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reference_book_ids\":[7096774688747031582,7255203660701895691]}]},\"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哈金（美國）
哈金，男，著名華人作家。原名金雪飛，1956年生於遼寧，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英語係，1984年獲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學位，1985年赴美。現任教於波士頓大學，並用英文從事創作。其作品曾獲美國筆會\/海明威獎、亞裔美國文學獎等多個獎項，英文長篇小說《等待》獲199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2000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成為第一位同時獲此兩項獎的華人作家。
“把錢退給我!”顧客邊說邊把盛雞的盤子丟在櫃台上，然後把收據遞給我。他大約五十多歲，腰像水牛一樣粗。油乎乎的嘴角還黏著一片炸雞屑。他買了四塊炸雞，現在盤子裏隻剩下一個雞腿和一個翅膀。
“雞胸脯和雞大腿哪兒去了？”我問他。
“你們不能這麼坑害人。”他鼓暴的眼睛因為惱怒格外閃亮。我認出來他是附近電機廠的一個工人。
“我們咋坑害你了？”高個頭的白莎不客氣地問，手裏揮動著一對夾雞肉的長夾子。她狠狠地瞪著那個男人，那人的頭頂剛好夠到她的鼻子。
他說，“你們這牛仔炸雞聽著好聽，看著好看。實際上就是個名字——根本沒有肉。我吃了兩塊，肚子裏啥感覺也沒有。”他拍拍肥胖的肚囊。“我不要再吃你們這坑人的玩意兒，你們把錢退我。”
“沒門兒。”白莎說著晃了晃燙得像喜鵲窩一樣蓬鬆的頭發。“你要是沒碰這雞，我們可以退你錢。可是——”
“對不起，出了什麼事兒？”焦彼德插進一句。他和夏皮洛先生剛好從廚房裏走出來。
我們向他解釋了顧客的要求，焦彼德一句一句翻譯給我們的美國老板聽。我們都不做聲了，倒要看看我們這位彼德經理如何處理這件事。
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用英語簡單說了幾句，然後用中文對那個顧客說，“您已經吃了兩塊雞了，我們隻能退您一半的錢。咱們下不為例。您隻要碰了您買的炸雞，就不能退錢了。”
那個男人一臉不情願的樣子，但還是接過了錢。他嘴裏嘟囔著：“媽的假洋鬼子。”他這是說我們這些在牛仔炸雞店工作的中國人。
這下可把我們惹火了。我們同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爭論說，不應該讓這個顧客就這樣白占便宜，否則全城的人都可以來免費品嚐我們的炸雞。我們不需要這樣一個小氣鬼似的顧客，把他轟出去就完了。夏皮洛先生解釋說，我們應該遵照美國做生意的規矩——一定要讓顧客滿意。當初他雇用我們這些人的時候就說過這樣一句話：“顧客永遠是對的。”但那是美國的生意經，他不知道這是在和中國人打交道——你給他鼻子，他就會上臉。如果夏皮洛先生想當大慈大悲的菩薩，這個地方很快就會亂套。我們已經聽到不少城裏流傳的有關我們炸雞店的閑言碎語。有人說，“牛仔炸雞是專喂敗家子的”。沒錯，我們的炸雞是比木基當地的燒雞賣得貴，也更油膩。木基的燒雞講究火候大，爛得連骨頭都可以吃下去。
