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很久都不敢睡,張耳聽樓上的動靜,隨時準備衝上去當“滅火”隊員。還好,樓上靜悄悄一點動靜沒有,很可能兩個人都喝得多了,上床就爛醉如泥,想吵架也吵不起來。

隔天我起床之後,樓上依然安靜。探頭往窗外看看,傑克又在一身油汙擺弄他的破車了。我走到樓梯口,往樓上喊了幾聲餘愛華的名字,沒有人答應。不知道什麼時候她已經出了門。生氣歸生氣,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看起來兩者之間她分得一清二楚。

我決定進城,到餘愛華上班的地方看一看她。之前女兒曾經告訴我進城的詳細路線,我很想試試憑自己的幾句破英語能不能在墨爾本做成我想做的事情。我下樓找傑克,向他詢問餘愛華的詳細工作地點。比手劃腳糾纏了好一會兒之後,他終於明白了我的意圖。他很高興地搓著手,連聲說:“OK,OK。”他好像全然忘記了昨天所犯的過錯和餘愛華對他的憤怒,油汙的大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抓住我遞過去的本子和筆,以墨爾本的米黃色中央車站為基準,畫出了到達餘愛華工作地點的公交線路圖。他的手指粗而短,指甲縫和關節處嵌滿了黑色的油泥,小小的原珠筆捏在他手裏,就像捏著一根掏耳朵的小棍子,陌生,而且還不靈活,畫出來的線條也是歪歪扭扭哆哆嗦嗦,弄得他不斷搖頭,沮喪地笑,對自己非常無奈。他最後在我的本子上標了一個地名:維多利亞市場。他在這個地名上畫了一個粗粗的圈,表明這是餘愛華工作的地方,也是我的短途旅行目的地。

我沒有購買月票或者周票,口袋裏揣著現金上了路。在車站,我看見一個華人老太太站在一輛桔黃色公交車的車門口,用廣東話對司機表示她的憤怒。中年的司機探出半個身子,用英語激烈地回擊著。雙方的語言我都聽不懂,我估計他們之間也是不可能溝通的,可是他們照樣有著表達自己意見的熱情,雙方的指責你來我往,活像表演一出荒誕情景的戲劇,使我忍不住發笑。這時候,他們雙方在同時看見了我,馬上把語言的對象轉移到我的身上,廣東話和英語從兩邊對著我的腦袋傾盆而下,然後眼巴巴地盼著我來搭起他們之間的橋梁。我無能為力,隻好連連道歉,落荒而逃。

路上一切順利。所有公交車的站名、每班車到達和發車的時間、快車還是慢車,標得清清楚楚,司機也都是嚴格按照時間表來操作,基本上不會讓人無著無落地空等。比較起來,國內交通在時間的把握上完全就是信馬由韁了。

我想像中的維多利亞市場,是一個有著維多利亞時代建築風格的氣派非凡的商業場所,所以,當我實際上已經走了進去,穿行在那一排排塑料大棚式的簡易構架中時,我還在不斷向人詢問:“對不起,請問哪兒是維多利亞市場?”

我不知道國內的什麼地方可以與此相比。也許早先浙江義烏和福建石獅的小商品市場跟這裏有些相似。可是那兩處市場我都是久聞其名,而未曾身臨其境,還是無法確信是不是真的類同。總之我一走進這片一望無際的棚架式市場,就完全地迷失在商品海洋中,再也分不出東西南北,進路和出路。我糊裏糊塗沿著兩邊貨攤空出來的小路行走,耳朵裏聽著各種英語、廣東話、普通話、越南語、印巴語、阿拉伯語等等亂七八糟語言的吆喝,嗅著羊皮、羊毛編織品、廉價香水和香料、金屬及塑料的小玩意兒散發出來的混雜成一團的氣味,心裏湧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慌。我不是擔心搶劫、偷竊、行凶、非禮這樣一些實質性的傷害,我是無端地心跳,出汗,好像走進陌生夢境中又掙紮不出來的那樣一種焦慮。

萬萬沒有料到的是,我居然在成百上千的貨攤中很快發現了餘愛華。她那天穿著一件蔥綠色外衣,非常顯眼,在整體上灰禿禿的攤販們中間一下子就跳了出來,醒目地招搖著。我這才明白她為什麼總穿這些紅紅綠綠的衣服,她要在無邊的千篇一律的貨攤中突出自己,非如此不可。中國人還是比別人聰明。

