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升公雞打鳴一樣笑了起來，“雞巴船彎在這兒呀！你是爭理吧？這個理也該爭一爭。我爹拚雞巴一輩子，不過才當了個大隊支書。你說幾句話，我搖身一變就成了區政協常委。我已經弄清楚了，區政協常委相當於副縣級。我是該親自到府上謝你才對。前幾天梁部長還來過呢。”
“哪個梁部長？”
“省委宣傳部梁部長呀。你和他那麼好的朋友，他來我這裏視察，也沒給你提說過？”
我拿著話筒聽呆了。
“桑塬，這裏說話不方便，等會議結束了，我請你作陪，好好請省報譚記者吃一頓。前天他在省報上給我寫了一大版，以後這生意好做多了。有人來了。”話筒裏傳出“吭吭吭”的聲音。
“東升，你裝什麼鬼！你到底在哪裏？”
等了一會兒，東升急匆匆說：“我在中州賓館茅坑裏蹲著。正在開政協會，上午單個發言，再有兩個代表就輪上我了。大哥大一嘀咕，我趕緊捂著肚子朝廁所裏跑。咱是個新常委，要注意影響，懷裏揣大哥大開會，這不是燒包嗎？剩下的話見麵再說吧。這泡假屎屙的時間太長，屙成井繩了，我得去會場準備準備。這兩天電話可得關了，總不能老是假裝屙屎吧？又有人來了。”
東升那邊壓了電話。
我想象著東升這個時候裝作係褲帶的滑稽相，不禁笑出聲來。東升有極上乘的表演才能，上中學時，即興表演常能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時候，我很為他沒有實現一名演員的抱負而感到遺憾，背地裏常喊他小支書，以表示我對他恨鐵不成鋼的情緒。每次喊他，他都樂滋滋地聽著，隻是提醒我不要當著別人的麵喊，怕傳到白鶴莊白姓人的耳朵裏。想起這些往事，我多少理解了東升現在的得意。
“你笑什麼？”妻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塞給電信局工人二十元錢，讓他們買包煙抽，送他們出了門。轉念一想，我又覺得這事對東升不一定是好事。他這些年，人生的最高理想一直處於抑製狀態，如今一下子實現，心理會出現失重現象，這是精神抑鬱症轉化成精神分裂症的基本條件。我曾對中舉時的範進作過病理分析，得出他曾患有癔想病的結論。在我收集到的上萬份病曆中，有半數以上的人在苦難時撐了過來，當他們重獲自由時，他們的心理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崩潰了。省作協有個作家，二十歲作長詩名噪文壇，二十一歲被打成右派，二十二歲被追加反革命罪，判徒刑十五年，四十二歲被平反昭雪，進入第二個創作高峰期，女友如雲，一年當二十年來過。五十歲後，這位作家又因收藏兩千餘件女人內褲胸罩聞名中州。事發後他自殺未遂，現在他正在我這裏進行心理治療。東升能不能經受這種成功的考驗呢？我有點為他擔心起來。
“桑塬，”妻喊我一聲，“你一會兒笑，一會兒皺眉頭，出了什麼毛病？”
“毛病？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和梁部長說了幾句閑話，那五畝地不但沒人買了，東升竟當上了區政協常委。這部電話，他說是他的一點心意。”
妻的眼睛悠地一亮，說：“東升還真講交情，如今這社會，過河拆橋的人太多了。我想，交這樣的朋友，沒什麼壞處吧。”
“能有什麼好處！這電話費竟要另外一個單位支付，誰知道背後還有什麼交易。”我從茶杯裏挖出一團茶葉子嚼著，辨不出是苦是香。
妻說：“幹嗎把事情想得那麼複雜？你幫了張東升的忙，他還你一個人情，如今流行這個。流行的東西，總有它的合理性。”
“我總覺得這不大正常。”
“你是病人見得太多了，別疑神疑鬼了。”
