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傳，在上古堯舜時期，中原腹地有一高士，名叫許由。
此人農耕而食，重義輕利，廣有賢名。堯帝知道後，要把君位禪讓給他。許由不願做官，就逃到箕山隱居起來了。
不久，堯帝又想請他做九州長。這一次，許由聽到又要讓他做官，以為恥，趕忙跑到潁水邊洗耳去了……從此，許由贏得了美名，也給人世間留下了一個“許由洗耳”的成語；再後來，就被人們傳為隱士的鼻祖了。
然而，此事卻得到當時另一位隱士巢父的嘲諷。好像是說，洗什麼耳呀？別髒了水。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不願做官的人麼？他不過是作秀罷了。
大意如此。
二
我要說的是，我是做過幾天官的。
我在一個剛升格的縣級市當一副市長。準確地說，三年，掛職。
有很多人不明白什麼是掛職。掛職就是從上邊直接派下去的，沒有走必要的選舉程序。當然，走也是要走的，簡化了。掛職又分兩種，一種是實的，一種是虛的。我是虛的，就是說，我所謂的掛職，是以作家的名義去體驗生活。
這是一個坐落在中原腹地的縣級市，下轄十九鄉、六鎮，當年總人口八十七萬。原為天倉縣，一九九四年升格為天倉市。此地屬北溫帶氣候，年平均氣溫16.2度；日照時間2134.7小時；年無霜期237天；年平均降雨量727mm；域內共有31條過境河流；土壤主要分潮土、褐土、砂薑黑土三種，適於耕種。這裏一馬平川，人口密集，可以說，千年來幾乎每寸土地都經人工修飾過，插根棍子就可以發芽，是產糧食的地方，所以叫天倉。
在這樣一個地處平原、四通八達的縣份裏做“官”，不客氣地說，前前後後最先讓我記住的是兩個字，或者說，隻有這兩個字給我印象最深：“鑽擠。”
“鑽擠”是平原上的土話，也是對天倉人的形容。最初，我對這兩個字的理解完全是貶義的：“鑽”，我首先理解為鑽營，或者說是不擇手段；“擠”呢，怕也有加塞兒、搶先之意吧？把“鑽”和“擠”拚接在一起，這就又加重了一層。那就像是把腦袋削尖了當鑽頭使，自然是很不堪的。
然而，時光荏苒，歲月如流。離開天倉之後，每當想起這兩個字的時候，我都不由得會心一笑。是啊，外人是很難理解這兩個字的。“鑽擠”這兩個字所涵蓋的意思，也不是一兩句話能夠說清的。有時候，它就像是一本大書，需要細細咀嚼；還有的時候，它就像是天空中的一道閃電，會叫人肅然起敬。
說實話，這兩個字，會讓我想到一個人。這人姓郭，名守道，大個子。最初，我並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隻知道他姓郭，我也就叫他老郭。記憶中，他身高骨寡，袖手麵寒，就像是豎著的一捆麻稈。是的，我記住了他的臉。他那一張瘦臉，隻有結了黑紫血痂的嘴唇是厚的（有人說，他臉皮也厚）。還記得，他常年穿著一身顯得有些局促的灰西裝，打著一條連鄉人們都很不屑的、已分不清顏色的領帶，腳上穿一雙沾滿灰塵的舊皮鞋，肩上挎著一個黑色的人造革挎包，總是風塵仆仆、一躥一躥地走在鄉間的土路上。還有，他的咳嗽極有特點，很像是一麵張揚的、扯爛了的破旗。
一想起這個人，我腦海裏就會出現一些模糊不清的、碎片一樣的記憶。最難忘的，是他那劈柴般的咳嗽聲。是呀，他是我掛職天倉、到任的第一天，第一個來拜訪我的當地人。
記得，他說“我寫過詩”。
那天，我是中午到的。天倉四大班子，出動了六輛轎車，浩浩蕩蕩地把我從省城接到了天倉。按地方上的規矩，市委市政府搞了一次接風酒宴。我這人平時是不喝酒的，但初到地方任職，不得不入鄉隨俗，也就象征性地喝了幾杯。酒是本地的接待專用酒，名為“三泉春”。後來我才知道，本地人對此酒有句順口溜：三泉春，算龜孫，看你暈不暈！我就是喝下了幾杯“三泉春”後，頭昏腦漲，一覺睡到了傍晚時分。