我本來想馬上跑過去,站到她的攤檔前,給她一個驚喜的。後來我看見有一對六十多歲的中國老人從她攤前走過,被她招呼著停了腳,我就沒有再湊過去,隻是迂回著挪近了一些,看她怎麼做成這筆生意。

她首先拿出來的是一大盒澳大利亞特產品:綿羊奶護手霜。那一盒很沉,打開來看時,是三四一十二瓶,整整一打。

“買吧,從澳大利亞回國的人都帶這個,冬天搽手再好不過。搽臉也行。純綿羊奶製品,別處沒有。”她滿臉堆笑,一口氣地說下來,冰淇淋一樣滑溜。

“綿羊奶護手霜啊,國內也有的。”老太太拿起一瓶看了看。

“那都是假的,絕對沒有澳洲產品這麼純粹。”餘愛華斬釘截鐵。“想想看啊,澳洲是出綿羊的地方啊,全世界還有比澳大利亞更好的羊?當然也沒有比這更好的綿羊奶了。大姐你試試。”

那個被餘愛華稱為“大姐”的老太太,很被動地讓餘愛華捉住一隻手,手背上塗抹了少少的一點護手霜。老太太戴著蠶豆大小的翡翠戒指,乳綠色玉鐲,穿體麵雅致的滾邊唐裝,操著帶上海腔的普通話,一望而知是過來探親的有點閑錢的老人。

“怎麼樣啊?”戴金絲眼鏡的老頭兒湊過去看老太太的手背。

“好像……就這個樣吧?”老太太說不出個所以然。護手霜搽到手背上不可能有清涼油的瞬間反應。

“那就買幾瓶算了。”老頭兒似乎不忍辜負餘愛華的一片好心。

“多少錢一瓶?”老太太開始問價。

“給個整數,一百塊,這一大盒都歸你。”

老太太馬上脹紅了臉:“不可能的呀!你也要得太狠了呀!聽我女兒講,這東西最多賣三塊錢一瓶的呀。”

餘愛華一攏胳膊收回了她的貨品,好像生怕對方搶走了似的:“大姐呀,貨跟貨不能比的呀。你說的那是什麼牌子?我賣的又是什麼牌子?”她熟練地說了個英文單詞。“品牌貨哎,原產原裝,有質量保證書,產品說明書。都是中國人,我怎麼可能騙你?”她把兩大張印滿密密麻麻英文的粉紅色紙頭放在兩個老人麵前。

“總之是太貴了。至多這個價。”老太太伸出四根手指,玉手鐲在腕子上晃晃悠悠。

餘愛華臉憋得通紅,咬牙蹙眉跟自己的思想鬥爭了半天,無奈地一拍手:“算了,五十塊賣給你!你們是上海人,我是南京人,差不多也能算老鄉。我不賺你們一分錢,隻圖你們回上海幫著做個宣傳。”

“一整盒太多,我隻要四瓶。”老太太又縮回半隻腳去。

餘愛華驚叫:“四瓶怎麼夠?你們來一趟澳大利亞,回去要不要應酬?親戚啦,鄰居啦,小保姆啦,小孩的老師啦……喜歡這東西的人不要太多哦!一人送上一瓶,好看又實惠,花不了幾個錢,說起來還是外國貨,你們想想……”

老太太抱起那一大盒護手霜,掂了掂,大概還是覺得太沉,還在猶豫。

餘愛華忽然從旁邊的一大摞羊皮中抽出一張,啪地攤開在兩個老人麵前,手掌從皮麵上柔滑地撫過去:“要不這樣,這是我攤子上最好的一張羊皮,我便宜點搭給你們,怎麼樣?”