我拿了塊海綿去擦洗那個顧客弄髒的桌子。猩紅色塑膠貼膜的桌麵油汪汪地扔著雞骨頭，聞起來有股蓖麻油的味道。我每次聞到這種味道都想吐。我擦完了桌子，正要去收拾另外一桌，看見桌旁的椅子上有一個香煙燙出來的黃豆大疤痕。這肯定是那個家夥幹的。我們根本不應該退他錢，而應該把他扣起來讓他賠償損失。
我討厭夏皮洛先生這套虛偽。他任何時候都裝出心慈麵善、體貼顧客的樣子，可是對我們這些雇員卻狠得要命。上個月他從我的工資中扣除了四十元，簡直像抽了我的肋骨一樣心疼，就因為我給了我哥哥所在供電局的一個姑娘八塊雞胸脯。她上次來店裏買炸雞，按照老板的規定，我應該賣給她兩個雞腿、兩個雞大腿、兩個翅膀和兩個雞胸脯。她央求我說，“宏文，大方點兒，多給點肉。”不知咋的，她衝我飛了一個笑眼我就答應了。老板當時看見我正在往紙盒子裏填最大塊的雞胸脯，但是他啥也沒說，等到那姑娘出了店才把我臭罵一頓。他說，“我要是看見你再這麼做，你就給我滾蛋。”我當時真嚇得半死!後來他罰了我四十元，純粹是給另外七個中國雇員看的。
夏皮洛先生是個嘴甜心苦的老狐狸。有一次我們問他為啥要在我們木基市做生意，他說他想幫助中國人民。三十年代末的時候，他的父母從蘇俄逃出來，曾經在木基住過三年，然後去了澳大利亞。雖然他們是猶太人，但是在木基沒有人歧視他們。夏皮洛先生的圓臉上長著絡腮胡子，他表情誠懇地解釋說，“猶太人和中國人有相同的命運，所以我感覺和你們很親近。我們都是黑頭發。”他說這話的時候嘿嘿笑了，好像說了句笑話。這些都是資本家的屁話。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吃什麼牛仔炸雞，也不想欣賞他那個粗大的紅鼻頭和禿腦門，更受不了他那滿胳膊濃黑的汗毛。他的牛仔炸雞公司不僅剝削我們這些城裏人，而且還壓榨成千上萬的中國農民。河北省的幾個村子專門給牛仔炸雞店種土豆①，因為據說那裏的土壤和氣候同美國生產土豆的愛達荷州很相似。這個公司還在安徽省開辦了幾個養雞場，專門為全中國的牛仔炸雞連鎖店提供雞肉。這些美國鬼子利用我們中國的產品和勞工從中國消費者身上賺錢，然後把賺來的錢運回美國。夏皮洛先生居然還有臉說他是來幫助我們？我們不需要他這樣一個救世主。至於五十年前他父母曾經在木基住過這件事，我們這裏的人確實沒有歧視猶太人，那是因為在我們看來猶太人也是外國人，和那些白皮膚的洋鬼子沒啥兩樣。咱們中國人哪兒分得清呢？
我們背地裏管夏皮洛先生叫“黨支書”，因為他就像許多單位的黨支書一樣啥也不幹。唯一的區別就是他不組織政治學習，不要求我們向他彙報思想。焦彼德是店裏的經理，日常的事情都是他管。我上中學的時候就認識他了，那時候他還叫焦霈海，是個臉色蒼白、學習用功、孤獨的男孩子。他腦袋上有四個旋，經常成為別的孩子取笑的對象。他的父親在朝鮮戰爭的時候擔任誌願軍的一個排長，後來被美國人俘虜過。戰後，霈海的父親出於愛國熱情又回到了祖國。但是他回來以後卻被強迫從部隊裏複員，發配到了我們這個城市北郊的一個農場。當時所有歸國的誌願軍戰俘都被定為可疑的叛徒，有許多人重新進了監獄。霈海的父親在農場裏被監督勞動，但是人們並沒有虐待他。他在農場附近的一個村裏安了家。我記得他平時不怎麼說話，他妻子也是個沒嘴葫蘆。這個女人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好像是個侵華日軍的軍官。這兩口子唯一的兒子霈海每天要從家裏走十多裏地去城裏上學，我們就給他起了個“鄉巴佬”的外號。
