然，他是因為內心的緊張而憋著氣
接到出訪通知的時候，我就已經掐指算好：亞洲杯足球賽月底在黎巴嫩進入尾聲，恰好我們中國作家代表團月底到達貝魯特，不遲不早趕上決賽。如果上帝保佑，看中國隊取勝也不是沒有可能。如此，行李還在收拾著，情緒已經提前進入興奮。倒也不是我對足球有多麼大的興趣，隻是不肯錯過看熱鬧的機會罷了。
10月29日上午，從大馬士革出發往敘黎邊境，見到前來迎接的黎巴嫩作協主席時是中午時分。事先打聽好了，當天下午4點半鍾是中韓兩國球隊決勝的時刻。跟主席把事情一說，他當即打電話找人弄球票。大巴一路疾行趕到貝魯特，才進飯店大門，球票已經在櫃台上等著我們，一共是18張票，我們代表團連陪同才六個人，大家打趣說，完全可以在座位上睡著看球。後來才知道球票是十美元一張，三四名的決賽和冠亞軍決賽連續進行，觀眾一氣兒能看四五個小時，過癮。
放下行李，匆匆去了一下洗手間，複又上車往球場趕。路走到一半時感覺氣氛不對，兩邊站滿了荷槍實彈的穿迷彩服的士兵，不斷地攔下一些汽車檢查，有的揮手放行，有的喝令繞道。我當時頗有點緊張，因為黎以邊境正在打仗，是不是貝魯特遭遇了恐怖活動？車停下，過來兩個士兵，探頭往窗內看看，見我們是中國人，開顏一笑，客氣地擺一擺手，放行。車中人相互看看，很得意。阿拉伯世界對中國的友好讓我們這一路上都蠻受用。車接著前行，五分鍾後進入第二道崗哨，依舊是全副武裝的士兵目光炯炯如臨大敵。一直到汽車開進了體育場的範圍，軍警隻見增多不見減少，大家才恍然大悟：不是遭遇恐怖活動，而是亞洲杯決賽要開始了。我的天呐，這樣的一種“夾道歡迎”，真叫我等消受不起呀。
開賽時間所剩無幾了，場中觀眾卻坐得稀稀拉拉，如同大旱之後地裏長出來的莊稼。我們在看台上東張西望，盼望能找到一片中國人的地盤摻乎進去，一會兒呐喊助威的時候能夠多點兒氣勢。找了半天，還把照相機的長鏡頭拉出來看了又看，卻隻找到了韓國旗、日本太陽旗和綠白兩色的沙特國旗，偏偏就不見五星紅旗。正失望呢，忽地在我們眼皮下冒出一個白淨皮膚的帥小夥兒。懷裏變戲法般抽出一團豔紅，嘩地展開，但見五顆金星閃閃耀眼。不是我們的國旗是什麼？大家嗷地一聲叫，穿過座椅直奔國旗而去，仿佛流浪多年之後一搭眼看見了親近的家人，激動得眼睛都有點熱乎起來。
一直到開場，小夥子兩手抻著旗角，不屈不撓地搖著舞著，旗下卻始終隻有五位忠實的中國作家。開場之後他訕訕地收了旗，折迭成方方的一片，攤在自己膝蓋上。他依舊盼望場子對麵有人看見了這片紅色之後會應招而來，在別人的國土上看中國隊踢球，不把中國觀眾歸聚到一塊兒，算個什麼勁呢！
是作家總有好奇心。抓緊空檔跟他閑聊幾句，知道小夥子是北京人，外派到黎巴嫩的飯店做勞務，專搞食品雕刻。出來之前他是學這個的。今天他請了假出來看比賽，工資當然要扣，加上票錢，來回車費，所花也算不菲。國旗取自他所在飯店門前的旗杆，是借用的。黎巴嫩很多飯店門前都喜歡掛各國國旗當招牌，我們住的那家也有。他說他喜歡看球，在北京就是球迷，可惜中國隊不給他麵子，沒能進入決賽。
他膝蓋上攤著國旗，文文靜靜跟我們說話的時候，場中觀眾漸漸多了起來。我們的身前身後全是韓國人和日本人，並且日本人的隊伍極其壯觀，不但占據了整片整片的座位，還四處發放他們的小太陽旗，把大鼓呀、喇叭呀什麼的弄出震耳欲聾的響。龐大的日本攝影記者團也開始浩浩蕩蕩進場，炮筒般的長鏡頭把小個兒的記者們壓得不能喘息一樣，看著都替他們累得慌。心裏明知道日本人不過是占據有利地盤，等待的是下一場冠亞軍決賽，免不了還是覺得興奮，好歹人家把中韓之戰的氣氛弄得旺起來了。
