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北美華人作家占據了本書的半壁江山，並非北美華人作家的創作就一定高於東南亞、歐洲、大洋洲等其他地區，也非編選者有意為之，實在是國內文學期刊發表作品的現狀使然。當然，北美新移民作家旺盛的創作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那裏活躍著一大批不領工資、不拿稿費卻熱心於文學事業的“文化義工”，有文心社、橄欖樹、國風等活躍的文學網站，還成立了專門的組織和相對固定的出版平台，如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僑報》等。（參見融融、陳瑞林主編《一代飛鴻》，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就是近年來進軍中國電影市場的北美作家嚴歌苓和張翎。
由於聯係上的困難和時間所限，一些優秀的作品授權沒有取得，隻得割愛。如劉墉的《狗肉》（《台港文學選刊》2002\/10），王鼎均的《單身溫度》（《台港文學選刊》2003\/1），哈南的《黃金兩錢》（《十月》2006\/1），鄭寶娟的《收銀員之死》（《台港文學選刊》2009\/1）、張黎的《朱朱的性感巴黎》（《上海文學》2005\/6），白林的《魔鬼的彩帶》（《鍾山》2002\/4），木馬的《古狗》（《台港文學選刊》2003\/8）。為盡可能向讀者提供一個海外華人小說創作的全貌，本文討論的作品不限於本書的15部作品。
二、兩大主題，兩個形象
大陸的曆史記憶與海外的移民生活，是近十年來海外華人小說的兩大主題。受難者和闖入者是兩個重要的形象。
趙毅衡所謂的無根的寫作參見趙毅衡：《無根有夢：海外華人小說中的漂泊主題》，《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5期。，可能揭示出這些華人作家的身份焦慮與文化困惑。他們更多的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國族認同，而是遭遇海外生活的刺激之後的跨文化想象。既在又不在的“中國”成為剪不斷理還亂的文化情結。他們的曆史記憶有著海外文化的觀照，具有全球化時代的視野；海外移民生活又滲透著濃重的中華文化的記憶，他們需要不斷追問自我的來路。這種雙重文化的交織，跨文化的想象，是海外華人作家難以繞開的情結。近年來頗為活躍的女作家陳謙的一番話頗能代表這種心理。她說，“是美國教會了我珍惜我的來曆，珍惜我父母的出處，這是真心話。美國是一個非常以自我為中心、強調個人身份標識的地方。你的經曆越獨特，你的自我ID，就是所謂身份的標識就越清楚。我從哪裏來，我在哪裏長大的，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黃偉林、陳謙：《“在小說中重構我的故鄉”——海外華人作家陳謙訪談錄之一》，《東方叢刊》2010年第2期。因此可以說，海外華人作家關於中國的曆史記憶是文化碰撞的結果。
張翎的《餘震》是這種跨文化想象的典型文本。《餘震》之所以被改編為電影，除了汶川地震所引發的題材上的獨特要求，以及災難題材所包含的人道主義普世價值等適銷對路的大眾文化元素之外，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所處理的跨文化經驗。小說與電影在主題和思想上有巨大差異。正如作者張翎所說，電影表現溫暖，而小說寫創傷。因此，作為大眾文化的電影隻是借用了小說所提供的全球化經驗的外殼，試圖以一個不遠萬裏、母女跨國相認的傳奇故事來賺取觀眾的眼淚，與小說沉重、哀婉的藝術趣味和深入探討人性的文化觀念大相徑庭。小說發表在汶川地震之前，借唐山大地震中發生的災難和兩代人的人生故事，來思考災難帶來的人性傷害。不但包含著天災所造成的心理傷害，比如家庭破碎造成骨肉分離的痛苦，更包括對母親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的反思，以及對養父猥褻養女的人性惡的刻骨記憶。這種心理創傷，即使是發達的西方文化也難以治愈，最終隻能依靠回到故鄉的老屋。這一處理表達了一種海外華人非常複雜的文化心態，即既對中國的曆史和文化有清晰和深刻的反思，但又不能完全脫離中國文化的牽絆。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記憶實在已經是一種難解的痛。