傍晚，當我拉開門的時候，見一黑乎乎的人影兒在門前“穀堆”（“穀堆”為象形詞，也是本地土話，意為“蹲”）著。還沒等我醒過神兒來，他忽地一下躥起來了，半山一樣，嚇我一跳。而後，他慌慌地伸出手來，很熟的樣子，說：“李市長，我老郭呀，老郭。”
我怔怔地望著他，匆忙間跟他握了手。他的手很涼，摸上去糙糙的。那時我的酒勁還沒完全散去，頭暈乎乎的，就說：“噢噢，你好，你好。”
老郭說：“呀呀呀，老天爺，早就盼你來。你可來了，你是作家，跟他們肯定不一樣。分工了麼？你分工管啥？”
我遲疑著，不知他是哪路“神仙”，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就說：“剛到，還沒分呢。”
他不容置疑地說：“那你得趕緊要求分工。一定要分工。你得有自己分管的口……”
緊接著，他突然壓低聲音，很神秘地說：“李市長，我有個項目，大項目……鬧好了，我給咱文化上捐一個億！”
他一下子就把我嚇住了。一個億？老天，一個億是什麼概念？他也真敢說。我上下打量著他，一時間，我覺得這人滿嘴跑舌頭，很不靠譜。
接下去，他愣了一會兒，結結巴巴地、有點突兀地說：“我、我寫過詩。”
我支應著“嗯”了一聲。“寫過詩”是什麼意思呢？
他很認真地重複說：“真的，我發表過詩。一九七七年，在《中原民兵》上，八句！”
那時，我的目光正落在“詩人”的腰上——一個穿西裝的人，褲腰上卻係著一條紅布帶子（後來我才知道，那一年他四十八歲，是他的本命年）……慢慢地，我才弄明白，他的話裏，意思很多。
是啊，時光僅僅過去了十三年。十三年後，我對他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這時候，僅郭氏家族名下的資產，就有一百一十七億之多。
三
坦白地說，我是以排名第八的副市長，掛職於天倉市的。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秋天，蟬聲落了，暑熱也已退去，幾經周折，我們四位作家下去掛職的要求終於批下來了。我們四個人，分東西南北四個方位，下派到了四個縣份，我分的是天倉。掛職前，組織部門專門找我們談過話，要求我們十天內到任。而後，其他三位都先後被接走了，獨獨我一個人還在等待。那年秋天的雨水多，且曠日持久。在綿綿的秋雨中，我等得不耐煩了，就通過一個朋友，打聽了一下天倉的情況。在我之前，天倉市已有了七位副市長，我若去了，排名第八。看來，天倉市對“老八”並不歡迎。
是啊，平白多了一位副市長，還要安排吃、住、行，況且，來的也不是什麼要害部門的人。天倉不歡迎也是正常的。
兩個半月後，待秋意深了些，“老八”終於還是被派下去了。這裏邊有些曲折，我不想多說了。
我記得，很早的時候，電影院裏曾演過一部阿爾巴尼亞的電影，電影的名字叫《第八個是銅像》。這有點讖語的意思。可我知道，我注定不會成為“銅像”。因為，我是掛職。
我說過，掛職分兩種，一種是實的，一種是虛的。大凡掛實職的，大多是從上級機關派下來、有培養前途的年輕幹部。他們經過基層的鍛煉，回去後是要提拔的。也有的就此留下來，修成正果，由副而正，成為地方大員。而我則是以作家的名義下來體驗生活的。所謂的副市長，隻是給一個名義，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掛靠”。
雖然隻是名義，可該走的程序還是要走的。在我到天倉的第二天下午，就由本市的常務副市長老薛陪著，到市人大常委會走“程序”去了。老薛個子不高，炮彈形，說話大腔大口的，人卻極精明，一看就是從基層熬出來的。在領我從市政府往人大去的路上，他告訴我說：“，別緊張，走個程序。”