小夥子的臉色始終有一點緊張，他的手一直放在膝蓋上，下意識地搓卷著那麵國旗，卷起一個角，又放開，周而複始。我們當然知道他擔憂什麼。“遇韓必敗”是中國隊的一道符咒，這麼多年球迷們總在它的陰影下戰戰兢兢討生活，期望了又失望，失望了再期望，一次又一次，自殺的念頭都有了。今天的三四名之戰又逢韓國，還是在黎巴嫩的球場上，寥寥幾個中國看客想要輕鬆看球都不可能！
球員進場的時候，我們就伸長脖子尋找那幾張熟悉的麵孔。我們的座位真的是好：緊挨主席台，距綠茵場的高度正好適中，既能總觀全局，又不至遺漏任何一個爭球細節。10月底的天氣不冷不熱，太陽正背著我們西斜，空氣潔淨；嶄新的足球場座位舒適，暖風吹得人毛孔發癢。這麼好的看球條件，若是看不到一場好球，那真是上帝不肯幫忙。
主力的麵孔卻總是尋找不到，讓大家的心忽悠悠地空落起來。後來才知道，那天有五個主力隊員因為黃牌或傷病無法上場。殘陣弱兵，如何能憑空打出一個神話的結局呢？可憐我們在國外20多天，沒看報紙，消息不靈，白白地著急了一把。
開場之後小夥子就不再願意跟我們說話了。我們代表團的五人之中，連我在內有三個是外行，根本就沒進過足球場的門，這回跑來純粹是湊個熱鬧。小夥子肯定從我們的言談話語中察覺出來了，所以他不屑跟我們為伍，不再在我們身上浪費精氣神兒。他的一雙眼睛全神貫注盯在場中，來回地掃視，既不像山東作家李貫通那樣跳起來聲嘶力竭地叫喊，也不像北京作家高洪波那樣拍著大腿表達心裏的不滿，他像我一樣地不動聲色，隻不過我是因為不懂而茫然，他是因為內心的緊張而憋著氣。我覺得我們的隊員踢得還挺好，起碼看上去跟韓國隊勢均力敵，不顯得有多麼狼狽。上半揚雙雙都沒有進賬。
中場休息的時候，人越湧越多，四麵看台幾乎坐得滿滿的。我前麵來了拖家帶口的一群日本人，大人拎著旅行袋，小孩子背著卡通包，半大不小的孩子抱著麥當勞的外賣可樂和漢堡薯條，一看就知道是下飛機直奔球場而來的。再看場中寥寥可數的中國球迷，我不由替中國球隊生出一絲悲哀：沒有看客的表演哪裏還能有熱情？那一刻我真的是原諒了中國球隊，在比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提前原諒了。
在整個休息時間裏，我們身邊的日本人興高采烈，鑼鼓喧天，又唱又跳，為下一場比賽進行“預演”。我們的北京小夥子神情肅穆，保持一個靜坐的姿態一動不動，渾如置身事外的思想者。他給我的感覺是負擔太重，重得像一座山，要把他壓倒。他太好勝，太希望中國隊贏，太想要在球賽結束時能昂起腦袋從日本人的歡快群體中走出去，留給他們一個矜持的背影！
開賽的哨音終於又響了。中國隊仍然在嚴密防守，球在兩方球員的腳下滾來滾去，局麵近乎僵持。15分鍾左右，天賜良機，中國隊獲得一個直接任意球。小將邵佳一狀態極佳地起腳射門，腳尖和球“嘭”一聲響亮地撞擊，球飛過防守人陣的頭頂呼嘯翻騰著照球門奔去，像一個在幼兒園裏關了一天之後歡快地奔回家的孩子。進了！我們已經憋不住地跳起身來，無比激動地高舉了雙臂，把一聲快樂的呐喊預備在喉嚨口。我看見那小夥子弓起腰背，把那麵國旗抓在手中，現出隨時都會衝下看台展旗揮舞的樣子。他的麵孔漲成了紅色，鼻尖閃閃地發亮，眼珠瞪得活像要彈出眼眶粘到遠處的球門柱上。
可是，球偏了。在我們六雙眼睛熱切的期盼下，球微微地、令人欲哭無淚地偏了，打在左側的門柱上。命運之門終於沒有敲開。