張翎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發表作品。先後有《雁過藻溪》《塵世》《羊》《向北方》《餘震》《空巢》等，以中篇為主。主人公大多橫跨中國與多倫多兩地，有自傳的影子，但又遠為豐富和複雜。在我目力所及的作家中，張翎是最為悠長、婉轉和抒情的一位。她抒情的文筆給她的作品帶來了莊重、細膩的晚唐氣質。《羊》《雁過藻溪》與《餘震》在藝術和思想上不分高下，都是華人在海內外生活變遷過程中的兩地記憶。時空上的巨大跨越，人生的跌宕起伏，使張翎的作品具備了傳統戲劇的劇烈衝突與循環往複的情結結構。跨文化經驗的呈現，擴大了漢語小說寫作的疆界，我們很難再用中國人\/外國人這樣的框架來定位作品的人物和心理。
嚴歌苓是近年來成就斐然的華人作家。她的產量之高、質量之優、影響之大令人驚歎。她的每一部中短篇都極其講究，閃現出不盡的才華。她的作品有兩個類型，一類是關於中國記憶的，講述紅色年代的個人遭遇，特別是女性的遭遇，極其富有戲劇性，突顯了一個受難者的形象。《天浴》《拖鞋大隊》《角兒朱依錦》《奇才》等，都是如此。《角兒朱依錦》是此類小說的代表。故事講述一個曾經走紅的京劇女主角被打成反革命之後的悲慘遭遇，她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特別是在醫院裏受到的身體侮辱，不禁使人聯想到魯迅先生描寫過的麻木的看客，以及國民的劣根性。女名角遭受群眾侮辱的場景使作品迸發出驚心動魄的震撼力。這部作品如此經典，精粹，字字珠璣，簡直就是小說寫作的教科書。嚴歌苓的寫作既體現出一個學院派作家嚴格的寫作訓練所能達到的規範和經典程度，同時絕不缺少生活的磨煉所帶來的煙火氣以及天才的靈氣。討論嚴歌苓創作，離開才華恐怕很難講清楚。她能將每一個細節都變幻出詩意與陌生感。她甚至天生就是一個小說家。篇篇精彩，在選擇上頗令選編者難以割舍。
受難者形象在陳謙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中是王旭東，在王瑞芸的《姑父》中是姑父，在哈南的《黃金兩錢》中是被定為反革命的老板夫妻，在張惠雯的《水晶孩童》中是水晶孩童。在許多海外華人作家筆下，綿長而真切的受難記憶成為改寫革命敘事的原動力和靈感來源。哈南的《黃金兩錢》是進行曆史改寫的典型文本。它通過一個主人和仆人的友誼穿越曆史海枯石爛的故事，將敘事反轉的曆史又反轉過來。相當一部分海外華人的作品多多少少流露了這樣的曆史敘述的衝動。在這種曆史觀的觀照下，人性高於主義，個體先於國家。與以往反思、傷痕小說不同的是，控訴的語調轉變為冷靜的敘述，詩意高過了激情。受難者形象負載了作家對於曆史、青春和人生的重要信息，構成了海外華人超負荷的心理積澱。通過這樣的書寫，他們如今所具有海外與中國雙重眼界、反觀與遠望、自我與他者等多重身份和文化視角相交織的全球化時代的新主體得以確立。
嚴歌苓的《吳川是個黃女孩》是她的另一類作品。相較於受難者作品係列，這個作品捕捉到了一個中國闖入者的形象。這部小說是典型的跨文化文本。中國想象與異國經驗相混雜，有著非常矛盾的文化認同。在生活形態和愛情觀念上，小說中同母異父的姐妹兩人都趨向於放蕩不羈、我行我素的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但在家庭和親緣關係上，依然保留著對中國傳統觀念的深深眷戀。當姐姐在被白人保安強行脫衣搜身，年少時留在胸口的傷口被公開時，文化差異的主題被突顯出來。是她的妹妹最終為她出了這口氣，兩個人的關係一百八十度轉彎，最終回歸了中國傳統的家庭親情。這個文本表達了一種對中國難以擺脫的依賴，親緣關係像一根線，“我”就像放飛了的風箏，雖已飛離原地，但仍有一根文化的線牽引著。中國會隨時闖入“我”的生活，一如香港來的放蕩不羈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