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郭小林跟我討論過當代小說創作原則的一種（現在原則很多，隻能說是一種）：平民意識。我們都覺得這一點很重要。這條原則就是要解決給誰寫，寫給誰看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小說的命運就難測了。記得有人講過一句很精彩的實話：1988年以前是作家控製讀者（我寫什麼你看什麼），1988年以後是讀者控製作家（你看什麼我寫什麼）。到底是不是這樣，我還沒想透，但我覺得後一句話說得夠狠，狠得很到位。如果我們拋開一味迎合讀者的消極成分，確實有一個小說為大眾接受的話題，值得小說家們認真思索。
1992年之後，我下決心跟現代派告別，不再跟讀者玩什麼把戲了。老老實實坐下來寫了，注意盡量把小說寫得先讓我那個圈子裏的朋友們看得下去。於是，我就先後寫了《大忙年》、《年底》、《底層》、《天下大事》、《大廠》、《震蕩》、《天下荒年》、《天下書生》、《天下無忌》等一些與現實生活貼得較近的中篇小說，圈子裏的人看了說還耐看，我就再發表出去。我漸漸覺得我有幾分像小林友說的那種平民意識了。
但是我擔心我在這種“平民”的層麵上還能堅持多久？人是一種極容易膨脹的東西。在這個不講錢就顯得不真實的年代，平民這個字眼顯得太窮氣了一些。所謂人窮誌短，不像大款那樣誘人。不是常常有一些平民作家耐不住下海了嘛。至於能在海裏撈到什麼或者撈不到什麼，反正是不想再當平民了。待爬上岸來，筆下就多了一種富貴氣派，於是，又開始不在乎讀者了。誰知道我日後會不會也要有這種富貴氣呢？蒼天在上，我真的不敢許諾。但願我不會小人得誌起來。
講了半天，我隻是在講小說的形式。還是離大眾近一些的好，如果形式一味跟大眾對著幹，那小說的末日真的要到了。
隻要我們不是閉著眼睛瞎說，我們就能看到，小說正在變成一種遠離大眾的風景。近年來，各種期刊正在試驗著各種旗幟，但引起社會反響的小說越來越少了。我們可以人為地製造著各種各樣的小說熱點，但是讀者似乎冷酷得近乎殘酷。小說正在脫離著大眾，日益貴族化的整體氛圍，已經要使小說走入絕境。有人說：怕什麼，中國人多，隻要有百分之一的人還看小說，那麼我們還有一千二百萬的讀者群。真的不怕嘛？
不管什麼時代，大眾需要小說為自己代言。如果小說家們不願意，那麼大眾就會把小說和小說家們扔掉，像扔掉一件舊衣服。不信你就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