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插了一句，“爸，您現在要退休也不晚呢。”
“住嘴!”我吼了一聲。他真是個白癡，看不出來老頭子心裏難受。我對父親說，“您想開點吧。您的工資是少了點，但是您端的是鐵飯碗。每天您不就是喝茶看報紙聊天嗎？每到月底工資一個子兒也不少拿。可我得給資本家幹得累斷了腰，人家的工錢是按小時付的。”
“你拿錢這麼多，每頓飯都能吃高蛋白食品，你還不知足？”
我沒言聲，但是在心裏說：我想有個穩定的工作，想和別人一樣每天到班上歇八小時。我父親還在嘮叨：“你們那個牛仔炸雞真好吃。我要是天天都能吃上牛仔炸雞，喝上可樂，老子就知足了。”
我懶得跟父親爭論。他那天晚上是發神經了。不錯，我在炸雞店是能經常吃上口好吃的，也就是炸薯條和餅幹。這樣我回家來就不用吃晚飯。我這樣做是為了要給家裏省點糧食，可是我父親卻以為我每天吃飽了炸雞，肚子不餓。
自從那次自助餐虧本以後，夏皮洛先生就更依賴彼德了，大小事兒實際上都由彼德說了算。公平地講，彼德是個能幹的經理，對店裏的事情也盡心。他開始在城裏四處拉關係，說服那些工廠企業的領導在炸雞店舉行工作午餐。這樣做的效果很快就顯出來了。因為是用公款請客，那些廠長經理們大方得很，經常是要上滿桌子的炸雞和點心，讓他們的客人品嚐地道的美國風味。東西吃不完就帶回家去給老婆孩子們。我們炸雞店逐漸在工商企業界中出了名，也有了穩定的客源。夏皮洛先生又可以每天早上躲在辦公室裏喝咖啡、看雜誌，甚至聽錄音帶學中文。
.0..0.有天下午，木基師範學院院長的二兒子給彼德打電話，說想在炸雞店裏舉辦結婚的喜宴。我認識這個小子，花花公子一個。去年剛離婚，休掉了老實肯幹的原配。現在要娶的這個娘們兒是個小寡婦，四年前放著在劇場當經理的正經工作不幹，非要辭職去俄羅斯做生意。現在這兩人終於決定結婚了。新郎想要把婚禮弄點外國風情，於是選中了牛仔炸雞店。
夏皮洛先生聽了有點不自在。他對彼德說，“我們隻是一個速食店，不具備擺結婚宴席的條件。”
“機會難得啊，”彼德說，“中國男人攢一輩子的錢就是要花在結婚上的。”他那雙貓頭鷹一樣的圓眼睛一閃一閃的。
“那我們就得在店裏賣酒了，對吧？我們可沒有賣酒執照啊。”
“什麼執照不執照的。這是中國，從來沒聽說過這一套。”彼德有點不耐煩了。
滿友能講幾句英文，這時候也插進來說，“夏皮洛先生，彼德是對的。中國男人結婚就要把錢花光，花多多的錢。”他對自己的英語口音有點不好意思，退到一邊咬著指甲。
洋老板讓步了。第二天我們就開始布置店麵，準備開辦婚宴酒席。夏皮洛先生給北京打電話，要總店用特快專遞運來奶酪餅、霜淇淋和加州紅酒。彼德雇了兩個臨時工，在店裏掛上彩帶和彩燈。現在已經是十二月中旬了，他指揮人們在一個角落裏擺上了一尊愛神小像，周圍還布滿了蠟燭。我們在店門口吊起一對大大的兔子燈籠，象征著即將到來的兔年。彼德要我們在婚禮這天著裝整潔——一律是紅秋衣④、黑褲子、絳紅色的圍裙。
喜筵安排在星期四的晚上。一切都很順利，來賓都是大學裏的知識分子，有教養又不瘋鬧。新娘是個三十多歲的小個子女人，穿了一件天藍色的絲綢旗袍，頭發燙成大卷花，嘴唇抹得猩紅，一刻不停地咧嘴笑著。隻怪她爹媽沒給她生副好看的眼睛，雙眼皮又緊又厚，肯定是到醫院動手術拉的。白莎說這個女人在莫斯科開著兩家禮品店。怪不得她在手上戴了六個閃亮的金戒指，腕子上的那塊心形的女表肯定也是花大價錢買來的。她手上戴了那麼多的鑽石金銀，肯定做不了多少家務活兒，是個懶貨。但是她的做派倒是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是個見過世麵的女人。相比之下，她那位個子高高的新郎官卻像個繡花枕頭——他穿了一件深藍色的名貴西服，係著一條印著小喜鵲的黃領帶，腳上人造革的靴子閃著亮光，綴著黃銅色的扣襻兒。他的嗓音沙啞，笑起來喉嚨裏好像有氣泡冒出來的聲音。他要是衝你一笑，臉上隻看得見那張像鱷魚一樣的大嘴了。他的父母坐在兒子的對麵。他們頭發花白：文靜寡言，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幹部。