那的確是一張不錯的羊皮,潔白,柔軟,毛絨很長,冬天鋪在沙發上坐,取暖設備都用不著開。

老太太手摸著羊皮,臉上是真心的喜歡。結果她們以八十元的價錢談定下來。老頭兒掏出皮夾子付錢的時候,餘愛華順便又介紹了一種軟羊皮做的鞋,看上去笨頭笨腦,穿起來舒服得嚇人,特別是冬天晚上坐著看電視,一雙鞋抵一條毛線褲。她賣給老太太隻算一半的價,十塊錢一雙。

就這樣,本來是隨便逛逛的老頭老太,離開餘愛華的攤位時,手裏抱了一盒十二瓶護手霜,一大張厚羊皮,兩雙羊毛鞋。口袋裏卻少掉了一百五十塊澳大利亞元。

老人走遠了之後,我笑著站到她麵前,真心真意地說:“恭喜你呀,又發一筆財。”

她又驚又喜地責怪我:“怎麼一個人摸過來了?真敢啊!你該讓傑克開車送送你。”

我說:“免了。他那車子要是半路上一拋錨,我起碼半天時間要丟掉。”

她問我:“想買東西嗎?”

我說我也來幾瓶綿羊奶護手霜吧。剛才聽她說得那麼好,不買真有點對不起澳大利亞。我說著要掏錢,她麵紅耳赤地把我攔住:“你幹什麼你?瞧不起人還是怎麼的?送你的那一份,我昨天就帶回家去了。”

我說:“你做生意不容易,我不能白要你的東西。”

她瞪著眼睛看了我半天,聲音忽然變得憂傷起來:“我們之間是什麼關係啊?從前在機關食堂吃一鍋菜的日子,你以為我都忘記了嗎?”

我看見她眼圈都要發紅的樣子,隻好答應下來。我說我請她吃午飯,就在這附近找個餐館。她先是高高興興準備收攤,收到一半又住了手,說:“不行,出去這半天會耽誤生意。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我右邊眼皮直跳,左跳禍,右跳福,我福氣來了,今天還應該有一單大生意。我不能走開。”

我心裏直好笑,她所謂的“一單大生意”,撐死了也就是賣個兩三百塊錢的羊皮和護手霜,扣除成本,能不能賺到幾十塊錢都難說,她竟然就分分毫毫都舍不下。沒辦法,我隻好跑出老遠的路買來兩分中式快餐。拎著飯盒和飲料回頭時,要不是餘愛華那一身招搖的蔥綠衣服,我肯定要在這片攤販的森林裏轉來轉去找不著北。

我本來要等她下午收攤一塊兒回家,結果她不行,她一共打著兩份工:維多利亞市場關門之後,正趕上唐人街的中餐館下午開門,她要去中餐館做洗碗工,晚九點之後才能歇下來。那時候往郊區的班車已經少而又少,個把小時才能等到一班,所以天天回到家裏都是深更半夜。

“餘愛華,你房子都買了,何必這麼辛苦!”我溫和地責備她。

她嘴巴裏含著一口飯,不無哀怨地笑了笑:“不辛苦,我坐在家裏幹什麼?等死?”

我後來細想想,覺得她句話的份量很重。簡單的幾個字中,包含了對她目前生活的不滿,以及對過去一切的留戀。我忽然想到了她曬在陽台上的枕頭,枕套上因為陳舊而變得幽暗迷朦的花朵。在她每天每天守著這一堆羊皮和護手霜數錢的時候,她偶爾也會想起並蒂蓮是如何一針一線繡上枕頭的嗎?

一星期之後,我離開墨爾本回國。行李箱裏一塊極好的羊皮,是女兒特地買來送給我的。雖說她的錢也就是我的錢,但是由她花出去再送給我,感覺就不一樣。餘愛華送我的果然是一大盒十二瓶護手霜,沉甸甸墜手,為了不讓行李超重,我隻能拎在手中。她要讓傑克開車送我。傑克笑眯眯地說:“親愛的,那你要去餐館請假,坐在車上幫我看地圖。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去過機場。我連墨爾本都沒有離開過。”我連忙婉言辭謝:“算了算了,我還是叫輛出租,大家的時間都不會耽誤。”然後我就和這樓裏所有的人在門口擁抱,告別。

說起來也是巧,我回國以後在南京的晚報上發表了一組澳大利亞遊記,裏麵提到了餘愛華的名字。我舊日機關的一個同事看見了,打電話到報社去,然後輾轉找到了我。我們之間也是近二十年不見,彼此都搬過幾次家,同事又已經退了休,如果不是由報社做中轉,茫茫人海中要找到對方還真是困難。