那時天倉剛剛由縣升格為市，市政府和市人大都還在一個大院裏辦公，全是一排一排的平房。政府和人大隔了一道花牆，一個被稱為東跨院，一個被稱為西跨院，從東跨院到西跨院隻有幾十米的距離。進了會議室，我發現人大的常委們已被通知來了。據說一共十六個常委，來了十二個，過了半數。跟眾人握手之後，我才發現常務副市長老薛的胳肢窩裏還夾著兩條煙，那煙是用舊報紙裹著的。當著眾人，他把煙的封包拆開，一包一包分別甩出去，笑嘻嘻地說：“吸著，吸著……李市長到任了，大家都清楚，走個程序。”
眾人都嘻嘻哈哈地把煙接過來，一一回道：“知道，知道。”
這一刻，我的臉不由得紅了。是的，我有些汗顏。說實話，我不是官員，此時此刻竟也有了“加塞”的感覺。雖說是“走程序”，也還是要講票數的。萬一人家不投我的票，我也沒辦法。可我毫無準備，站在那裏，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心裏怦怦跳著，竟有些惶恐、茫然。我甚至不清楚，薛市長拿來的煙是他自己的，還是用公款買的，這就是“人情”啊。
而後，薛市長重重地拍了我一下，點點頭，就大步走出去了，留下我“走程序”。
往下，“走程序”也快。也許是那兩條煙起了作用，人大十六名常委，到會十二人，讚成十二人，我算是全票通過。我這個副市長就算是正式當上了。
當我走出西跨院時，怎麼說呢？心理上竟然發生了一些很微妙的變化。走路時，腰杆稍稍地直了些，硬硬的。這時候，每每遇上有人打招呼，稱我為李市長時，我點點頭，鼻子會哼一聲，很輕。
天是藍的，陽光很好，小風有些涼意，不知不覺我額頭上的汗消了，很爽。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了薛市長。薛市長站在新粉過的東跨院磚圈的花牆外，正在訓斥一個人。
薛市長是站著的，那個人是蹲著的。此刻，薛市長像出膛的炮彈一樣，快速地移動著，暴跳如雷！薛市長用手指點著那人說：“三舅，你要不是我舅，我管你那爛髒閑事？你瘋了？你是不是瘋了？啥項目？啥狗屁項目？啊呸，狗嘰吧倒灶！——日八嚓（據說，‘日八嚓’是當地民間最為輕看、最為貶低人的一句土話）！……你把一家人都坑了，你知道不知道？！這會兒三妗子在畫匠王正搦著腳脖子哭呢。”
走近些，我才發現，那人竟是老郭。老郭在地上蹲著，蹲著的似乎比站著的還要高些。可他就那麼矬著，一聲不吭。
薛市長發完火之後，突然蹲下來，遞過一支煙去，又給老郭點上火。兩人吸著煙，薛常務苦口婆心地說：“三舅，聽我一句，收收心吧。好好教你的課，別再瞎跑了。我說話算數，你好好當你的民辦教師，過兩年逮住機會，我就給你轉了。到時候，你就成正牌的國家教師了。你可一定聽我的，別幹那些‘日八嚓’事了。”
老郭小聲辯解著什麼，又從那黑挎包裏拿出一遝合同紙來，抖手送到薛常務眼前，說：“我有專利，國家的專利證書……”不料，薛常務把煙往地上一擰，跳起身來，說：“你咋是個死榆木疙瘩？非一頭撞到南牆上？啥項目？不聽，我不聽！”說完，他站起就走。
這時，一陣小風吹來，老郭攤在地上的文件紙被風刮走了幾頁，他張皇地爬起身，跌跌撞撞、激流跟頭地追那幾頁紙片去了。
晚上，在市政府小食堂吃飯時，我問：“薛市長，那老郭，是你舅？”
薛市長一怔，說：“誰舅？你是說郭大個兒吧？那是個失心瘋，驢尾巴吊棒槌，八竿子打不著。”
在平原，凡是跟姥姥一個村，比自己長一輩的男性，是要統稱為“舅”的。這不是親戚關係，隻是男方對女方家庭社會關係的一種尊重。這我明白。
提起老郭，薛市長告訴我說，此人是他姥姥村上的人，畫匠王的。論起來，七拐八繞的也算是跟薛市長多多少少沾一點麵子親。他還說，這是個能人，幹啥會啥，早年學過木匠、漆匠、泥水匠，還會畫毛主席像呢。原是學校裏的民辦教師，口才好，課也教得好，就是邪性。
薛市長說：“這不，瘋了。他家蓋得好好的兩層樓，裏外三新，賣了。領著一家老小住在煙炕屋裏，張風喝冷的……他是急發財，迷到茄子地裏去了。”
聽了這話，我就更覺得這老郭的確是不靠譜，也就不再問什麼了。
四