他和我們這些人不一樣，學習成績一直很好。一九七七年，當大學重新招生的時候，他考進了天津外語學院的英語係。我們當時都去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但是由於報考的人多，考取非常困難。我們高中的三百多個考生中隻有兩人通過錄取分數線。大學畢業後，霈海去了美國留學，在愛荷華大學學曆史。後來他改了專業，在同一所大學中拿到了一個商業管理的學位。再後來他就回國了，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身體強壯而且有錢，頭發卷卷的，還起了個外國名兒。他看上去充滿了活力，開朗樂觀，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上班的時候他永遠是穿著很正式，一身西裝配上色彩鮮豔的領帶。他有一次開玩笑地說，他身上長了五十多斤美國肉。說實話，比起過去的那個焦霈海，我更喜歡現在的這個焦彼德。我經常納悶兒美國有什麼東西能使他變化這麼大——短短六年的工夫從過去那個笨拙孤獨的少年變成一個能幹自信的男人。是美國的水？美國的牛奶和牛肉？美國的氣候？美國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整不明白。更讓人佩服的是，彼德講一口流利標準的英語，比那些木基大學的英語教授們強多了。這些教授從來沒出過國，當年學英語靠的是俄國人寫的英語教科書。彼德雇我來炸雞店工作可能是因為我過去在學校裏從沒有欺負過他，再加上我的腿有點瘸。我對他心存感激，從來沒有在同事們麵前談起過他的過去。
當初我們這個牛仔炸雞店開業的時候，市政府裏的五十多個官員前來致賀。開業典禮上一個副市長用一把兩尺來長的剪子鉸開了紅綢帶。然後，他贈給了夏皮洛先生一個像火鉗子那麼長的黃銅鑰匙。這是幹啥使的？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這個城市的城牆早都拆了，根本沒有城門，哪兒有這麼大的鎖要用這把鑰匙去開呢？慶賀的來賓們品嚐了我們的炸雞、薯條、涼拌卷心菜、沙拉、熱鬆餅。可口可樂、薑汁啤酒和橘子水全都免費喝，簡直就像水那樣敞開了流。來賓們摸摸我們的聚酯座椅、塑膠貼膜的桌麵、洗碗機、微波爐、收銀機、廚房裏的防水地毯，有人甚至探頭看看我們的冷庫和嶄新的廁所。他們對這一整套從美國運來的速食店設施讚不絕口。一個白胡子老幹部說，“我們要向美國人學習，學習他們如何滿足顧客的要求，學習他們不僅照顧到人口吃的，還照顧到拉出來的。人家每件事情都事先考慮到了。”有些來賓觀看了我們在不鏽鋼油槽裏炸牛仔雞。這種廚具安全衛生，不像中國廚房裏用的那些鍋底滿是油垢的大鍋和哧啦作響又放不平穩的炒鍋。副市長和我們每個員工都握了手，囑咐我們要努力工作，同我們的美國老板好好合作。第二天，《木基日報》刊登了一篇報道牛仔炸雞店的長篇文章，把牛仔炸雞落戶木基說成是市領導積極引進外資的成功樣板。
剛開張的幾個星期，我們吸引了大量的顧客，特別是那些急於嚐嚐美國風味的年輕人更是成群結隊地來。因為我們的生意太好了，街上賣小吃的攤子都躲得離我們炸雞店遠遠的。有時候我們從那些小吃攤前走過，小販們往地上吐唾沫，眼睛不看著我們罵：“狗漢奸!”
我們也不示弱地罵回去，“我每天都吃牛仔炸雞，又香又脆又好吃!”
開始的時候，夏皮洛先生也很賣力氣，經常工作到十點半關門為止。但是隨著生意越來越好，他就越來越閑起來，經常躲在辦公室裏看報紙，有時候還嚼一種玻璃紙包的瘦肉香腸。他白天養足了精神，沒有事情幹，就開始和手下的姑娘們約會。我們店裏一共有四個女孩子，兩個全工兩個半工，都是二十多歲，健康活潑，長得不算特別漂亮。您想想看，每到星期四晚上，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和一個年輕姑娘出去約會，而且去哪兒都沒問題。這使我們這三個夏皮洛先生雇來的男工感到自己就像個太監一樣沒用。特別是我已經快三十歲了，還沒有女朋友，就更覺得自己窩囊。大多數女孩子對我都不錯，但是在她們看來我不過是個心腸好的小夥子，對我隻有同情沒有愛情，好像我的瘸腿使我不夠資格成為男人。照我看，夏皮洛先生隻是個下流的糟老頭子，但是那些姑娘也好不到哪兒去，隨時都可以把自己賣出去——不管賣的是笑、是甜言蜜語，還是肉體。