主婚人站起來，簡單地講了一些祝福這對新人白頭到老的吉祥話。接著，他稱讚了簡單樸素的婚禮。來賓鼓掌之後，主婚人轉向我們的洋老板說，“我們感謝我們的美國朋友肯.夏皮洛先生。感謝他為我們提供了這麼潔淨美好的地方和如此可口的飯菜。這就是洋為中用的一個完美的典範。”
人們鼓起掌來。我們這位洋老板會說的中國話隻有“謝謝”兩個字。他似乎有點害羞，臉頰發紅，眼睛水汪汪的，看得出他開心得要命。
新郎新娘該給客人敬酒了，我們也開始把店裏的各式炸雞往桌上端——有酥脆的、辣味兒的、燒烤式的、美國南方卡真式的，當然了，還有正宗風味的牛仔炸雞。一個老太太打開一張折疊好的大紙巾，上麵有整齊的鮮花圖案。她湊近了研究好半天，舍不得用它擦手擦嘴，好像那是一塊精工細繡的淡紫色綢布。有人“砰”的一聲打開了一瓶香檳酒，把新娘的女儐相嚇得尖叫起來，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
“媽耶，辣死我了!”新郎嚼著一塊卡真雞翅，響亮地吸溜著舌頭。
所有的來賓都喜歡吃我們的炸雞，但是沒有多少人品嚐加州紅酒，嫌它不夠勁兒。絕大多數女賓不喝紅酒，她們想要啤酒、可口可樂或其他清涼飲料。幸虧彼德在店裏存了一些竹葉青和青島啤酒，這時候正好派上用場。我們還燒了一盆熱水，為客人們燙酒。夏皮洛先生衝彼德直豎大拇指，“彼德，幹得太漂亮了!”他朝每個人都咧開嘴笑，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他甚至讚許地拍拍我們的後背。
我倒喜歡美國紅酒，偷偷地給自己斟了一杯，逮著機會就抿上幾口。但是我不敢喝得太多，怕臉紅了讓老板發現。客人吃完了炸雞、薯條和沙拉，我們就開始上奶酪餅和霜淇淋，沒想到這成了整個喜筵上的一個小高潮。每個人都喜歡這種美國式的飯後甜點。一個老學究模樣的教授大聲說，“這才是最好的美國玩意兒!”聽他的口氣好像他去過美國似的。他用叉子叉起一塊奶酪餅送進嘴裏，使勁地叭唧那兩片薄嘴唇。他好像是唯一可以熟練使用刀叉的客人，其他人都是用筷子和勺子。
這是我們頭一次在店裏出售奶酪餅和霜淇淋，所以我們這些雇員都趁機吃上一口。我有生以來第一回知道世界上有奶酪餅，太好吃了，我一口氣吃下兩大塊。我把盛紅酒的杯子和盛奶酪餅的盤子藏在一個櫃櫥裏，怕讓洋老板看見。彼德對我們偷吃偷喝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要我們把活兒幹好就行。
這次喜筵最讓我高興的是來賓都很有節製，不僅平和而且時間短暫，隻持續了兩個鍾頭。也可能因為新郎和新娘以前都結過婚。在我們木基，一般的婚禮都要拖上七八個小時，吵鬧混亂，客人們喝了酒還經常動手打架。參加我們店裏這次婚禮的來賓都是受過教育的文化人，沒有誰喝得醉倒。唯一讓人看不順眼的是那個新郎官兒，好像有點缺心眼似的。我真不明白為啥這個有錢的寡婦要嫁給這個沒良心的王八羔子。他離婚後把兩個小女兒扔給前妻，根本不管不問。可能是他爹媽是有權勢的幹部，也可能他別的方麵傻，勾引女人卻有一套。他肯定是想跑到莫斯科待一陣子，再生個孩子，最好是男孩。費蘭看著他搖頭說，“真讓人惡心!”
