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對了。我聽說，從黃梅來的人，無論是唱文曲戲的，還是唱黃梅調的，隻要聽說姐姐在什麼地方，他們就不敢在姐姐駐地周圍10裏之內演戲是麼？”
“你說的，是家鄉同行們對我的尊重；而我說的，是安徽人，特別是徽商們對黃梅戲藝術的尊重。” 邢繡娘說：“我到安徽來，除了避難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想借助徽商的財力和他們對藝術的格外關注，促進黃梅戲的發展。”
“有道是，‘無商不奸，無奸不商。” 何仙姐說：“用姐姐你自己的話說，你這不是與虎謀皮麼？”
邢繡娘說：“‘奸’主要是指他們經商的謀略。他們的文化藝術，尤其是對黃梅戲的態度，並非如此。如果你了解大鹽商江春，就不這麼說。”
江春（1720-1789）是清代著名徽商。他那“江廣達”的生意牌號叫得非常響。因此，也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乾隆皇帝都稱其為“江廣達”。江春是徽州歙縣江村人，是兩淮鹽業總商。其家庭，更是徽商中傑出的儒商世家。
江春的祖父江演，於清初遷揚州，從事業鹽。大富以後，他處家極儉。而扶危濟困，則一擲千金。江家曾捐金疏浚揚州下河，修建家鄉幾十裏山路。江演德高望重，被公推為祭酒，還受到過康熙帝的勅封褒獎。康熙末年，江演三子江承喻（即江春的父親）繼承父業，為兩淮總商。雍正朝，又為兩淮30總商之一，積資數百萬銀兩，成了兩淮鹽商中的中堅人物。
江春因為父親早逝，19歲時便襲任鹽商大業。至乾隆初年，便成了兩淮四大總商之一。因江春由儒入商，“本大道為權衡，絕無市氣；協同仁於信義，不失仁風”。加之，經營有道，又兼文名，所以深得眾商擁戴，遂為總商之首。他“練達明敏，熟悉鹽法，才略雄駿，舉重若輕。”在他擔任兩淮鹽業總商的40年間，先後向國家和社會捐輸1100多萬兩白銀報效國家和社會，在兩淮鹽商中居首。
江春的投資並沒有白費,他的大手筆驚動了乾隆皇帝。每當新的兩淮巡鹽禦史上任前，乾隆總要對巡鹽禦史說：“江廣達（以江春的牌號代稱其人）人老成,可與谘商”。於是，江春成了當時朝廷與兩淮鹽商之間聯係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其商業也從中得利不少。乾隆皇帝曾為他手書“怡性堂”匾額，邀他參加千叟會，授予他一品布政頭銜，並追封其三代，從而贏得了“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美譽。
江春平生樂善好施，多建宗祠書院，救濟貧寒士子。他任兩淮鹽業總商期間，曾先後八次參與接駕。其中，包括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六次到楊州，都是江春操辦接駕事宜，因而深得乾隆褒嘉。
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首次下江南，江春率汪廷璋、黃履暹、洪征治等總商在蜀岡禦碼頭接駕。乾隆二十二年，江春籌資，在天寧寺興建行宮，並將瘦西湖北邊的私宅——江園獻出來，作為官園迎駕。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第三次下江南時，特意臨幸江春的私宅——“江園”。高興之餘，為江園賜名“淨香園”。
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期間，在揚州瘦西湖遊覽時，感慨道：這裏的景色如果有一座白塔，幾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第二天，乾隆再次坐畫舫遊覽瘦西湖時，竟然看見一座豎立在湖邊的白塔。這一夜之間出現的白塔，就是江春用鹽堆砌起來的。
何仙姐聽到這裏，忍不住插話道：“乾隆三十年？姐姐你不正是那一次見到乾隆皇帝，並認識紀曉嵐大人和陳東浦大夫的麼？”
“我是在木瀆見駕，江春是在楊州接駕，是兩個不同的地方。”邢繡娘接過話頭說：“八年後，當我被迫來到安徽，想借機為發展黃梅戲做點事情。那時，由於恩爹吳榮的暗中相助，我很快在安慶一帶站穩了腳跟，班社裏的人也不愁吃，不愁穿了。不過，想為黃梅戲的發展做點事，僅僅不愁吃、不愁穿是遠遠不夠的。”
“於是，你就找到了兩淮總商江春，對吧？”何仙姐問。
