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他還成功地加入了一個非常排外的各國政界領袖俱樂部，並成為其中一員，至此，他可以及時獲取各國金融政策信息，為判斷世界金融市場的走向提供了無與倫比的優勢。
索羅斯憑借著巨大的財富優勢及個人在投資市場上不可忽視的影響力，讓各國政治家們轉變了某些觀念，接受了他。事實上，各國政治家們都懷著自己的目的。領袖們想聽聽他對世界經濟的看法，想知道他要達到的目標；而索羅斯則很想通過結識這些人，進一步地了解某個國家領導人的政策，進而判斷整個世界市場的變化形勢。
索羅斯通過直接跟他們接觸，再加上對金融領域的機敏，極強的洞察力和直覺判斷力，讓他對某些保密性事件了如指掌。
有機會得到世界級的地位和眾多國際性的友人的幫助，這也讓索羅斯變得更加自信。但這一切都是由他驚人的財富、無私的慷慨捐助、善辯的語言能力換來的。同這些人的交際過程，對於索羅斯來說，不僅僅是消遣娛樂，更是一種思考。“要想獲得成功，你手頭要有充足的自由時間。”
正如他的朋友柏榮·文所說：“時間不應以這種方式去花費，而是要和那些真正對你有幫助的人交談，然後去思考、去閱讀、去做出反應。”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不再滿足於金融領域，索羅斯開始朝多方向探索，如通過朋友跟華盛頓的布魯金斯研究所簽約，委托這個研究所提供英國經濟展望的分析，索羅斯通過開放社會基金，支付十萬美元進行研究，研究結果在英國研討會上發表。
索羅斯十分痛恨種族隔離，這是由於其個人身份的特殊和童年經曆的創傷。在朋友維拉卡西的幫助下，他詳細地了解約翰內斯堡那裏的黑人城鎮，會見反對種族主義的各界人士，積極了解南非情勢和問題，這一切讓他決定在南非從事第一件海外慈善行為。
1982年，索羅斯開始創設開放社會基金，推動國際慈善事業，後來他把自己的慈善事業逐漸擴大到了全世界。慈善事業也為他贏得了不少朋友，索羅斯一時名聲大噪。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索羅斯與史密斯相識。史密斯帶索羅斯去參加在後來牛頓杜布洛夫尼克舉行的研討會，促使索羅斯創設了中歐大學。
此後，他又結識了一位物理學家和病理學家——穆斯塔，此人興趣廣泛，關心經濟學、第三世界發展、科學、技術、通信和教育。兩人見麵無所不談。由於穆斯塔曾經研究腦部的發展，認為兒童期是關鍵時期，關係著一生的智能、創意和健康的發展。穆斯塔認為，如果索羅斯想利用教育來改變人的心態，那麼注重托兒所會比注重大學好。在穆斯塔的建議下，索羅斯請基金會的重要管理者羅蘭跟穆斯塔商量，擬出資助幼兒教育的計劃。
當索羅斯的慈善捐款飛躍上升的時候，他找到了另外一個主持人，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寧。雖然，最終兩人不歡而散，但他們的成功合作也為索羅斯的教育事來帶來過不小成果。
雖然索羅斯廣泛結交朋友，但在交際上卻十分講究。因為他不太和業務上的朋友社交，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這樣。“從一開始，他就不讓事業和社交生活混為一談。”葛林伯格說。對於他的人際交往關係，別人評價說：“索羅斯的關係都是交易性質的關係，如同別人跟他買東西，他也跟別人買東西一樣。”
索羅斯這種社交理念多少受到他哲學觀的影響。索羅斯在他的論文中讚成開放社會所提供的眾多可能性，但卻對此感到十分悲觀。因為他認為，這些可能性通常會侵蝕恒久的人際關係。在索羅斯看來，在傳統社會裏，這種關係的基礎是榮譽、家庭、性吸引力或者感情方麵的聯係。他說：“在一個變動不居的社會裏，這種關係並不適當，會被輕易變動的關係取代，朋友、鄰居、夫妻關係至少都可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