同事走進碧螺茶館的那一刻,我的心裏有一種微微的震驚。我記得從前的她是一個四十多歲看上去蒼老憔悴的女人,丈夫去世很早,兩個兒子都上中學,成績不好,調皮搗蛋,學校三天兩頭要把她拎過去訓話。她在辦公室裏說起兒子就唉聲歎氣,有一次甚至還拿了刀,在兒子麵前威脅要自殺。她最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養兒子幹什麼?兒子是孽債,一輩子都還不清。”看到別的同事不斷張羅為我介紹男朋友,她還告誡我:“結婚可以,生孩子要慎重,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寧可不要。”

然而我現在看到的她,中等個頭,微微地有一點發福,皮膚紅嫩細膩,近看才能發現那些淺淺的皺紋,不用說就能知道,是經常光顧美容店的結果。頭發也是認真打理過的,染的是深棕色彩油,不像很多染廉價黑油的老太太,因為顏色過濃過深,烏烏的一團,真頭發看起來也顯著假。她甚至披著一件高檔的羊絨披肩,駝色,有長長的流蘇垂下來,襯得整個人相當的富貴和嫻雅。

她坐下來之後告訴我,是小兒子開車送她過來的,她住得有點遠,在百家湖。我聽了更加吃驚,百家湖幾乎是我們這個城市裏最高檔的別墅區了,在那裏買一套房子,百萬以下的價錢免談。她微笑著說,以她的退休工資,當然住不起別墅,房子是大兒子買的,大兒子在深圳開公司,有錢。小兒子留在身邊,做點小生意,錢不多,時間多,能夠隨時照顧到她。她年紀大了,身體不太好,隔三差五要往醫院跑一趟,每次都是小兒子攙扶著她,忙前忙後,掛號取藥的,醫生護士看著都羨慕。她幸福地歎著氣,責備我:“你說你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幹什麼?好兒女是替國家社會養的,平平庸庸的兒女才是自己的。”

這是一個人生命沉澱之後的切身體會,地地道道的經驗之談。多少人焦慮操心了半輩子之後,才會豁然醒悟:事情的最終結局並非自己當初的一廂情願。可是我,我的半輩子還沒有過完,所以我還在做著盼女成才的夢,一時半會兒不會夢醒。

我們喝著雨花茶,很快聊到了餘愛華。同事今天本來就是為她而來的。退了休的人,生活優裕,閑得無聊,喜歡回憶從前的往事。我大致說了說餘愛華的現狀,但是沒說傑克是酒鬼,更沒提到深更半夜樓上的瘋狂作愛。

同事問我:“你知道餘愛華那年為什麼退黨出國嗎?”

我搖頭。餘愛華出國的時候,我已經調出了機關,這回在墨爾本又沒有機會詢問這些。我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說的,它就像長在臉上的一顆痤瘡,要挑開它,擠出刺頭,必須蘊釀到相當合適的時候。

同事告訴我,餘愛華其實是為了王強。王強出事後被拘留的一段日子,餘愛華為他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她以為王強跟妻子離婚之後,就肯定是她的了,她不嫌棄這個嫖娼的男人,男人肯定是對她感激涕零的。男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可能不接受女人的主動示愛。可是實際上王強就是沒有接受。他又去了一趟深圳,要把那個大齡的妓女娶回南京。更加離奇的是,那個女人一口拒絕了王強,理由是賺錢還沒有賺夠。那女人給王強介紹了另外一個願意跟他走的女人,王強竟然就帶著這個女人回來,登記結了婚。

我目瞪口呆:“還有這樣的事?”

同事感慨:“你想像不到機關裏的人有多麼吃驚。王強為一個妓女把自己徹底地打進了地獄。你說王強他圖什麼呢?財?貌?權勢?一門都不門啊!他是自甘墮落啊。可惜了他這個青年才俊。”

作為旁觀者的同事們都如此想不通,身陷其中的餘愛華肯定是更加不通的。餘愛華這個人,本來就自卑,保守,偏執,對自己苛刻到嚴厲,當王強的這些古怪舉動如晴天霹靂一樣朝她打過來時,她的世界肯定在短時間內基本崩潰。她後來的退黨,辭職,出國,是對世事的徹底絕望,還是對王強這個舊日處長的一種信念上的報複呢?

同事最後告訴我:“王強還在南京。”

我心裏忽然一跳:“真的?”