天倉曾是個有點古風的縣城。
那時，天倉還沒有大麵積地擴容，老縣城的“四關”（東關、西關、南關、北關）仍還殘存著一點舊城牆的遺跡。城內像點樣子的街道僅有那麼幾條。十字街、榆樹街、衙前街、文廟街、馬道街、人民路、幸福路……城內有三景：一塔、一廟、一橋，算是古跡了。塔是清代的，有乾隆的禦碑；廟是文廟，供奉的是孔子、老子和釋迦牟尼，這又叫“三教合一”；唯那一橋，是沒有的。那橋記錄在清代的縣誌上，上述此地有一景叫“高橋攬月”。那橋究竟有多高呢？沒有人知道。據民間傳說，古時，有一孩子，爬到橋洞裏掏鳥蛋，一不小心，鳥蛋從橋洞裏掉下來，鳥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鳥蛋在下落過程中竟奇跡般地完成了孵化過程。就此，小鳥兒在落地之前脫殼而飛。說來，“高橋攬月”這一景觀是很有文學意味的，這應是天倉人想象力的極致了。
我在到任的第四天晚上，悄悄地從市府大院裏走出來，逛了大半個天倉縣城。
秋深了，我獨自一人，在天倉的大街上漫步。天色已晚，大街上人來車往，行色匆匆，一個個臉緊繃著。燈光下，一街兩行的店鋪正準備打烊，隻有飯館的生意還紅火。這時候，我看見了寫在臨街牆上的一行大字：“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種樹。”旁邊一麵牆上寫的是：“槍杆劉電話：4848488”——這是寧死也要“發”麼？是啊，這年頭有誰不想富呢？人人都想富。
走著，我貿然想，一個市長（當然，副的），走在大街上，竟然沒一個人認得他？是啊，天倉的百姓並不知道他們這裏又多了一個副市長，多一個少一個跟他們也沒啥關係……況且一個寫字的，下來掛了個職，雖然也期望著做點什麼。可你又能做什麼呢？這麼想著，就有些尷尬。
就這麼走著，我一直在琢磨那個“高橋攬月”。橋在哪裏呢？明明沒有橋，史誌上卻有這麼一個“高橋攬月”……這很像是一道腦筋急轉彎的題，因為你無法想象那橋的高度。可這能說明什麼呢？這又想說明什麼呢？很奇怪。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究竟走了多遠，走了幾條大街，隻是見燈光就走，見黑暗處回頭。當我轉來轉去，穿過一條斜巷，走過一個賣花圈的鋪麵之後，竟然走到了市醫院婦產科的後門處。這時候，在一根電線杆下，我又看見了老郭。
老郭在不遠處的路燈下站著，地上映著一個長長的影兒，旁邊還停著一輛破自行車。他袖著手、跺著腳，沒頭蒼蠅似的，像是在等什麼人。
我遲疑著。說來，我跟老郭還不算熟，就是到任那天見過一麵，該不該主動打個招呼呢？可這時，老郭卻跑過來了。他巴巴地迎上來，很熱切地說：“李市長，喝罷湯了？”
我點點頭，應了一聲。我知道，“喝罷湯”就是吃過晚飯的意思。當然，這是舊日的鄉村記憶，是典型的中原鄉村農民的口吻。
老郭說：“出來走走？”
我說：“走走。”
這時，老郭又巴巴地望著我，問：“李市長，分工了吧？你管啥？”
我笑了笑，略顯尷尬地搖搖頭。
老郭急切地說：“你得爭取呀。你是上邊派下來的，你要求分工，他們不敢不分……李市長，我那個項目，可全指望你呢。”
我說：“你不是跟薛市長有親戚關係麼？他可是常務副市長。”
老郭悻悻地說：“這人……不說他了。一點兒忙也不幫。”
我說：“我下來是體驗生活的……”
沒等我把話說完，就被老郭打斷了。老郭說：“市長啊，你整天在書房裏囚著，地方上的事你不懂。你要是不分工管點啥，就沒人理你了。你得趕緊要求分工，你一定要爭……”
我打斷他說：“天都這麼晚了，你在這兒幹啥呢？”
老郭說：“我來……配一味藥。”
我詫異了，說：“你，怎麼不進去呢？”
老郭貼得更近些，說：“這味藥，我是給咱縣銀行的馬行長配的。”說著，他的啞喉嚨“咕嚕”了一聲，耳語說，“李市長，我也不瞞你了。我有個‘好兒’……她表妹在醫院婦產科當護士長呢。”