我找了一張前天的省報，第二版果真登了一篇通訊《都市裏的生產隊》。文章占了一整版，標題是通欄手書，規格之高，實出我的意外。東升說的譚記者，竟是部長夫人。到底是作家，文章寫得十分動情，白鶴莊人顯然被部長夫人美化了，他們養狗養雞的傳統被根除，竟顯出了一種悲壯。部長夫人在這裏好好地詛咒了都市文明，把東升的生產隊當做世外桃源來謳歌了。文章裏引用東升的話，多半是廣告性言語，十幾項沒受孕的工程，也讓他說得有鼻子有眼。我已經習慣了時下推出典型的作法，並沒有覺得出格，也不特別為東升高興。
星期四上午，東升拎著一隻微波爐來了，一身質地考究的深灰西服，兩個扣子都扣著，“金利來”領帶的尾巴斜在右麵一排兩個扣子附近，朝上一看，領帶是紅領巾的打法，鬆鬆垮垮，皺皺巴巴在下齶下麵擰出一個疙瘩，腳上的皮鞋樣子極瘦，蓬頭垢麵的。一個解放軍中士緊跟著他走了進來，手裏拿著東升的大哥大。我有點詫異，一時沒找出合適的話，隻是讓他們坐下。
妻從裏屋走出來，笑吟吟地道：“是張隊長吧。”昨晚東升打電話說今天要過來，她執意要認識認識，今天沒去歌舞團上班。
東升顯得手足無措，喉嚨裏咕噥著奇怪的響，結結巴巴說：“是，是弟妹吧？”
東升麵對女人時的表現叫我好生納罕，在我的想象中，東升是腰纏萬貫的新貴，應該不乏和女性交往的經驗。
東升立即嘖嘖連聲，“咦，到底是跳芭蕾的，要不是桑塬說過你們兒子在杭州跟他外爺上學，我怕是要把你認作侄女子。真是人跟人不同，我那屋裏的，愛人，論年紀，大不了你幾歲，倒像是你的媽了。”
妻看上去很高興，說：“老了，老了，不好看了，快坐下來喝茶，喝茶。”
東升並不坐，拉過中士說：“小李子，門也認清了，這是你桑老師，這是你師母，看清楚了，你去忙你的吧。你把大哥大隨身帶著，我啥時叫你，啥時你來接。別跟你那小鴿子玩忘形了，誤了我的事。”
中士連聲答應，轉身出了門。
“東升，啥時候學會變魔術了？”
東升坐下來，“車已經上了牌子，小李子是專職司機。原想買個半舊的上海玩一玩，這一當政協常委，身份不一樣了，換了這輛新桑塔納，耽擱了一個月時間，要不，我怎麼會這麼長時間不來看你們。”
我擔憂道：“東升，涉及軍隊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
“你這話是啥意思？”
“冒充軍人，可不是小事。”
“桑塬，你也太小看人了。”東升說：“這種事我怎麼能去幹？別說現在咱也算是個有身份的人，坑蒙拐騙的事，十年前我也沒幹過。過個小李子不是假的，車上的軍牌也不是假的。你咋會想到這個岔道上！”
妻打圓場道：“桑塬跟你開玩笑呢！那小李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看就知是個真的。”
東升解釋說：“如今這社會，不好混，凡事都得備七八個心眼。有車的人不多是不是；不多，別人心裏就不平，交警、公安、保安，專愛找私人車的麻煩，一看咱是農二哥，肯定掄起快刀宰。我的司機是軍人，車牌又是軍隊的，出點小問題，誰敢扣咱的車？”
我還有點將信將疑，“這事就那麼容易辦？”
“容易？雞巴容易！我又沒個將軍舅爺，靠關係咱根本辦不成。這是撞在槍口上的便宜，不揀白不揀。鐵路局南邊伊河路有個兵工廠，做服裝的，想用一用圍牆外麵和大街之間的空地修個店麵，對外出售軍服什麼的，找到我要給個方便。我提的條件就是給個軍牌，配個司機。其實，這事能辦成算是僥幸，我哪裏不明白軍隊欺不得？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咱懂，他們要占，我也隻能幹瞪眼，軍工廠不比鐵路局，咱懂，不能跟人家耍橫的。所以，我才說這事辦成是運氣。”
我還是不大明白，“你們生產隊難道還有土地所有權？”
“雞巴權。見縫紮針，打擦邊球。六十條說得明白，解放後土地都歸國有。國家是啥？先前公社大隊就是國家。各個單位征地，都和大隊簽字畫押，合同地契就留在大隊了。這些地又不是有零有整劃出去的，剩下的邊邊角角，日子一久，都想占了。咱有十幾個農民，這地就屬於咱。農民活命靠啥？靠地唄。他要蓋房，咱不讓他蓋，鬧出事情，官司打到京城咱也占理。國家總不能讓咱這十幾號農民餓死吧？”