她點點頭:“在城南夫子廟,開了一家茶館。去年我帶孫子到夫子廟看燈會,看見過他。不過他沒有認出我。大概是我老得太多了吧。”

她言不由衷地笑了笑,把肩上的披巾裹一裹緊,抬手抿了抿頭發。看得出來,她實際上對自己相當的滿意。

從那天談話之後,我發現我開始心不在焉,做什麼事情都不能集中注意力,心思老往夫子廟那邊滑。我打開電腦的時候,屏幕上隱隱約約跳出夫子廟白牆青瓦的仿明清建築。站在陽台上的時候,身體飄飄忽忽地越過小區綠化帶,忽然間成了夫子廟熱鬧街市上的快樂一員。就連我燒開水泡茶,茶杯中嫋嫋升起的水霧也幻化出來一個又一個夫子廟的元宵花燈。我知道我已經走火入魔了。我這個人,遇事太容易投入,三分理智七分情緒,生命常常就消耗在這些莫名其妙的激動之中。

我決定去夫子廟一趟,尋找王強。

嚴格地說,我對夫子廟的熟悉程度遠遠不如新街口或者山西路。夫子廟太亂太嘈雜,人流量大得像是天天趕廟會,搭眼看過去全都是穿輕便裝運動鞋的外地旅遊者。從我的女兒長到半大不大,對元宵花燈再不屑一顧之後,我幾乎就很少涉足這一帶地區。而且,我的同事隻說王強在夫子廟開了茶館,並沒有具體告訴我茶館的方位:秦淮河南還是河北,文德橋還是烏衣巷,貢院大街上還是王謝故居旁……夫子廟這地方,豆腐都能賣出肉的價錢,王強無論在哪個角落裏開茶館,相信生意都不會做得差。

我特意換上一雙運動鞋,打車到了夫子廟,開始一場漫無目標的尋找。我是在狀元樓賓館前麵不遠處下車的,然後我沒有沿大街走,而是插入一條兩邊掛滿絲綢圍巾和手繪扇麵的小巷。不知道為什麼,我認為王強不會把他的茶館開在人多熱鬧處,他做事情從來就不按常理出牌,所以他的茶館也不會旗幟高揚醒目得像超市。我走過了一些賣金箔畫的店,賣紫砂茶壺的店,賣雨花石和文房四寶的店。我在每一家賣特色小吃的飲食店和小巧雅致的茶館門外駐足停留,觀察和感覺店堂裏那些坐著的和走動著的人,看他們的著裝和姿態,希望能夠憑我的鼻子嗅出一種不同尋常的氣味。我的耳朵裏灌滿了青春歌星林依輪和鄭秀文的別別扭扭的唱詞。也許不是他們二位,而是另外的兩個偶像派人物。我鬧不太清。從前我跟餘愛華王強同在機關的時候,歌星隻有一個鄧麗君,那聲音一聽就熟,崇拜和迷戀都是簡單的事。不像現在的時代,會唱的人太多,魚龍混雜,你永遠不知道誰才是最好的。我從幾個炸臭幹炸鵪鶉的攤檔邊走過去時,頭發、皮膚和毛衣上沾了濃濃的油煙,膩歪歪十分難受。其實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盡量從那些炸鍋的上風處繞著走過,可是油煙的分子非常頑固,無孔不入,絲毫也不給行人逃遁的餘地。

最後,我帶著頭發和衣服上的油煙味站到了王強的茶館前。我是隔著一扇玻璃門看見他的。歲月如梭,光陰荏苒,我卻能夠隔著玻璃一眼就認出他來,而且有一種被電流擊打之後的微微的震顫,隻能說明王強當年給我的印象太深,或者說這麼多年他沒有太多的變化。茶館正在營業時間,他沒有站在櫃台裏麵忙忙碌碌,也沒有帶著滿臉的職業微笑在客人中間來來回回穿梭問詢,卻氣閑神定地安坐店堂一角,跟一位銀發老者下棋,黑白兩色的圍棋。他穿著一件跟茶館配襯的唐裝,不是時下流行的花團錦簇的那種,是普通布料的,黑色,立領盤扣,沒有絲毫裝飾,簡單隨意中透著一股卓爾不群的傲氣。我計算他的年紀應該是五十出頭,鬢邊的絲絲白發明白無誤地標識著他的年華老去,可是他的麵容卻比從前更顯清臒,舉手投足從容不迫,少了那種陽光般的明朗,多了世事滄桑之後的低調和沉鬱。