我怔怔地望著他，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老郭給我遞了個眼色，說：“‘好兒’，你都不知道？我有個‘好兒’草帽張的。”
我還是不明白，問：“啥，啥好？”
他有些靦腆地笑了，說：“我可啥都不瞞你。就是‘情兒’。這你懂吧？咱這地界，都這麼說。就是，就是書上說的‘情人’。”
社會真是變了呀！真不敢相信，就這個吹吹乎乎的老郭，一個半吊子，還有情人呢。
老郭說：“我那‘好兒’，她表妹在縣醫院，給我弄了個偏方。偏方治大病——小孩兒的胎盤，要新鮮的。而後用文火焙幹……”
我十分詫異：“嬰兒的胎盤還能入藥？”
老郭說：“這你就不懂了。新生兒的胎盤，大補。你如果想要，我想法給你弄一副……”
我忙說：“不，不。”
老郭歎一聲，說：“你不知道現在辦事有多難。那馬行長，我整整找了他九趟，他就是不見我，死活不讓我進門。送禮吧，貴的咱送不起……這不，我打聽出他肝上有病。我給他弄了個偏方，偏方治大病。這偏方必須用新生兒的胎盤。剛好我在醫院婦產科有個熟人，她今天值班，讓我等著……”
他說得雜亂，我聽得一頭霧水。一會兒是行長，一會兒是胎盤，一會兒是情人，一會兒是護士長……這麼說，他是想貸款了？
夜氣漸深，分別的時候，我回頭望著他，隻見他形單影隻地在電線杆下立著，嘴裏還喃喃自語……此時此刻，我竟有幾分同情他了。
走出不遠，突然聽見產房裏傳出嬰兒的啼哭聲……又見老郭兩手握拳，半躥著吼道：“生了，生了！”
那情形，真像個瘋子。
五
人都是愛麵子的。
安頓下來後，我先後給各路朋友都打了電話，告訴他們我已掛職天倉的消息，朋友們也紛紛表示祝賀。然後就問，分工了麼？你一定要爭取分工。當時，我“嗯嗯”著，雖不是十分在意，但心裏還是有一些失落。如果檢討自己的話，我承認，這裏邊自然有虛榮的成分。
九十年代，社會上奢靡之風還沒刮起。那時，天倉雖已升格為市，官員們還都在原來的小平房裏辦公，是“寢辦合一”式。正職兩間（裏外套間），副職一間。我住在第二排的第五間房裏，離薛市長隻隔一排房，前後窗。
剛到任的頭一個月，不斷有人找上門來。最初，見有這麼多人登門，我還是很高興的。我想，這樣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到本地的情況了。
所以，但凡有人來，我一概熱情接待……說實話，來找我的，可說是三教九流，啥人都有。他們進門來，先是表示歡迎，說一些很體己的話。我記得，有個人一進門就說：“李市長，你喝‘牛眯’麼？咱這兒有‘牛眯’。”一聽這話，眾人都笑了。我知道，這也是當地的土話，說的是“牛奶”。說這話的是個養殖戶，他剛從新疆買回了六頭奶牛。一個說：“李市長，你多大腳？”最初我不明白他什麼意思，後來知道他是販牛皮、做皮鞋的。另一個說：“李市長，見了你，可家常，真親哪。回來我得給你弄點驢肉，北關街的，你嚐嚐。”這是一位鄉鎮幹部說的。還有一個說：“李市長，聽說你寫書。回頭我買一本，請你給簽個名。要說，我的事就夠你寫一本書了……”他們談各自的情況、處境、難處，有罵娘的，也有專門跑來告狀的。開初一個個都巴心巴肝的樣子，那親熱勁兒讓你很難招架。然而再往下，聊著聊著，就是摸底和試探了。到了最後，就是一句話：“李市長，你到底分工管啥？”
當我沒話說的時候，我就問：“天倉有橋麼？”記得那養殖戶一怔，說：“橋？不徐顧（‘不徐顧’也是本地的一句土話，意思是：沒注意，或是沒留心）。”我又試著問販牛皮的：“咱天倉，古時候是不是有座橋？”他說：“橋？還真不徐顧……哎，有，有。草帽張那邊，高速路上，有一水泥大橋。”我還問過一鄉幹部：“咱天倉，有橋麼？”他說：“橋？啥橋？木有（沒有）吧？這個這個……對了，有一村叫郭橋。”我仍不死心，再問一縣文化局的幹部：“咱天倉，有座古橋？”他說：“有，有有有。西邊，前宋北邊有一小橋，叫水磨橋，是石橋。”