夏皮洛先生帶白莎出去後的第二天，我問她和老頭子約會是啥感覺，心裏想知道那個胖豬除了有錢以外究竟有啥吸引女孩子的地方。我更想知道他請她們吃飯以後是不是帶她們去了他的公寓和他睡覺。這可是非法的事兒。如果他真睡了她們，我們就給他記著賬，以後有必要就去告發這個老混蛋。我一邊把盤子從洗碗機裏拿出來摞在桌子上，一邊裝得輕鬆地問，“他家有幾個房間？”
“我怎麼知道？”她懷疑地瞪了我一眼。這個丫頭鬼得很，腦筋轉得飛快。
“昨晚上你們不是在一起嗎？”
“是啊。我們吃了個飯，就完了。”
“飯吃得咋樣？”我聽說他帶姑娘們吃飯都是去農貿市場附近的好運餐廳，那家飯館可是不咋樣。
“一般吧。”
“你們都吃了些啥？”
“炒麵和幹煸牛肉絲。”
“哪天有誰能請我吃頓這樣的飯就好了。”
“你咋知道是他請客？”
“你說啥？他沒請你？”我把最後一個盤子摞好。
“我們分開付賬。我再也不和他出去了，小氣鬼。”
“如果不是他請客，幹啥要約你出去？”
“他說這是美國的做法。他給了那個女招待不少小費，十塊錢哪。可是人家沒要。”
“吃完飯你就回家了？”
“是啊。我尋思他會請我去看電影或是去唱卡拉OK。可他隻說這個晚上過得不錯，然後一抬屁股走人。我們出來走到街上，他還打著哈欠說他想念在美國的老婆孩子。”
“這可是夠怪的。”
我同店裏的另外兩個男工滿友和京林在一塊兒議論夏皮洛先生和姑娘約會的怪法子。我們想不出來他到底要幹啥。和一個姑娘吃頓飯就算是一個晚上沒白過？真讓人整不明白。我們又去問彼德，是不是美國男人都這麼摳門兒。彼德說美國男人和中國男人一樣，請女士吃飯也都是男的付錢。他解釋說，“也許夏皮洛先生是想讓她們明白，這不是約會，隻是個工作晚餐。”
這話誰會相信呢？他為啥不找一個大老爺們共進工作晚餐？我們猜他是在利用這幾個中國姑娘，因為如果他帶她們去那些高級餐館，像四海園或者北星宮，那裏有專門供外賓消費的地方，他要付比中國顧客高五倍的價錢。我們後來又問了其他幾個姑娘，她們承認夏皮洛先生每次都是讓她們點菜。他的確付的是中國價錢。怪不得他這一晚上沒白過呢，真他媽的是個老狐狸。可是，為啥他不把這幾個姑娘領回他的公寓呢？雖說她們不是美人，但是她們年輕肉體的新鮮氣味起碼可以激起這個老頭子的情欲。特別是那兩個做半工的大學生，身材苗條，又有文化，他為啥也不動心呢？這兩個姑娘每個禮拜隻在店裏幹二十個鍾頭，平時也懶得和我們這些人說上幾句話。也可能夏皮洛先生在床上不行，是個真正的太監。
我們的生意沒有興隆多久。有幾輛手推車每天到我們炸雞店附近的和平大街上賣辣味雞。每輛車上還插個牌子：“請吃愛國雞——酥脆、鮮嫩、味道好。比牛仔雞便宜三成。”說實話，牌子上的話倒不都是王婆賣瓜。我們每次看到這些推車，都禁不住氣得罵娘。城裏的大多數居民，特別是那些老人都願意買價廉物美的愛國雞，自然就冷落了我們的生意。有的人也到我們店裏吃炸雞，吃完又在外麵罵我們，“真他媽的坑人!這麼貴，這牛仔雞根本就不是給中國人吃的。”這些人再也不會光顧炸雞店了。這樣一來，我們店裏的顧客主要是那些追求時髦的年輕人。
有一天，夏皮洛先生突然想出一個開設自助餐的主意。我們從來沒聽說過“自助餐”這個詞兒，就問老板：“那是啥玩意兒啊？”
焦彼德解釋說，“你付一點錢就能隨便吃，吃個夠。”
太棒了，這主意真是天大的好事!我們都伸長了耳朵仔細聽著。我們老板建議自助餐的價格定在十九元九毛五，顧客可以吃到所有種類的牛仔炸雞、土豆泥、薯條、沙拉和罐頭水果。我們還納悶兒：他為啥不把價格定為二十元，湊成個整數呢？那樣聽起來實實在在，我們算賬找零錢也容易。彼德解釋說這也是美國市場的定價方法。“這就是市場心理學，不能用幾分錢讓顧客感覺是二十塊錢的高價位。”他解釋了半天，我們還是似懂非懂。總之，夏皮洛先生對開設自助餐簡直著了迷，他說即便這樣不能吸引到更多的顧客，光是自助餐這個名詞就能幫助牛仔炸雞店揚名，等於做了廣告。