我在茶館前麵的書報亭裏站了很久,裝作翻閱幾本時裝雜誌,實際上眼睛裏看的都是王強。我借助報亭裏懸掛的花花綠綠的廣告,把自己隱藏得很好。我不願意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和他相認,那會使彼此都覺得尷尬,何況我一身都是炸臭幹的油煙味,感覺上再糟糕不過。

回家之後我給餘愛華打了個電話,告訴她關於王強的見聞。我的電話是打到她上班的餐館裏的,因此她那邊的背景中是廚房間嗤啦啦的爆鍋聲和抽煙機的轟鳴聲。我大聲地呼喚她:“喂?喂?”她也大聲回答我:“聽到了!”她一字一句說:“我現在不能跟你多說話,老板會不高興。我掛啦!”她啪地掛上了電話。

過了一星期,她把電話打過來,內容非常簡單,幾乎是例行公文一樣,告訴我她要回國一趟,她的到達日期和航班號。她要求我去機場接機。“你一定要來接我。”她強調說,“一定一定,否則你就害慘了我。以後我再告訴你原因。”

她搭乘了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機,從墨爾本飛廣州,廣州再轉飛南京。飛機誤了點,我在機場海關出口處整整站了兩個小時,腰酸背痛。她推著行李車出來之後,沒有半句安慰我的話,著火一樣地把行李車塞到我手中,又把肩上掛著的比巴掌略大的小皮包取下來,掛到我肩上,解釋說:“我不能負重。”我被她弄得莫名其妙:“什麼意思啊?”她吭吭哧哧:“嗨,我不能對你多說,反正是一個算命先生警告過我,最近一段時間我要避免負重。”

原來她要求我接機的原因是這個!我簡直哭笑不得。

她空著兩隻手,心安理得地跟在我身後,一邊走一邊四處張望,對新機場裏的一切都讚不絕口。她上一次回國的時候,從上海虹橋機場入關,然後直接搭車去了浙江的老家,根本不知道南京有這麼大的變化。

我幫她訂了一間賓館客房,同時也在家裏她收拾出一個房間,聽她挑選。她猶豫了一會兒之後,還是決定住賓館。她說,在國外呆得久了,習慣了不打擾別人的私人生活。可是一路上她反反複複向我提及王強的名字之後,我才恍然明白,她不住我家的原因,是為了預留出她和王強兩個人單獨見麵的空間。

既然她回國的目的是見王強,我的任務也就空前簡單:直截了當帶她去王強的茶館,讓他們接上頭完事。她是上午十一點左右到南京的,從澳大利亞過來幾乎沒有時差,因此,打車到賓館住下之後,吃了午飯,稍事休息,她迫不及待就要出發。她換了一身自以為漂亮的服裝:黑色齊膝裙和格呢帶毛領的寬鬆式上衣。她對著房間裏的鏡子照來照去,緊張兮兮地問我:“怎麼樣?還可以嗎?你覺得這身衣服能打多少分?”我支吾著說,可以吧。其實我覺得她還不如穿那身桃紅色長毛衣和大花緊身褲,反有一股不管不顧的勁兒,讓別人印象深刻。

我第二次去夫子廟,就比較地熟門熟路了。我不必穿過那些擁擠的店鋪和炸臭幹炸鵪鶉的攤檔,直接從僻靜的居民區插到了王強的茶館。餘愛華依舊是空著兩手隨我而行,小肩包交給我背著,帶給王強的一張袋鼠皮的椅墊也是我拎在手中。我左肩背著自己的包包,右肩背著餘愛華的包包,走起路來兩邊的皮包都往胯部拍打磕碰,別別扭扭,路人看著肯定覺得滑稽。餘愛華不管,她走在我旁邊悠哉遊哉,一點兒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在我接到餘愛華要回國的電話之後,我曾經設想了很多種她和王強見麵的情景:驚喜,驚詫,驚愕,百感交集,涕淚交加,結結巴巴語無倫次,擁抱甚至擁吻……等等等等。總之是戲劇性的,充滿了感慨、眼淚和震撼的。可是,當我們像兩個不期而至的普通茶客一樣推開玻璃門,無比激動地站在王強麵前時,他僅僅是張了張嘴,眼睛裏掠過一瞬間的愕然,就站起身,平平淡淡地說了一句:“來了?”