客人走了之後，夏皮洛先生和彼德興奮得滿臉放光。他們知道這是牛仔炸雞店的一個創舉。我們的洋老板說他要把我們今天的成功報告給設在達拉斯的牛仔炸雞連鎖店的總部。我們又累又困，但是心情也很愉快。夏皮洛先生說了，如果生意好的話，到了明年夏天他給我們每個人加工資。
當天晚上我沒有睡好，一個勁兒地往廁所跑。我估計可能是我的肚子還吃不慣美國食品。我盡管每天都吃薯條和餅幹，但是從來沒有嚐過奶酪餅和霜淇淋，更沒有喝過紅酒和香檳。我的肚子肯定是消化不了這麼多好東西。我感覺非常虛弱，不知道明天早上能不能去上班。
為了不掃大家的興，到了早上九點鍾，我還是掙紮著去了炸雞店，但比平日晚了半個鍾頭。開門前的準備工作就是切菜和往雞塊上塗辣味炸粉。大家忙著的時候，我問他們昨天夜裏睡得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白莎那雙不大的眼珠盯著我，就像兩把鋒利的小匕首。
“我昨天晚上鬧肚子。”
“那是因為你小子偷吃得太多了，活該!”她那張繃著的臉長著粉刺，看上去好像有點腫。
“你就沒鬧肚子？”
“別臭美了，你當別人都像你那樣沒出息？”
滿友說昨天他睡得像頭死豬，可能是香檳酒喝得太多了。京林和費蘭倒是承認昨晚上也拉痢疾，多少使我心裏得到點安慰。費蘭說，“昨天夜裏我覺著快死了。我媽讓我喝了兩暖壺的開水，要不我昨天非脫水不成。”她兩手捂著肚子，好像隨時要往女廁所跑。
京林說，“我覺著我都要把腸子拉出來了。”可不，他那胖乎乎的圓臉今天好像有了尖下巴頦。
我們說話的功夫，電話響了，彼德抓起聽筒。聽著聽著，他的臉緊張得失去了血色，短粗的鼻子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來電話的是個女的，她說昨天喜筵上的食物有毒，吃完了一直不舒服。彼德不住地道歉，保證說我們是非常講究食品衛生的，但是一定要對此事進行徹底調查。
他剛放下電話，另一個電話又打了進來，從上午十點鍾開始電話鈴聲就沒有停過。打電話的人都大罵我們的食物不幹淨。夏皮洛先生嚇壞了，一迭聲地念叨：“天啊，人家要告我們呢!”