說不出來那一份惋惜和心痛。如果不是親臨現場，沒有聽到那一聲美妙的腳尖和球撞擊的巨響，也許我這輩子都體會不出球迷們為什麼常常會在場中痛哭、大罵、投擲髒物和打架。我懂得了什麼叫“失之交臂”，什麼叫“差之毫厘”，實際上這就是命運的捉弄，沒有別的解釋。
我們預感到比賽會沒有結局，肯定會延時，或許還要靠點球決勝負。我們互相核準著手表上的時間，擔心會因為延時過長而耽誤了晚上8點開始的正式會見和宴會，那將是很失禮的事情。
小夥子重新坐下來，挺直腰背，坐得如同泥雕木塑。從他雙肩和腰背的線條來看，他比先前更加緊張，以至於整個身體發緊，僵硬。
15分鍾又過去了，眼看著比賽就要結束了，卻在猝不及防之間，韓國隊的明星射手李東國逮住機會一腳射門，把球喂進了門洞。
巨大的、無邊的悲哀霎時間籠罩了我們，使我們有整整三分鍾的時間啞口無言，不知道說什麼好，什麼都說不出。看台上韓國人和日本人的歡呼聲呈波浪狀起伏，鼓聲響得狂野而喧囂，轟轟地將我們可憐的六個人埋進了悲哀的山穀。小夥子已經徹底地喪失了信心，他不敢也不願意再看，最後的十分鍾時間，在周圍一浪高過一浪的人聲和鼓聲中，他轉身趴在椅背上，臉埋在肘彎裏，一動不動地靜默到終場。我不知道他哭了沒有，我絕對相信他的一顆心已經被淚水浸泡得膨脹和發白。他是個多麼渴望見到勝利和輝煌的矜持的球迷啊！
最後的十分鍾裏，奇跡終於沒有出現。實際上我們也沒有指望有奇跡出現。
綠茵場上，雙方球員草草握手之後就退回休息室。中國隊隊員們在休息室裏會想些什麼，說些什麼，我無從知道。我隻看見場地中的工作人員飛快地忙碌起來，為即將到來的韓國隊的領獎儀式做準備。日本的攝影記者們更是蝗蟲一樣在場邊散開，占據著有利位置，把炮筒一樣的相機架設和調試到最佳狀態。我身邊的日本啦啦隊已經紮好了頭帶，披掛上帶“忍”字的日式和服，而專門的後勤人員正從看台下變戲法一樣地運上一盒又一盒糕點，忙而不亂地分發給大家，吃飽了肚子才有勁喊加油啊。而在另外一邊的看台上，沙特隊的球迷們也已經穿上了綠色和白色的服裝，把同樣顏色的大旗、小旗舉在手中，嚴陣以待，大有跟日本啦啦隊一決雌雄的意思。畢竟這裏是黎巴嫩，阿拉伯人的世界，從人數來說他們已經占有了優勢。
好戲才要開場呢，沒有人再記起剛才的中韓之戰，就仿佛那是一場微不足道的預演，幕落了就過去了，情節和演員水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這時候，在全場觀眾整體激動起來，要把自己投進大宣泄大狂歡的時候，北京小夥子一聲不響地站起來，卷起手中的國旗，沒有跟我們打一聲招呼，堅決地、頭也不回地走了。我想他的心情太過悲哀，已無法再把自己融進眼前的歡樂。雖然十美元的球票中有八美元的價值在下一場比賽上，他還是要走。這個傷心的球迷，這個孤獨的旗手。
作協主席利娜德
現在她有一頭飛揚的深棕色頭發，襯著極有滄桑感的淺棕色皮膚，黑色的、無時無刻不在顯露著嬌媚和快樂的眼睛
利娜德是一個阿拉伯女人的名字，顧名思議，她不是我們的作協主席，是約旦國的。55歲的利娜德學教育出身，拿過教育學的博士學位。我曾經在她家裏看到過她年輕時的一幅照片，是一個平平常常麵目含羞的女孩，遠不如現在的她更有味道。現在她有一頭飛揚的深棕色頭發，襯著極有滄桑感的淺棕色皮膚，黑色的、無時無刻不在顯露著嬌媚和快樂的眼睛。嘴巴薄而闊，變幻著紅、棕、粉、紫的唇膏，很少有幾分鍾時間這兩片嘴唇能夠安靜地閉著，獲得一個短暫休息的權利。我的同伴陳喜儒說，利娜德這樣的女士做主席不錯，可做老婆不行，“鬧心”。我認為這詞兒用得極妙，讓我立刻能想象出一幅喧鬧的夫妻生活的畫麵。