彼德倒是不怎麼起勁，但是架不住我們都說自助餐是好主意，肯定能使我們炸雞店出大名。我們當然知道這肯定是賠本生意，我們說它好是因為我們想吃牛仔雞。夏皮洛先生小氣得要命，我們如果自己買炸雞他從來不給一分錢的折扣。他說公司的規定就是不給員工打折。但是，我們的親戚朋友來店裏買炸雞的時候，不是要我們給他們大塊的雞胸脯，就是讓我們在價錢上打折。我們不敢破壞店裏的規矩，不免讓親友覺得沒麵子。現在可好了，機會來了。我們一分鍾也沒耽擱，立刻在全城各處貼條子，散布下個星期自助餐開張的消息。整整一個周末，我們利用自己的休息時間騎車跑遍了木基市的大街小巷，就是要讓我們的每一個親戚朋友和熟人都知道這件事。
星期天晚上下了兩尺多深的大雪。第二天早晨全城交通陷於癱瘓，但是我們全都準時來上班。夏皮洛先生擔心這麼大的雪會把顧客困在家裏。我們安慰他說，木基人可不是貓冬的熊瞎子②，他們一定會來的。他還是不放心，把帽子的護耳放下來包住下顎，走到門外一邊抽煙一邊看街上的人掃雪。雪片和白色的嗬氣在他的帽子周圍飄動。這麼冷的天我們都穿了狗皮褲子或者棉褲，他隻是在牛仔褲裏穿了一條毛褲。外麵的雪地反著寒光，北風吹得電話線上下翻動，像瘋鬼一樣發出嗚嗚的呼嘯。
滿友朝夏皮洛先生的方向努努嘴，跟我們說，“看見了吧。在美國當個老板也夠受罪的。你得成天操心你的生意。”
“我看他是害怕了。”我說。
“他今天總算幹點兒事情了。”說話的是個叫費蘭的胖乎乎的姑娘，圓圓的臉上長了兩個討人喜歡的酒窩。她和我們還不一樣，連高中都沒念過，因為考了兩年都沒考上。
自助餐的台子設在店裏的一個角落裏。每個不鏽鋼方盆裏都堆滿了炸雞。慢慢有顧客進門了。看到有十幾個客人坐下吃起來，夏皮洛先生的臉色放鬆了。他不停地用手搓著腮幫和耳朵，一定是剛才在外麵凍得夠嗆。他躲進辦公室裏喝咖啡去了，根本沒有想到這十幾個人隻不過是高潮前的序幕而已。雪後的太陽漸漸升高了，人們來得也越來越多，我們做的炸雞和薯條根本供應不及了。店裏的人聲越來越吵，也越來越擁擠，顧客人數已經超過店麵能容納的限量。我們的老板卻很開心，他被這熱熱鬧鬧的場麵感染，在辦公室裏吹起了口哨。他戴著雙光眼鏡③在看英文的《中國日報》。
我爸爸和叔叔就在第一撥進來的顧客裏麵。他們倆吃完的時候已經快走不動了。他們走了以後，我那個在供電局工作的哥哥帶了他的六個小夥子同事一塊來了。他們在衣兜裏都掖著汽水和白酒，這樣就不必買我們店裏的飲料。他們進來以後二話不說就朝自助餐的台子撲過去。你看他們吃的那個狼虎啊，就好像這輩子沒吃過飯一樣。我給他們記了數——平均每個人吃了至少十二塊炸雞。走的時候，每個人手裏還拎了一根雞腿或雞翅膀。白莎的家人也來了，包括她父親、叔叔和嬸子。滿友、京林和費蘭的親友也都來了。那兩個做半工的大學生在木基沒有家，但是她們倆的同學倒來了十幾個。在後麵角落的一張桌子上坐了五個人，從他們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扁臉上看得出來是彼德家裏的人。其中還有一個懷孕至少七個月的年輕女人。她是彼德的姐姐，看來她肚子裏的孩子也需要營養。
誰都看得出這自助餐是賠本的買賣，但是我們並不在乎，仍舊把雞肉一塊一塊地炸出來，把盛沙拉和土豆泥的圓盆裝滿。我們隔一會兒也到自助餐台子揀一塊炸雞拿回到廚房吃，因為今天不會有人登記炸雞的數量。我們終於自己也能吃個夠了。我喜歡炸雞蘸醬油，就在雞塊上淋了不少醬油。我們幾個員工在櫃台下麵藏了一個醬油碟子。
到了中午的時候，附近農貿市場的小販也聽說了炸雞店今天有敞開肚皮吃的好事。他們蜂擁進來，個個吃起來像餓狼一樣。這些人都是從郊區來做買賣的農民，做夢也想不到城裏的飯館會幹這樣的傻事兒。