我們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讓他解釋一下那些人到法院去告會有什麼好處呢？他說，牛仔炸雞店可能要給他們很多錢才能了結這個官司。“在美國，有很多人就是靠著告狀活著的。”我們不禁也擔心起來。
到了中午的時候，木基師範學院校方打來電話，正式通知彼德有三分之一參加婚禮的客人發生食物中毒，十幾個老師無法上課。新郎的母親現在還在木基市中心醫院裏躺著接受輸液。師範學院的人懷疑是食物不幹淨，或是已經過了保鮮期，也可能是霜淇淋和奶酪餅太涼了。夏皮洛先生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得直打轉，彼德倒是還能保持鎮靜，他的兩道濃眉緊緊地皺著。
“我跟你說過咱們辦不了宴席的。”洋老板氣得鼻孔生煙。
彼德嘟囔著，“肯定是那些奶酪餅和霜淇淋讓他們吃壞了肚子。我敢保證我們的食物是幹淨新鮮的。”
“也許我不應該多此一舉，把這些東西從北京弄來。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別擔心，我來跟他們解釋。”
從現在起，隻要一有電話打進來都是彼德去接。他說我們店裏的食品絕對是新鮮幹淨的，隻是中國人的胃承受不了美國的奶製品。這就是為什麼那天晚上來吃喜筵的客人中有三分之二沒有感到任何不適應。
他那套中國胃的理論純粹是胡說八道。我們以前都喝過牛奶，怎麼沒有食物中毒呢？三天以後，《木基日報》上刊登了彼德寫的一篇一千兩百字的文章。他在文章裏說好多中國人對奶製品中一種叫做乳糖的東西過敏，因為中國的傳統飲食當中很少有奶製品。他不知從哪兒找來一篇科學雜誌上的文章，引經據典地證明中國人的胃口和西洋人不一樣。他要求讀者在購買牛仔炸雞店的奶製品之前一定要確認自己對乳糖不起反應。他並且還說，我們的炸雞店從現在起會繼續出售霜淇淋，同時也會賣一些不含乳糖的甜點，像果凍、蘋果餅、核桃仁餅和水果罐頭。
我不喜歡彼德的文章，我們是吃了店裏的霜淇淋後拉肚子的，難道不應該得到賠償嗎？哪怕幾塊錢也好啊。現在彼德這小子把這點希望也攪黃了。我忍不住跟同事們抱怨，卻讓費蘭一頓數落：“宏文啊宏文，你咋跟個娘們兒一樣見識短呢？隻要炸雞店能開下去，咱們不就能多賺錢嗎？”
死丫頭！我心裏罵著。可是想想她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炸雞店現在已經快成我們的工作單位了。店裏虧損我們也跟著倒黴。再說，要想拿到店裏的賠償，我必須首先承認偷吃喜筵的霜淇淋和奶酪餅，這隻能招來罰款和嘲笑。
彼德在店裏很快就大權獨攬了。我們對此倒樂於接受，因為他會比夏皮洛先生管理得更好。我們給他也起了外號：副支書。他那篇文章在報紙上登出來以後，再也沒有人打電話來抱怨了，反而招徠了越來越多的顧客，有人就是為了吃甜點來的。姑娘們喜歡果凍和水果罐頭，孩子們吃霜淇淋簡直不要命。我們又開始承辦結婚酒席，這逐漸成了店裏一項主要的收入來源。人們還會經常打電話來問我們辦不辦“白宴”——也就是喪禮後的宴席。彼德拒絕了所有這些請求，因為和喜筵比起來，白宴沒有多少錢賺。另外，整這事兒多喪氣啊，要倒運的。