約旦國的作家協會是一個很小的民間機構，所以利娜德總是親自充當司機，開著她的私家奔馳車接送客人。安曼這城市相當於我們的重慶，高低落差大得嚇人，利娜德左轉右旋把方向盤打得飛快，一隻腳同時把油門踩到最大，上天入地，給我的感覺像坐“過山車”。快是快了，可怕的是她的身體和嘴巴還在同時運作，身子矮下來了，眼睛就從車窗裏環顧路兩邊建築，這個那個地如數家珍。塗著鮮紅指甲的右手脫開方向盤，輔之以幅度很大的動作，腕上的手鐲丁當作響。偶爾覺得一隻手不足以表達情緒的時候，左手也一並用上，腰肢和屁股興奮地扭來扭去，像個剛拿到大把壓歲錢快樂到忘乎所以的孩子。她的奔馳轎車一瞬間便進入高危險的無人駕駛狀態，隨著慣性上坡下坡，甚至還能夠自動拐彎，每每讓我手心裏驚出一把冷汗。再後來，遇到活動時，我們都一齊擠到使館同誌開的車上，她覺出了這一點，一臉的遺憾，攤著雙手說：“我開車已經30年了！”於是再下一次，我們還是心驚膽戰地坐回她的車上。國際友誼第一嘛，犧牲一回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阿拉伯人都喜歡抽一種水煙，煙台像一隻巨大的燈盞擺在地上，有一米多長的軟管伸出來，管口便是煙嘴，抽煙者輕鬆地握住，吞雲吐霧的同時不妨礙他們的高談闊論。順便說一句，阿拉伯人喜歡講話是出名的，他們自己的國家就流傳著一句諺語：猶太人的腦袋，中國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頭。精彩極了。利娜德雖然是有身分的女性，但這並不妨礙她抽水煙的嗜好，我每次看到她口銜煙嘴悠然自得的樣子，心裏總有幾分荒誕之感：民族風情如此濃鬱的煙具，跟她臉上的濃濃彩妝，跟她昂貴的西式裙服、腰帶、皮包、首飾，那麼地不相吻合。有時候統一未必就是和諧，而是一種更純粹的個人化狀態。我們代表團的幾個人中，抽煙者隻有陳喜儒一個，有一次，僅僅出於禮貌，他對利娜德的煙具表示了適當的好奇，利娜德立刻拔出口中濕漉漉的煙嘴，熱情洋溢地塞到了老陳的手裏。座中的幾個阿拉伯人也立刻停止說話，一齊看著老陳，驚奇、開心、慫恿、鼓勵，種種神情兼而有之。在這些目光的壓迫下，老陳手抓著煙管思想鬥爭了足有三分鍾之久，最後毅然一閉眼，把帶著利娜德新鮮口水的煙嘴塞進嘴巴，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後合，阿拉伯人是笑老陳欲吐不能的怪怪的表情，我們卻是笑他被迫接受了一位異族女士的芳香濕吻。事後老陳苦著臉告訴我們，那煙的味道怪得不能說。
阿拉伯人本是遊牧民族出身，遊牧遊牧，遊到哪兒算哪兒的事，所以時間觀念從來就不具備。有一次我們從紅海出發去佩特拉古城，上午臨時增加了一個搭軍艦遊紅海的項目，及至到了佩特拉已經是下午兩點。先坐下來吃飯。利娜德和她的同事們不知道聊些什麼，嘻嘻哈哈一直說到4點多鍾。由於佩特拉有中東地區最值得一看的羅馬古跡，在我們的一再催促下，大家才姍姍起身，沿著幾公裏長的崎嶇山路往山穀深處逶迤而行。其時日頭已經西斜，絕大多數旅遊者正在盡興回返，惟獨我們的隊伍逆流往上。走到一半的時候天氣突變，烏雲壓頂，暴雨將至。利娜德這時候急了，因為那一片山穀寸草不生，每一次的暴雨都會伴隨山洪，上一年就曾經發生過旅遊者被山洪衝走的事情。利娜德帶頭疾走，我們隨著一路狂奔，直累得我惡心欲吐。