“這裏麵還真有學問！”我不由得歎道：“這部電話，恐怕也是用這些邊角地換的吧？”
東升得意地笑了笑，“我爹在世時，常對我說，精一門手藝，就能吃遍天下。你靠行醫吃飯，弟妹靠腳下功夫吃飯，我隻能靠地吃飯。一馬平川的地，靠的是侍弄，會種瓜得瓜，會種豆得豆，有的家養豬興，有的家養雞發。這一圈到城裏，什麼都不靈了。外國城市還準養狗，這裏狗也不能養的。說起生產隊，城裏人一想，不是雞鳴狗叫，就是蘿卜青，青淩淩。我這生產隊，這十八般武藝都吃不開了。開始想著沒地了，做別的文章，辦過草帽工廠，幹兩年，草帽不興了。後來又做茶壺塞兒，又做兩年，不靈了，為啥？高壓水壺滿街都是。想做別的吧，哪有力量和城裏人競爭。走投無路，轉回來又琢磨這地，沒想還真整出點名堂了。那一次在鐵路局門口見你，正和鐵路局服務公司較勁。他們想修店麵，招呼也不打一個，當我張東升是個二百五呀？在這塊地皮上混了幾十年，絕過食，請過願，使過絆子耍過橫，次次都贏。那邊我讓人推牆，這邊我去找鐵路局局長，把當年的征地合同朝桌上一擺，讓他看著辦。沒過幾天，服務公司經理去找我了。結果他答應安排我兩個遠房親戚到他的公司上班。後來一想，還不解氣，就讓他們給你安了這部電話。我說你是我們生產隊聘的高級顧問，理上就說得過去了。”
妻說：“張隊長，桑塬點子還真不少，當個顧問，對他搞研究也有好處。”
我心裏暗自叫苦，又不好再拒絕，隻是咬著牙白了妻子一眼。
東升說：“弟妹說得對。桑塬提醒我要靠生產隊三個字發達，果真就有那個意思了。邊邊角角的地，總有用完的時候，那時該咋辦？梁部長那次去視察，指示我要把目光放遠一些，要做城市新農民，把生產隊磨成一顆中原明珠。如今我才後悔當年書讀少了。桑塬隨便一出手，我張東升就變成一個人物了，這才叫能人。”
話說到這種程度，我隻好順水推舟了，“這是什麼話，你我朋友多年，在一個城市，相互照應一下，也該。”
東升眨巴眨巴眼睛，突然伸手搗了我一拳，“誰不想撲騰出點大名堂？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朱元璋打天下，沒有劉伯溫，行嗎？那塊地這一兩年不準備賣了，沒有地還能叫什麼生產隊，沒有生產隊咱就當不了典型。當了典型，就能貸來款幹大事。我琢磨好了，拆掉我現在隊部的兩幢兩層樓，蓋一座農民娛樂城。市裏已經答應優先保證這個項目的貸款，我已經讓省設計院設計圖紙了。等這事辦成了，再賣那塊地。不管啥時賣，這錢都有你桑塬百分之十。”
“我不會要你這些錢的。”
“咋！”東升瞪起牛眼，“你是不是信不過我？要不我給你留個字據，你這樣說話我可要惱你了。”
“張隊長，”妻給東升剝了一支香蕉，“其實，你有這份心意也就夠了，給得太多，我們怕擔待不起。”
沒想到東升竟動了感情，喘了幾口氣道：“我在監獄裏，什麼惡人沒見過？這些年，那些年，什麼險惡沒見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我就是這麼一個人。出獄後這十幾年，我苦掙苦挨，為的是什麼。我有了錢，還是什麼也不是。本來，我打算就這麼活球一輩子算啦，你們拉了我一把，黨籍問題有人過問了，被冤坐牢的事也有人過問了。沒有今天，我就是成了億萬富翁，也是個勞改釋放犯。桑塬，你說這能是錢可以買的嗎？我知道這都是因為我如今成了典型、政協常委，才有這個合法洗刷自己的機會。這個機會是誰給的？是你桑塬，我要是忘了這一點，我還是我爹掂球做的嗎？”東升嗚嗚地抽噎起來。
我發現我低估了那幾年冤獄給東升帶來的傷害。東升這種表現，有極大的普遍性。一個生命的正常流程被扭曲後，隻要這生命的細流沒有中止，它的力量根本沒有消耗掉，一旦時機成熟，它就要以合適的方式顯示自己。從這一刻起，我把東升當成一個病人看待了。我不知道能為他做些什麼。即便要做，也要等我知道了東升全部的心靈傷痕後才能決定。我拍拍他的肩頭說：“東升，把肚裏想倒的東西都倒出來吧。”