街上的冰雪開始融化了，樹枝抽出了鵝黃。夏皮洛先生也不再經常帶店裏的女孩子出去吃飯了。現在木基城裏的大多數飯館已經把他當成一般的顧客，隻要他付中國人的價錢了。有一天，店裏打半工的大學生菊菊跟我們說，洋老板頭天晚上帶她去八仙園吃飯，喝醉了酒以後就開始對她動手動腳，還叫她“寶貝兒”什麼的。她說以後決不跟他出去了。我們這些男士趁機警告店裏的姑娘們：如果這個臭老頭子對她們不規矩，她們應該立即報告警察，或者去法院告他。
到了四月下旬，夏皮洛先生回德克薩斯一個星期，去參加他繼女的婚禮。從美國回來以後，他不再跟任何店裏的姑娘出去吃飯了。老小子可能是害怕了，這說明他還是聰明人，因為和姑娘們在一起他不可能永遠控製住自己。如果他再有什麼越軌的行為，讓人家女孩子告到公安局，他可就有好瞧的了，最輕的處罰也得是罰款。夏皮洛先生這樣做的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他認識了一個美國女人。她叫蘇珊娜，從北卡羅來納州的首府羅利來到木基市，在師範學院教英語。這個黑女人可真不一般：她三十歲出頭，將近一米八的個子，粗胳膊粗腿，屁股像口小鍋。她留著短頭發，戴著手鐲那麼大的耳環。我們常常琢磨她那對金光閃閃的大耳環的成色，是十四K，十八K，還是二十K？甭管多少K，那兩個像籃球筐一樣的玩意兒肯定值不少錢。去年夏天她參加木基市的馬拉鬆比賽，專業的長跑運動員差點跑不過她。她贏得了一個“友誼杯”，抱在懷裏像個黃銅做的鍍金的小水桶。蘇珊娜有一副像男人一樣的渾厚嗓子，是個非常出色的歌手。她每個星期都帶四五個學生來到炸雞店，教他們用刀叉吃美國飯。他們在店裏還經常唱她教的美國歌曲，什麼《漂亮的信紙》、《冬日仙境》和《聖誕夜》等。他們的歌聲會吸引來行人的注意，對店裏的生意很有好處，所以我們很高興看到她來。夏皮洛先生給他們打八折的優惠，我們看了卻很氣憤。洋老板這明明是看人下菜嘛!我們店裏有規定禁止給顧客打折，但這隻是給中國雇員製定的，對老板是例外。不過，我們都認為蘇珊娜人很好，在所有的顧客當中隻有她給我們小費，而且她的學生吃的飯菜都是她自己付錢。
五月底的一個下午，蘇珊娜又帶了四個學生來店裏吃飯。這時候外麵走進來一個尖嘴猴腮的男人。他的頭發花白，兩頰像刀削一樣瘦薄。他的臉抽搐著，手裏攥著一個紙團，徑直走到彼德麵前，用公鴨一樣的嗓音說，“我要去告你們，你們得陪我一萬塊錢。”
我這是第一次聽到中國人要為錢打官司。我們圍上來，看著他展開手裏的紙團，露出一隻肥大的綠豆蠅。“我從你們店買的炸雞裏發現了這個。”他的語氣很肯定，右手揉著腰。
“你什麼時候買的炸雞？”彼德問。
“上個禮拜。”
“有收據嗎？”
那個男的從褲兜裏掏出一張紙條遞給彼德。
這時候，周圍已經圍了差不多有二十多個人。那個家夥和彼德爭論的時候，夏皮洛先生和蘇珊娜從老板辦公室裏走出來。他看見兩個美國人立刻來了精神，衝著彼德又哭又叫，“你們想耍賴啊？我這輩子最恨的就是蒼蠅。我看見炸雞裏有這個，栽到地上就昏過去了。我尋思著過幾天就沒事兒了，可是不行，第二天晚上又吐得死去活來。我現在頭疼得要裂開，肚子也疼。耳朵裏也嗡嗡響，吃啥東西也沒胃口。從上禮拜三開始我就上不了班，每天晚上都睡不著覺。”他又轉身對圍觀的人說，“同誌們，我就是他們這資本主義牛仔雞的真正犧牲品。你們看我多瘦啊。”