奔至古城入口處，猛抬頭，就看見百米以外聳立著巨大的赭紅色石料雕刻成的議會廳門柱，心中禁不住狂跳，以為第一眼所見不凡，接下來肯定會有更多的驚喜。誰知此時狂風怒卷，山穀裏飛沙走石，一片喧囂，豆大的雨點啪啪掉落，天地間陰暗得如同地獄。利娜德臉色大變，揮舞雙手招呼我們趕快撤出。想想古跡以後還有得看，命丟了就再找不回來，大家掉頭便走。撤退的隊伍狼狽不堪，心裏著急，山路又十分硌腳，爬坡下山跌跌撞撞。走到一處背風的崖下，我實在不行了，停下來喘氣，忽聽身後一串清脆的鈴聲，眨眼間崖後鑽出一頭灰色的毛驢，驢背上斜坐著洋洋得意的利娜德，她一手抓著韁繩，一手高高地舉起，眉毛揚著，眼睛眯著，嘴巴咧著，容光煥發，樂滋滋地跟灰頭土臉的我們作揚手告別狀。那小毛驢扭著屁股，顛顛地碎步小跑，轉眼間便馱著她拐進崖前，不見了蹤影。
天哪，我們可是客人，她卻是東道主噢！
利娜德是作協主席，但是她不寫書，小說、散文、詩歌、評論，一樣都不寫。她的丈夫生前是個富商，70歲那年去世，給她留下大筆遺產。她有錢，有閑，有精力，有奉獻精神，上至王室軍界，下至飯館小鋪，她走到哪裏都是滿麵春風，談笑自若，無堅不摧，攻無不克，端的一個出色的社會活動家！約旦作協選出利娜德來為他們服務，真正是選對了人才。
利娜德有一個兒子，結婚了，不跟她住在一起。她獨住的洋樓裏雇有兩名女傭，為她打掃和做飯。我們去她的樓裏做客，隻覺得進入了一個奢華的迷宮般的住處，有太多的房間，太多的飾物和紀念品，太多的脂粉和香水味。她笑嘻嘻地領著我們，樓上樓下挨房挨室地跑，偏著頭看我們驚訝的樣子，臉上有自豪也有得意。最後去的是地下室，一個大約兩百平方米的巨大空間，寬敞得足以開一個百人舞會。我們一下子都笑了。她想了想，也跟著我們笑。笑的原因不言自明：對於一個單身女性來說，擁有這麼一個寬大的空間委實荒誕。
離開約旦前的那天晚上，漫長的飯局到11點多鍾才勉強結束，精疲力盡的我們搭乘使館汽車回賓館，團長高洪波由利娜德開車親自送回。但在下榻的賓館大廳等好久，還不見他們的影子。然後就接到團長的電話，要我們坐車過去，到利娜德家裏去。我們反對說，今天太晚了，不去了吧，明天出發前反正要去道別。團長在電話裏沉默了一會兒，大概是比較為難。片刻之後他輕聲說：還是過來吧，陪女士坐一會兒，她眼睛都紅了。
於是我們就去了。我們知道了快樂的利娜德也是孤獨的。
我的保加利亞鄰居
茹佳一直把魯巴送出大門，送到街口，兩個人緊緊擁抱，無聲而又傷感地親吻
客居英國時，我跟一對保加利亞夫婦在一座小樓裏做了半年鄰居。夫婦兩個人都很年輕，男的跟我丈夫在同一所英國大學裏工作，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魯巴，因為他妻子做好晚飯之後經常走到後花園裏仰頭朝樓上喊：“魯巴——”音調極好聽極有韻味，久而久之連我女兒都記住了。女的名字我始終搞不清楚，問過她幾次，因為讀音很怪，總記不住。後來我常幫她撿拾地毯上郵遞員塞進來的信，拚讀信封上她的名字，大概接近“茹佳”這麼個字音吧。她曾是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碩士。我丈夫每每景仰地說：“莫斯科大學在世界上排名很前呢！”然而，她在英國可做的事便是去大學餐館裏打工，與一幫中國家屬們混得很熟。我常常在心裏感歎：社會主義國家出來的人，怎麼竟有如此相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