東升鼻子一嗡一嗡，嚎啕一陣，突然罵道：“操他媽！”
接著，他如泣如訴地講述起來。他在戈壁灘為了入黨九死一生的冒險經曆；他在牢裏搞同性戀的隱私；他出獄後得到白鶴莊的最高權力時的步步血痕，都使我驚悸。作為一個心理醫生，我並不是沒見過更深重的苦難。我一直認為，消滅生命並不是最殘酷的。我需要一批證據，來證明這一點。東升的經曆，放在當代中國，它有極高的典型性。正因為我發現了這一點，我才感到悲涼，他畢竟是我的朋友。
中午吃飯時，妻教會了東升怎樣打領帶。
妻說：“嫂子讀過大學，怎麼沒教你。”
東升說：“她整天想的就是拔牙，又是文化大革命後期讀的大學，咋會日弄領帶。我讓她辭職開診所，你猜她怎麼說？她說這樣可以備個萬一。哪裏有這麼多萬一？我張東升總不能老走背運吧？”
四
所有偉大的東西都有魅惑力，哪怕偉大的苦難和偉大的罪惡。我熱愛有魅力的生命，這就是我當初選擇學醫的唯一動機。藝術也崇尚苦難和罪惡，但它設置柵欄，我不喜歡中間的麵紗。藝術有點葉公好龍，它在展示苦難和罪惡之後，隻具有淨化這一種於人類有益的功能。醫學在飽覽苦難和罪惡的奇觀後，多半能產生根治的良方。
我該認真觀賞一下東升了。支書坯子、要黨票不要命的戈壁灘戰士、片警、勞改犯、同性戀者、低層陰謀家、都市生產隊長、腰纏萬貫的大款、區政協常委，直到今天，東升完成了以上形象的塑造。將來呢？東升將來最終要完成一件什麼樣的雕塑呢？在東升以往的曆史中，沒有清晰可見的主要特征，每一段都呈現出模糊性和多義性。心理學認為，一個成熟的生命，其行為受一種處在無意識狀態中的心理定式製約。東升的心理定式是什麼呢？如果他被捕前的經曆起了主導作用，他將來或許能成就一個政治家，經濟決定政治，已成為一種世界潮流。如果勞改時期積澱的力量占了上風，東升又會朝何處去呢？東升多舛的命運，是天性使然，還是環境的塑造？
我必須對東升的重要曆史片斷進行梳理。
東升在戈壁灘幾乎用生命換來黨員這個身份那一刻，他心裏在想什麼？他在想張家父輩苦鬥時的艱辛了嗎？他在想張家政權在白鶴莊的固若金湯嗎？東升在那個年代，屬於政治上早熟的一類人。東升他爹這個老牌政治家，在東升踏上西去列車的時候，已經給他打上了鮮明的生命底色。東升走進部隊的目的，隻能是一個：入黨。要當支書，必須入黨。
但是，東升還是能選擇別的道路。這得需要環境的塑造。這個時候，軍隊的現狀沒能阻止東升朝自己的理想前進。東升入伍第二年，中蘇在珍寶島打了一仗，穿越沙漠地區的實戰演習關係著國家利益，必須要搞。大規模演習前，要搞模擬試驗，看一看戰士的生命極限到底在哪個地方，以便決定中蘇戰爭全麵爆發後，部隊從沙漠穿過，迂回到敵後的行軍路線。東升報名參加小分隊，是在拿生命賭火線入黨。要不，就無法解釋二十年後，東升談起這次死亡行軍時眼睛裏閃爍的恐懼。七天後，他成了八個幸存者中的一員，他贏了。他贏了之後，唯一一個念頭就是盡快回白鶴莊。
東升在白鶴莊生活了四個月，父親馬失前蹄，被免去支部書記職務。此時，東升自小就開始追逐的目標突然消逝了。我認為，他對戈壁灘的恐懼隻有在這個時候才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靈上。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才開始考慮在戈壁灘付出的代價值不值這個問題。老牌農村政治家因為說了一句對林副統帥充滿感情的醉話，他的政治生命就中止了。這種殘酷的現實，把他送進一個心理頹廢期。心理學告訴我們，人在這種時期極易走向反麵。東升決定來一次脫胎換骨，徹底走出土地，變成一個城裏人。實際上，他是在嚐試學會遺忘。