“是啊，像隻柴禾雞⑤。”我說了句，逗得彼德也樂了。
“行了，您別在這兒詐唬了，”彼德說，“把您看病的病曆拿給我們看看。”
“病曆在醫院呢，怎麼會在我手裏？你們要是不賠償我的損失，我就天天來，什麼時候我拿到錢咱們才算完。”
我們聽了都氣得不行。費蘭指著他的鼻子說，“真不要臉，你還是不是中國人？”
白莎也說，“一萬塊錢買一隻蒼蠅，虧你想得出來。你的命都不值一萬塊錢。”
蘇珊娜的一個學生把這個人的要求翻譯給夏皮洛先生和蘇珊娜聽，我們的洋老板臉都嚇白了。他湊近了那家夥，臉上擠出微笑說，“先生，如果您有確實的證據，我們願意考慮您的要求。”
那個學生把這話翻譯過去，那人的臉上浮起一絲壞笑。我們對夏皮洛先生非常惱火，他又在這裏充當好心的菩薩。你如果遇到像這樣的惡人，根本就不能那麼客氣。我們洋老板這套虛偽隻能給這個混蛋長臉。
“來了，來了。”滿友端著一碗熱水走過來，把水放在櫃台上，對那個人說，“我要給你這隻蒼蠅洗個熱水澡，看看它是不是從我們店裏飛出去的。”他用筷子夾起蒼蠅丟到碗裏。我們都不知道他在搞什麼名堂。
幾秒鍾過後，滿友對大家說，“這隻蒼蠅不是炸雞裏的。你們看，水麵上根本沒有油。你們都知道我們賣的是炸雞。”
幾個圍觀的顧客開始哄笑起來，但是那家夥並不買賬。他把蒼蠅撈出來，又用紙團包好，說“我不跟你們廢話，咱們法院上見。你們不賠錢咱們沒完。”
京林幹笑了兩聲對他說，“大叔，咱們都是一家人，有話好好說嘛。走，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把這事兒嘮清楚，行不？咱們犯不著當著這麼多人談條件啊？”
那家夥愣住了，眨巴著圓眼睛。京林用粗壯的胳膊勾住了他的脖子，衝我眨眨眼。這個騙子幾乎是被京林拖了出去。
我跟著他們走出店門。外麵冷颼颼的，街上的自行車鈴聲、小販的吆喝、汽車的喇叭響成了一片。大街的北頭有幾隻霓虹燈在閃亮。我們挾著那人走了大約五十步遠，拐進了一條小胡同。我們停住腳，京林又幹笑起來，露出了一口爛牙齒。他掏出一把小刀和一張十塊錢的鈔票，在那人麵前晃了晃，說，“我現在賠償你的損失。你可以自己挑。”
“你拿我打哈哈是咋的，我要的是一萬塊!”
“那你就他媽的嚐嚐刀子吧。”
那人並沒有被一把水果刀嚇住。他咧開嘴笑笑說，“兄弟，你咋幫著美國鬼子呢？”
“牛仔炸雞店可是我們的飯碗，砸了它我們上哪兒吃飯去？”我回答。
京林說，“你是他媽的中國人的敗類!快點，是死是活由你挑。”
看那家夥還是不動彈，京林又說，“我知道你心裏打啥主意。你尋思著我用這麼小的玩意捅不了你，對吧？我告訴你——我知道你孫子在第二小學念書，我能找著他，用這把小刀挑了他的小雞巴兒。你們家可就絕戶了。老子說到做到，決不含糊。來吧，挑一樣。”
這個老騙子像被棒子打了一樣愣在那裏，看看我，又看看京林。京林的胖臉這時候繃得像塊石頭。老騙子手顫抖著，抓起了錢，嘟囔了一句“漢奸”，然後轉身快步走開，不一會兒就消失在路邊的人群裏。
我們倆一路笑著朝店裏走回去。馬路對麵，三個衣衫不整的俄羅斯乞丐在街邊演奏小提琴和班多拉琴。這些外國音樂家不像中國要飯的那樣裝出可憐相糾纏行人，而是不言不語地在地上放一個卷邊平頂的氈帽來收錢。看他們演奏的專注神情，好像並不在乎你給不給錢。