這情形持續了大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不知從哪一天開始，就再也沒人登門了。到了這時候，我終於明白，老百姓是最實際的。哪怕是一個下派的掛職幹部，分工也是很要緊的。一個沒有分工的副市長，其實就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在這一個月裏，我曾參加過兩次市政府召開的大會。那會兒，我也像模像樣地坐在主席台上，就那樣在“老八”的位置上坐著，傻傻地……因此，我就更深切地體會到“擺設”這個詞有多麼準確。
“擺設”的感覺是全方位的。不久，當我再去市政府小食堂吃飯的時候，就覺得特別的孤單。這是一個很小的食堂，食堂有兩位大師傅，專對市府領導的。一般到這裏吃飯的，包括秘書長、辦公室主任等，有十一二個人。可是，常常，每到吃午飯時，偌大的飯廳裏卻隻有我一個人……後來，食堂的大師傅一見我就笑了。那笑，油汪汪的，意味深長。
照常，大師傅說：“還吃麵條？”我說：“麵條。”大師傅又問：“燴麵還是撈麵？”我說：“撈麵。”大師傅說：“你等著，馬上就好。”
說實話，天倉市政府小食堂夥食不錯，尤其是麵食，堪稱一絕。麵條很快就端上來了，光鹵就有三種：一種是西紅柿雞蛋鹵，一種是肉醬鹵，一種是牛肉香菜鹵。而後是各種各樣的拌菜、配菜：有切得很細的黃瓜絲、薑絲、青椒絲、蒜絲、芥菜絲、海帶絲、包菜絲、細粉……再加上油鹽醬醋及各種佐料，擺了一桌子。那麵也好吃，手工盤的、極筋道，加上各種配菜、佐料一調，香氣撲鼻，叫人胃口大開。
吃麵原本是有響聲的，要的就是那個爽勁。可是，可是呢，你一個人吃飯，有倆大師傅眼睜睜地瞅著……吃著吃著，你就有些不好意思發出響動了。不免羞愧，心說，你算個什麼，讓倆大師傅為你服務？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覺得處境十分尷尬。說起來是下了基層，卻像是吊在了半空中似的。常常，在院子裏走的時候，那步子踩下去，很空，很沒有底氣，有些“偷”的意味。
就此，我先後與同時下去掛職的幾位朋友通了電話，交流一下各自的情況。他們告訴我說，下來掛職，有分工的，也有不分工的，要看各地的情況……再問是怎麼分的？他們的回答很簡單，得“跑”。這個“跑”字裏涵蓋了很多的內容。我想，古人造這個字，是背著“包袱”的，那時候包含有“逃難”意味。那麼，在今人的眼裏，隻怕是就簡化成一個“足”、一個“包”了。
我一個寫字的，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官場中人，下來隻是為了體驗生活。為了這點麵子，就去“跑”麼？我有些猶豫。說實話，我不想當擺設。但我也不想“跑”，這是我的底線。
在市政府大院裏，眼看著各位市長都很忙，他們都有自己分管的口（部門），每天夾著包，去參加各種會議……隻有我是閑人。特別是薛市長，他離我近，幾乎是前後窗，每天見他身邊跟著一群人，前呼後擁的，也不免有些眼熱。特別是到了晚上，透過後窗望去，他的門前總有很多人來找，熱熱鬧鬧的。有時候，他一回屋，就大腔大口地往外轟人：“走走，都走。我這兒成火車站了！……”而我這裏，真正是門可羅雀。
後來，我覺得老這麼吊著也不是辦法，決定分別找書記和市長談談，看能不能做點什麼。書記、市長都很忙，見了我，也都客客氣氣的。書記姓王，王書記說：“我看過你寫的書。寫得好，寫得好……”市長姓劉，劉市長說：“咱這兒條件差，不習慣吧？……”市長還給我倒了杯水，說：“先熟悉熟悉情況，熟悉熟悉情況。”
薛市長則說得更直白些：“寫你的書唄。來這兒幹啥？這屌地方……”後來，我突兀地問了一句：“咱天倉有橋麼？”他愣了一會兒，說：“操，你啥意思？哪兒沒橋？你是說‘四路一橋’工程吧？不正建著的麼？你可別插手。這事歸趙副市長，他管城建。”