那時候我心裏的第一個想法:王強或許不知道餘愛華去了澳大利亞,他以為她一直在南京生活,今天是偶然路過此地,想起來看一看他。

王強接下來的第二句話,卻說明他是知道她的一切的。王強說:“澳洲怎麼樣?氣候比南京好一些嗎?”

餘愛華沒有回答。她知道這樣的問話根本用不著回答。她輕輕地吐出一口氣,如釋重負的那種樣子,好像為順利度過了見麵的初期而慶幸。

我忽然覺得我活了四十多歲,看似通達,其實幼稚。我先前的那些設想統統都是文學,真正的重逢就應該是這樣不溫不火,不卑不亢,不驚不乍。

趁王強親自到櫃台後麵張羅茶水的時候,我朝餘愛華丟一個眼色,悄悄轉身出門。餘愛華回來一趟很不容易,我不能插在當中白耗她的時間。

為了消磨這一段漫長的等候,我在茶館附近的街道上來回徜徉,把形形色色的旅遊商品一件一件看了個仔細。我發現了很多價廉物美的東西,如果把它們放到裝修豪華的大商場出售,價格肯定要高出幾倍。我還搜索到一些平常難得一見的民間工藝品,比如虎頭鞋,比如從前我們戴在脖子上的銀項圈,戴在手腕上的銅鈴鐺。我最後停留在一家繡品鋪前,驚喜地見到了二十年前我買過的那種繡花繃架。店主人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她熱情介紹繡花架的用法:“阿姨你可以用它做十字繡,好學得很,像你這樣聰明的人,一看就能會。”

我忍住笑,要求她試給我看看。她手腳麻利地把一塊白棉府綢繃到了架子上,而後飛快地穿針引線,在棉布上繡了起來。棉布上事先已經描妥了花樣,是一朵盛開的金黃色向日葵。小姑娘皮膚粉白,十指尖尖,拈針的姿勢輕盈秀美,說不出來的好看。眨眼功夫她繡出一小片向日葵的豐滿花盤,針腳疏密有致,均勻妥貼。她說:“阿姨你看到了嗎?好學吧?要是你下崗在家,學會它可以打發時間,還可以繡點枕套什麼的賣錢。”

這時候餘愛華走了過來。她臉上紅撲撲的,眼睛裏有一些羞澀,有一些迷失,還有一些從心裏湧泉一樣冒出來的喜悅。我剛要開口問她的情況,她忽然看見了小姑娘手中的繡具繡品,“啊”地一聲驚呼,說:“還有這個東西賣呀!”她問了價錢,毫不猶豫地買下了一套,包括繃架,純白棉布,針,絲線,還有一迭紙樣。她說:“我那對枕套太舊了,我得重繡一對新的。”她還問小姑娘:“怎麼沒有並蒂蓮的花樣了呢?現在不時興繡那個了嗎?”

我問她:“看起來談得不錯?”

她抿嘴笑笑:“多少年沒見了呀!”又說:“還不是那些話,你都猜得到的。”她扯過我肩上的小包,彈開包口,從裏麵拿錢,付給開繡品店的小姑娘,一邊問我:“有沒有看見店堂裏泡台灣功夫茶的那個女孩?十六七歲,瓜子臉,長頭發,挺秀氣挺安靜的?”

我想了想,搖頭。我進門隻有很短的幾分鍾時間,光緊張餘愛華和王強見麵會出什麼事,沒顧得上在意別人。

“是王強的女兒。”

我有點懊惱,剛才怎麼就那麼沉不住氣,沒看清什麼就慌慌張張地走。現在肯定是不可以返回去了。

“他的那一位呢?”我問。

“誰?”餘愛華抬了臉。跟眼前粉嫩的小姑娘相比,她臉上的皺紋明顯深刻。

我說:“從深圳帶回來的,跟他結了婚的那個。”

餘愛華舔了舔幹裂開來的嘴唇,牛頭不對馬嘴地說了一句:“南京的氣候太幹燥,我不習慣了。”然後她才回答了我的問題:“不知道。我沒問,他也沒說。”

既如此,我也就不必再問了。

我把餘愛華送回賓館,告辭回家。我感覺她不太願意我總是陪在旁邊。畢竟她對南京不是十分陌生,從前的同學、朋友、同事不隻剩我一個人。我說:“不陪你不是不幫你,隻要有需要,隨時給我打電話。”

沒料到她第二天下午就把電話打到我家裏來了。她用的大概是公用電話,背景裏一片喧鬧的市聲。她大喘粗氣,懇求我:“你快來看看,立刻就來!”