彼德在店裏沒怎麼露麵，他早上到稅務局去了，下午又到銀行去取我們的工資。到了四點鍾他回來的時候，看到自助餐消耗了這麼多的材料，臉色立刻陰沉下來。我們一共炸了二十箱雞肉和十八袋薯條——這是我們平時三天的消耗。夏皮洛先生這時候剛好從辦公室裏出來，彼德向他報告了這個情況，洋老板好像也慌了神兒。彼德建議立即停止自助餐服務，夏皮洛先生的臉紅了，喉結上下蠕動著好像在大口咽什麼東西。他說，“我們可以再看一看，現在還不知道是否出現了虧損。”
那天晚上為了結算當天的收入，我們提前二十分鍾關門。算出來的結果讓每個人都吃了一驚：不算我們的工資，我們仍舊虧損了七百多元。
夏皮洛先生的臉都氣歪了，但還是堅持把自助餐再延長一天。可能他是要表明這個店裏是他說了算，不願意承認自助餐是個餿主意。我們倒是正中下懷，因為大家都還有一些親友沒能來。
第二天，夏皮洛先生坐在他辦公室外麵的一把椅子上看著顧客吃自助餐。他就像一條肥壯的惡狗，滿臉怒氣地盯著顧客。一會兒搖搖頭，一會兒發出幾聲幹笑，一會兒又臉色陰沉得眼皮都直哆嗦。我爸爸工廠的幾個熟人進店裏來了，有兩個人甚至想當著我們老板的麵跟我聊天。這可把我嚇壞了，三言兩語打發了他們，生怕夏皮洛先生看出來他們認識我。幸好他聽不懂中文，啥也沒覺察出來。
我父親的同事走了以後，一個身穿米黃色夾克的男人走了進來。這個人高個子，約莫有三十多歲。他交完了錢，把皮帽子放在桌子上，就走到自助餐台子前裝了一盤子的雞大腿和雞胸脯。他正要回到自己的座位，夏皮洛先生攔住他問，“你為什麼又來了？”
那人剛好懂一點英語，他友好地對夏皮洛先生笑笑說，“我是第一次來這兒吃飯。”
“你剛才吃了足有幾十塊炸雞和土豆泥，怎麼這麼快就又餓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那人的臉色變了。
彼德走過來，但是他也不敢確定這個男人是否曾經來過。他轉身問我們，“你們知道他是第二次來嗎？”
還沒等我們回答，那個人火了。“我他媽的來了一百次了，怎麼樣呢？老子掏錢了。”
滿友笑了，告訴彼德說，“剛才是有個人和他穿差不多的衣服，不過那不是他。”
“沒錯。”我也插話說。我認識剛才來的那個人——他是我父親單位的一個會計。現在發火的這個人確實是第一次來，因為他腰裏還別著一個傳呼機。他很可能是個計程車司機，要不就是做生意的。
彼德向那個人道了歉，讓人家安心吃飯。他向夏皮洛先生解釋了事情的原委。我們這位洋老板已經有點心神錯亂了，他看著哪個顧客都長得差不多。“我怎麼能分得清呢？”老板說，“我看他們都是一個模樣——都是中國人，每個人都能把一頭牛吃下去。”他像個小夥子一樣開懷地笑起來。
彼德把他的話翻譯給我們聽，大家都笑出了聲。
這一天算下來，我們又損失了六百多塊錢，自助餐終於徹底失敗了。還好，夏皮洛先生沒有拖欠工錢，第二天就發給我們了。這就是在牛仔炸雞店做工的好處——工資從來都是按時發給。這可比在中國人的公司裏強多了，特別是那些國營企業有時根本就開不出工資來。我媽媽在氣象局工作，那裏是清水衙門，客戶就那麼多，也不能開夜校培訓學生賺錢，也沒有像電力局那樣令人畏懼的權力，所以經常是開百分之六十的工資。媽媽常歎氣說，“我的活兒幹得越多，就越吃虧啊。”
我爸爸看到我拿回家的四百六十八元工資心裏感慨萬千。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一個勁兒地唉聲歎氣，揚著手裏抽了一半的香煙對我說，“宏文呐，我參加革命快四十年了，每個月才掙三百塊錢。你剛開始工作就能掙這麼多錢。爸爸覺得自己真沒用啊，這就是我幹了一輩子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