有一天，辦公室主任突然攔住我，吞吞吐吐地說：“李市長，薛市長讓給你交代一聲，你可別把咱這兒的事都那個啥……寫出去呀。”
在我到任天倉的一個月後，突然有一天，電話不響了，撥不出去了。我找了管後勤的小夥子，他很緊張，說：“壞了？修。”我讓人趕快修。三天後，那小夥子一見我，刺溜一下就躲開了。於是，我氣衝衝地找到了市政府辦公室，一進門，我厲聲說：“誰把電話掐了？”
這一刻，辦公室的人“呼啦”一下全站起來了。大約有十秒鍾的時間，沒有人說話，誰也不說話。他們就那麼默默地站著，一個個都很緊張。最後，辦公室主任跑上來說：“別急。李市長，你別急。問問，我問問。電信局這些王八蛋……”
就在這一刻，我明白了。而後，我搖搖頭，笑了。我是笑著離開辦公室的。後來，那個管後勤的小夥子悄悄地告訴我說：“李市長，這事不怨我。我哪敢私自掐你的電話呀。”
事過多年，我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當官也不容易，官不是那麼好當的。官員身上必須得有一種魅力。第一，口才要好；第二，氣場要大；第三，要有相當強的溝通協調能力。要像磁鐵一樣，往那兒一站，就有強大的號召力和吸附力。後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聽一位中央領導做報告。他坐在台上，麵前一片紙都沒有，可他侃侃而談，整整三個小時。他每講不到十分鍾，就有雷鳴般的掌聲響起。坐在下麵的，是來自各省的作家代表……那掌聲不是組織的，是自發的。我懂得了，這就是一個官員的魅力。
我沒有走，我決定在天倉留下來。我要好好地“熟悉熟悉”這個地方。有了留下來的念頭之後，才有了以後的事情，我才真正地認識了老郭。
六
後來，我就成了天倉市最自由的一個副市長。
這還真得感謝天倉市的領導，他們給了我超乎想象的自由。正因為沒有分工，我可以不參加任何會議，完完全全成了一個掛名為副市長的自由人。
我也是事後才明白，不分工有多好。若是真的分了工，起碼有“兩關”要過。第一關是“接待”，第二關是“接訪”。地方上有這樣一句話，叫作：“上麵千條線，下麵一根針。”你想啊，所有的“線”，都要通過你這一個“針眼”穿進去，一般的人，受得了麼？
首先，光“接待”這一關，一般人就過不去。所謂“接待”，主要是對上的。隻要是你分管的“口”，上邊來了人，你必須出麵，陪吃陪喝陪視察。這是工作。一個縣級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都有上邊的人來，你說你陪不陪？記得有一天，薛市長一天陪了七撥人，都是從上邊下來檢查工作的。他連喝了七場，醉得一塌糊塗。半夜被人架著攙回來，隻要見棵樹就說：“來晚了，我檢討，我檢討。”
再就是“接訪”，“接訪”是對下的。一個縣級市，上百萬人口，五行八作，形形色色，什麼樣的人都有，什麼樣的事都會出。就在我到任天倉的前一個月，因為“接訪”，一個衛生局的局長，聽說還是博士畢業，一下子瘋掉了！
聽人說，這個衛生局長一早起來正在刷牙，聽見“咚咚”敲門聲，他嘴裏還含著一個牙刷子呢，隻見一個白發老者破門而入。老者一手舉著汽油瓶子，一手舉著打火機，大聲叫著：“事關尊嚴，我不接受！我決不接受！我死！今天如不解決，我就自焚！死在你麵前！……”衛生局長一下就傻在那兒了。他說：“你、你、你……”徑直出溜兒地上了。後來，這個揚言要自焚的人並沒有死，衛生局長卻患上了憂鬱症，崩潰了。其實，他根本不認識這個人。這人是一個學校的老教師，因為沒有評上職稱，專門來找教育局長鬧事的。結果他敲錯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