第二年春天，支書坯子張東升去了一個派出所當了片警。這一年，白家在白鶴莊的權力較量中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老支書在一個淒苦的冬日裏含恨而逝，生前，老支書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東升在這個時期，打算要把警察一直當下去，他並沒學會臥薪嚐膽，學會的是談戀愛，追求的是平凡和安靜。父親的結局，給他的啟示是：不能再醉心權力了。二十年後，東升卻說：“我爹死在我手裏，他不該小看我。”我姑且把東升這種補遺當做他在那個時期的一份潛意識檔案看。
緊接著，東升被拋入了另一個軌道。
“趙副局長為他侄兒的事，不該把我朝死裏整。周指導員為什麼要落井下石，我更不明白。我想，有些人生下來心就是黑的吧。”
我很重視東升重複兩遍的這番話。他的結論重視了問題的一個方麵，忽視了另一個方麵。他忽視了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其實，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問為什麼的。鐵路局醫院外科醫生扒兒媳內褲要化驗精液，恐怕不能問為什麼。兒媳婦偷人，兒子不急，老子急，為什麼？這恐怕也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
問題是這個場麵恰恰讓穿著警服的張東升看見了。張東升沒問為什麼，直截了當對那個挨打的女人說：“你打他不過，你爹，你哥，你弟弟呢？”
問題是這女人照著張東升的話做了，驚動了派出所。這起民事糾紛的問詢筆錄上，記下了女人這樣一句話：“張片警要我找人打他的。”
女人這句供詞本來傷不了張東升一根汗毛。
偶然事件發生了。張東升這一段經曆中，充滿了偶然事件。
一個月後，趙副局長的內侄與人發生爭執，先動了刀子，案子恰恰出在東升管轄區。本來，這件事可以把張東升推到趙副局長親信的位置上。他隻用在審訊筆錄上做點文章，很容易能達到這一目的。趙副局長確實給了東升這個機會，當麵塞給張東升一個紙條。張東升看後，隨手把紙團扔進了廢紙簍。這一行為並不構成對趙副局長的傷害，甚至可以解釋為張東升在銷毀罪證。中午，張東升在一個同事家裏喝了幾杯酒後，去審了這個案子。他記著趙副局長的條子，放了一個姓趙的，寫了“拘留十五天”的處理意見。偶然的事發生了，張東升忘了內侄外侄的區別，而與趙副局長鬥毆的青年恰好又姓趙。這樣，張東升的一係列行為就構成了對趙副局長的傷害。
必然結果出現了。一個星期後，外科醫生好端端地，卻住進了醫院，那件民事糾紛變成了刑事案件。審理的結果，張東升成了主犯。兩個月後，他被判三年徒刑，卻被關押進一座重要罪犯監獄。
三年後，東升出了獄，發現自己的城市戶口已不再存在。他又回到了白鶴莊。
一個警察和一群殺人搶劫犯住進同一個號子，所受的待遇可以想見。我有個病人，是個刑滿釋放犯，他家裏人介紹說，他出獄後，幾次回到監獄附近，後來就有了重新犯罪的行為。經過半個月的治療，我發現他是一個受虐狂。在監獄裏，他挨了五年打，出獄後，與苦難有了距離，他透過這段距離，發現了苦難的誘惑。靠他自身的努力，他已經無法抗拒這種誘惑了。我對他的病毫無辦法，當我知道他小時候很懼怕他父親這一曆史後，我約見了那位已經年邁的父親，希望他能重新建立他的權威。半年後，這位病人自殺了。做父親的在一次盛怒下，用木棍打斷了病人的一條腿，因這次失手，父親再沒動兒子一根指頭，病人無法再次挑起父親的憤怒，他選擇了死亡。正因為這樣，我並沒有追問東升在監獄裏的詳細情況。他對這一段生活講得極少。在這極簡約的講述中，他重複了這樣一個細節：開始的半年，他靠馬桶睡，每天負責倒馬桶，每天晚上，獄頭罰他把頭插進尿桶倒立，唱完三首歌才準睡覺。東升自殺未遂後，管理人員才把他換了一間牢房。
