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先生回憶說：翻譯總是有問題的，翻（譯）的不對，不正確，翻譯永遠是問題。比如他是一個男的還是女的，翻譯人員都翻譯不對。說白，他們要說黑；我說黑，他們的意思是說白。他們不清楚，很多這樣的事。有的時候翻（譯）錯了，中國人就不承認我錯了，就是突然安靜下來。我很想跟老師學習，但是因為語言的障礙，有的時候似懂非懂，是語言之間並沒有講到那個點上，就流淚，怎麼辦，聽不懂，很想學。
包先生就想找一本老師的書來讀，結果，當時老師的作品隻有一本書是翻譯成英文的，譯者是老師的得意學生朱文光，在一場大水中遇難。有了譯本，學起來好一點。但是包先生認為：翻譯依然會有一些問題，因為對老師的那本書來說的話，即使是一個中國人，讀老師的中文，也會很難去真實地理解他，除非你有實例，到了那個境界，老師總會說，他會是第一個被記錄下來的中國的密宗師父。
包卓立學習的不限於某個門派，他對我說：我是哪個宗派都學。什麼都學，什麼都知道，不會像大部分人一樣，隻研究老師，我是什麼都研究，西方的所有流派，都會去研究。比如蘇格拉底的、猶太的、印度教等，每一種它有什麼樣的功夫，然後把這些東西和中華的文化聯係在一起。其實很多人就隻研究老師的書，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問題在於，同樣的一個道理，如果你隻是從一個角度來看的話，會有局限性。需要研究不同的文化，從不同角度來闡釋同樣一個道理是怎麼樣的。
我忍不住問他：你在學老師東西的同時，也在學習其他東西，這種修煉和實證有沒有衝突呢？
包卓利笑了笑說：No，宗教是有衝突的，修行的話是大致相當的，規則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南老師對社會一個非常大的貢獻是：他把修行分成不同階段進行闡釋，並且是通過儒釋道三家的語言，向大家揭示了一個框架，在人類曆史上是史無前例的，甚至包括印度教也沒有這方麵的貢獻。從他之後呢，人們開始理解了不同的次第，但是每當人們要去徹底了解的時候，是要回到他所搭建的這個框架內獲得知識。具體例子，比如說儒家，人們總是對儒家不太喜歡，認為總是繁文縟節，比如說你父親死了，必須要服喪三年等，可是老師把儒家的學問展示開來，告訴人們，修行的步驟應該是怎樣的。同樣的道理，猶太教也是一樣的，猶太教也是往往被人們隻注意到它裏麵的規則，把它變成了宗教化的東西，而忽視了它本身的含義。老師的貢獻是讓人們看到，真實的宗教背後的真理，真正的真理的東西是什麼。
包卓立表示，他希望與我，或者更多的人分享一個教訓。
那是20年前的往事了。包先生回憶道，我後來才知道成就一件事情要有計劃，可是那時候不記得了。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開始有一個計劃書，每天要持咒多少遍，然後有什麼樣的工作量，想把這個分享給大家。你要想成就一件事情的話，必須要把這種計劃成為生活的一個部分。沒有計劃的話，你將一事無成。我們有個朋友叫艾德，是一個外交官，一個大使。老師教了艾德持咒，他就有了一個小小的持咒期，那時候艾德樹立了一個榜樣。老師教了很多學生，可是隻有艾德去這麼做了。我也是從艾德那裏學來的，沒有中國人用英文告訴我應該怎麼做，但是艾德這種持咒的方式給我打下了非常紮實的童子功。我也有一個計數器，每天用計數器持誦多少遍，這個並不一定是唯一的方法或是最正確的，但是你要選擇一個適合你的方法。
包先生告訴我，他現在誦《準提咒》已經上百萬遍了，基本上是每天3000遍，如果哪天到不了3000遍，第二天一定補上，有的時候甚至每天兩萬遍。
我問他：持咒對自己身心有什麼幫助？
包卓立說：持咒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我持了咒就會有氣或者有光這種神異現象，但是我非常堅定地認為，持咒一定是有幫助的。這個幫助不是我們想象的那種，這個持咒就好像是，通過你來告訴世人，持咒就好像是通電一樣，跟誰通電呢，跟諸佛菩薩通電。我為什麼會有長進，那是因為我持咒，我聽話。平常在老師身邊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是你接近到老師，並不一定就能學到他的東西，所有的宗教都教人們要去持咒，就像基督教讓你在安靜的地方反思自己一樣，也是一種修行，持咒是最容易的方法，因為每天都可以做。
包卓立先南師離開美國去台灣，然後南師去了香港。總之他們很難在一起。我一直在思考，後來他是怎樣跟南師交流的。
包卓立坦言：要是沒有和老師在一起，就不跟老師有交流。交流的時候一定有翻譯，我不像大部分人一樣，每天可以給老師打電話，跟他交流，我也不講中文。我離開老師之後，早些年修行很遺憾，就沒有那麼精進。老師在教人方麵並不是說他今天上了一堂課，你就明白或懂，他其實是用他每一個動作，包括做人處世方麵來教你，不在上課的時候我也被老師深深地影響了，甚至老師曾說的一句話都能影響我。他待人做人處世這樣的平和。這樣的影響不是說一兩句話就能學到什麼。他自己私人的時間也都在修行，用功，當然每天修行的時間段和每五年、十年，學習到的也是不同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