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天青繼續道：“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報出你的手機號碼。”當號碼報出來後，於天青道：“你以為你買了張金卡神州行的號碼打電話，我們就不知道啦？告訴你，你每次打電話的內容，我們都清清楚楚！”
說完，於天青也不等他答話，站起身來就走。
於天青交待另一位辦案人員道：“在我走了之後，你主要說軟話，勸勸他。既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又像是什麼都知道似地。讓他覺得你是在幫助他。”
房間裏的溫正顯一會兒癡癡地坐著，一會兒焦慮不安地走來走去。
加上房間裏看護人員的勸慰，把他的腦神經搞得緊張得要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在此基礎上，於天青每天進來坐一會兒，說幾句模棱兩可的話，比如：“有些方麵的證據，可是非常重要的喲？法院是根據這些認定的喲？”然後，又拍拍屁股走了。
再比如，說：“溫正顯，主動交待也是有個期限的，再這樣拖下去，我們就不能建議法院按照投案自首來處理了。南州的張老五為什麼吃了子彈？因為他的嘴硬得很，牛得很，本來也隻不過坐幾年牢而已喲？”
三天後，溫正顯忍不住了，他對於天青道：“你別老這樣一句句地刺我了。反正你們都知道了，我買什麼股票，打什麼電話，你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溫正顯願意交待了。但在交待的具體內容上，他還是有些避重就輕。他知道，本地的企業老板送給他的錢，取證比較容易，而境外企業的老板，即便自己說了，到時候也會因為無法取證而難以定他的罪。於是，他便首先交待了他和外商之間的事。
溫正顯道：“我在經濟上的確是犯了嚴重的錯誤，比如旅法僑商羊福蓮女士，他先後就送給了我28萬元人民幣。”他說：“羊福蓮是南州籍的旅法華僑，那年我到法國訪問期間，在一個同鄉會上認識了羊女士。以後南州市每年舉行三胞聯誼會，都要邀請羊女士參加。特別是羊女士參與南州大橋建設，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
於天青道：“你具體說說看，她都是怎麼把錢送給你的。”
溫正顯道：“五年前的七月份，我當時在省委黨校學習，羊女士剛好準備返回巴黎，住在華僑飯店。有一天周末她打電話約我到她住的飯店吃飯。飯後我去了她的房間，她對我說：南州大橋已經峻工通車了，完成了我的心願。在這期間你多次出麵幫我協調解決建設中的一些困難，對此我也非常感激。這次你在黨校讀書要辦的事情很多，你自己的事情要多去有關部門跑跑。”
於天青插話道：“她說的你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事情？”
溫正顯道：“當然是指職務上的事。那段時間大家都在傳我將調出南州，有的說要升了，有的說要群眾基礎不好，升不了，說不定要被安排到某個部門去。說實在，那個時候我的心情不太好。當時接替閔大春任南州市委書記的黃泊行可以說是小人得誌，當年還是中層幹部時，對我巴結得很，當了市委副書記後態度也可以。但是，一旦爬上了市委書記的位置，就以為高人一等，把我也小看了。簡直是想爬到我頭上拉屎拉尿的感覺。更要命的是，他還老是向上麵打小報告，說我的壞話。於是，我就被組織上安排到省委黨校去學習了。那個時候，我就已經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幹南州市的市長了，至於組織上將把我調到哪裏去，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把這個意思和來訪的羊女士說了，羊女士便叫我多跑跑，到省裏活動活動，爭取有所進步。”
於天青道：“她是指讓你爭取副省長的位置？”
溫正顯道：“是啊，我在南州幹了幾年，雖然有些關係沒有處理好，但我自己認為工作做得是大量的，成績也是顯著的。所以我覺得不能就這樣被黃泊行搞下去，應該多到上麵跑跑，爭取再上個台階。所以，那天羊女士就對我說：我這次帶來了十幾萬塊錢給你去活動。反正這些錢我帶出去也不方便，你拿去用好了。我說用不了這麼多的，她說那就拿八萬塊錢去好了，不夠再拿。於是就拿出八萬塊錢用報紙包好給我，我就把錢帶回了黨校的房間裏。”
溫正顯繼續道：“一個月以後，我因病住在南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當時省委已經找我談話過了，決定免去我的市長職務，新的職務又沒有定下來。那時我也是很傷心，加上沒有休息好，就生病住院了。有天下午，羊女士來醫院看我，她問了我的病情，同時對我被免去市長表示安慰，要我以身體為重，想開些。不管到哪裏看病，費用全部由她來支付。她說這次也帶了些錢來，叫我拿去用。我把她用紙包包著的錢交給了家屬，家屬拿回去點了以後，說有十萬元人民幣。另外，前年上半年，羊女士還專程到南州來，住在望江賓館。有個周末打電話給我，請我去吃中飯。吃飯時她談到她在南州大橋的股份政府準備收購，如果這樣的話，那她就沒有錢掙了，希望我幫她出點好主意。飯後我隨她到她房間，她對我說：你女兒結婚我因各種原因而沒有來參加，但賀禮是一定要送的。於是就送給我十萬元人民幣的禮卡。”