“是江總商找到了我。首先，是我想找他，但不得其門而入。隻知道徽商的老家都在徽州，便把黃梅戲唱到了徽州。”邢繡娘說：“我在徽州唱了兩年後，雖然結識了不少徽商，卻一直無緣與號稱兩淮總商之冠的江春謀麵。第三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他卻主動找到了我……”
原來，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準備第五次下江南，江春準備率兩淮鹽商在熙春台為乾隆慶七十大壽，後人將這一盛世大典稱為“春台祝壽”。一切準備就緒後，江春突然覺得，如果皇帝一時興起，要到自己家的江春東園逛一逛，似乎還少缺一個唱小曲的為萬歲爺佐酒助興。當江春征詢鹽業同行們的意見，請什麼人最合適時，大家不約而同地說出了同一個名字——“邢繡娘”……
結果，那次乾隆皇帝還真的遊覽了江春東園。乾隆皇帝聽完邢繡娘的演唱後，情不自禁地對邢繡娘的演唱進行了一番讚美，又隨口說了一句讓江春大吃一驚的話：“已經二十年沒聽過這麼好的曲子了。朕以為，像這樣的曲調，除了湖廣的黃梅名伶邢繡娘之外，沒有第二個人能唱得出來。沒想到，你們安徽……”
當江春告訴皇上，演唱者正是湖廣的黃梅名伶邢繡娘時，年已七旬的乾隆皇帝把邢繡娘叫到自己身邊，問明情況後說：“你走的是一條險惡、荒涼、陡峭的路，就像山羊一樣義無反顧走向巔峰，很不容易，理應重賞！”
江春令人去取賞錢時，乾隆皇帝又對身邊的紀曉嵐說：像邢繡娘這樣的戲曲藝人，可以充當朝廷留在於民間的分管文化、禮樂的“民間侍郎”。是建設乾隆盛世所必需的、為朝廷摸平民眾心靈、治療百姓心靈創傷的“一隻手”。盡管她在鞭撻假醜惡、謳歌真善美的同時，時常會製造一些麻煩，但更多的，卻能起到監督貪官汙吏，為官府凝聚民心，為百姓表達心聲，為國家傳承文化的作用。這樣的藝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紀曉嵐聽後，發自內心地說了一句：“陛下聖明！”
事後，江春問紀曉嵐要不要由鹽業聯盟出錢，為邢繡娘成立一個專門為朝廷歌功頌德的戲劇班社。對乾隆皇帝的旨意心領神會的紀曉嵐，搖了搖頭說：“皇上剛才不是說過，她是一隻義無反顧地走向巔峰的羊麼？大凡羊型人才，希望自己是默默無聞的實幹家。們是傳統主義者，又是永遠的創新者。牧人在放羊時，隻能跟在羊的後麵，任羊自由自在地走。隻有在頭羊領錯了大方向時，才能揮動鞭子喊兩聲，千萬不要在前麵拖拽。你越是使勁拖拽，羊就越不肯走。因為，他們總是自己確定目標。”
不知是由於紀曉嵐的這番話起了作用，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江春後來一直特別關照邢繡娘和她的黃梅戲班社。邢繡娘是為了發展黃梅戲，主動結識徽商的。而徽商的創業文化又使邢繡娘認識到，黃梅戲要發展，就必須抱著一種“出世”的心態“入世”。她慢慢認識到，所謂“入世”，就是要趨利避害，就是汲取一切對黃梅戲發展有益的東西。不能以世俗的眼光肯定一切，否定一切，而是有批評地吸收，有尊嚴地合作。既要讓黃梅戲從民間吸取營養，也要大大方方地從政界、商界吸收營養。
所以，邢繡娘在與政界、商界打交道的過程中，是有理、有利、有節。在與商界打交道過程中，不以尊嚴和自由換錢，而是以才藝換取黃梅戲發展所必須的支撐。不學習徽商如何嫌錢，而是借鑒其創業精神、入世智慧，發展父老鄉親所喜愛的黃梅戲。由於邢繡娘與大鹽商江春主動接觸，使她找到了適合黃梅戲發展的經濟營養，推動了黃梅的戲曲文化與徽商創業文化的對接，推動了黃梅戲的“入世”和與時俱進。所謂“與時俱進”，就是要不在破壞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第六次下江南時，乾隆再次臨幸江春東園和康山草堂，江春仍然請來邢繡娘為皇上唱黃梅調。乾隆皇帝當時一高興，不僅償給了邢繡娘不少金銀，還當麵賜給江春的七齡幼子江振先一個“金絲荷包”。
在這一係列的迎駕活動中，江春竭盡心力，參與謀劃，他的辦事能力驚動了朝廷。因此，每當新的兩淮巡鹽禦史上任前，乾隆皇帝總要對他們說：“江廣達人老成，可與谘商”。在兩淮鹽商同最高統治者的關係中，江春算是—個代表人物。
邢繡娘無論是在湖北還是在安徽，都是普通百姓歡迎的“心靈醫生”和“精神廚師”，她有一種發乎內心、與生俱來的慈悲心。她認為鄉親父老作為弱勢群體，生活貧困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來戰勝，人窮誌不能窮，錢少不能沒有希望。所以，她要唱出他們的心聲。她要通過唱戲，說出他們的“牢騷話”。包括揭露和斥責貪官，讓父老鄉親們心裏上平衡，精神上愉悅，給他們以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