我問她在哪兒?她說在夫子廟,王強的茶館前麵。她聲音哆嗦得像是要哭。我心裏咯噔一跳,放了電話,忙不迭地收拾出門。

我趕到夫子廟的時候,看見她孤另另地站在茶館門前的秋日陽光下,雙手抱肩,眼神發呆,身子微微地有一點搖晃。我再往她的身後看去,才發現茶館已經關門歇業,門上是鐵將軍把門,把手上還掛了一個白色紙牌,上麵是兩個大字:招租。趴著玻璃門往裏看,店堂裏空無一人,地麵幹幹淨淨,遺下的桌椅板凳擺得整整齊齊。

我驚訝地問她:“怎麼回事?”

她神經質地搖頭:“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們還在一起,是他請我吃的晚飯。”

“你們說什麼了嗎?”

“我們說什麼了?”她臉上的表情顯出遲鈍。“他說,從前我是個好姑娘。還說,如果我現在不幸福,一切都是他的錯。”

“可是他現在卻要躲避你!他害怕被你追著,連他的茶館都不要了!”我憤怒,同時也覺得不可思議。

“他是躲我嗎?”餘愛華目光空洞地喃喃自語,“他隻是要躲開我?”

我心裏說,也許還有他自己。其實王強最想躲的是他自己。

就這樣,餘愛華中止了她的南京之行,心情灰暗地返回澳大利亞。我答應她,如果我再次發現王強的下落,一定及時打電話通知她。

不久之後的一天深夜,女兒忽然打電話給我,驚恐萬狀地報告說,傑克出車禍死了,餘愛華被澳洲警察抓起來了。女兒在電話裏的聲音都變了調,肯定是嚇得不輕。我心裏怦怦直跳,追問她為什麼?傑克出車禍,為什麼要抓餘愛華?女兒說,她也鬧不太清,好像是警方懷疑餘愛華在刹車上做了手腳,有謀殺嫌疑。

“天哪,傑克那輛車本來就破爛不堪,一修再修的呀!”我在電話這邊著急。

女兒回答:“可是,傑克跟他太太的確經常吵架,鄰居都知道的。”

我不懂澳洲法律,不知道這樣的事情會如何處理。我囑咐女兒隨時打聽消息,把情況告訴我。

又過了兩天,女兒打電話來,說的卻是她們搬家了,餘愛華的事情一時不能了結,警方臨時封閉了那幢小樓。

女兒她們搬到了墨爾本的市區,雖然房租貴一些,學校卻近,省了昂貴的交通費。女兒還小,隻是個中學生,我當然不能要求她繼續關心餘愛華的結局。我後來往那幢小樓裏打過兩次電話,線路那頭都是一個柔美的女聲,說的是標準英語,大概意思就是我撥的號碼是空號。

餘愛華又一次從我的生活中突然消失。

又過了半年,我陪同幾個外地客人到夫子廟遊玩。王強的茶館改成一個快餐店,莫名其妙地經營傣家風味食品。附近的繡品店還在,那個小姑娘甚至還認出了我,她問我:“還有一個阿姨呢?買繡花繃子的那個阿姨?”我說:“她恐怕不能再買你的東西了。”小姑娘笑起來:“她上次問我有沒有並蒂蓮的花樣,我找到了。”

她拿出一本雜誌,攤開,露出夾在書頁裏的紙樣。兩朵並蒂蓮,一朵大些,蛋青色的花瓣誇張地怒放,中間隱約露出一點嫩黃色花芯;另外的一朵顯出嬌弱和羞怯,嫩黃花瓣,蛋青花芯,新娘似地倚在蛋青蓮花的枝下,欲開不開的,半遮半掩的,幸福絕頂的模樣。

我輕輕拈起紙樣,舉起來,放在陽光下照了照。花朵於是就在我的手上開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