我們沒有向洋老板彙報剛才做了什麼，隻是說那家夥很滿意我們給了他十元錢，再也不會來了。蘇珊娜和她的學生們聽了鼓起掌來。彼德當場就拿出十元錢給了京林。夏皮洛先生仍然半信半疑，生怕那人再找回來。
“他不會再來找麻煩了。”彼德笑著說。
“你怎麼那麼肯定？”老板問。
“我有這個。”彼德從上衣口袋裏用手指夾出那個騙子的收據。
所有人都笑起來。實際上那人即使有收據也絕對不敢再來了。他並不是怕京林，而是怕他那四個兄弟。他們都是江邊碼頭上的裝卸工人，都是打架不要命，出手就是棒子、匕首和撬棍。所以京林才能輕易打發了那人，而不用像我們那樣擔心遭到報複。
後來我們跟彼德說了我們在小胡同裏那一幕。他微笑著說絕不會跟夏皮洛先生吐露一個字。
炸雞店的生意穩步增長，彼德在當地似乎也成了個有權勢的人物。這幾個月他一直忙著在鄉下給自己蓋房子。我們整不明白他為啥要把家安在離城裏有十幾裏地的郊外，他每天騎摩托車上下班一定很費油錢。我和白莎、費蘭、滿友、京林幾個人約好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去看彼德的新房子。我們哼著電影插曲，說著笑話，在鬆花江寬敞的大堤上並排騎著自行車。堤下的柳樹林裏，鳥兒嘰嘰喳喳地飛竄。遠處的碼頭上，一隊裝卸工人喊著號子，從一條駁船上卸木材。他們的聲音飄過來斷斷續續，震蕩著活力。已經幾個星期沒有下雨了，江心的河道變得狹窄，露出了白花花的河床。幾個釣魚的孩子躺在江邊的沙灘上，周圍埋插著一些短粗的竹竿，連著拋在江心的漁線。如果有魚咬鉤，竹竿頂上的小銅鈴鐺就會響起來。江對岸，四五個風車像扯滿了風的船帆在轉動。風帆上空，灰雲懶懶地浮動，像是一群蠢動的烏龜。
我們都知道彼德在銀行裏存著幾個美元，但是想不出來他到底有多少錢。等我們找到他那幢還沒完工的房子，都驚訝得大眼瞪小眼。這是一座三層的小樓，房後還有車庫。房子周圍的占地足有十多畝，正好位於一處臨河灣的淺坡上，居高遠望，河下的風景盡收眼底，可以看到鬆花江中的兩個小島和對岸遼闊的田野。
彼德不在那兒，有六七個工人在工地上忙活著，房子裏時時響起有節奏的敲打聲。我們問一個年歲大的、像個監工的人，這房子造價要多少。
“至少二十五萬吧。”他說。
“這麼貴？”滿友好像喘不過氣來。他那沒有睫毛的大眼睛直眨巴。
“說實話，我看還不止這個數呢。我蓋了一輩子房子，從來沒見過誰家這麼排場。”
“這房子是啥式樣的？”費蘭問。
“這叫維多利亞式。焦先生和他太太自己設計的圖樣。屋裏有兩個大理石的壁爐，都是從香港進口的。”
“媽的，他從哪兒弄這麼多錢？”白莎說著用白皮涼鞋的後跟把一個啤酒瓶子踢得遠遠的。
這正是我們大家都在想的問題。每個人的心裏都沉甸甸的。我們沒敢久待，生怕彼德回來撞見我們幾個人。回家的路上大家都沒有說話，腦子裏隻想著彼德的那棟大房子。他肯定掙得比我們多，要不哪兒蓋得起那座比市長家還要寬敞的大樓？去之前我們說好了要在一個啤酒館吃早飯，現在誰也沒這個胃口了，過了碼頭以後大家就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