我已經注意到這段生活對東升產生的重大影響。東升在以上幾個階段的轉變，都是急風暴雨式的，每一次打擊，都足以改變他人生的道路。老支書死後，東升的酋長夢從理論上說已經徹底破碎了，再經過不堪回首的三年牢獄的磨練，東升應該變得安於現狀了。事實上，東升卻以百倍的狂熱投入到白鶴莊的權力爭奪中。這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心理。東升的天性，東升所受的環境的影響，把他推到了一個帶有攻擊性的人群。
這段時間，我給東升通了幾次電話，他的農民娛樂城項目一路綠燈被批準了，隻等第一期款子到了他的帳上，就可以動工。我為東升感到高興，平心而論，我寧願看到東升能通過自我調節，把苦難帶來的心理痼疾變成一截永不發炎的盲腸。我不希望他在我的研究中提供一份新的證明材料。右派作家後來表現出的觀淫癖，在我看來是他在漫長的二十年裏性壓抑積澱的結果。他的病已成為不治之症，因為他已經過早地在生理上喪失了男性的功能，心理虧空被放大了。在和這位作家的誘發式交談中，我曾指出，他錯過了一個曆史性機遇，沒能充分重視他聲名鵲起那段時間和一個年齡上可以作他女兒的青年女作家的戀情。我曾經用一個月時間，反複研讀了這位女作家失戀後發表的大量的作品，發現她也有病。
有很多次，我真想中止這種研究。我發現，進入的愈深，我就愈痛苦。幾乎所有的病人，都是各個行業的最優秀的代表。正因為他們的優秀，他們看到了社會的不完整性，看到了人性的弱點，看見了法律的漏洞，他們都是行動者。
過了近一個月，小李子突然來到我的家。
“是不是要開奠基禮了？”
“不是的。桑老師，下午打了起來，郝院長要告狀，張隊長要我接你過去討個主意。”
我顧不得收拾案頭的病曆，急忙跟著小李子下了樓。
東升一個人悶坐在辦公室裏抽煙，看見我進來，踩了煙頭罵了起來：“銀行這些王八蛋，貴賤隻給兩百萬，加上我的家底，這大樓也隻能蓋成一小半。我去找市長，市長說如果這個項目基本上由國家投資，就沒多大意思，銀行答應給兩百萬，已經破例了。他讓我設法自籌資金。把我渾身骨頭削成扣子賣，又能賣幾個錢？我心裏本來有氣，這姓郝的還不給麵子。”
“你怎麼能動手打人呢？”
“我沒動手。手下幾個人不會辦事，打出了紅傷，他告到區裏了。”
“你找我來做什麼？叫我來給你擦屁股呀！”我坐在辦公桌前，翻看一疊圖紙。
“傷勢不重的，這個姓郝的外強中幹，不會有大事。我找你來，是想核計一下娛樂城的事。這個大家夥怕是搞不成了。省設計院太黑，搞一個設計，問我要了十幾萬，房子蓋不成，這十幾萬不就泡了湯。”
設計費要十幾萬的工程，小不了，我說：“到底還差多少錢？”
“差多了。”東升打開保險櫃，端出一個模型，“你看看，漂亮不漂亮？二十二層，五層以下搞娛樂，六層當生產隊辦公室，剩下十六層搞賓館，一條龍服務，造價八千萬。”
“八千萬，貸款利息每年要付多少？”
“大概三百萬吧。”
“第幾年可以贏利？”
“大概第三年吧。”
我忍不住笑了起來，“東升，你這是蛇吞象！國家錢再多，也不敢讓你拿來打水漂呀。眼下恐怕隻有兩條路，搞股份製，會有人感興趣的；要不，就縮小規模。”
“股份製？誰當老板？當然是誰的錢多誰當。事兒辦成了，人家吃肉我喝湯，這種傻事不能幹！恐怕隻能縮小規模了。可是，蓋個小火柴盒子有啥球意思。”東升輕輕撫摸著那個精製的模型，“十幾萬呢，夢了一下就完了。我總得想法補上這個窟窿。姓郝的有錢，我會想辦法叫他吐出幾萬。走，到咱的館子喝幾盅。”
“東升，你這麼蠻幹可不行，你能有今天這種局麵，不容易，應該珍惜。”
“喝酒，喝酒，我又不是三歲小兒，大風大浪經得不算少了，沒什麼大不了的。你是顧問，等會兒我給你說說清楚，省得你睡不著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